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编练与新疆辛亥革命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新军论文,新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11)02-0139-08
关于清末新军编练，学界多注重全国新军的整体性考察，对于各省编练新军的研究又多局限于北洋新军、湖北新军，而边疆地区编练新军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对新疆新军则更缺乏系统研究。一些学者或是把新疆新军的编练置于清末新政的总体考察之下①；或是把其作为整个新疆军队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加以研究②；诸如上述研究成果多倾向新疆新军成军历程的宏观概述，而对新疆新军编练缺乏微观研究，尤其是新疆新军在新疆辛亥革命中活动更无细致梳理。有鉴于此，笔者拟专文考察新疆新军编练历程及掣肘因素，探析新疆新军编练绩效，从而探讨新疆新军对于辛亥新疆时局之影响。
一、新疆新军编练历程及掣肘因素
甲午战败，朝野震动，廷臣屡议练兵事宜，袁世凯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张之洞湖北编练自强军拉开了清末编练新军的序幕。1901年，清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编练新军，谕令各省巡抚改建该省兵制，裁汰旧军，编练常备、续备、巡警等，均配备新式枪炮③。新疆新军编练起步较晚，清政府原拟新疆编练一镇新军，即第十八镇，因存在的诸多掣肘性因素，仅编练成新疆暂编陆军第35协和伊犁混成协两支新军(基本上为一镇的规模)。
(一)新疆暂编陆军第35协与伊犁混成协
新疆暂编陆军第35协的编练，得力于清末几任新疆巡抚。清末新疆军事改制始于巡抚潘效苏任内，潘效苏任新抚之初即苦于欠饷窘境，为缓解欠饷压力，开启了裁军节饷的大幕。1903年初，潘效苏奏请遣散内地客勇，拨给士兵以土地、牛、马、羊等充薪饷，改练土著世袭兵④。因财政困难，潘效苏编练土著世袭兵的计划大大缩水，原定筹练14 000人的世袭兵，终因财政困难减练6000人⑤。1905年春，潘效苏奏请新疆世袭兵名称改为常备兵，却仍为土著世袭兵之实，实属换汤不换药之举。1905年11月16日，署理甘肃新疆巡抚吴引孙剖析土著世袭兵扰民伤财之弊，剀切奏请停办世袭兵改练新军⑥。因吴引孙任职时间较短，编练新军的诸多建设性提议更多地停留在奏疏之中。新任甘肃新疆巡抚联魁上任后，大刀阔斧地编练新军。1906年11月17日，联魁电明练兵处，集新省原有续备步队五营及左右两旗、马队六旗，“改编步队三营为一标，马队两营、炮队一营为一标，共为减成协，暂名新疆陆军”。1907年12月30日，陆军部尚书铁良议复联魁，准如所请⑦。翌年冬，在“减成协”基础之上，联魁又编练工程队一队，马队添练第三营⑧，此后，陆军部授予新疆陆军以暂编陆军第35协番号⑨。新疆暂编陆军第35协，实仅步队一标(步队第1、2、3营)、马队一标(马队第1、2、3营)、炮队一标(仅第1营，尚虚第2、3营)、工程队一队。暂编陆军第35协，“号称一混成协，实不过二千二百人耳”⑩。
新疆暂编第35协编练过程中，伊犁新军在伊犁将军长庚的经营下渐次编练。1890年6月，长庚因谙习西北军务而擢升为伊犁将军(11)。1896年，长庚于伊犁“招募洋操步队一营，教练洋操”(12)，即洋操汉队。此举无疑给地处西北内陆的新疆旧式军队一种刺激和启发，为以后新疆开始编练新军开了一大风气。1905年7月10日，清政府调伊犁将军马亮任乌里雅苏台将军，长庚二次被授予伊犁将军(13)。1906年10月8日，长庚上奏新疆新政应办事宜五条，练兵为首要之举(14)。是年，为加速伊犁新军编练进度，长庚分别函电直督袁世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办理新军事宜，获袁、张二人大力支持。袁世凯从第三、第四、第六镇挑选官兵238名，优给薪饷，酌升官阶，逐次编入伊犁混成协充作伊犁新军的骨干力量，后改编为“伊犁陆军模范营”。同时，张之洞代募新军28名，经第八镇统制张彪训练编成步、炮、工程各成一队，后又招募过山炮队一队，共计官兵643名。