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的演变_城市经济论文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论文,格局论文,经济发展水平论文,三角洲地区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时间：2013-12-06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14)02-0050-08

       受区域发展本底条件的影响，区域经济在空间上总是呈不均衡的发展势态，区域经济差异及变化折射出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动，从区域差异的视角探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及演变特征是区域经济学以及人文/经济地理学的主要论题。自19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就开始聚焦我国的区域差异问题，从研究区域范围看，由早期关注于全国层面的三大地带间差异[1-3]，南北差异[4-5]，沿海与内陆差异[6-7]及省际间差异[8-9]转向中尺度的城市群[10]、城镇密集区[11]、经济区[12-15]、省域[16-17]、甚至更小的市域尺度的区域经济差异研究[18]；从研究方法看，由数理统计分析(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锡尔指数等)逐步融合空间分析或地统计分析(重心转移法、标准差椭圆法、ESDA法、空间变异函数法等)探讨区域经济的重心转移、空间集聚、空间异质性或空间格局等[14-21]。综论以上可看出关于区域经济差异及发展格局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①区域范围上由行政区向经济区或小尺度区域转变；②方法上由数理分析向空间分析转变，由单方法测度向多方法综合应用转变；③在指标的选用上由单一指标向多指标综合评价转变。这与经济发展由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型和区域分析手段的进步是密切相关的。但关于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研究仍还存在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化探讨：在以经济区、城市群或都市圈来组织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在研究的区域范围上对经济区或城市群经济发展格局的研究还有待继续关注；在指标上多以人均GDP来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事实上GDP指标不足以全面反映经济的综合发展状况，虽也有学者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来探讨区域经济发展及空间格局问题，但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评价方法的选用上尚未达成一致见解且综合评价结果缺乏时序可比性。本研究立足已有研究成果，以长三角地区为分析区域，以县市为分析单元，在构建面板数据的基础上采用熵权TOPSIS法对长三角地区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并结合马尔可夫链法和ESDA法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并对其空间格局演变进行深入探讨，旨在为构建合理、有序的区域开发格局，优化经济空间结构，推进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研究区域、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区现况

       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泰州、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台州和舟山1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地处长江黄金水道和沿海黄金海岸的结合部。这里通江达海并拥有长江流域广阔的纵深腹地，面积10.9万km[2]，2010年末全区总人口8491万人，GDP总量70675.4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7.62％，与1992年相比增长了4个百分点；全区人均GDP由1992年的4715元增至2010年的68836元，与全国相比，由1992年的2.04倍增至2010年的2.30倍。产业结构不断改进，非农业比重由1992年的88.29％提升至2010年的96.73％，尤其是第三产业比重增至45.53％，逐步形成了二、三产业并驾齐驱的发展态势。实际利用外资逐年增加，由1992年的29.66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455.3亿元，占全国总量的43.06％，是全国利用外资总量最大和增势最猛的地区。长三角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在全国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带动作用。

       1.2 主要研究方法

       1.2.1 熵权TOPSIS评价法。TOPSIS(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法，即理想解逼近法，由Hwang C.L.和Yoon K.S.于1981年提出，其原理是利用各评价对象的综合指标，通过构造决策问题中各指标的最优解和最劣解，计算各评价样本与最优解的接近程度和最劣解的远离程度，作为评价样本优劣的依据，接近最优解的同时又远离最劣解为最高，否则为最差。作为多目标决策分析中的一种常用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效益评价、决策管理等领域，并逐步拓展到城市旅游或旅游资源竞争力评价等领域[22-23]，而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中应用还较少。在利用TOPSIS法进行多目标决策评价中，为了体现指标重要程度的差异，对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是非常重要的环节，确定权重的方法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本文采用信息熵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关于熵权TOPSIS法具体步骤在此不再赘述[24]。

       1.2.2 马尔可夫链法。马尔可夫链是一种时间和状态均为离散的马尔可夫过程，是揭示俱乐部成员间等级构成变化与过程的有效工具。通过将连续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离散为k种类型，计算相应类型的概率分布及年际变化，近似逼近区域演化的整个过程。若将各等级的初始状态记为

，经m步变为状态

的概率用

表示[25]：

      

       1.2.3 空间自相关法。随着GIS技术的发展，以空间关联分析为核心的地统计学成为现代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方法并逐渐在人文/经济地理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它借助于新技术手段分析处理数据，从根本上改进了统计分析方法的不足，能更好地描述具有空间依赖和空间关联数据的时空格局，其中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是衡量自然或社会经济现象空间关联性的重要方法，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常用指标有Global Moran’s I、Local Moran’s I和Getis-Ord General G、Getis-Ord

