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元对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对立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2)04-0075-05
一
新中国建国初期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正式形 成的标志。至今，正好50年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当代社会文 化思潮的演变息息相关，一方面是缘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面貌的原因，另一方面是与治 现代文学的学人主体受当代社会文化思想主潮的制导分不开的。这种社会文化思想主潮 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为政治文化思潮的被动性的制约，而且常常表现为研究主体在社会 文化思潮主流中的自觉认同与主动性追求。比如，50年代至70年代的阶级论的文学史观 的认同，80、90年代的现代性文学史观的时尚形成。
在回顾性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前30年(50年代至70年代)的阶 级论文学史观与后20年(80、90年代)的现代性文学史观皆体现了一个共同的文学史观念 ，即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视角。前者从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政治化视角，把现代文学看作无 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后者从社会发展中的文化视角，把现代文学 视为在文学的反传统中追求现代化的文学，或者是在对中国文学的民族性的改造中追求 现代化的文学。用阶级论来研究现代文学，就有了文学史观念上的人民大众文学与贵族 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与封建主义的文学，无产阶级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工农兵文学 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学，解放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阶级论与人性论，阶级论与自由 论等的对立与区别，作家就有了共产主义战士、革命作家、无产阶级作家、革命民主主 义作家，反动文人、资产阶级作家、自由主义作家的分类，也就出现了反动的“封建余 孽”、“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坛论争。用现代性来研究现代文学，就出现 了文学史观念上的传统与现代，民族化与现代化，中国化与全球化，欧化与化欧，化欧 与化古，近代性与现代性，复古主义与激进主义，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大众化与经典 化等的对立与争鸣。阶级论将阶级斗争视为文学史动力；现代性论者将文学史看作是一 部现代化追求的文学演变史。
无论是阶级论文学史观，还是现代性文学史观，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以现代文学自身 发展历史状况为依据的，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现代文学的某些规律性经验与本质性特征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20世纪上半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历史时期发生与发展 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不能完全代替文学的性质，但是，现代文学的特征与现 代社会的性质存在着众多层面的相同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特征也是能揭示 现代文学某些根本的属性的。然而，现代文学的全部特征又是不能以此括概殆尽的，更 不说以此来描述现代文学的性质。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也确实存在着鲜明的阶级性特征， 特别是在30年代普罗文学思潮与40年代的工农兵文学思潮中，阶级性成了无产阶级文学 自觉的思想原则，也成了他们区别于非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当然，在 30、40年代，并不是一切文学都带上了鲜明的阶级性微章，大量的文学作品并不表现阶 级性或不主要呈现阶级性倾向。进入新时期后，显然阶级论文学史观的局限性是被普遍 意识到了，其影响也在逐渐变小。
在文学史观念的演变中，文化视野逐渐地取代了政治视野，从8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 历史批评为历史文化学批评所超越，90年代逐渐盛行的文化学意义上的“现代性”文学 史观成为了时尚，这样一种既“穿越”政治学，又超越“阶级论”的文学史观，给新时 期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视野转换后的众多的具有学理性意义的系列的研究性成果，并且 紧扣当代社会全面推进“现代化”的时代主旋律，这种现代文学历史的研究又直接启示 着当代文学的现代化的发展。显然，用现代性的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的历史，比阶级论更 加广泛、全面、深入地切入了现代文学实践过程与现状本身。比如，五四新文学的发生 就是在新旧文化的蜕变中实现的，它是新文化对旧文化斗争胜利的产物(而不是阶级斗 争的产物)。中国现代文学又是受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形式影响对本民族传统文学实行革 命的结果，现代性也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相区别的本质属性。而中国现 代文学作家作品很少有不具备现代性特征的，只有现代性程度不同的差异。因此，现代 性就成了一把普遍适宜的尺子，又似乎会具有永久性(50、60年代信奉阶级论时，相信 阶级论价值检验的相当长期性或永久性)，不过在本世纪之交，西方后工业时期形成的 后现代主义思潮又波涛汹涌地涌进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当代文学思潮中的一种反现代 性，质疑现代性思潮正在形成气候。在当前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念中，还没有受 到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强力的支配与影响，毕竟后现代没有形成对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过程 的影响。
