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静[1]2003年在《重塑公民教育》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论题“重塑公民教育――论高校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型”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位与整合性研究，旨在通过对高校传统的思政教育实施效果的反思、向公民教育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研究，寻求高校思政教育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对于高校培养出适应中国现代化需要的高素质的公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邓小平“叁个面向”的教育思想的指导下，运用现代化一相关理论，本文确立了如下的理论基础：任何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都是在物质器物、制度、文化观念叁个层面的整体转变，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应对现代社会变化需要作功能上的适应，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是现代化的目标与归宿。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表明，现代文明是具有普适性的文明，现代社会是由无数健全自律的公民组成，公民的培养需要公民教育，对公民的培养过程正是实现人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正是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语境下提出的，因此，它的改革应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目标相协调。而后，在上述理论设定的指导下，在学术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形成了如下主要观点：一、中国社会的转型必然要求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型。中国社会要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现代社会是由现代公民组成，公民的培养需要公民教育。实施公民教育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二、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效果的不理想源于公民教育的缺失。指出，先贤们早期倡导公民教育，进行国民性的改造，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启动背景的特殊性，革命成为当时中国现代化一个更大的主题。革命缔造政权的确立，阶级<WP=5>斗争思维的存在，形成了单一的政治教育模式，这种模式延续下来与社会发展产生了矛盾，使教育理念的错位，教育内容缺失与弹性的缺乏，教育手段的单一等问题凸现，导致了学生在人格上的扭曲与道德上的失范。这种种的问题归结起来是思想政治教育定位的问题，根源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没有根据时代变化和对象的变化适时地转换育人的理念，归结到一点就是在于公民教育的缺失。叁、高校公民教育缺失的原因具有多重性。公民教育缺失的原因既有高校教育自身的因素，又有体制因素，其主要源于宏观制度上政治、法律制度的不成熟、不完善；教育体制上高校管理体制的政府化；实际教育层面，德育主导方式的困境，教育者对传统的路径信赖，公民教育课程与公民训练的缺乏，教育评价机制的单一性等等。四、重塑公民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实施公民教育，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适应社会的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从高校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实施公民教育，不仅仅是高校自身的事情，还需要社会各个层面的配合，这包括政治、法律等宏观制度保障、教育体制改革和社会整体文化环境的支持；第二，从高校内部而言，实施公民教育不仅仅是“两课”的任务，教育还应渗透在高校的各项工作中。总而言之，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改变整体的社会大环境，通过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方法、手段的多方位改革，才能弥补公民教育缺失，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打开新的局面。通过上述的分析研究，形成了以下基本结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其归结起来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位问题，根源于高校思政教育没有根据时代变化和学生的需求适时地转换育人的理念，没有把目标定位在培养现代公民上，造成学生在人格上的扭曲与道德的失范 ，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凸现出了高校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公民教育转型的必要性。源于公民教育缺失原因的多重性，向公民教育的转型又是一项系统工程，提高大学生的公民素养不是高校一方，高校中一门课程所能达到的，也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正所谓“可以一夜之间改变所有的交通规则，但却无法一时改变人们的交通习惯”。公民教育的实施是一项渐进的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的锲而不舍的努力。
马超[2]2017年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继承改革开放39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借鉴西方治理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理论命题与国家发展战略,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现代化、求解现代化的最新成果,堪称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与优良传统,始终是我国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与“中心环节”;作为培养人和塑造人的一项教育活动,始终是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的重要方式与前沿阵地,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过程中发挥独特的功能作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与推进,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语境与服务主题发生深刻变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已经很难全面系统地适应和满足现代社会发展需求,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命题由此而生。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是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自身现代发展的理论尝试与实践探索,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一个极其重要的紧迫性、前沿性研究课题。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综合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规范与经验相结合、系统论分析和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和内在关联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和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的核心要素与关键变量,力求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体系,强化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与功能保障作用。