等[21]。

       1.3 数据来源说明

       以县域为分析单元，考虑到长三角地区近些年来行政区划的多次调整，以2010年长三角地区行政区划为标准对前述年份的区域进行合并或调整，由于崇明县统计数据缺失，将其与上海市区合并，则共74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单元，包括1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区、36个县级市和22个县，在此统称为城市。文中涉及的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源于《1993—2011年江苏省统计年鉴》、《1993—2011年上海市统计年鉴》、《1993—2011年浙江省统计年鉴》、《1997—201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11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1993—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浙江60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见证辉煌——江苏60年》、《巨大的变化 辉煌的成就 江苏改革开放30年》、《数字看徐州30年巨变》及相关地市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等；地理信息数据源于1∶25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2 长三角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与比较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虽已有学者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对我国省域、经济区城市或县市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对湖南、江苏、河南、陕西、辽中城市群、成渝经济区和中原经济区等的城市或县市的综合实力评价等，但对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尚未达成一致见解，而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客观合理评价区域综合经济实力的基础。考虑到区域经济度量指标复杂多样，在遵照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可比性、独立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并在借鉴已有成果和咨询专家的基础上，对城市经济综合实力从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结构水平、人民生活和开放水平5方面选择16项指标构成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经济规模包括地区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邮电业务总量

；经济效益包括人均

、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结构水平包括第二产业产值比重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非农业人口比重

、人民生活水平包括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农民人均纯收入

、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开放水平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表征。

       2.2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根据熵权TOPSIS法，对长三角地区74个城市的1992、1998、2004和2010年4个年份的16项指标构成的296行16列的数据进行标准化，所选指标均为正向指标，采用正向极值标准化法处理，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进而得到各指标权重。从指标权重排序看，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邮电业务总量、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等反映经济规模的指标权重值都在0.05以上，排在前五位的权重都在0.1以上，表征经济规模是构成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方面。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和非农业人口比重的权重较小，主要在于这些指标相对于经济规模、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指标，在不同城市间相对均衡，指标包含的信息量较小。

       进而对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进行比较(表1)，1992—2010年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各城市经济综合评价得分的平均值由1992年的0.877增至2010年的12.019，增长了13.7倍多。1992年高于全区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的县市20个，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和无锡市区位居前五位，上海市的综合评价得分最高为6.855，是全区平均值的7.8倍，是最低的淳安县的32.7倍。2010年高于平均水平的城市增至23个，上海、杭州、南京、宁波和苏州市区位居前五位，综合评价得分最高的上海市增至94.814，是全区平均水平的7.9倍，是最低的兴化市的18.1倍，反映了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在减小，变异系数由1992年的1.025降至2010年的0.921，也表明全区各地域间经济呈均衡发展态势；2010年杭州超越南京位居第二位、宁波超越苏州位居第四位显示出长三角地区经济核心有向杭州湾地区转移的趋势，苏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强劲，昆山、张家港、太仓、江阴、常熟和吴江等县市经济位序大幅度提升，已超越南通、嘉兴、镇江、扬州、泰州和台州等地而位居前列。

      

       2.3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类型划分

       为进一步识别和比较长三角地区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状况，按照各年份城市经济综合评价平均值的50％、100％和150％把各县市分为低水平、中等水平、中高水平和高水平四种类型区，并进行空间可视化(图1)。

       首先从各发展水平类型区的范围看，1992年区域数量最多的中等发展水平类型区为33个，其次为低水平类型区21个、高水平和中高水平类型区20个，至2010年中等发展水平类型的区域数增至44个，高水平和中高水平区域数增至23个，低水平类型区域数降至7个，进一步反映出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呈现出均衡发展的趋势。其次从各类型区综合评价得分均值看，1992年高、中高、中等和低水平四种发展水平类型区综合得分的均值依次为2.350、1.092、0.630、0.339，高水平区是低水平区的7倍，至2010年高、中高、中等和低水平四种发展类型区综合得分的均值依次为33.344、13.889、8.543和5.485，高水平区是低水平区的6.1倍，相对差异呈缩减趋势。再次从各经济发展水平类型区的空间分布看，高和中高水平类型区主要为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苏锡所辖县市及绍兴县和慈溪等地，地级城市的外围县市多为中等发展类型区，且在研究期间该类型的区域范围大幅度拓展，而低水平区的空间范围则大幅度缩减，主要为处在长三角边缘地区的宝应、高邮、兴化、天台、三门和仙居等，显示出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边缘型空间结构特征仍较为突出。

