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支出的消费传导效应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支出论文,效应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府财政支出的消费传导效应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理论研究热点内容之一。从理论上讲，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既可以产生“挤进效应”，即财政支出可以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也可以是“挤出效应”，即财政支出有可能抑制消费的增长。凯恩斯主义的乘数理论，无疑是认为财政支出可以引起消费的倍数扩张效应，进而带动经济增长。而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虽然极力反对国家干预，但在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效应的问题上却存在较大的分歧。
一、文献与理论回顾
Ciavazzi和Pagano(1990)关于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凯恩斯主义效应”与“非凯恩斯主义效应”进行了研究，并对产生这两种效应的条件进行了总结，认为财政政策的效应取决于：(1)财政冲击的方向(预算削减或扩张)；(2)规模与持续性；(3)初始经济条件(前期的公债增长率水平；前期的汇率以及货币供给变动)；(4)财政冲击的组成成分(与政府消费相关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变化，公共投资或社会保障政策变化)[1]。Bhattacharya(1999)对澳大利亚、法国、日本等国单个国家时间序列及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政府债务对政府支出与消费倾向的关系有重要影响，当政府净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30—35％时后，政府净债务上升消费倾向趋于稳定下降[2]。Hjelm(2002)认为，私人消费在财政支出收缩时期比正常时期增长得更少，而在扩张时期和正常时期的区别不大[3]。Mountford和Uhlig(2002)运用向量自回归对美国数据进行研究，得出政府支出冲击对民间和非民间投资都有“挤出效应”，但是并没有减少消费[4]。Jonsson(2004)的研究表明在财政转移支付大规模持续性收缩时，(消费)具有非凯恩斯主义效应(即消费会产生扩张效应)[5]。Schclarek(2004)的研究则表明，总体上而言，政府消费冲击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都有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效应，同时，没有证据认为政府财政支出会带来消费的收缩效应[6]。国内的研究文献方面，从1998年我国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来，研究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的文献就逐步增多。夏兴园、洪正华(2002)从理论上总结了财政政策的消费传导机制，认为在商品市场上，财政支出增加将引起收入增加并引起消费扩张，最终引起国民收入的增加，其过程为dg→dy1→dYd→dC→dy2(其中dg、dy1、dYd、dC、dy2分别为政府支出、总收入、可支配收入、消费、国民收入增量)，而在货币市场上财政支出的传导过程则为dg→k．dy1……→dL1→dL2→dr→dI→dAD→dy3(其中k、dL1、dL2、dr、dI、dAD、dy3分别表示货币需求的收入敏感度系数、交易和投机性货币需求、实际货币需求、利率、投资和国民收入的增量)[7]。但事实上，经典的IS-LM模型表明，财政支出将引起货币市场的变化，同样会通过货币市场传导到消费，因为财政支出增加，如果引起货币供给增加，将通过压低利率或提高股票市场价格来影响消费者的金融资产价值和其一生的财富量，进而通过这种“财富效应”影响消费支出和国民收入[8]。同时，消费者在面临财政冲击的不确定性情况下，也会调整其资产组合，改变当期与以后时期的消费支出来实现其效应的最大化。财政部办公厅课题组的研究报告(2001)指出，我国政府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总体上是互补品，而不完全是替代关系，对私人消费更不存在完全的“挤出效应”，相反，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具有“挤进效应”，政府支出永久变化的财富效应非常明显[9]。胡书东(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关系，而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经济建设支出与社会文教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成正相关[10]。
二、财政支出消费传导效应的回归分析
财政支出消费传导效应，即财政支出通过市场机制影响居民消费并进而影响总产出的机制。根据前述理论框架，财政支出通过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影响到消费并传导到总产出，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本文将这一过程简化为G→C→Y，即财政支出影响到消费进而影响到总产出。由这一简化的过程，可以将财政支出消费传导效应分为两个过程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即第一阶段G→C，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这一阶段的分析中，本文将分析财政支出总规模对消费的影响，考虑到我国目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现状，将分别分析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第二阶段为消费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即C→Y。
1．第一阶段回归分析
本文以居民消费为因变量，财政支出为自变量，选取1978-2004年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消费的“棘轮效应”，即消费者以前的消费会影响到本期消费支出，本文同时选取滞后一期消费作为回归分析的变量，构建分析模型为：
其中C[,t]为第t期居民消费总额，G[,t]为t期财政支出，C[,t-1]为滞后一期居民消费，a为常数项，β[,1]、β[,2]为回归系数，μ为随机扰动项。本文选取预算内加预算外财政支出数据为财政支出总额数据，其中，由于缺乏1982年以前及2004预算外财政支出数据，1982年前的以预算外财政收入数据代替，2004年的预算外财政支出数据为2003年度数据乘以1加上2004年度财政支出增长率得到，以上数据用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调整为1978年不变价。消费数据为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下居民消费数据，用消费品零售物价指数调整为1978年不变价，由于缺乏1985年以前的消费品零售物价指数，以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替代。本文所选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考虑到1993年我国财政支出在1992年的基础上大幅下降，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家于1993年调整了预算外资金核算口径，使预算外资金范围大为缩小，从而引起财政支出总额下降。故本文在(1)式的基础上引入虚拟变量D，当t1992时，D取1，当t1992时，则D取0。将(1)式改写为：
运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3．1按以上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发现常数项并不显著，且对其他变量的显著性产生干扰，进行无截距项的回归，结果如下：