具体而言,论文研究在结构安排上主要分为五大部分七个章节:第一部分:研究的简述介绍,即第一章内容。主要介绍文章的选题背景及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的以往研究成果、论文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等,形成对文章的整体性概括。第二部分:研究的理论逻辑,即第二章内容。主要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词源进行考证并准确界定其概念,分析其本质特征与重大意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基本特征与重要功能进行全面解析,并以此为基础,深刻揭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性,强调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的重要性,为后续章节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叁部分:研究的历史逻辑,即第叁章内容。主要梳理和归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古代儒家、法家、道家等主要学派代表人物关于国家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思想观点,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关于国家治理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统领”功能与“思想管理”功能的理论成果。这些思想观点与理论成果直接或间接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提供重要指导、启示和借鉴。第四部分:研究的现实逻辑,即第四章内容。主要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现实困境进行分析,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面对复杂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环境,缺乏学科体系系统潜质研发的支撑,受到封建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消解,已经滞后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需求,必须进行自我调整与转换。同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新的现实召领、国家多元治理主体能力培育的现实需求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的政策制度保障等,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提供重要机遇与可行条件。第五部分,研究的体系逻辑,即第五、六、七章内容。主要坚持以创新意识与体系意识为导向,在对上述现实困境与转换机遇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尝试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体系,主要包括其转换机理、内蕴价值、实现路径等内容。其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的本质在于批判继承基础上的创新,要素结构的系统性升级与客体性服务的价值实现,旨在使自身富有鲜明的治理特色,建构现代“思想治理”功能,彰显其在整合与净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解读与传播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价值理念、培养与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主体素质中的重要价值,并从创新发展理念、优化社会环境、夯实学科体系、建构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探索其实现路径,推动其螺旋式升级与渐进式发展。总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命题,是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的时代主题,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价值理念、运行规律与战略需求开展功能转换工作。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高度的理论自觉性与实践探索性推进其稳步有序实现。
郑启玮[3]2007年在《大学生公民教育与市民社会的建构》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我国的经济转型取得了初步的成效,社会也进入到稳定有序的发展阶段。这种大背景下我国市民社会建设的呼声越来越大,然而实际中市民社会发展却举步维艰。另一方面,高等院校的学子们作为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其接受的公民教育也逐渐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两个独立问题,实际上它们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本文从介绍国外市民社会及其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入手,对我国市民社会及其理论发展进行比较分析。得出我国市民社会目前发展的困境,主要是源于我国缺乏市民社会建构的人文环境(即公民意识的不健全)的结论。然而公民教育是一场全民性的教育,其实施是个浩大的系统工程。笔者认为,大学生的公民教育是在有限资源下,辐射面最广、效率最高的领域。因此,以大学生公民教育为突破口,分析何种公民教育核心价值观,以及何种公民教育方式,才能更好的服务于市民社会的建构是本文的主要内容。在对我国大学生公民教育的研究中,笔者对我国大学历来的公民教育载体--主体性教育进行剖析,分析我国历代大学生主体性教育的不足,提出其公民教育改革的方向,以及一些具体的措施和建议。总之,本文认为,大学生公民教育要为提高整体社会的公民素质服务,为市民社会的建构搭建良好的文化基础。同时,以市民社会建构的文化氛围来引导大学生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使大学生公民教育与我国市民社会建构相得益彰。
韩媛媛[4]2015年在《古特曼的民主教育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协商民主是当代民主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以"协商"与"对话"为特征的民主教育在当代协商民主发展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众所周知,协商民主也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以培养协商民主素养为目标的民主教育对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如何适应全球化时代协商民主发展的需要开展社会主义民主教育,成为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艾米·古特曼①(Amy Gutmann)是当代美国着名的政治学家和教育哲学家,她把西方政治学界流行的协商民主②概念引入教育场域,构建了旨在培养公民民主协商技能与美德的民主教育理论,引起西方学界的热烈反响,被评价为继杜威之后在民主教育领域最有建树、最有影响的学者。本学位论文以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的"民主"价值为目标,以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为目的,通过对古特曼的民主教育理论进行全面梳理与深入剖析,挖掘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借鉴价值,旨在加强对当代中国大学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素养的培养。古特曼把民主教育的核心界定为民主国家"有意识的社会再生产",即培养民主社会的成员如何有意识地参与塑造民主社会的未来。"有意识的社会再生产"并非当前社会的复制与移植,而是通过诉求理性反思与民主协商的途径实现社会更高层次的政治民主文明。古特曼指出,教育权威的分配是民主教育的基本问题。