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命运哲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理论文,传记论文,司马迁论文,命运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记》作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不仅在艺术上有卓越的创造，而且几乎在每一篇人物传记中都富有深厚的哲理意蕴，耐人寻味。其中对人物命运的哲理思考，更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文与史之有益于世，不外一为可观，二则可思。史实（成败兴亡），此可观可鉴者也，然而这终究主要还是为有天下者所用，与万民关系尚隔。而命运则是一切愿有为者皆不敢轻视的，最切于身者莫过于命运。而命运的实质，不外天人之际：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动而有效？（多大程度上过此妄动无效？）其间有可把握者，有个人无法事先把握者。而对数千年社会全景式的各色真实历史人物命运全过程进行观照审视的书，至少在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此只此一部！《史记》是最可深思之书，亦即最富有生命力的伟作。本文试图探索司马迁传记文学中蕴含的命运哲理，他如何看待命运？又如何写人的命运？
一
《史记》人物传记中蕴含命运哲理，与司马迁的著述目的有关。司马迁《报任安书》表述其作《史记》之目的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亦指出司马迁的著书目的说：“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子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之耳。”（《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史记》与先秦诸子著作性质相同，只是著述形式不同而已。先秦诸子是以直接探讨社会、人生问题为主的哲理散文，《史记》则是借史的形式来发表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看法。梁启超指出，《史记》“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史记》全书由本纪、世家、列传、表和书五种体例组成，共130篇，而前三种基本上都属人物传记，占112篇。可见，司马迁的“一家之言”主要通过人物传记的形式发表出来。
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研究内容，包括了人生哲学和历史哲学。而“究天人之际”的落足点是在人，研究天命、天道，目的是为了人事、人道。“通古今之变”，是为了弄通古今历史变化的规律，而历史是由人的活动造成和积累起来的，则最终亦离不开人。故《史记》以人物为本位，不仅体现在著述形式上以人物传记为主，在内容上亦以探讨历史人物的人生哲学为主，而集中表现为探讨人物的命运。
天命、命运是什么？古代把天当作神，称天神的意旨为天命。这是殷、周以来人们的观念。如《诗·大雅·大明》说：“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笃生武王，保右（佑）命尔，燮（协和）伐大商。”说周国的文、武二王受上天之命，灭掉殷国。周代殷，是天命决定。而所谓命运，古人指人的生死、贫富、寿夭等是生来就已决定的，人是无可奈何的。因天命、命运都可指支配人的生死、祸福的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所以两者有一致性。只是天命偏重指天的意志，命运则主要指影响人的前途、结局的一种盲目必然性。
司马迁怎样看待天命和命运对历史人物的影响呢？《史记》的人物传记中有一部分作品直接提出人物的“命（命运）”或“天命”，而更多的作品中没有明白点出“命”或“天命”，但实际仍写了他们的命运。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命运的态度，总的倾向是怀疑天善论，不取无为，讥刺妄为。人物的命运大致与人物所处的三种关系分不开：即人与天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下面分别加以讨论：
第一，人与天的关系。这就是司马迁首先要研究的“天人之际”问题。也就是说，天意或天道或天命是否决定人的一生前途、人的结局？