其中括号内为t统计量。由于模型为一阶自回归，Eviews回归分析中不包含F统计值，根据方差分析，得F=2619.75＞F[,0.05](4，21)=5.77，说明回归显著。计算Durbin-h=0.2184，在显著水平=0.05上，查标准正态分布表得临界值
=1.96，Durbin-h＜1.96，说明模型扰动项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对财政支出与消费进行带截距项与趋势项的ADF单位根检验表明二者为二阶协整序列。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进行滞后2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到结果如下：
表1
原假设F值 概率
C不是G的格兰杰原因3．8252 0．0392
G不是C的格兰杰原因0．4813 0．6249
根据以上结果，拒绝财政支出不是居民消费格兰杰原因的假设，表明财政支出是居民消费的原因的概率较大。
在区分城乡居民消费与财政支出的关系的回归分析中，运用以上分析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发现城镇居民消费与财政支出之间的关系不显著，无法得到理想的回归结果，而财政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的回归结果如下：
运用同样方法得到F=828.08，Durbin-h=1.26，对农村居民消费与财政支出进行带截距项与趋势项的ADF单位根检验表明二者同样为二阶协整序列，对二者进行滞后二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下：
表2
原假设 F值 概率
C1t不是G的格兰杰原因2．9620 0．0747
G不是C1t的格兰杰原因0．2382 0．7902
根据以上结果，拒绝财政支出不是农村居民消费格兰杰原因的假设，表明财政支出是农村居民消费的原因的概率较大。
2．第二阶段回归分析
第一阶段的回归分析表明，总体上而言，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进效应”，而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是我国理论界探讨的热点。本文以总产出Y为因变量，居民消费C为自变量，构建回归模型：
其中Y为1978—2004年GDP数据，用GDP平减指数调整为1978年不变价，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发现拟合度不理想，因此，将方程两边取自然对数为：
对(4)式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为：
DW=0.5462＜临界值1.316，处于不能拒绝一阶正自相关假设的区域，表明序列可能存在自相关。对1nY和1nC进行带截距项与趋势项的ADF单位根检验表明二者为二阶协整序列。对二者进行滞后二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为：
表3
原假设
F值 概率
1nC不是1nY的格兰杰原因3．2487 0．0600
1nY不是1nC的格兰杰原因0．3914 0．6812
根据以上结果，拒绝GDP不是居民消费原因的假设，表明GDP增长是居民消费增长的原因的概率更大。这说明在只分析居民消费对GDP影响的情况下，可能忽视了影响GDP的更重要因素(如投资、净出口等因素)。这也反映出我国目前以居民消费为主的内需不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与净出口带动这一事实。因此，财政支出的消费传导效应在这一阶段并不明显。
三、分析结论与政策建议
由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总体上具有“挤进效应”，即财政支出增加能带动居民消费，这为解释我国财政支出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根据。而从时间区段来看，1993年以后，财政支出和消费的关系与1993年以前两者的关系有较大区别，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相关系数仅为0.165，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进效应”下降较大，这一结论与这些年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这一趋势是一致的。以上结果表明，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化，我国居民的消费特征已经发生了改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除了统计口径的原因之外，金融市场发育日趋成熟，居民收入与资产都有增加，消费者选择多样化，以提供公共产品为主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进效用”趋于降低是重要原因；同时，经济转轨给居民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相对于城镇居民而言，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更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农村经济发展层次要低于城镇，农村居民收入普遍低于城镇居民，而且农村居民的资产总量远远少于城镇居民，因此，财政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冲击更大，这一结论也和当前农村居民消费倾向总体上高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现状相吻合。而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则表明，虽然居民消费对GDP有重要影响，但投资、净出口等因素不可忽视，以带动居民消费增长为主要内容的内需启动工作任重道远。
“十一五”期间我国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是进一步引导居民消费，启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相应的财政支出的重点也应适应这一要求。从支出的区域结构来看，农村居民消费有着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而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进效应”也更加明显。因此，仅从财政支出带动居民消费增长这一点来看，将财政支出更多地投向农村，无疑对增加农民收入、培育更加成熟的农村消费环境、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具有重要作用。而从财政支出组成结构来看，胡书东(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用于社会文教和经济建设的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10]。不同财政支出项目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固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是在目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民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无疑能产生较大的“收入效应”，从而带动农村居民消费。1993年以来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挤进效应”降低，深层次的制度原因在于经济转轨进程的加快，造成民众普遍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加，居民承担的转轨成本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因此，加速经济改革步伐，降低居民消费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财政支出加大对转轨成本的支付，如社会保障与医疗体制等改革成本的支付，也是启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