在批判柏拉图、洛克和密尔为代表的西方传统政治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她主张在国家、父母和职业教育者之间分享民主教育权威,并且通过施行不压制、不歧视的民主教育原则防止教育权威的滥用。为了实现协商民主的教育理想,古特曼通过设置学校民主教育的目标和加强教育的民主化体系建设来培养公民的协商民主素养。她认为,在基础教育阶段,民主教育应该着重培育相互尊重、公民正直与公民雅量等协商品格。在高等教育阶段,民主教育应该通过尊重学术自由与学园自由、发挥大学超越职位关卡的职业道德教育功能和促进结社自由来培养协商民主的政治素养。目前,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深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管理主体和监督主体,我国公民的协商民主素养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质量。由于当代大学生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如何积极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协商民主素养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如何通过教育提高公民的协商民主素养,现有的研究成果还并不丰富。为此,社会主义民主教育可以借鉴古特曼民主教育理论中一些有益的思路与方法,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协商民主"维度,提升大学生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素养。本论文通过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古特曼的民主教育理论"进行系统研究。首先,通过追溯杰斐逊与杜威的民主教育思想,从历史境脉中探索古特曼民主教育理论的思想渊源。然后,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与挑战、价值澄清理论的教育策略与局限性、西方民主理论的"协商"转向叁个视角考察古特曼民主教育理论的现实背景。通过阅读与梳理大量文献资料,集中阐述古特曼民主教育理论的基本理念,包括民主教育的核心、功能、基本问题和原则。然后,从学校民主教育的目标设置与教育的民主化体系建设两个层面考察古特曼民主教育体系的制度设计,探究古特曼民主教育理论的价值与局限性。最后,研究古特曼民主教育理论对于提高我国大学生协商民主素养的启示。通过辨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界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素养的内涵与构成。在对大学生的协商民主素养现状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在高等教育中提高大学生协商民主素养的对策。古特曼的民主教育理论代表当代西方民主教育的最新发展方向,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尽管古特曼以美国知名学者与大学校长的身份已经引起国内部分学者的关注,但是对于她的民主教育理论展开系统性研究的成果仍然很匮乏。本论文以古特曼的民主教育理论为研究对象,期待填补国内对于协商民主教育理论的研究空白。在提高当代大学生协商民主素养的对策研究中,本论文突破以往对于民主概念不加以细分综合考量民主素养的调研模式,依据"协商民主"的特征,有针对性地考察当代大学生的协商民主素养,借鉴古特曼的民主教育理论,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古特曼民主教育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以"协商民主"为准绳来组织政治教育活动,引导公民在参与民主协商决策的实践中实现自我教育,这就启示我们需要从决策机制、学术共同体、课程模式、自治管理平台与社团组织这些方面为大学生提供实践民主协商的多重渠道,同时我们也需要结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中国特色,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堂的"协商民主"维度,加强中华民族传统协商文化的宣传教育,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新发展。
王翠[5]2014年在《基于生活哲学的公民道德建设路径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公民道德建设提上日程，并受到广泛关注。这种关注是一方面是为了更好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则直接来源于我国公民道德生活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自2001年9月《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发表以来，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在公民道德素质、公民的生活场域、公民道德建设的任务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严重阻碍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发展，如何提高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效性是当前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的迫切任务。由于有何种公民观就会有何种公民道德的语义，并进而决定相应的公民道德建设的模式和路径，因此解决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效性问题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何为公民道德，二是公民道德建设有何路径。第一个问题要求本文必须对公民、公民道德这一从西方舶来的术语进行概念剖析，厘清中西方公民道德的异同点。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依据和路径建构。第二个问题要求对中西方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的分析，归纳总结出中西方公民道德建设路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现状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以便提出有效的策略。本文重新解读了中国公民道德的内涵，提出公民道德建设路径存在两个向度即自然生成与理性建构，并以此为切入点，从文献梳理归纳、理论综合研究、生活体验叁条路径入手展开了展开了对公民道德建设路径的研究。论文在界定了中国公民道德概念、总结出公民道德建设路径特点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方法，从自然生成和理性建构两个向度审视了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现状及其困境。研究发现，这两个向度中的公民道德建设与生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疏离，致使公民道德生活呈现出公民性不足和道德不在场的现象。中国公民道德建设欲走出困境，需要面向现实，以生活为基点，寻求自然生成与理性建构相统一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恰恰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这种需求打开了新的理论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直接服务于人类的解放实践，解决“生活”问题中形成的，它足以关照公民道德建设。而公民道德建设的起点、目标、线索这些关涉路径的关键要素都与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理论使命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公民道德建设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关照下进行。本文将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的困境、公民的生活场域、公民道德建设的任务置于生活哲学视域中加以审视和思考，抓住常识、制度和理性叁个影响公民道德建设的关键因素分别对公民的生活场域即日常生活领域、非日常生活领域以及二者融合中的公民道德建设进行了路径架构。
