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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经历了数次通货膨胀的困扰，尤其是近三年物价高位运行的影响很大，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突出问题。尽管省委、省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1996年下半年物价涨幅已有明显回落，但进一步降低物价涨幅的任务仍很艰巨。因此，考察这一轮物价高位运行的轨迹和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调控物价的途径和措施，对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深入进行，保持社会稳定，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近三年陕西物价高位运行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一）从相对水平比较，陕西物价涨幅在全国居于高位
1、物价涨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1994年与上年相比，陕西零售物价总水平上涨25.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7%）4.2个百分点，涨幅在全国30个（西藏缺）省、市、自治区排位第1；1995年零售物价总水平又上涨1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8%）2.2个百分点，与四川省并列各省市区第3位；1996年全省零售物价总水平继续上涨8.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1%）2个百分点，排列各省市区第2位。3年累计，全国物价平均上涨48.2%，陕西上涨59.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涨幅在全国各省排名第2位。从纵向对比，可以说陕西省这一轮涨价高于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
2、物价涨幅高于毗邻省区。与周边相邻的7个省区相比，1994～1996年累计，涨幅高于湖北（55.1%）、四川（56.1%）、宁夏（47.8%）、河南（49.5%）、山西（49.3%）、内蒙（47.4%）和甘肃（52.1%）7个省区。与经济水平相当的省份相比，高于江西（54.6%）、贵州（49.7%）、云南（46%）等省。
3、零售物价总指数在全国各省区排位前移。1979～1993年的15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为254.9，陕西为264.4，陕西高于全国近10个百分点，在全国各省市区排第18位，但1979～1996年累计已排到第9位，3年间排位前移了9个位次。
（二）从9大城市绝对价格水平比较，陕西省会物价有高有低，但多数品种偏高，位次靠前
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沈阳、重庆、武汉、哈尔滨和西安9大城市近3年逐月调查统计所选择的30多种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消费品和非商品价格统计表中，抽取1994～1996年各年度6月份的调查资料作一对比，结果显示：1994年29种商品和非商品价格中，西安市场价格偏高的有18种，占62%；偏低的有11种，占38%。1995年32种商品和非商品价格，9大城市排位次，以第5位为中等水平，排列5位之前为较高，排在5位之后为较低，西安市场价格偏高的有19种，占59.3%；偏低的有11种，占34.4%；中等的2种，占6.3%。1996年所列34种商品和非商品价格中，西安市场价格偏高的有16种，占47%；中等的有8种，占24%；偏低的有10种，占29%。
（三）陕西物价高位运行的特点
1、农产品以及与“农”字有关的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大。近3年来，全省粮食零售价格上涨116.6%，鲜菜上涨157.7%，肉禽蛋上涨94.8%，服装鞋帽上涨76.1%，农业生产资料上涨79.2%。这几类商品大多与“农”字相关，且为人们生活消费或生产必需品，所占比重较大，其价格上涨必然直接带动相关产品连锁涨价。由于农业受灾减产，农产品多次政策性调价，拉动了整个农产品市场零售价格过猛上涨。如1994～1996年，陕西纺织原材料因受棉花、蚕茧以及其它成本材料涨价影响，购进价格指数上涨104.5%，推动衣着出厂价格上涨77%，零售价格上涨76.1%。食品工业、日用工业品等受原材料涨价推动，出厂价格分别上涨54.8%和28.2%，从而加快了零售市场涨价的节奏。