长庚又派人“于甘州、凉州募足马队两营、炮兵一百六十名，合以古城、奇台所募百数十人”，编成一营后，开赴伊犁。又于伊犁、绥定、瞻德、广仁等城挑练绿营子弟。除将伊犁、锡伯、索伦、察哈尔等一半旧式军队留作巡防外，其余“一律改练新操”，加上在外地及本地所募官兵，“足成一协之数”。“自宣统元年正月一日起，照一协章程起支起饷项”(15)，标志着伊犁混成协正式成立。1910年，《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穿越西北进行考察，途经伊犁地区，亲眼目睹伊犁新军状况：“步兵团1 400人，骑兵团700人，只有100匹马，200名所谓的炮兵，没有配备马匹和大炮。”(16)同时拍下多幅关于伊犁混成协的照片，莫氏说法与伊犁混成协实际兵员较为接近，因此较为可信。
(二)新疆新军编练掣肘因素
第一，财政困难始终是新疆编练新军的瓶颈。自新疆建省始，新疆便依靠关内各省协饷维持全省财务，形成“以协饷为命脉，以本省岁入为辅助”的局面。甲午战败对日赔款导致各省财政也日益恶化，对新疆协饷出现屡屡不继之恶况。尤其是庚子之役后，清政府为支付赔款之需扣除新疆协饷，“新省应认赔款银四十万两”，1902年，各省对新疆协饷又“减银四十万两”(17)。本已财政羸弱的新疆便陷于财政支绌的窘境，以至于全国举办新政伊始，新疆不得不暂缓举办新政。联魁任新抚后，虽练成新式陆军，但因“新省协济难继，”不得已变通制略，只练成一“减成协”，共需银275 280余两，且“官弁兵匠并未全设”(18)。饷源问题此后便成为困扰编练新军的瓶颈，巡抚潘效苏、吴引孙、联魁及伊犁将军长庚屡次奏明清政府，催欠协饷以编练新军。财政支绌已使得新疆编练新军的计划进程曲折，所练新军仍存缺额，新军质量大打折扣。
第二，清政府的国防战略重心转移。清政府内部关于“海防”和“塞防”之争由来已久，新疆表面被清政府纳于有效的国防战略之中，但却存有一种无形的边缘化状态。直隶和东北两区无疑成为清政府战略防御的重中之重。直隶总督对京畿地区和东北防务责任重大，“容许袁世凯编练一支比其他各省首长所有的更强大的军队”(19)。而袁世凯趁此良机，请拨巨款，清政府将烟酒捐等税“仅供北洋六镇之用”(20)，直隶得以迅速编练六镇现代化陆军。1907年，为应对日俄战后的东北边防危机，袁世凯抽调北洋六镇中的第二、第四镇中一部驻扎东三省(21)。从清政府调拨新军驻防及军饷诸多举动中，不难发现，清末十年新政期间，清政府更注重的是京城及东北等地区防务，1905年俄国国内又发生二月革命，对新疆的军事侵略可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较前对新疆的侵略稍有松懈。因此，新疆新军建设暂时逸出清政府重点防区的视线，其新政举措受不到足够重视，新军建设遂进展缓慢。
第三，新疆深居西北内陆，相对闭塞落后，且多民族杂居，编练新式军队更显艰难。新疆自古即为多民族杂居之地，有汉、满、维吾尔、哈萨克、蒙等。编练新军伊始，新疆因“维、回语言不通”，不得不同时招募“既乏从军之思想，亦无军人之资格”之汉人，土客互用，编练常备军。巡抚联魁校阅各营新军后，认为“新军虽精神形式渐改旧观”，新军士兵却“年岁、身段尚未能一律合格”，招募不同民族的士兵，语言不通势必造成军队内部管理的混乱，慨叹“此实限于人地，无如何也”(22)。伊犁混成协军官多来自直隶、湖北等地，“饮食、房舍服习半从南省”，“不惯者又相率逃逸”。1911年，针对伊犁新军中外省军官和土著士兵之间诸多差异，伊犁将军志锐的奏折中流露出无奈：“盖言语嗜好既不相同，则饮食起居，即难强合也。”(23)
二、新疆新军编练绩效
新疆新军编练历程固然存在诸多掣肘因素，但仍取得一定成效。新疆新军是一支兵种齐全，编制完整、配备现代化武器、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现代化合成军队，初步改变了以往新疆旧式军队兵种单一、编制落后、战斗力低下的局面。就新疆暂编第35协和伊犁混成协两支新军的内部机制而言，新型官兵群体、军队编制、武器配备等均与八旗、绿营、防营等旧式军队相异，实乃新疆新军现代化特征的外化体现。
(一)新疆新军以新型官兵为主体
