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体制下我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思考_农民论文

规划体制下我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思考_农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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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8X(2002)04-0015-05

关于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目前较多的是进行横向考察,缺乏对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历史纵向研究,特别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不够,而探讨这一特殊时期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无疑对今天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计划经济条件下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

1958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建立,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初步形成,从此我国不仅有了进行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业余学习班、职业中学、中专,也有职业大学。特别是在1966年“五七指示”发表后,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四个鲜明的特点。

1.政治性。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历史是一段特殊时期,社会主义道路在国内外遭遇的巨大压力和国家领导人强调阶级斗争与尽快进入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使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这是把握这一时期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历史的前提特征。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活动的开展,首先要满足的不是使农民获得职业技能,而是使农民接受党的方针政策,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例,促成江西共大建立的原因中,最直接的是满足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要,但反右斗争以及随后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大跃进、教育大革命等一系列暴风骤雨式的运动,最终使拟办的江西劳动技术学校升格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培养目标不仅仅是农业技术劳动者,更是“共产主义的新型劳动者”。与江西共大同期建立的,还有大批农民红专学校、农民红专大学等等。到了1969年后,“五七学校”、“五七大学”、农民政治学校等等又大量建立起来。这一时期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导致了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初衷的嬗变。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原本是要培养农业技术劳动者以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但过于强大的政治权力的干预使农民职业技术教育逐渐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到后来变成了为配合阶级斗争和维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一性的需要而进行的一场政治运动。在以一套完备的权力体系对所有农民进行控制的同时,国家又以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方式将农民中的精英分子和优秀分子送入农民职业学校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不仅在农业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也成为农村政治生活中的中坚力量。因此,政治性是这一时期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中最本质的特征。

2.普及性。由于国家在农村中具有强大的动员和号召力量,一旦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为国家所意识到,很快便在全国形成了统一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模式。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普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学校的大量开办。每次大的政治运动开始都会出现一些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学校的样板,经过推广和学习,同样的学校就会大量建立起来。例如,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建立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刘少奇鼓励全国各地到江西共大学习其办学经验,回去再办同样的学校,形成了“教育学共大”的办学局面。“五七指示”发出后,在全国又掀起了兴办五七学校的热潮,不仅原有的学校纷纷改名为五七学校,新的五七学校也建立很多。在有的省份,甚至发展到了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也自己办学。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普及性的第二个表现是农民的参与面广。自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形成体系后,培训了为数众多的农民。江西共大在存在的22年中培养了大学生1万余人,中专生6万余人,初技生20余万人,还办过研究生班。作为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主要承载体的是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所办的学校,它们的教育对象的范围是逐步扩大的。起初这些学校主要是培训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后来开始培训青壮年劳动力,再后来又开始关注回乡的中小学生。

3.自给自足。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致力于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其他的财政投入十分有限,农民职业技术教育能够得到的经费少之又少,主要依靠办学单位自给自足。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办学经费和物资条件自给。除了省、县办的学校可以从政府得到一些资助外,公社、大队办的学校几乎全靠自给。一般的生产大队办学大多采取了利用本地资源把办农场、牧场、林场等生产单位与办学校相结合的策略。这种半耕半读,以农养学,自给自足的方式也是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一个特色。第二,师资力量自给。在队办学校中,具有一定知识技术水平的公派教师非常少。在农民文化程度普遍低下,学校又大量开办的情况下,一些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农民经过一定培训后就成为了农校的教师,一些具有较多的种植经验的农民也是教师的来源。第三,教学内容自给。教学内容可以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在理论方面,农校普遍缺乏教材,他们就组织力量自己动手编写,并且往往是针对本地比较实用的农业技术编写(称为乡土教材)。在实践方面,把教学实践和试验所得到的经验固定下来,指导本地生产,并向学员传授。

4.灵活性与强制性。这一时期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灵活性不仅表现为半耕半读,以农养学的办学方式和针对不同文化程度因人施教的教育教学方法,也表现在教学时间的安排上。农校一般是忙时少学,闲时多学。在农忙季节,上课时间安排在早晨和晚上,到了大忙时节可以完全停课劳动。冬季农闲是集中学习的时间,可以坚持全天上课。同时兼有生产功能和教学功能的农校在教学和生产中也不是截然二分,而是可以既劳动又实践教学内容。

二、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思考

计划经济条件下20多年的农民职业教育从总体上来看更像是一场运动,而不是一项事业。作为事业的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则,然而这一时期的教育从一开始就处于附属地位,完全不能把握自身的发展规律,也就必然会造成培养目标的偏离。尽管这一时期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师资、教学条件和教学水平的限制以及政治运动的干扰,使轰轰烈烈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运动大都流于形式,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演变成对教育的大破坏。但如果撇开这一时期的时代特殊性,结合今天的职业技术教育改革,我们仍然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1.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农村发展服务。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提出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观点,到1958年把它作为教育方针规定下来,并发动了以教劳结合为中心的“教育大革命”。这场革命在总体上失败的原因,在于一开始就把它作为“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来搞,没有找到教育与劳动的结合点,脱离了教育规律。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改革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是对现代生产和现代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教育脱离实践仍然是我国目前教育特别是农业职业技术教育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教育只有同生产实践相结合才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提高技术水平。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农业教育方式,显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对知识和技术的渴求,探索一个怎样的结合点才能使现代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同现代农业生产结合,使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乃至农村教育为农村发展服务,是目前农村教育改革的关键问题。