2、市场自发涨价因素比重大。在1994年陕西零售物价上涨25.9%中，因政策性调价上涨5.4个百分点，市场自发涨价20.5个百分点，自发性涨价所占比重为79.2%；1995年零售物价上涨17%中，因政策性调价上涨2.3个百分点，市场自发上涨14.7个百分点，自发性涨价所占比重为86.5%；1996年零售物价上涨8.1%中，政策性调价上涨2.5个百分点，市场自发上涨5.6个百分点，自发性涨价所占比重接近70%。市场价格的自发上涨，加剧了物价的惯性膨胀。
3、农村涨幅高于城市，陕北、陕南高于关中。3年来，全省农村零售物价上涨累计为66.2%，城市为55.3%，农村高于城市10.9个百分点。3年累计，榆林地区零售物价水平上涨71.1%为最高；汉中市上涨62.9%次之，商洛地区62.6%，延安市60.3%，安康地区57%。关中地区的铜川市上涨62.4%，渭南市60.5%，宝鸡市57.4%，西安市56.1%，咸阳市54.5%，陕北、陕南物价涨幅高于关中地区。
4、持续时间长，回落速度较慢。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到1995年，陕西物价涨幅基本在两位数上，1996年5月份才回落到10%以内，回落速度比全国平均水平约晚7个月，比沿海省份滞后约一年。
二、物价高位运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物价上涨过猛，持续时间过长，必然会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一）低收入面对高物价，城乡居民难以承受
据测算，1994～1996年城镇居民消费承受系数分别为0.997、0.955、0.974，已接近饱和状态；农村居民消费承受系数分别为1.015、1.003、0.906，表明前二年物价上涨过快，农民总体生活水平呈下降局面，1996年开始才有所好转。另据计算，近3年陕西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的18.3%和农民纯收入的18.5%已被物价上涨所抵销。与此同时，陕西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水平1994年比全国平均低710元、1995年低845元、1996年低约930元，相反物价高使人均年消费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多45元、25元和40元。低收入、高物价反差，造成每一职工1994年与全国平均差距为1397元、1995年相差1583元、1996年相差1795元。
（二）低利率相对高物价，城乡居民收入积累受到无形削减
从近3年银行存款利率变化与物价上涨率对照，1994、1995年定期（一年期）存款利率为10.98%，1996年经过两次下调为7.47%；而同期物价上涨率大大高于存款利率。如1994年陕西零售物价上涨率为25.9%，高于当年利率14.9个百分点；1995年高6个百分点；1996年物价上涨率虽趋缓，但仍高于利率。尽管1994、1995年中央银行对3年以上定期存款实行保值补贴，使物价上涨与利率挂钩，但陕西的物价涨幅高于全国统一的利息率与补贴率之和。由于物价涨幅高于利率，使城乡居民的储蓄实际为负利率。这一方面使广大群众的收入积累贬值，同时也导致社会游资充斥，助长了期货、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
高物价引发的通货膨胀，使居民的货币收入积累大大贬值。19児6年与1993年相比，陕西城镇居民生活费用价格上涨55.3%，从而使货币购买力指数下降35.6%，也就是说，1996年100元人民币只相当于1993年的64.4元，仅3年理论贬值35.6元。
（三）物价涨幅高于经济增长率，给陕西经济发展带来隐患
1994年陕西经济（GNP）增长率为8.6%，零售物价上涨率25.9%；1995年经济增长率9%，零售物价上涨17%；1996年经济增长率10.2%，物价上涨8.1%。3年累计，经济增长率为30.4%，而零售物价上涨率达59.2%，物价上涨率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这一现象在陕西改革以来的18年间，曾经出现过7次，而有4次发生在最近几年。这一局面与低物价上涨率、高经济增长率的理想组合大相径庭，反映了陕西经济增长方式仍未摆脱粗放式、低效益的局面。
（四）物价高位运行，引发群众的不满情绪，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