新疆新军招募士兵，以土著与选调外省优秀新军士兵相结合。巡抚潘效苏改革军制之初，即编练土著世袭兵，后改为常备世袭兵，终因财政困难且无成效而终止。署理甘肃新疆巡抚吴引孙奏请按照新法编练五路常备军，巡抚联魁即以此五路常备军为主体，编成新疆暂编陆军第35协。伊犁混成协招募外省士兵尤为明显，伊犁将军长庚不但派人前往内地直隶、山东等地招募士兵，并且从直隶北洋陆军、湖北自强军等成效显著的新军中抽调数百名优秀新军官兵，组成模范营以做示范效应，并从新疆招募本地骑兵、炮兵等，编练伊犁混成协。两支新军的士兵来源虽多系旧式军队改编，但这些旧式军队是已经变革的半新式的军队，其兵源素质较昔日已有较高提升。
为培养新式军官，清政府谕令各省筹建新式军事学堂，严格规定军官来源(24)。新疆除成立新式军事院校以培养新式军官外，更从直隶、湖北等省抽调新军初级军官来新。早在饶应祺任巡抚期间，即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开设武备学堂。署理甘肃新疆巡抚吴引孙设想在原武备学堂基础上设立陆军小学堂，并拟聘请武备学堂学生担任军校教官，因卸职而无疾而终。联魁继任后，正式在迪化设立3年制的陆军小学堂，开设国文、英文、历史、地理、军事学等多种学科。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开学，招收学生70名，至宣统元年(1910)底，除病故及因事退学外，共63名学生毕业。第一期毕业生中，“上等者35名，中等者28名”(25)，又从中挑选48名进入陕西陆军第二中学堂深造，其余15名毕业生留新重用。伊犁将军长庚也于伊犁设立“伊犁武备速成学堂兼弁目学营”(26)，开设普通军事学、步、马、炮、工、辎各科，2年毕业。聘请日本原尚志充任总教习，以北洋将弁学堂优等毕业生杨鉴堂、王文烈充任署理正教员。采用日本士官训练方法，招收学员100名，学兵300名，“学员结业后充当下级军官，学兵训练后充任军士”(27)。此外，新疆新军，尤以伊犁混成协为主，多从湖北、直隶抽调优秀初级军官担任新军军官(详见表1)。
从上表来看，伊犁混成协13名中高级军官中，旧式军官5人，约占总数的38%，由直隶、湖北等地外调的新军军官8人，约占总数的62%。外地抽调而来的军官则多是接受过新式军事教育，并且成为新军的骨干力量。新型官兵群体在军容军貌、军事训练、官兵素质等方面均显示出与旧式军队的不同：“全城充满了尚武精神，天天可以听到号角声、士兵高唱的爱国歌曲声、队伍行进的踏步声和教官的口令声音”，新军军官“穿着精干的军服，挎着刀剑，在街上昂首阔步而行。他们对于自己的军服和武器深感自豪”(29)。
(二)新疆新军编制完备、兵种渐趋多样化
练兵处《陆军营制饷章》按照西方军队编制，规定新军以镇、协、标、营、排、棚为序列编组而成，每镇包括步、马、炮、工程等各兵种。联魁任新抚期间，遵照练兵处章程，略作变通，编练成“减成协”，即暂编陆军第35协，由步、炮、骑、工诸兵种组成，采取协、标、营、队、排、棚的编组制度。暂编陆军第35协总部军官主要有统带官1名、参军官1名、执事官1名、二等书记官2名、司书生2名、司号长1名等组成。下辖步队一标，标总部军官有统带官1名、教练官1名、执事官1名、副军需官1名、司号长1名、二等书记官2名、司书生2名等。步队一标又辖3营，每营由“管带官一，督队官一、队官四，排长十二，正目三十六，副目三十六，正兵一百四十四，副兵二百八十八，军需长一，医生一，书记长一，司书生六，号目一，号兵八，护目一，护兵十八，匠目一，枪匠一，皮匠一，备补兵三十六，火夫三十八，驾车兵四，喂养夫四，随军营车四辆，驾车骡十二匹”组成。另下辖马队一标，一标又辖3营，每营“管带官一，督队官一、队官四，排长八，正目十六，副目十六，正兵六十四，副兵一百二十八，军需长一，司务长一，马医生一，查马长一，书记长一，司书生六，号目一，号兵八，护目一，护兵十二，匠目一，掌匠四，备补兵十六，枪匠一，皮匠一，火夫十八，驾车兵四，喂养夫四，马夫目四，马夫三十二，随军营车四辆，驾车骡十二匹，战马二百六十匹”组成。另下辖炮队一营，由“管带官一，督队官一、队官三，排长九，正目二十七，副目二十七，正兵一百八，副兵二百八十六，军需长一，医生一，马医生一，书记长一，司书生五，号目一，号兵六，护目一，护兵十八，匠目一，炮匠一，匠目一，炮匠一，备补兵二十七，火夫三十一，驾车兵四，喂养夫四，马夫目一，马夫十八，随营车四辆，驾驭车骡一百八匹，炮十八尊”组成。此外又下辖工程队一队，由“管带官一，督队官一、队官一，排长三，司书生二，木匠三，炮目一，号目一，号兵二，护兵六，正目九，副目九，正兵三十六，副兵五十四，火夫十，工程一队”组成(30)。伊犁混成协与暂编陆军第35协略同，是由步、炮、骑、工诸兵种集为一体的合成军队，编制也采取协、标、营、队、排、棚的编组制度。下辖步队1标，每标3营，每营3排，每排3棚。此外，还有马队1标，辖3营；陆路炮队1营；工程营1营；过山炮队1队；辎重队1队；军乐队半部(31)。