周洁[6]2007年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成人公民教育目标研究》文中指出公民教育作为培育社会成员有效参与社会生活，睿智公民的一种手段，受到世界各国的深切关注。我国上世纪初，面对救亡图存的严峻局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改造中国国民性、加强公民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对公民教育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不断形成和拓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教育研究的问题域，产生了比较丰硕的、具有较高合理性和价值性的研究成果。事实上，现有的研究也暴露出显而易见的局限性来。在我国公民教育的研究过程中，基本上都是以“青少年”群体作为研究主体，围绕着这一群体来进行相关研究。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和人口的构成状况，成年社会成员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如果只是以这些在校学生作为公民教育的研究或实施重点的话，很难满足大面积提高公民素质的社会需要。并且，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公民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而现阶段我国社会普遍存在公民意识淡漠，参与能力较低等问题。本论文旨在通过对我国社会转型期成人公民教育现状的分析，进而提出适合我国开展成人公民教育的目标与实施策略，寻求成人教育发展与改革的突破点。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特点是我国现代公民教育的物质条件和现实基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我国公民教育带来的发展的契机与挑战。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国社会转型期成人公民教育的目标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所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公民教育作为成人教育的重要内容，就应当发挥成人教育的作用。成人教育必须超越学历主义倾向，在成人教育中进行知识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建构一种引导成年人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公民的成人教育理念和实践形式。笔者在借鉴前人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寻找理想目标与现实中的差距，为本研究提供了科学基础。具体来说，本研究首先对公民教育理论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探讨，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成人公民教育的内涵，确立了相关理论作为本文的立论基础；其次，通过以中国社会转型期为时代背景，对我国成人公民教育现状进行分析，了解当前成人公民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时代与理论研究对于它的需要；最后，提出了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成人公民教育的具体目标以及实现成人公民教育目标的实施策略。
宋德勇[7]2011年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解读》文中研究指明人的问题已成为当今理论界和现实生活中关注度较高的问题之一,当然也是以人为主体和对象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所绕不开的问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教育对象——人的关注和研究不够,没能很好地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当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贯彻落实,人的主体性和以人为本时代精神的彰显,必然要求对人的关心和重视,加强人文关怀。而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来观察、分析和解读现代思想政治教育,重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人学体系,就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观念和思路,为改变传统德育“目中无人”的现象,提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主动性和实效性,增强其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向。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解读现代思想政治教育,阐析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内在逻辑联系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丰富的人学内涵,力求从多维度、多层面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整体性的人学透视和人本解读,以丰富和深化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人学研究,并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提供新的视角、思路和方法。除了导言和结语外,论文主要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章首先是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现实的个人出发,从总体上分析论证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与现实的个人的密切联系。在这一部分,通过分析阐释现实的个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地位及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个人的理解,人的主体性与可塑性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系,人的思想意识形成发展规律及新时期教育对象思想活动的主要特点,现代市场经济下人的存在状况和现实境遇,以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活的关系等,可以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现实的个人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和主要对象,人的主体性与可塑性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现实人的思想意识形成发展规律及新时期教育对象思想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开展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基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存在状况和现实境遇,则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关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要想跳出传统工具化、知识化及泛政治化的窠臼,改变低效、弱效的局面,就必须回归生活世界,引导受教育者通过过“有道德的生活”来学习体验道德,培养德性与自由个性,促进人的自我生成和完善,这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根基与立足点。第二章主要是从现代社会人的需要这一角度,论述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如何通过引导、满足、调节人的需要来提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感召力和主动性、实效性。