       3 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时空演变

       3.1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时序演变与空间转移

       3.1.1 城市经济时序演变。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概率矩阵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不同等级类型间的变迁状况。按照马尔可夫链法构建1992—1998、1998—2004和2004—2010年3个时段长三角地区不同经济发展类型的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概率矩阵(表2)。对角线上的元素为类型没有发生变化的概率，非对角线上的元素表示类型发生转移的概率。整体而言在3个时段高水平向中等和低水平、中高水平向低水平、中等水平向高水平、低水平向中高和高水平转移概率均为0，表明研究期间没有发生地区经济发展的跨越式转移，这是由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但各时段各类型区均不同程度的发生了向相邻类型转移的现象，在1992—1998年间高水平向中高水平类型转移的概率为0.417，中高水平类型区有1/4的区域向中等水平类型转移，中等类型区保持稳定状态的概率高达0.909，而低水平向中等水平类型转移的概率则高达0.619，反映了各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向中高和中等地区俱乐部趋同的趋势；1998—2004年各类型区向中高和中等转移的趋势有所减弱，高水平类型向中高水平转移的概率降至0.143，中高水平向中等水平转移的概率降至0.154，但该类型个别地区发生了向高水平区的转化，中等水平类型向中高和低水平类型转移的概率相当，但均较低，低水平向中等水平类型转移的概率降至0.333；2004—2010年高水平区保持稳定，中高水平向高水平和中等水平类型转移概率相当，为0.077，中等水平向中高水平、低水平向中等水平转移的概率与前阶段相比稍有提高，分别为0.087和0.375，依然呈现出向中高和中等水平俱乐部趋同的发展趋势。

      

       图1 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类型划分

       Fig.1 Classific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Yangtze River Delta

      

       3.1.2 城市经济空间转移。为进一步揭示各时段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类型转移及空间分布特征，把各时段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转移状态分为向上、稳定和向下转移三种类型并进行空间可视化(图2)，可看出：

       1992—1998年间15县市发生了向上转移，玉环、温岭、诸暨、启东、新昌、宁海、嵊州、安吉、句容、高淳、溧水、姜堰和泰兴等13县市由低水平向中等水平转移，吴江和绍兴县则由中等水平向中高水平转移，而常州市区、昆山、南通市区、扬州市区、绍兴市区、湖州市区、台州市区和如皋等8县市发生了向下转移。1998—2004年间绝大多数县市经济发展类型保持稳定，发生转移的县市数降至11个，临海、三门、天台、慈溪、海宁和昆山发生了向上转移，南通市区、镇江市区、泰州市区、泰兴和姜堰发生了向下转移。而2004—2010年间发生转移的县市数仍为11个，向上转移的主要为中心城市市区，台州市区、湖州市区、常州市区、南通市区、泰州市区及泰兴、如皋和姜堰市发生了向上转移，仅海宁市、天台县和三门县发生了向下转移，其它绝大多数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类型保持稳定。

      

       图2 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类型空间转移

       Fig.2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ransition regions among different development classifications

      

       3.2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关联格局演变

       3.2.1 城市经济总体空间关联。利用ArcGIS9.3对长三角地区1992、1998、2004和2010年4个年份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全局Moran’s I指数进行计算(表3)，各年份Moran’s I指数全部为正且检验结果越来越显著，表明各县市经济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集聚分布。整体而言，Moran’s I呈增大态势，由1992年的0.0917增至2010年的0.116，期间略有波动，1998年Moran’s I稍有降低，为0.0724，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集聚性呈波动增强的态势。在县域层面上同类型区的集聚与均衡发展将有助于推动县市间整体空间差异程度的降低，这一点与前述县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差异减小的分析是吻合的。全局空间关联指数的变化表征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集聚与扩散格局的变迁，但从Moran’s I变化幅度来看，各年份间并未发生剧烈的突变，说明研究期间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总体格局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迁，只是在总体格局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部分县市经济地位或发展类型发生了波动或变迁。

       3.2.2 城市经济空间格局演变。为揭示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异质性并据此来有效反映经济发展的空间演变状况，就有必要考察各年份集聚区的分布状况，通过计算长三角1992、1998、2004和2010年4个年份各县市的Getis-Ord G*指数，采用自然断裂点法将G*指数从高到低分为热点区、次热区、次冷区和冷点区四种类型并进行空间可视化，生成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空间关联格局图(图3)，可得以下几点结论：

       ①研究期间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热点区保持稳定，各年份热点区均为上海及邻接的昆山和太仓三地，彰显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的主导地位及统领作用。1990年代以来随着浦东开发开放，上海以其得天独厚的经济地理区位和雄厚的工业基础加上多方面的优惠政策，经济在20年里快速增长，在长三角甚至在全国的经济引擎地位日益增强；苏南地区先于杭州湾地区接轨上海，先后建立了大批的开发区和产业园，并迅速成为长三角地区的外资高地和制造业中心，尤其是苏州、无锡和常州市区及所辖的常熟、昆山、张家港、太仓、江阴和吴江等经济实力位居前列，呈现出都市连绵区的发展态势，这一点从次热区的空间集聚状况可以得到明示。