二
“现代性”的现代文学史观在较全面地揭示现代文学的本质性特征的同时，也不自不 觉地陷入了二元对立的文史观的误区。现代性的文学史观把民族性或传统性作为现代性 的对立层面时，也只是从某种特定的或局部层面上接近了现代文学的历史面貌。就拿五 四文学革命时期的白话文学运动来说，胡适以“白话文学”论与“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为旨要，提出文学的历史只是一部文学形式新陈代谢的历史，即“活文学”代替“死文 学”的历史，“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 死的工具的革命。”(注：胡适：《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10页。)五四文学革命对传统采取猛烈进攻的态度，主要是 为了冲破根深蒂固的封建罗网，开拓新路。这样一种矫枉过正的策略与二元对立的思维 ，使他们一时来不及辨析传统文学中合理的可供现代性转化运用的有益成分。而在对西 方文化的引进与吸收中，又无不“以欧化为是”(陈独秀语)，对西方文学也是表现出径 直急取的充沛热情，以期追赶世界潮流。然而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古今对立，中西冲突的 二元对立思维与整体性歧化选择，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快让文学革命倡导者们警醒。胡适 1919年11月发表文章，提出把“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注：胡 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新青年》第7卷第1号。)作为新思潮意义的全部 内容。1923年又创办《国学季刊》，着手从纵的继承中寻找再造文明的根据，这正是对 中国文学传统的价值重估，把对过去文化遗产的清理以及重估国故价值，看作是建设新 文化与新文学同等重要的任务。“输入学理”是横的移植，“整理国故”是纵向继承， 皆为“再造文明”。胡适“整理国故”论，是对文学革命时期二元对立文学史观念的一 次自我清理与矫正。由于较长时期文学史上对“整理国故”的否定性批判，人们较少看 到其积极性意义(在20年代初就有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批判文章)，鲁迅的《青年 必读书》(注：1925年2月21日《京报》副刊。)一文，就是对胡适为代表的整理国故派 为青年大开国学书目的一个针锋相对的批判。鲁迅在“青年必读书”附注一栏中指出：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的偏激与义愤主要是针 对社会上一股复古主义思潮的，他认为在当时以整理国故来号召学生读古书是不合时宜 的。而鲁迅当时，正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略》，该书分上、下册于1923年、19 24年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1922年至1924年鲁迅与胡适就古典小说考证还互有通信称 引。可见鲁迅当时也在做着整理国故的工作，对民族传统文学并未持虚无主义态度。在 五四新文学运动获得成功后，新文学倡导者们大多很快回到了反顾民族文化传统，在横 的移植与纵的继承中开始了新文学的建设工作。五四时期的古今、中外、传统与现代的 对立趋向，在后来文学史的研究中，在20世纪几次大的中西文化冲突关系的大讨论中被 有意强化了，却较少有人去系统地梳理，全面地探讨五四新文化先驱者们的一贯的文化 思想或文化观念的变化。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五四文化观念的二元冲突模式也深刻地影响 着20世纪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受五四文学革命中提出的白话与文言、平民 文学与贵族文学、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等命题的影响，这些对立观念深刻地烙印在一 代又一代人的文学观念中，形成了积重难返的文学观念上的偏见，养成了不少人文学观 念中的思维定势。近百年来关于中西文学观念、民族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是一个从没 间断过的话题。
三
将现代性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尺度也存在着众多弊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 ，即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是一个没有体现出较充分的现代性特征的社会历史阶段。何 谓现代性呢?欧美学术界围绕现代性问题，在其演变过程中，大致形成了各种马克思主 义学派、韦伯式的自由主义思想学派与保守主义思想学派等等。钱中文认为，“所谓现 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 启蒙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 (注：钱中文：《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 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页。)