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只重视其为国家和政党服务的工具职能和社会政治需要,而忽视受教育者个体自身的需要,不能满足其合理的多样化需求,也就无法调动受教育者积极性、主动性,这也是导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需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人天然的“内在规定性”和实践的原动力,需要和利益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力。人的需要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关系,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要想克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忽视受教育者个体需要的弊病,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其实效性,就必须重视受教育者的自身需要,并适当满足其合理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引导其正确对待自身的需要和利益,优化自身需要结构,不断提升需要的层次和精神品味,自觉抵制不良思想及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追求崇高的信仰和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活,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第叁章主要是从现代社会人的交往这一新的视域,分析论证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交往的密切联系。交往是人类特有的生存和活动方式,是人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维度,是人的社会实践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形式,也是人的社会关系建构的重要基础和载体。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则是一种特殊的交往活动——建立在双方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主体际交往,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平等交流和良性互动。在现代社会,人们的交往实践不断发展,交往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交往的范围、广度和深度也不断拓展,竞争与合作成为人类两种基本的交往形式,人们之间存在着竞争、合作、和谐共赢的交往关系。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应然或理想关系模式应是平等交往、双向互动、和谐发展的关系。从现代社会人的交往这一重要视域,阐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交往的密切联系,可以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找到了一种新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模式,也为构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平等交往互动关系、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与实效性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第五章主要是从开发人的潜能与提升人的价值两个方面,论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些方面的重要意义和独特作用。开发人的潜能、提升人的价值,既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重要关注点,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功能和目标任务。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开发人的潜能、提升和实现人的价值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人的潜能是指作为主体的人内在的有待于挖掘和开发的“沉睡的能力”,而帮助受教育者努力挖掘和开发其自身的潜能,发展其各种能力和素质,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基本功能和重要任务。价值是表示客体的存在和属性与主体的需要之间关系的一个范畴,而人的价值是人存在于社会的意义之维,是人的个体价值、社会价值、精神价值等的总和与统一。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同时努力提升人的价值,帮助受教育者实现其自身的价值,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也体现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与个体发展价值、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的有机统一。第五章主要论述了以人为本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应坚守和贯彻的核心理念。在分析梳理我国古代人本思想和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发展流变的基础上,阐释了现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并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人学空场”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具体论述了以人为本对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以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如何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重要理念原则,建构现代人本化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逐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日益深入人心。以人为本,不仅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本质要求。相对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学空场”,以人为本对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应坚守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我们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原则,不断探索与改革创新,努力构建现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人本范式和实践模式。第六章主要是从人的全面发展方面论证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旨归。在阐释人的发展的涵义、主要内容、条件及实现路径等的基础上,论述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价值目标,并根据人的发展的阶段性目标论述了培育现代“四有”公民是人的发展的现实维度和当代形态,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落脚点,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培育现代“四有”公民、促进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最后从社会与个体两个维度阐发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面的现实路径选择。消除一切束缚和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体制机制与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克服人的异化现象,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和理论旨趣,也是我们为之不懈奋斗的崇高理想。提升人的思想政治觉悟、道德水平和综合素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旨归,也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为之孜孜以求的崇高目标。