(三)新疆新军武器装备
新疆本地设有两所兵工厂，一所是1898年新疆巡抚饶应祺设立于迪化的新疆机器局；另一所是伊犁将军长庚于1908年2月1日奏设的伊犁枪子厂。但新疆两兵工厂“仅造子弹，规模较小”(32)，因此，新疆军队的武器配备基本以外购为主。枪支配备方面，以德国毛瑟枪为主要兵器。饶应祺任新疆巡抚期间，新疆军队武器配备庞杂落后，“枪炮、子弹新旧不齐，洋土参半”。后派人赴天津、上海订购新式军火，“订买八十四毛瑟单响带六响洋枪一万杆”，连同皮带及二尺钢刀等军备在内，共费银53 952两。“合之从前所购，共一万七千余杆，各营旗火器可归一律”。1897年4月19日，饶应祺奏请“订买制毛瑟枪弹水机器全副”(33)，为新疆军队配备的毛瑟枪提供充裕的弹药。进入20世纪，武器装备变化日新月异，新疆军队装备的旧式毛瑟枪已被岁月打磨得消退了昔日的异彩，新疆“所储洋枪，半系旧式，且亦无多；炮位则更不足言”(34)。新疆新军武器配备情况，以伊犁混成协为例，枪支方面，“有1871年、1878年、1887年的毛瑟枪，其中一些是进口的，一些是汉阳兵工厂制造的……还有150支不同口径的日本造来复枪”，“……没有机枪”(35)。子弹主要是由新疆机器局和伊犁枪子厂两所本地兵工厂供给。火炮方面，配备6门37毫米口径的克鲁伯山炮及12门57毫米口径的克鲁佐火炮，但均储存于军火库(36)。虽然伊犁混成协武器种类庞杂不一，武器配备更新程度落后，但相较旧式军队以弓箭、戈矛等冷兵器为作战武器而言，毛瑟枪及克鲁佐火炮等西式热兵器仍属于较先进的现代化武器。
三、辛亥革命中的新疆新军
清末新军并未遵循清政府的主观意愿成为力挽狂澜的军事机器，相反，辛亥革命爆发后，绝大部分新军异化为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新生力量。新疆新军蕴含的现代化特征，亦注定其自身无法熔为清政府的武备力量。在全国各省响应辛亥革命的浪潮中，新疆两支新军也力图有所举动，新疆新军在辛亥新疆时局中影响至深且巨。但暂编陆军第35协和伊犁混成协却是截然相反的态度：新疆暂编陆军第35协在迪化起义和伊犁革命中两度充当镇压革命的反动力量；而伊犁混成协却举起伊犁革命大旗，成为推动新疆革命进程的生力军。
1911年10月10日，武汉新军首义，各省纷起响应。1911年12月28日晚，新疆迪化首先爆发由革命党人刘先俊筹划和领导的武装起义。革命党人欲运动新疆暂编陆军第35协为革命的主要力量，然而，时任新疆巡抚的袁大化对暂编陆军第35协军官进行了极大整顿，“自协统队官排长之类，皆用其由关内带来亲信之人，到任两三日，即将陆军军官长更换殆尽”。袁大化对新军军官调整后，“陆军各官长多系巡抚私人”(37)，使得革命党人运动新军时无隙可乘，造成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的极大障碍。迪化起义转向实力相对较弱但多倾向革命的巡防营和哥老会为主体力量。革命甫始，双方即已形成实力不对等的态势。12月28日，革命队伍中出现叛徒告密，当晚9时，刘先俊仓促起义。刘“亲自率领100多人，左缠白布，各持刀矛，伪装成巡夜兵丁，进入城内巡防营，与营内革命分子汇合”。虽然起义军攻入迪化城内，因势单力薄，被暂编陆军第35协击退。各路起义军被迫退守巡防营，商讨对策。巡抚袁大化迅速反应，令暂编陆军第35协协统王佩兰“指挥陆军，严密包围巡防营，又分兵把守各要道”(38)。12月30日，暂编陆军第35协凭借优势火力，攻入城防营内，迪化起义被镇压。
1912年1月7日晚8时，伊犁在革命党人杨缵绪等人的领导下再举义旗，并取得胜利。此次伊犁革命以伊犁混成协为发动革命的生力军，其成功关键因素莫过于“以新军为革命之中坚”(39)。1908年伊犁将军长庚奏调湖北新军中数百人入疆，以图充作伊犁新军的骨干力量。革命党人冯特民、冯大树、郝可权、李辅黄等人乘机随杨缵绪到伊犁。杨缵绪被任命为伊犁陆军协统，鉴于伊犁所处的复杂局势，“将同来党人隐布于各军政机关中运动革命，并以汉、维、蒙文创办《伊犁白话报》，散布于各民族之中，借以宣传革命”(40)。伊犁混成协中许多官兵或秘密加入革命或同情革命，并争取当地拥有潜在力量的哥老会、回民等势力的支持，这为伊犁革命的成功在思想和组织上做好了充分地准备。