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转型”与经济增长——关于西部地区发展模式再选择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选论文,经济增长论文,西部地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管理体制、经济增长绩效三者关系出发，分析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滞后的原因，并对其发展模式的选择提出了看法。作者认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应以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为目标。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不是体现在能源及矿产资源的相对富裕上，而是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低廉，土地和农产品资源相对丰裕上，因此，西部地区应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其重点发展产业，也只有作此选择，经济的另一种转型——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才能加速，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绩效才能实现。
1.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发展轨迹显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处于发展模式转换和管理体制转轨的“双重转型”中，表1—4所列数字即是这一“双重转型”的反映（见表1—4）。
表1 改革前后中国工业结构变化 （%）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表2 改革前后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化（以国内生产总值为100） （%）
19781990 1994
第一产业28.428.4 18.8
第二产业48.643.6 48.5
第三产业23.028.0 32.7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表1、表2所列数字显示，改革以来中国的工业结构由重型化向轻型化转变[①a]，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显著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即由重重轻轻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转变为农轻重，一二三产业相对协调发展的模式，并且由于长期以来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所以，改革以来相对突出了轻工业的优先地位，经济发展的重点由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这一转换是与中国当时的经济禀赋——劳动力资源丰裕且价格低廉、资金匮乏且外汇短缺、技术落后且管理水平低下——相适应的，因而体现了“比较优势战略”对“赶超战略”的替代。
表3 改革前后非国有经济发育程度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工业经济年鉴1994》相关数据计算。
表4 改革前后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
表3和表4所列数字分别从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和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两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所发生的另一重转型，即经济体制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①b]。
将表1—4以及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绩相联系，我们不难获得以下结论：改革17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和管理体制的转轨是同步进行的，并且也正是在这“双重转型”的互动中，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造就了其17年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这一结论也是为人之所共识的。
2.进一步的对比分析表明，上述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包括“双重转型”的程度及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地区间呈非均衡分布，东部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化程度和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远远高于西部地区（见表5—8）[①c]，相应的，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也远远高于西部地区。
表5 改革前后中国东西部地区工业结构变化情况对比（%）
工业总产值中轻、重工业所占比重
1978年 1990年 1993年
轻工业 重工业 轻工业 重工业 轻工业 重工业
全国43.156.949.450.644.056.0
西部38.561.539.260.831.168.9
东部49.150.954.245.844.455.6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表5显示，与改革前相比，改革以来西部地区的工业结构进一步趋于重型化，1990年与1978年相比，其轻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8.5%上升到39.2%，仅上升0.7个百分点，而同期全国和东部地区该比重却分别由43.1%和49.1%，上升为49.4%和54.2%分别上升了6.3和4.1个百分点；而1993年全国和东部地区轻工业占其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比西部地区高了13个百分点，这说明在改革以来，全国，特别是东部地区工业结构轻型化的同时，重工业更加向西部地区集中，反映出在全国以及东部地区已出现的发展模式转换在西部地区并未出现。
表6 改革前后中国东西部地区工业所有制结构变化情况对比 （%）
1978年 1994年
全国西部 东部 全国 西部 东部
国有工业 77.683.7 75.4 34.1 51.2 27.7
集体工业 22.416.3 24.6 40.9 28.2 45.8
城乡个体工业0
0 0
11.5 14.7 10.0
其他经济类型工业0
0 0
13.5
5.9 16.5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表7 改革以后中国东西部地区对外贸易情况（1994） （%）
对外贸易的地区构成变化对外贸易占GDP比重变化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进出口出口进口
全国10010010045.4 23.222.2
西部5.86.25.412.7
6.9 5.8
东部
88.0
86.5
89.570.7 35.635.0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对外经贸统计年鉴计算。
表8 改革以来中东西部地区利用外资情况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贸年鉴相关年份。
表6—8所列改革以来中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状况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对比，从两个不同侧面反映了西部地区经济体制转轨滞后的事实。
如果将表5—8与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绩相联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经济“双重转型”程度的地区差异决定了其经济发展绩效的差距，东部地区由于其“双重转型”程度较高，故其经济增长也较快；而相反在西部地区，正是由于已经在东部地区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使中国经济获得持续高速增长的“双重转型”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从而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3.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经济的“双重转型”呈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其中发展模式的转换是主导方面[①d]。
从中国17年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看，正是由于放弃了与中国的经济禀赋相悖的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模式（即以“赶超战略”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才有可能因为不再需要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来为发展重工业聚敛稀缺要素——资金，才有可能因为逐步地放开被人为扭曲了的各种要素及产品的价格（相对于改革之前而言）而放松了对微观经营机制的严密管制，从而使经济体制的转轨得以从其微观基础的改革起步；也正是由于放弃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模式，经济政策才有可能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倾斜，从而降低了非国有经济进入这些领域的门槛，促使了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经济的对外开放，进而带动了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以及整个经济的长足增长。由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因此，上述由发展模式转换带动经济体制转轨，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机制及其成效在东部地区有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体现。相反，西部地区却仍然沿袭改革以前以能源、资源性产业的开发和加工为主的重工业发展模式。诚然，西部地区沿袭这一模式既是基于其原有的产业分工格局而作出的选择，又是国家为实现其整体发展目标所作的战略安排，然而，在国家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相对减少、资源产品价格长期扭曲又造成资源大省利益大量流失的情况下，这种发展模式无疑是有悖于西部地区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经济禀赋的，并且也抑制了西部地区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事实上，一方面由于重工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性，其进入门槛较高，非国有经济难以在这样的领域中发育壮大；而另一方面比较利益的大量流失又大大削弱了西部地区本来就很弱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使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既无力扶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又无力改善投资硬环境以吸引区外资金，从而使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微观经营机制得不到良好的发育环境。更何况国家出于实现整体发展目标的考虑，对于能源、资源性产业的管制一直较严，致使这些领域的市场化进程（无论是从价格形成机制看，还是从市场准入看）长期滞后，从而制约了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改革。因此，在西部地区表现出由于发展模式未曾转换，导致经济改革滞后，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绩效较差的结果。