孟婷[8]2017年在《“自由个性”思想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关怀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带着“思想政治教育该往何处去”的疑问,试图探寻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价值旨归和终极关怀目标。从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找寻到“自由个性”的答案,并在解释“自由个性”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从理论可能、历史应然、现实要求、当代路径四个方面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终极关怀”即“自由个性”的论证。第一章是对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的诠释。该章遵循从思想积淀、酝酿到规范界定的逻辑理路展开对“自由个性”追根溯源式的解读。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自由和个性的理解入手,剖析了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的扬弃,在凸显马克思对一切旧哲学超越的基础上,梳理了马克思的“自由个性”思想从萌芽迸发、视野转向、立场确立到深入推进的酝酿过程。最后直面《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自由个性”的五处直述,对“自由个性”的概念内涵给予明确厘定。第二章是从学理层面论证思想政治教育以“自由个性”为终极关怀的可能性。该章首先明晰了“思想政治教育终极关怀为何”这个前提性问题,继而从思想政治教育与“自由个性”的相互作用来解析二者如何“彼此趋近”,接着又从思想政治教育与“自由个性”在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双重一致性进一步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关怀即“自由个性”的论证。这一章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和“自由个性”从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和单个个体的发展境遇中抽象出来,抓住思想政治教育和“自由个性”思想“本身”,从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使人之为人”的教育形式出发,从“自由个性”作为对人的理想发展状态的表征出发,对思想政治教育与“自由个性”的内在关系给予“本质”层面的剖析,以此来寻找二者契合的“何以可能”。第叁章是从历史层面论证思想政治教育以“自由个性”为终极关怀的应然性。该章首先论证了需要、关系、能力是个性发展的叁个应然目标,进而以“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自由个性”的历史纵向维度为依托,分别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在不同阶段如何培育人之“需要”、“关系”和“能力”,以此论证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敦促人之需要、关系和能力的历史演进而与人的个性发展相伴相随,趋向“自由个性”的历史应然趋势。第四章是从现实层面论证思想政治教育以“自由个性”为终极关怀的必要性。该章首先梳理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对人之个性发展所做的现实努力,以此肯定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并将持续走在“自由个性”的路上;同时,窥探到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尚处于“物的依赖”向“自由个性”的“过渡阶段”,出现了对“自由个性”发展的“叁重”不适应,并由此引发了对“自由个性”终极关怀的暂时遗忘,于是得出结论:重塑“自由个性”的权威来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克服“不适应”乃时代重任和现实亟需。第五章是从当代层面论证思想政治教育以“自由个性”为终极关怀的可行性。该章致力于探寻敦促自由个性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当代路径。在探寻可行路径之前,先对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的自由个性形成因素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这一前提问题予以说明,否认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决定论”和“万能论”,并试图在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域限的基础上,探寻如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在人之个性发展历程中的最优化利用和最大化实效。遵循“自由个性”的演进逻辑,寻找到了终极关怀在当下“过渡阶段”的表征,即敦促人多维度拓展的“当下关怀”。进而提出,在“当下关怀”指导下构建“中国认识”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促进“自由个性”发展之当代路径。
欧阳莎[9]2013年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分析》文中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与大学生成长的环境密切相关，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内环境和时代特征的变化，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做好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研究对教育环境优化的研究具有时代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为理论指导，同时结合西方社会学习理论及隐形课程理论，分析了现有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在这些前提之下，得出如何通过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达到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路径。通过资料查阅得出的客观数据，论文分析了影响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宏观和微观环境因素，在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现状的分析前提下，具体分析地区特性，区分出东部、中部和西部等不同地域大学生成长的环境变化，且区分环境中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社会保障、教育投入等要素，总结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特性的区域差异性，并探讨了不同地区不同的环境因素特征对当代大学生思想及行为的影响，从整体和部分的角度出发，准确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特征。针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环境、教育环境及家庭环境等方面存在的相关问题，探讨优化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针对性举措。文章分别从社会文化体制改革带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重视介体规范；推行隐性教育，拓展教育空间，优化教育环境；优化家庭环境，以科学的家庭教育观念支撑思想政治教育叁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以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进而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