首先，司马迁对天道表示怀疑，甚至倾向于否定。《伯夷列传》集中表现了他的这种认识。他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挈行如此而饿死！……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老子》第79章提出的，认为天无所偏袒，但常和善人交好。天是善的，这是一种天善论。司马迁眼见的残酷现实与天善论发生了矛盾，因此怀疑天善论，实即对社会不合理现象表示了怀疑与不满。对孔子学生子夏听人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史记》的部分人物传记中也是否定的。《陈涉世家》写陈涉、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起义，对抗不合理的秦朝统治，改变了“法皆斩”的命运，否定了“死生有命”的说法。陈胜在动员徒属起义时鼓动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的话也否定了“富贵在天”的说法。起义后，陈胜自立为王，他以自己的行动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王侯将相没有种，富贵不是天决定的。再如《货殖列传》写了一系列以商致富的富人，他们的富贵也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各人自己努力经营的结果。死生不在天，富贵不在命，这种哲理意蕴在《史记》其他人物传记中也存在。《高祖本纪》写刘邦能用张良、萧何、韩信三位“人杰”，而项羽只有一范增且不能用，以此证明他取胜是人事上的原因，与天与命无关。他在病重时拒绝医生为他治病，说：“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这次刘邦又把自己取天下归为天命，把自己的生命也归之于天。前后两次讲话似乎是矛盾的。但在刘邦看来是统一的，他以为用人得先由人，自己可以主动；而生死寿夭由命，自己不必主动，天人各有其能，无为妄为俱谬。
司马迁对一些自认为获罪于天而死的人物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如众所周知的在《项羽本纪赞》中批评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在《蒙恬列传赞》中批评蒙恬“阿意兴功，此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这些传记均可说明司马迁否定天命的倾向。
但司马迁在另一些人物传记中又承认了天和命运。显著的例子，如《外戚世家序》中说：“人能弘道，无如命何？……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焉能识乎性命哉？”又如《留侯世家赞》说：“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这说明司马迁对于天和命运的认识抱老实的态度，遇到对一些无法解释的人事现象仍归之于天和命。所以《史记》人物传记中，司马迁既有否定天命、又有承认天命或命运两种矛盾的观点。
第二，人与社会的关系，这里指人与社会际遇、时势的关系。际遇、时势，不是天命或命运，它们只是一种个人不易认识与改易的外力，一种外在的历史条件。它们对人物命运有制约作用。
“时”，就是时机，是人物活动的时间背景。《李将军列传》写汉文帝评李广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这种时机的不同，不是没有了立功封侯的机会。李广的不遇时，实与封建帝王对功臣的不公正态度直接有关。《平津侯主父列传赞》称：“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公孙弘正遇上汉武帝招贤良文学之士的时机，他又善投武帝所好，以至升为丞相，封为平津侯。李广的“不遇时”和公孙弘的“遇时”，可见时机对他们人生的重要。但司马迁这两处指出的“时”都含有讽刺意义，很值得玩味。
“势”，这里指时势。在《史记》人物传记中常指人物活动的具体情势。这也会影响人物的命运。如《项羽本纪赞》称项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项羽参加反秦起义与当时陈胜起义的具体情势有关。又如《范睢蔡泽列传赞》指出：“范睢、蔡泽……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强弱之势异也。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范睢、蔡泽二人从“无所遇”到“垂功于天下”，前后“强弱之势”多么的不同。显然，当时秦国的具体情势对范、蔡二人十分有利。“偶合”，即机会。司马迁又强调“偶合”，即范、蔡二人正遇到好机会，这都是他们成功的历史条件。所以司马迁从一些人的实际人生中已经发现，影响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或者说影响命运的好与坏，与社会际遇、时势有密切的关系。但社会际遇、时势还不是决定一个人成功或失败、命运好与坏的唯一条件，而只是历史条件，最终还要人的主观努力。故司马迁对人物命运不取无为态度，而取积极有为态度。
第三，人与自身的关系。这就是指人自己的主观努力。司马迁在《史记》人物传记中写了许多人物，他们敢于向这种命运挑战。这是《史记》人物传记哲理意蕴的精华。《史记》突出地写了敢于向命运挑战的两种人：