现代性是现代科技革命的产物。科技的飞速进步与 物质生产的高度丰富，显示了人的无限潜能，但又形成了人的物欲的急剧膨胀，造成了 物对人的挤压与人的精神的日益贫困，并使人在精神上陷入生存的困境之中，加深了人 的精神危机。20世纪的不少欧美哲学家、诗人、作家，按照自己对现代性的认识，对上 述现象进行阐释、批判、思考，揭示资本主义、科技发展中的种种矛盾，对技术至上、 工具理性的全面胜利发出惊呼与警告，对人文精神的日益衰落深感忧虑，充满了对人类 自身反省的悲剧意识。因此现代性主要关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与人类生存方式与行为 的本质思考，它已超出了单一性的社会批判。真正意义的现代性的文学，只能是在较为 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产生。弗·杰姆逊在其《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将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多国 化的资本主义对应起来。当然，现代性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主义，但是至少表明，现代 性的发生只能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才有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上半期 的中国是不具备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文学形态的。也有学者认为，五四时期的新文 化运动，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上现代化意识的萌生阶段，但是不久中国社会民族矛盾，阶 级矛盾的激化导致的社会动荡，使现代化刚开始的进程遭到阻碍，尽管在30、40年代有 少量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但是民族的工业经济是十分寒酸，十分地不成熟的，处在汪 海大洋的小农经济包围之中，中国很长时期仍是一个农业经济的社会。由此可见，用东 西方文化关系中或者民族的传统性与西方的现代性关系中的现代性作为文学史的价值尺 度，也并不是科学的或令人信服的。
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文学在打破古典主义的文学传统进行新文学的建构中，借鉴、模 仿西方现代文学，尽管存在着模仿的滞后与对接的错位，也大量的引入并借鉴了西方的 现代主义的文学。在引进中也有看到了中国国情的，也有似乎顾不上那么多国情的(但 又不得不受国情制约)，在五四时期鲁迅对象征主义、郭沫若对表现主义、胡适对意象 主义皆有借鉴，然而，他们也只是唯我所用，经过改造，从技巧层面上作了部分的吸收 ，化用到他们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中，在他们手里并 没有形成真正的现代主义文学。在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也出现 了现代象征派诗，现代派小说等，但是在很大层面上，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精神具有很 大的不同，在审美观念与艺术形式上也作了许多中国化的改造(存在着大量的形似而神 异的现象)。很多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作家到后来都转向非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道 路(李金发、艾青、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穆木天等)，其中原因之一，中国社会的 现实没有具备现代主义发展的土壤。二是他们所借鉴的现代主义思潮不可能原样的移植 ，或者是移植者理解上的偏差。因此，现代主义文学在30年的现代文学中是被中国化了 的一种泛现代主义思潮，并且从没居于过主流位置。
中国现代文学从传统文学中的蜕变仍是以现代性的追求为发端的。尽管现代性的生长 条件不充分，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仍呈现出自身的现代性特征。而这样一种现代性特征 在大量作家作品中最鲜明的表现为在向西方现代文学借鉴的过程中对民族文学传统的改 造、转化的现代性，是与本民族文学传统既联系又区别的现代性，而不是完全对立于本 民族文学传统的现代性。这又是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文学区别于西方文学现代性的所在。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来阐释现代性才有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实践的可能性。如果要将中国 现代文学纳入世界文学一体化的价值模式来评价，自然会带来时空错位或价值观念不完 全对应的相隔或文学诠释的牵强附会。比如中国早期的现代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的“‘ 以丑为美’的诗歌受西方象征主义的影响，它不类同于西方象征主义恶魔派的诗，不是 波特莱尔式的‘恶之花’的翻版。……李诗中较少呈现那种自我分裂的悲剧意识，常常 呼唤现实的美以驱散丑，希望漂泊的灵魂寻找到精神的家园。”“无家可归，是他与现 代主义者共同的苦恼，而希望归家却是与现代主义者的拆穿人生、生命的归宿是荒原表 现出差别。”(注：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华中师范大学1995年版，第90 页、92页。)实际上，李金发诗歌中的悲哀感仍没摆脱中国民族传统的人生悲剧感，与 西方现代主义的生命悲剧意识显现出某种距离。正是在这一点上，较大程度上削弱了诗 人对生命的现代感与对人生的超越感的体验，淡化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所具有的形而上 的审美意义，体现了中国化的现代性特征。有人说：中国现代主义者们多是站在浪漫主 义的立场上取舍西方现代主义的(李金发也曾表白他与缪塞等浪漫主义诗人“性格合适 些”(注：杜格灵、李金发：《诗问答》，1935年2月15日《文艺画报》第一卷第三期。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主义者们也是站在本民族诗歌传统的立场上取舍西方现代 主义的，在这一点上，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戴望舒、何其芳、废名、卞之琳等应该说比 李金发更具有代表性(注：可参看拙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中有关戴望舒、废名、 卞之琳的有关论述。)。