包红梅[10]2016年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治理”理念最先流行于国际社会。当国际社会提出治理理论并展开广泛讨论时,几乎与国际学界保持着相同的节奏,国内学者对于治理理论也展开了研究。这种研究从最初的译介和解读,逐渐深化到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与回应,呈现出从浅入深、由点及面、逐渐升温的态势。尤其是十八届叁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并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创新。其中,用“社会治理”替代“社会管理”,是我党政治文件中一次颇具新意的理论表述,是我党多年来对社会改革实践进行理性反思的重大理论成果。“治理”以及“社会治理”的提出,立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社会治理一经提出,便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提供了新的创新动力和发展空间。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客观上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做出积极回应,需要以其独特的方式,对治理进行解读和宣传,以推动全社会对治理的认知、认同以及践行。在回应和研究的过程中,必然建构起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的新关系,产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从概念维度、本质维度、对象维度以及环境维度进行考察,它呈现出不同的特性和功能。伴随着社会治理的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扩展,二者在“实施主体”、“作用对象”、“实施过程”、“方式目标”以及“功能原则”等方面具有密切关联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即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活动”中产生的功能。它是思想政治教育面对新形势、新环境做出的积极回应,是其特有功能在社会治理领域中的体现,是其固有功能的延伸和拓展,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将社会治理纳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目标范围的表现。它是由诸多功能组成的结构体系。从核心层次看,它具有思想整合功能、价值引领功能、道德教化功能以及心理疏导功能;从中间层次看,它具有利益调节功能、矛盾化解功能、冲突协调功能、活力激发功能;从外围层次看,它具有促进治理主体平等对话、监督治理过程实施、弥补“刚性”治理手段的不足以及社会舆情收集和信息反馈的功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共产党人理论着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公共治理理论等理论宝库中,都蕴藏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的思想。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基于对社会治理中“社会”的分析和界定,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治理的场域主要集中于“社会事业领域改革”、“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公共安全”、“社会舆情管理”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五个领域。与此相对应,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在化解社会各种矛盾、加强社会道德和诚信体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意识形态安全、不断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所面临的现实课题。目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似乎显得较为微弱,治理效果不甚理想。究其原因,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管控思维明显,偏离了社会治理的主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制尚不健全,阻碍了社会治理的实施;从环境因素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状况复杂多变,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从方式方法因素看,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式欠佳,弱化了社会治理的作用;从人的因素看,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呈现诸多问题,影响了社会治理的效果。要想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就需要努力消除不良因素的影响,形成社会治理的合力。为此,要创新理念,实现“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建立并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工作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教育和综合治理,改良社会风气;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营造健康社会舆论环境;运用综合多样的载体和方式方法,提升社会协同治理的功效;培育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激发社会活力。总体而言,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研究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线路,以文献研究法、交叉学科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为主要方法。在梳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社会治理理论引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并将二者进行融合,深入剖析二者的关联性;在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内涵、特征的基础上,对其12项功能进行分类归纳,力图较为全面、清晰地展现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结构体系;在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找到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最大化的切入点,力求实现二者的融合与创新。
参考文献：
[1]. 重塑公民教育[D]. 孔静. 广西师范大学. 2003
[2].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研究[D]. 马超. 吉林大学. 2017
[3]. 大学生公民教育与市民社会的建构[D]. 郑启玮. 华中科技大学. 2007
[4]. 古特曼的民主教育理论研究[D]. 韩媛媛. 南京理工大学. 2015
[5]. 基于生活哲学的公民道德建设路径研究[D]. 王翠. 中国矿业大学. 2014
[6]. 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成人公民教育目标研究[D]. 周洁. 华南师范大学. 2007
[7].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解读[D]. 宋德勇. 北京交通大学. 2011
[8]. “自由个性”思想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关怀问题研究[D]. 孟婷.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9]. 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分析[D]. 欧阳莎. 长安大学. 2013
[10].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研究[D]. 包红梅. 郑州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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