其一。面对际遇，敢于抓住不放的人。最著名的当推《平原君列传》中的毛遂。当战国时赵国的平原君挑选20个食客出使楚国而尚缺一人时，毛遂自荐，终于脱颖而出。再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原是赵国宦者令缪贤的舍人，当赵王与他讨论如何应付秦王以十五城易璧之事后，问他“谁可使者？”相如回答说：“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赵，臣请完璧归赵。”后来他果然做到“完璧归赵”。廉颇是赵之良将，但后来居魏国，又不被信用。“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于赵。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廉颇为表示自己尚可用，“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虽然后来赵王以为廉颇年老而不用，但廉颇积极争取再用于赵的精神是可嘉的。这些人面对际遇，都能努力抓住不放，从而改变原有的境遇，也就是向命运作了勇敢的挑战。
其二，面对挫折，敢于发奋图强的人。前面提到的范睢、蔡泽因为有“偶合”，机会好，在秦取得卿相的高位，但是司马迁在该传最后的论赞中还指出“然二子不困厄，焉能激乎？”正是因为他们遭遇困厄后，能激励奋发，才能取得成功。类似范、蔡曾经遭遇不幸而发奋图强的人，《史记》中尚有伍子胥、虞卿、孙膑、季布、栾布等人，司马迁对这些人物都倾注了同情，给予高度的赞赏，并寄寓了自己的身世感慨。司马迁自己曾遭李陵之祸，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但终于战胜自己，以发愤著书，完成《史记》，实现了自我价值。如果把这些人曾遇到的挫折，比喻为不好的命运，那么这些人也正是勇于与命运挑战，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司马迁对那些求长生不死的迷信妄为则取讥刺态度。《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遣齐人方士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又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孝武本纪》载武帝一而再，再而三地受方士之欺骗，当属迷信妄为无疑。司马迁写道：“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靡弗绝，冀遇其真。”这里司马迁对武帝的讥刺可谓已溢于言表了。
从上述影响人的生死、富贵、吉凶祸福的人与天、人与社会际遇、人与自我三种关系看；司马迁对命运或天命作出了一部分解释，但有的仍无法解释；他已发现社会际遇是影响人的命运的重要的历史条件；但他更赞赏有些人能面对际遇敢于抓住不放，面对挫折而敢于发奋图强，即敢于向命运挑战。不取无为而倾向有为，讥刺妄为。这就是司马迁《史记》人物传记中所蕴含的命运哲理。
二
《史记》人物传记写人物命运的方式，不同于哲理文运用逻辑论证或其他论证的方法，以抽象的语言概括出鲜明的论点，而是蕴含在人物生平经历特别在其结局的描述中，体现在作品的结构布局中，表现在传末的作者直接论赞中，下面也分别加以讨论。
第一，从对人物的出身、经历及结局的描述中，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而在人物的个性中蕴含人物的命运哲理。如《史记》中的《萧相国世家》、《留侯世家》、《淮阴侯列传》分别写了汉初刘邦手下的三个最突出的功臣：萧何、张良、韩信，可称为“三杰”。萧何原为秦时沛主吏。后来在刘邦大杀功臣的险境中独保相位，善始善终。张良是韩国贵族的后代。汉定天下，封万户，位列侯，但他“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功成身退。韩信出身贫民，在楚汉战争中立下赫赫功劳。但汉定天下，韩信遭刘邦猜忌，最终以“谋反”罪夷三族。
汉初“三杰”出身不同，际遇大体相同，但下场不同。如果按宿命论的观点看，他们的命运显然也不同。为什么会造成命运的不同？司马迁没有提供明显的概括性的结论。司马迁只是突出地写了三人不同的个性特征。
作者写萧何，特别突出萧何性格中沉着、老练、深谋远虑和公忠体国。如刘邦打到秦都城咸阳后，独萧何收藏秦御史律令图书，在楚汉战争中做好后方工作，其功不言而喻。作者又写了萧何性格中另一方面，他为保全自己的名位而屈身事上。从家人、家产的丧失，到买地自污，人格上的自我侮辱，极尽委屈求全。他的善始善终是如此得来的。
作者写张良，首先突出他作为谋士的足智多谋，其次是进一步写他的“明智”。封功臣时，他放弃自择三万户，只愿封留足矣。最后，又“弃人间事”，与神仙为伍，这样也得以保全自己。
作者写韩信，突出写他的统观全局、智勇双全的杰出才能。同时还写了韩信的讲信义和在权谋上的书生气。写了韩信性格中的致命弱点，他贪恋爵位和矜功自傲。更有甚者，他在刘邦面前论将兵，亦未把刘邦放在眼中。他最后被吕后使武士斩之长乐钟室。临斩时他说：“吾悔不听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其实，这也不是天意，他的悲惨结局，与他自己性格中弱点分不开，当然也与当时刘邦在夺取天下后为巩固刘氏政权而大杀功臣的政治大气候有关。萧何自全善变，张良主动退出政治漩涡，只有韩信受到没顶之灾。司马迁写萧何、张良、韩信三人的事迹，没有明写他们的命运，实际上已通过写他们各自的个性时包含了命运哲理。