四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民族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传统性与现代性既 互相矛盾又互为渗透联系，本民族文学的传统性时刻都在制约着文学的现代性选择。只 是在不同的文学发展阶段，有时现代性倾向突出一些，有时传统性特征鲜明一些。在不 同的作家作品中，有的作家更追慕现代性，有的更认同传统性(甚至同一个作家前后期 作品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选择上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倾向性)。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选择 上两种因素都是互为渗透的，只有主导性的不同。比如，五四时期文学的总体选择上呈 现出的便是破旧立新，变革传统，改造传统，现代性的选择成为主潮。五四文学革命尽 管表现出异常的极端化对传统的批判性倾向，但本质上并不是毁弃传统，而是以激烈的 态度甄别传统，革新传统。在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现代文学整体上又 表现出更注重对民族的传统性继承，在国统区与抗日民主根据地展开的关于民族形式问 题的讨论就是文学对时代价值选择的一种回应。一大批作家也从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创 作中由追慕现代性转向注重民族性与传统性。像现代主义诗人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 、何其芳等就十分具有代表性。还有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曹禺的戏剧，田汉的戏剧等 皆表现出明显的转向传统的倾向。当然，在转向注重民族性、传统性的创作中，也不可 能脱离外来性的影响与现代性的追求。
在现代文学史上，还有一批作家，并不以现代性的思想意思和现代性的审美趣味作为 自己艺术的追求，而是在与传统文学的思想情趣的联系中，创造出一种具有浓郁民族文 化意味与审美意味的文学作品。这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是以对民族文学传统的现代性 取代、对抗、革命来推动自身的发展的，更普遍的情形是在对民族的文学传统的继承、 融合、改造、更新中走向成熟的。
我们在强调中国现代文学民族传统性与民族文学的现代性的联系相融性时，自然要看 到民族文学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冲突性。可以说“相融性”是民族文学生生不息、 世代繁衍的内在血脉，“冲突性”是民族文学获得更新，注入生气，加速新陈代谢的催 化剂。“相融性”与“冲突性”都是现代中国文学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客观性存在，也是 民族的中国文学走向未来的一种必然性现象。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念中较长时期强 调的是“冲突性”，在对现代性的肯定中批判传统性，而较少肯定“相融性”，也更少 反思现代性，肯定传统性。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3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距今半个世纪 ，事实上已经融合成了中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下一个世纪人们会象研究古代文学一样 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或者就视现代文学为中国文学史中的一个阶段的文学)，只是这 一部分具有着与传统相联系又相异的时代性特征。强调现代性与传统性对立性倾向随着 时间的流动会日渐被淡化，文学史真实复杂的面目会得到更加客观的呈现。
二元对立的中国现代文学观的形成是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原因的。首先，是与五四文学 革命时期的文学观念的影响相联系的。五四新文学革命本身就是在新旧文学剧烈冲突的 历史时期发生的，对传统的极端对立倾向自然要影响到尔后文学的发展与现代文学史研 究。其二，20世纪又是中西文化冲突、民族矛盾冲突异常尖锐的时期，弱势民族与强势 民族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冲突中引发的中西文化体用之争从来就没间断过。无论那 一次论争都要涉及到民族性与现代性或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的观念论争，至今中 国社会的变革也仍在“欧化”与“化欧”的道路上摸索。这种社会的变革潮流，又怎能 不波及文化、文学的观念变革潮流呢?其三，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对文学 史观念的渗透。较长时期把文学史当成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斗争哲学成了人文社会科学 的观念准则，文革结束后，这种讲究对立与斗争的观念的遗毒并没完全褪除。其四，学 术研究中的非学理性倾向导致的急功近利的时尚追求，追求学术的热点与时尚既有学术 的当代性意义，又极易导致学术的热情有余，理性不足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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