4.以上分析表明，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促进其经济的“双重转型”，其中发展模式的转换尤为关键。而对西部地区发展模式进行再选择时，应该重新分析其比较优势之所在。
就西部地区的自然禀赋而言，能源、矿产资源的相对丰富自然是其优势。然而，这一自然优势要变为经济优势，首先需要资金和技术的大量投入，其次还需要有真正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交易条件，换言之，需要有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而前一个条件既有悖于西部地区资金匮乏、技术落后的经济禀赋，又有悖于改革以来国家的区域政策；而后一个条件起码在整个80年代基本上是未曾具备的。在自身资金匮乏，国家也不可能给予大规模投资，而交易条件改善的政策环境尚未充分形成的条件下，西部地区的能源、矿产资源优势是不可能成为经济优势的。因此，在现有经济格局和体制框架内，西部地区所具有的，能够成为其经济优势的自然禀赋是土地和农业资源相对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而要使西部地区的发展模式与东部地区一样成为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则应将其优先发展产业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做，一则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门槛低，有利于非国有经济的发育和成长，并能因为微观基础的改变而加快整个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二则由于增加了工作岗位而有利于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也因之而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三则有利于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并因此一方面会提高西部地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另一方面也会刺激需求，刺激生产，带动经济增长。为此，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要制定政策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鼓励民间投资和非国有经济发展，鼓励东部劳动密集型企业西迁，要尽一切可能动员更多的资金（包括采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种融资手段以及吸引区外直接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革手段营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此外，西部地区的各省、区、市还应综合考虑自身的各种条件，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如军工企业密集的市和地区可充分利用其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优势，发展高技术产业以带动经济增长；边境地区可通过边贸、跨国经济合作来带动经济增长，等等。
5.西部地区发展模式的上述构想显然有悖于其在大国经济内部区域分工中所扮演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主体的角色，这显示出地区经济发展目标与国家整体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解决这一矛盾和冲突的出发点，一方面是要考虑区域分工对于实现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的意义和作用；另一方面又应充分正视地区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对国家整体发展目标已经、并正在继续产生不良影响这一客观事实（这同样也不利于国家整体目标的实现），因此，应在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下，合理规划区域分工，合理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促进区域分工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还应以改革来促进区域分工的合理化。有鉴于此，西部地区在区域分工中所扮演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主体的角色，不应仅依靠西部地区自身的力量来实现，而是要依靠中央、地方以及企业的共同参与来实现。
中央政府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对能源和资源性产业的重大项目以及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上；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要体现在规划和政策指导以及区域协作的协调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培育上。例如，制定地区产业政策和规划区域经济格局，并以此为中心协调财政、投资、税收、信贷、价格、外经外贸等各类经济政策；制定并组织实施使包括金融、技术、劳动力、物资、产权、土地等各类要素市场在内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得以形成的改革措施；统一规划并指导区域间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横向联合和协作（包括统一规划和指导东部地区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加工型产业的西迁），并立法保证合作各方的利益；统筹规划跨地区的能源、原材料、交通、通讯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等等。西部地区在区域分工形成中的作用，主要不是体现在对具体的能源和资源性产业项目的投资上，而是体现在改善投资软、硬环境上，特别是要致力于营造法制健全而公平竞争的经营环境和建设功能完备而开放的区域市场体系以及鼓励、帮助和协调地区内能源和资源型企业的各种形式的对外合作。而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在国家放松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市场准入限制和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的前提下，将作为资源配制的主体，通过凭借其经济实力而进行的投资经营活动参与区域分工。
中央、地方和企业在促进区域分工形成中各自作用的发挥有赖于规范化的、事权与财权相适应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即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国家对这些领域垄断程度的进一步降低）和包括金融、技术、劳力、物资、产权、土地等各类要素市场在内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也有赖于经济改革的深化。
6.小结：
第一，改革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绩效较差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双重转型”滞后。
第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应以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为目标，而在现行经济格局和体制格局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不是体现在能源及矿产资源的相对富裕上，而是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低廉，土地和农产品资源相对丰裕上，因此，西部地区应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其重点发展产业，也只有作此选择，经济的另一种转型——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才能加速，从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绩效才能突现。
第三，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如果向劳动密集型转换，将有悖于其在大国经济格局的区域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为兼顾国家和地方、效率与公平，必须合理规划区域分工，合理规定中央、地方以及企业在促进区域分工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通过改革来促进各自作用的发挥。
注释：
①a中国工业结构的轻型化在整个80年代表现得最为明显，但进入90年代以来，工业结构又趋于重型化，反映出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新一轮的重型化趋势显然不同于改革以前的重型化，因而，并不影响本文的立论。
①b经济体制转型的标志是其市场化程度，而后者的内涵十分丰富，为便于分析起见，本文仅以非国有经济的发育程度和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作为衡量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的尺度。
①c本文所指西部地区包括：陕、甘、宁、新、青、晋、内蒙、川、黔、滇、桂、藏12省区；东部地区包括：京、津、沪、辽、冀、鲁、苏、浙、闽、粤、琼11省市。
①d关于发展模式与经济改革的关系，林毅夫博士等3人在其论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一书中有过详尽的论证和精辟的分析，本文引用其某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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