近3年物价高位运行，使一部分城镇居民家庭（困难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生活水平下降，因而加剧了部分人的不平衡心理，抱怨、牢骚、不满情绪时常发泄。即使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特别是工薪族，也因实际收入减少或增长极微而啧有烦言。
三、物价涨幅连续3年居高的原因分析
（一）主要农产品供求矛盾突出是物价涨幅居高的主要原因
陕西农业连续两年遭受特大旱灾，主要农产品供给能力减弱，市场供应趋紧。特别是粮食，据省农调队调查计算，1994年陕西粮食总产量为910.7万吨（贸易粮），社会消费量为1067.7万吨，产销缺口157万吨；1995年粮食总产量只有880.7万吨（贸易粮），社会消费量达1094.2万吨，缺口213.5万吨，粮价的调整和购销工作中的失误加深了这一矛盾。国内粮食市场因缺粮地区增多和高价采购，拉动产区粮价上涨。产区为保本地供应，实行价外加价等保护措施，通过变相涨价的方式转嫁给缺粮省份，直接推动陕西粮价上扬。
（二）工业经济效益差，接受和转嫁涨价因素机会较多
陕西国有企业多，且这些企业大多处在两头受挤的状态：一方面产品滞销压库严重，另一方面受能源、原材料、运输涨价的影响，成本上升，不可避免的内在涨价压力加大。这种压力又带来新的一轮产品滞销，导致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多，亏损面和亏损额增大。在工业经济效益差的同时，陕西商品自给率低，80%以上的消费工业品来源于外省，受制于人，接受和转嫁涨价因素的机会多，压力大，销价往往随进价涨高，对市场物价上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财力有限，缺乏政府调控价格的物质基础
3年来，陕西物价涨势的基本特征是以食品为龙头，重点是粮食、蔬菜和肉类的涨价。尽管各级政府都下大力气狠抓了粮食基地建设和“菜篮子”工程，但因种种原因，与兄弟省份比较，差距还很大。在出现严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造成供求波动时，政府仍然缺少调控市场、平抑价格的有力措施。
陕西财政用于价格方面的补贴虽呈递增态势，但与全国相比仍有差距。如1995年全国价格补贴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9%，陕西占4.2%。全省虽初步建立了“三金一储”制度，经过两年多的宏观调控，粮食、食油等重要商品储备有所下降，粮食风险基金尚未足额到位，粮食、副食品风险基金仅局限于粮食、猪肉等商品储备的贴息费用，规模小，到位资金不足，难以适应有效调控市场价格的需要。
（四）“三乱”加剧了流通领域的混乱，助长了物价的上涨
由于市场管理上存在漏洞，价格监督检查力度、深度不够，在利益驱动下，商家的交易行为很不规范，随意抬价，缺量亏重，欺诈宰客，牟取暴利等行为十分严重。许多商家把涨价作为获取效益的主要手段，随便一个借口如税费增加、运费上调、工费提高，就能无度加价，扰乱了市场。
名目繁多的乱收费、乱罚款不仅让企业头疼憎嫌，也使消费者深恶痛绝。尤其是医疗和教育乱收费，已被职工列为最关心的问题。药价飞涨，使企事业单位费用开支增加，成本上扬，企业、居民叫苦不迭；教育收费中可见一斑的是有些小学生上初中的一次性助学收费高达7000～12000元，大大加重了居民的消费开支。
在收入水平攀比下，一些掌管执法权的机关、事业单位，陆续把手伸向企业，分行业、分区段、分期分批地对企业进行各类形式的收费和罚款，一方面加剧了企业的困难，于是企业便寻找机会转嫁负担；另一方面某些执法部门借机填充小金库，滥发钱物，导致消费基金膨胀，又助长了市场物价的上升。
（五）物价机构动荡，削弱了政府价格宏观调管的职能和力度
陕西物价高位运行的3年，正是陕西物价机构动荡不定，人心不稳的时期。价格的监督检查和反暴利力度减弱，对集市贸易物价管理不力，使人为抬价现象严重，政府宏观调控市场和价格工作受到影响。陕西物价机构在1994年机构改革中撤并之后，至今没有完全理顺，特别是县级物价机构长期处于动荡之中，有的压缩为只设物价检查所，有的并入计委，有的并入工商局。这种情况，在全国只有两个省份如此。据调查，1996年1季度前，陕西县级物价机构仅有15%是单设的，经过物价部门一年来的努力争取和各方面的支持，截至1996年底，全省县级物价机构独立设置的85个，仅达到县级单位数的79%。物价机构的动荡变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市场物价的调控和管理。
综上所述，近3年陕西物价高位运行的情况和原因错综复杂，经验教训深刻，值得认真总结吸取。为此，建议各级政府把重视物价问题放在领导干部抓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在挖掘潜力，抓好生产，努力提高商品自给率的同时，认真落实“三金一储”制度，增强政府对市场物价的调控能力，加强和改善对市场物价的管理，此外，应把握时机，继续深入进行价格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