辛亥革命爆发后，陕甘总督长庚、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新疆巡抚袁大化、伊犁将军志锐等人有“密谋宣统西迁借图复辟之计”(41)。为粉碎清政府偏安西北、割据顽抗之阴谋，杨缵绪等革命党人密议伊犁起义事宜。因全国各省新军纷纷响应辛亥革命，伊犁将军志锐担心伊犁新军内部不稳，遂将协统杨缵绪以下新军军官兵士全行解散，并遣送由内地抽调而来的新军军官。经革命党人冯特民、李辅黄等积极宣传，伊犁新军中“加入同盟会者日益增多，逐渐形成伊犁反清斗争的一支生力军”(42)。1912年1月7日晚8时，根据起义部署，革命党人顺利占领南库、东门，冯凌霄、徐建国、姜国胜、郝可权等率领伊犁混成协步、骑、工、炮各队攻入惠远城内。经过与城内新、旧满营及练军一夜激战，终于控制全城。翌日9时，成立新伊大都督府(见表2)，公推前伊犁将军广福为都督，杨缵绪总司令部部长。伊犁混成协与其他起义部队合编为“新伊陆军第一师”，师长仍由杨缵绪自兼。“伊犁独立，归附民国”(43)。
从上表来看，新伊大都督府主要成员中，除2人不详外(约占总数的10%)，旧式军官5人，约占总数的27%；旧式文人1人，约占总数的5%；帮会首领1人，约占总数的5%；新军军官10人，约占总数的53%。新伊大都督府是一个新旧混杂的临时政府组织，但以担任新军军官的革命党人为主，且这些军官均接受过西方式的新式教育，并掌握了新伊大都府的军事、行政、外交实权。毫无疑问，伊犁革命的成功得益于伊犁新军的参加，正是新军的推动，才催生了伊犁革命的爆发并取得成功。
新伊大都督府成立后，新疆俨然形成迪化、伊犁二元政权核心，双方依恃各自军事实力展开较量。迪化方面，巡抚袁大化任协统王佩兰统带暂编陆军第35协，沿途檄调各营组成步、骑、炮5营所谓“省军”，开赴伊犁镇压革命；伊犁方面，新伊大都督府早已以伊犁混成协为核心扩编为新伊陆军第一师，面对来自迪化方面的军事压力，1月21日，新伊大都督府组织东进支队，任命徐国栋为东进支队司令，李辅黄为队长兼第一团步兵团长，以钱广汉为骑兵第二团团长，进行东征。双方之间东路战役乃绞杀革命和巩固革命一个至为关键的砝码，其胜败直接影响新疆辛亥革命的进程。而此次战役双方虽大力扩编军队，或纠合旧有驻防旗兵、绿营兵，或招募新兵，但仍各自以暂编陆军第35协和伊犁混成协为核心，与其说是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毋宁说是两支新军战斗力的一次检验。双方在五台、精河、乌苏一线连续作战，互有胜负，形成对峙状态。2月12日，清帝退位。3月17日，袁大化迫于省内外形势，宣布共和。
新疆辛亥革命期间，暂编陆军第35协两度成为清政府镇压革命的军事机器，而伊犁混成协则成为革命的发轫及推动力量。暂编陆军第35协和伊犁混成协两支新军的南辕北辙之举动颇耐人寻味，探本溯源，与新疆新军编练过程大有关系。从新军内部成分、新疆地方当局的控驭力及革命党人的新军改造工作等方面能一窥究竟。相较伊犁混成协，暂编陆军第35协成军历程更为艰难曲折。暂编陆军第35协士兵多系旗兵、绿营兵，故其自身旧式成分浓厚。此窘况不仅大大削弱了暂编陆军第35协现代化程度，更无形中加重了对清政府的向心力。新疆巡抚袁大化始终掌握着暂编陆军第35协实际指挥权，革命党人刘先俊等人的新军改造工作以失败而告终，袁大化将有革命嫌疑的新军军官悉数撤查，“新疆陆军从协统至排长，袁大化皆换成亲信”(45)。伊犁混成协的编练成军，更多的是得力于外调而来的新军官兵。由表1可看出，新军军官约有62%调自直隶、湖北，士兵也多为从直隶、山东、湖北等地招募而来。杨缵绪、冯特民、冯大树、郝可权、李辅黄等多数革命党人即是趁机进入伊犁新军营伍，其中杨缵绪担任伊犁混成协步队标统，掌握了一部分军事力量。加上伊犁混成协官兵群体素质相对较优，旧式军队陋习尚浅，较易接受革命宣传。两任伊犁将军广福、志锐始终无法全权控驭伊犁混成协。迪化起义失败后，伊犁混成协逸出清政府的控制轨道，成为推动新疆辛亥革命进程的重要力量。
新疆新军编练起步较晚，成军历程中掣肘因素繁多，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新疆编练新军的进程，且导致了新疆新军的先天性不足。但新疆暂编陆军第35协和伊犁混成协两协新军的编练绩效显著，不仅仅是清末新疆新政中极为显著的成果，更是清末全国编练新军中令人瞩目的一环。此后，新疆军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疆军队实现了由封建旧式军队向现代新式军队的转变。辛亥革命期间，虽然新疆暂编第35协成为镇压革命的反动力量，但伊犁新军成为新疆革命的催化剂，最终推动了清王朝新疆地方政权的瓦解和民国新疆地方政权的新生。