       ②次热区主要分布在苏锡常地区、南京、杭州和宁波市区及其邻接县市，研究期间次热区的空间集聚格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但个别县市发生了转移或切换。开放初期地区经济发展还存在很大的随机性，苏南地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加上外资的大量涌入，使苏南地区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抢占先机，1992年次热区的75％集中在苏锡常和宁镇扬地区，随着浙江民营企业的兴起，杭州、宁波、绍兴等地在长三角的地位日益提升，杭州湾地区成为与苏南地区相抗衡的经济板块，2010年在23个次热区中13个县市集中在环杭州湾地区，江苏板块降至10个，句容、丹阳、扬中、扬州市区和仪征等切换为次冷或冷点区，南京市区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明显不足。

       ③次冷区主要分散在次热区的邻接地区。1992年26个次冷区中57％的集中在环杭州湾地区，而随着次热区向环杭州湾地区的拓展，次冷区的范围被大幅压缩，2010年五成以上的次冷区集中在苏中的通泰扬地区和镇江所辖县市，虽然江苏在2002年提出新一轮沿江开发战略加快了沿江地区的发展，但从实施效果来看苏南沿江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而苏中沿江地区与苏南地区的差距则进一步拉大；处于双核型空间结构断裂点地区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由港口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组成的区域空间结构形式称之为双核型空间结构[26]，以此判断镇江、嘉兴和绍兴可认为是上海—南京、上海—杭州和宁波—杭州三个双核型空间结构的断裂点城市，其所辖的大多县市为次冷区。

       ④冷点区主要分布在苏中的南通、泰州、扬州，浙江的宁波、绍兴、台州、杭州以及湖州所辖的位居边界地区的县市。受长江和杭州湾水域的阻隔，处于长三角地区南北两端和西部边缘的县市距上海、杭州、南京等中心城市较远，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发达地区的辐射作用很难惠及到这些地区，资金、技术和人才也很难向这些地区扩散，再加上受到生态环境保护的约束，工业发展受到较大限制，以至于与经济中心的差距不断拉大，处于经济发展的边缘区，城市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形成长三角地区的贫困地带。

       ⑤从各类型区的空间集聚趋势看，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在空间上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和杭州为副中心，苏州、无锡和宁波为次中心，以苏锡常环太湖地区和环杭州湾地区为核心区域向南北两端和西南边缘梯度降低的态势，空间发展轴线较为突出，1992年经济发展热点和次热区主要集中在沪宁沿线，而至2010年则拓展至沪宁、沪杭、杭甬沿线地区和沿江地区等。从热点区变迁的趋势看，以杭州、宁波和绍兴为引领的环杭州湾地区在长三角的经济地位日益提升，长三角地区呈现出杭州湾化的趋势，尤其是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通车，该地区将形成与上海等地互动发展的局面；而处于上海北翼的南通地区则相对落后。总之研究期间长三角城市经济格局呈现出由“＞”型，向“Z”型，进而向“Σ”型转变的态势，多中心、多轴线和均衡化的发展态势日益突出，但处在发展主轴断裂点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则相对较低。

      

       图3 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空间格局演变

       Fig.3 Spatial patter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Yangtze River Delta

       4 结论与启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在全国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日益增强；产业结构层次日益提高，服务业比重大幅度增加，已形成了二、三产业并驾齐驱的局面；经济全球化水平逐步推进，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日益膨胀，长三角地区已进入全方位对外开放新阶段并逐步融入世界城市经济体系。通过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与比较，得到以下几点结论与启示：①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地区间差异逐步缩小，按照各年份经济发展水平的50％、100％和150％把各县市划分为低、中等、中高和高水平四种发展类型发现高和中高水平主要为地级城市市区及苏、锡所辖的县市、绍兴县和慈溪等地，中等发展水平城市的数量大幅度增加，长三角城市经济呈现出向均衡发展的态势。②采用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概率矩阵并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态势分析发现，时序上长三角城市发展水平呈现出向中高和中等水平类型转移的俱乐部趋同态势，空间上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和杭州为副中心，苏州、无锡和宁波为次中心，以苏锡常环太湖地区为经济核心区域向南北两端和西南缘梯度降低的态势。以上海为核心的近域圈与上海的人员、资本和技术交流频繁，对近域圈的辐射作用也越来越强，而远离上海的边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这一方面反映了上海对长三角地区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各地区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经济圈的趋势和意义。③多中心、多轴线和均衡化将成为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空间结构的未来演变趋势，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对全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彻底破除行政区划的束缚以经济区来组织城市经济发展将是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均衡、协调和一体化融合互动发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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