2.农民职业技术教育过程中不应忽视政治思想教育。政治思想教育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这一点已为计划经济条件下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实践所证实。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实行村民自治后,农村的政治生活逐渐淡化,农民离政治越来越远,在没有自己的组织的情况下,亿万农民处于游离状态,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虽然政治教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具有强大影响力,但它仍然是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因此,在目前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的主体缺失的情况下,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应当承担起农民政治教育主体的角色,职业教育绝不是单纯的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应当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有效载体,在完成职业技术教育的同时,重新把政治思想以及道德观念教育纳入其范围,这才是继计划经济条件下过分强调政治教育,改革开放后过分漠视政治教育之后对政治教育的合理定位。

3.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应当推向市场,按照市场规律来办学。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其目标就是培养具有良好思想素质和一定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能够在一定岗位上迅速产生经济效益的劳动者,体现的主要是经济效益,具备依据市场需要来运行的条件和可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农民要不要进行职业技术教育,怎样教育,教育什么内容均是由权力主体说了算;并且在大多数时期,农民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他们并无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在需求,很容易导致职业技术教育只注重形式,不注重效果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了农民独立的经营权,农民家庭和个人具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这就使农民的致富需求在指向勤恳劳动的同时也指向了农业专业技术,产生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在动机,但原有计划体制下运行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体制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对市场信息缺乏灵敏度,所提供的教育服务不能满足农民的真正需求,造成了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供给与需求脱节的矛盾。市场化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矛盾。

4.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投资主体要多元化。农民职业技术教育要走向市场,一个核心的方面就是投资主体应是多元的。改革开放后,国家成为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唯一投资者。这种单一的投资状况产生了两个不利后果:第一,由于国家的财力有限,对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不足,因此所能提供的职业技术教育服务也就不多,而我国是有着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距过大;第二,国家投资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是一项公共服务,由于缺乏监测机制,这项服务给多少,怎么给,基本上是由供给方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方是有着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的,这就容易使本来就十分有限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服务再打折扣。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所带来的深刻的启示之一,就在于它的办学主体是多元的。当时国家财政状况十分拮据,不得不主要依靠乡、村办学,国家只给予少量的补贴。然而正是这种依靠基层的做法,使得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学校遍地开花。这其中当然有计划体制的强力支撑,但它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仅仅靠国家对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投资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的缺失势必导致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孤掌难鸣。

一旦其他利益群体进入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市场,目前的窘境将大有改观。第一,市场可以大量吸引投资,解决了资金来源有限的问题,大批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学校和机构就可以建立起来,可以更多地满足农民的教育需求;第二,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当时条件下,国家是供给者,农民是接受者,两者是一种非市场关系,农民无法对国家的供给行为作出要求。进入市场后,利益群体取代国家成为主要供给者,与农民之间产生了经济关系,农民可以要求更好的服务,从而可以提高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质量。国家成为监督和协调者,保证正常的秩序和双方利益的实现。

5.合理发挥政府在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中的作用。当前我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中的主要症结就是政府主导,这种状况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就一直存在并沿袭下来的,它是农民职业技术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把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推向市场,涉及到政府职能转换问题。一般而言,政府应当退出微观操作层次,实行宏观管理。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家要建立和完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立法,保证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稳步发展。政策与法律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政策是阶段性的,不稳定的,而法律是长期的,稳定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不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追逐政策,随风而动。目前专门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立法还没有建立起来,在操作中存在较多的无序行为,迫切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国家首先应当明确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作用,将它置于与普教平等的地位;并明确国家、职业技术教育供给者、农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协调供求双方的矛盾,保证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在稳定中发展。第二,政府应做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但这里也需要指出的是,在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市场化的初期阶段,不应当忽视政府干预和投入的重要性。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自发的市场发育不完善,尤其是在市场化的初期阶段,政府完全退出职业技术教育市场可能造成诸多无序行为,反而不利于发挥市场的优越性,这使得政府有限度的进入市场成为一种替代选择。即是说,在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市场化初期,政府可以有限度的发挥行政干预作用,来对市场中的部分资源进行配置,这种做法在实践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当然,这同时也需要配套的机制来监督政府的干预行为。

6.在办学形式,办学方向,教学内容等方面,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也有一些值得借鉴的地方:第一,半耕半读,以农养学的方式解决了经济困难的农民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成本问题。原来的农校既有生产功能又有教学功能,农校学员不需要缴纳学费,农校的教育经费,完全来自教师和学员的劳动所得。通过农民学员自己的劳动支付他们的教育成本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第二,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应当务实,使学员能够学以致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没有刻板的考试制度,他们的成果检测体现在教学内容与实践的结合上,体现在学以致用上面。目前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比较关注以各种证件、文凭来衡量学员的学习成果,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证件的发放处于不规范状态,容易使学员的注意力转移到如何获取文凭这些形式结果上,而忽略了教育的实质结果。况且农民对花钱买文凭并不感兴趣,这也是农民职业技术教育萎缩的原因之一。第三,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应当有针对性,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比较注重解决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教学内容针对性强,这一点是目前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所缺乏的)。今天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内容应当为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品服务,注重形成地方优势。

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是新世纪的一项重要事业,它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在面对入世的挑战时,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应当承担起增强我国农民和农业竞争力,缓冲市场风险的重任。对于目前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中的一些问题,我们要吸取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经验和教训,解放思想,加快改革。要把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和应对入WTO挑战的重要途径,赋予它与其它教育平等的地位;探讨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新途径和新方式。改变国家单独经营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局面,把它推向市场,面向市场开展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各方面的工作;国家加强对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管理和监督。一旦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发挥出了应有的作用,它将为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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