注释：
①如赵云田：《清末新疆新政述论》，(《新疆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齐清顺：《论清末新疆“新政”——新疆向近代化迈进的重要开端》(《西域研究》2000年第3期)；赵云田：《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清末新政研究》(2004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②齐清顺：《论近代新疆军队发展的历史进程》，《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陈剑平：《清代新疆兵制的变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③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39，志114兵10训练，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131页。
④《新疆图志》卷五十一，军制三，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第1793页。
⑤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35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59～260、452～453页。
⑦⑧(1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清末新军编练沿革》，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95、195、196～198页。
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清末新军编练沿革》，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95页。此折以后清陆军部即给予新军新疆以暂编陆军第三十五协番号，清档文件均简称第三十五协。
⑩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2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18页。
(11)(13)(14)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光绪宣统朝卷)，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7、464～465、477页。
(12)马大正、吴丰培：《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下)，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54页。
(16)[澳]莫理循：《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44页。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6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60页。
(18)(22)(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35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96页。
(19)[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79页。
(20)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一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48页。
(21)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848页。
(24)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39，志114兵10训练，1976年，第4132页。
(25)马大正、吴丰培：《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下)，第1719～1720页。
(26)(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清末新军编练沿革》，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98、199页。
(2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1页。
(29)[澳]莫理循：《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第244页。
(30)《新疆图志》卷五十一，军制三，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第1820～1822页。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198～199页。
(32)《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末至民国的兵工业》，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8年，第299页。
(33)《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一)，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第254～255页。
(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63辑，第736页。
(35)(36)[澳]莫理循：《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第245、244页。
(37)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137～138页。
(38)余骏升：《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1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7页。
(39)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下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83页。
(40)(41)余骏升：《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一辑)，第39、41页。
(4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505页。
(43)《十年以来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号(1912年9月)，第16页。
(44)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下编，第488～489页。
(45)余骏升：《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1辑，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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