第二，从作品的结构布局中，往往体现了作者关于命运的哲理。在《史记》的一些合传、附传中，作者将两个或三个传主合在一篇中，或并列，或分主次，不单是文章结构和布局的技巧问题，而是蕴含了人物的命运哲理。因司马迁“喜道人盛衰荣枯”之际，以自写其不平。”（清·全祖望《经史问答》卷十），而按宿命论者看，人物的“盛衰荣枯”显然与命运有联系。《魏其武安侯列传》是窦婴、田鼢、灌夫三人的合传。这篇合传在结构上有分有合，先分传窦、田，至传灌夫，三人纠缠一起。窦、田都是外戚，但窦以功贵、田以戚尊，二人贤否分明。窦与灌因失势而结合，与新贵之田产生矛盾。结果田鼢害死窦、灌，自己也病死，且死前遇鬼，死后其受淮南王金并参与谋反事被发现。若问此三人“盛衰荣枯”的变化是什么起了作用呢？是不是有“命运”在操纵他们呢？前已引述司马迁在《外戚世家序》中所说：“孔子罕言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对“命运”这东西连孔子都很难说清楚，所以司马迁似乎表示只好承认命运的存在。而在《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的窦、田是外戚中的男性，当然也属外戚。他们的命运还是可以解释的。司马迁通过他们经历的变化及结局，说明这表面上是外戚之间矛盾斗争的结果，实际上是汉景帝与窦太后、王太后，汉武帝与王太后之间的权力之争的结果。
《越王勾践世家》前面有占全篇十分之七的篇幅叙述越王勾践如何称霸的事迹，后面以十分之三的文字写范蠡作为附传置于勾践世家之后。但前面是载国史，后面是范氏家事，记范蠡二儿子在楚国杀人被囚将抵命。范蠡原派小儿子去救，后来大儿子要去，不得不派大儿子去。结果没有成功，二儿子还是被杀了。范蠡认为大儿子与他受苦过来，不肯虚掷金钱，救不出兄弟；小儿子生出来，家道变好，舍得用钱，可以救出兄弟。大儿子要去，果不出所料。司马迁为何要把国史与家事组合在一篇《世家》中呢？这是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我认为，从结构上说，范蠡传附于勾践世家后，因范蠡是佐越主要功臣，显然是可以的。而二者组合在一起的内在含义，则用对比手法写人物，勾践能忍亡国之耻而成功，范蠡大儿子不能忍千金而失败。但更深刻的含义是意味着人事上的成败祸福是可以转化的，如果把人的生死、祸福之类当作命运，那么这种命运也是可以改变的。不是吗？当勾践困于会稽时，勾践之臣文种就以历史上的商汤、周文王、晋重耳、齐小白都曾遭祸，但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勾践在范蠡、文种等人辅佐下，终于转祸为福，转败为胜；而范氏大儿子却使救兄弟之事本可成功却变为失败，让二儿子被杀。范蠡对大儿子、小儿子救兄弟成败的分析，说明家庭经济条件对人的性格起作用，而人的性格又直接影响人的命运。
第三，在人物传记的论赞中，司马迁对人物的评论，往往涉及到人物的命运。司马迁喜欢引用谚语、鄙语、俗语来评论人物。这些谚语、鄙语，俗语本身就含有深刻的哲理。如《佞幸列传序》一开头引用谚语说：“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作者借用这话表面上指做官的人得到君王知遇、君臣相合的重要，但实际上是讥刺那些本身无能却只靠巧言令色赢得皇帝宠幸的人。《佞幸列传》中的邓通是汉文帝身旁的弄臣，汉文帝宠爱他，让他可以“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但文帝死后，景帝不喜欢邓通，后来邓通“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佞幸列传》中另一个“佞幸”韩嫣得到汉武帝的宠爱，“赏赐拟于邓通”，后来引起皇太后的愤怒，终被赐死。这些佞幸何以从暴富到一文不名，甚至死得可悲？是什么在起作用呢？是不是也有无可奈何的命运操纵他们呢？司马迁在《佞幸列传赞》作了否定的回答，真正的原因是：“甚哉爱憎之时！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世佞幸矣。虽百世可知也。”看看春秋时卫灵公的宠臣弥子瑕的经历，就足以知道后代佞幸的人了。即使以后一百代也是可以知道的。同一个弥子瑕，同样的事，由于君王爱憎感情不同，忠孝之人也可变成罪人。所以佞幸们生死、贫富的变化，实在是君王爱憎感情变化的结果。
司马迁通过写人物的经历，尤其是注意写人物的最终结局，有意安排作品的结构布局，并在传末直接论赞，从而发表对人物命运的“一家之言”。司马迁以自己巨大的智慧在中国古代传记文中中第一次对人的生死、贫富、吉凶、祸福这类属于所谓命运的许多问题用文学形式作出了较系统而深刻的解释。由于人的生活中客观上有许多偶然因素，主观上也有许多非理性的因素，司马迁对命运还不能作出规律性的解释。但《史记》人物传记中蕴含的命运哲理已经远远超过了先秦诸子的观点，他为后人提供的不仅仅是几条哲理，几种解释，而是多条广阔的思路。他所提供的丰富的历史人物的命运实例将启示人们继续对人的命运进行思考。而在传记文学中注意写人的命运也为当今新的传记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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