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就业面临的挑战和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众多的需要做出艰难选择的问题当中，就业可能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中国的发展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成功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穿衣问题，使大多数人过上温饱和小康生活。这对全世界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在今后的50年，中国要解决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具有劳动能力而又希望工作的人都能够乐业。从近期和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就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使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如何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就像当年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如何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一样。
一、中国就业市场的特征
（一）中国就业市场的断裂和残缺
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中的中国，目前所形成的就业市场，还是一种断裂的和残缺的就业市场。城市和农村断裂成两个就业市场。就是城市就业市场本身，在现实中也断裂成三块：一是城市的正式部门，包括所有的国有部门、大公司以及知识技术密集部门，这主要是大中专以上的毕业生和国有部门“下海”、“跳槽”人员竞争的就业市场，一般有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较高的工作稳定性；二是城市非正式部门中待遇相对较好或劳动强度较轻的部门，这主要是从国有企业分离出来的人员和一般城镇人员竞争的就业市场，一般来说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但工作相对稳定；三是城市非正式部门中待遇相对较差或劳动强度较高的领域，如企业中从事苦、累、脏工作的体力工人以及建筑工、装修工、矿工、修理工、商贩、餐饮业服务员、保姆、废品收购员等等（何景熙，1999），这主要是进城民工竞争的就业市场（注：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在体制转轨时期，城镇劳动力市场断裂为两块：一块主要涉及国有部门和存量劳动力，就业体制在渐进改革，但是就业基本上还是靠政府的行政调节；另一块主要涉及非公有制部门和增量劳动力，基本上完全靠市场来调节。这种两种就业体制的并存状态，一般被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称为“二元就业体制”（戴园晨等，1991；蔡昉，1998）。有的学者针对现实的复杂情况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陆铭等分析了国有企业内部二层次的劳动力市场，第一个层次是在岗职工之间的竞争，第二个层次是在岗职工和下岗职工之间的竞争（陆铭、陈钊，1998；罗润东，1999）。）。
这些就业市场的断裂块，尽管具有相互交叉的领域，但却不存在统一的劳务价格、社会保障制度、劳动用工制度以及劳动力供求关系。这就使在某项政策下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整信号，并不能在整个断裂的劳动力市场得到反应，有时还会有适得其反的结果。例如，为了使城市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注：职工“下岗”现象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但政府劳动部门开始统计“下岗”职工的时间是1995年，当时的统计口径还很不严密。1996年，国家统计局和劳动部经反复研究，确定了一个“下岗”职工的统计定义：即“由于用人单位的生产和经营状况等原因，已经离开本人的生产或工作单位，并已不在本单位从事其他工作，但仍与用人单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简称“二无人员”，即在单位无岗位，与单位未断劳动关系。按此口径统计的1996年末的下岗职工是892万人，1997年末的下岗职工是1435万人，同比增长61%。但这个定义的缺点是不能反映下岗职工再就业状况，很多调查表明，有1/3以上的下岗职工已经再就业并具有稳定的收入，还有部分职工由于家庭其他成员收入较高或家务较多等原因，也已经放弃寻找工作的愿望和行动。1998年初，国务院领导对“下岗”的统计口径问题做了多次具体指示，1998年3月，国家统计局和劳动部经认真研究，将下岗职工的定义修改为：“因企业生产和经营状况等原因，尚未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在原单位已无工作岗位，且未在社会上再就业的职工”。简称“三无人员”，即在原企业无工作岗位、未解除劳动关系和未再就业。根据新定义，“下岗职工”实际上是“下岗未就业职工的简称”。但在实际操作当中，由于对什么算“再就业”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各地的统计口径实际上仍不完全致（国家统计局人口与社会科技统计司，1999）。按新口径统计，1998年末下岗职工是893万人，1999年末是1000多万人。但这些数字与1997年以前的下岗职工数字不可比，因为统计口径窄。）获得更多的再就业机会，有的城市采取限制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措施，但实际结果是，下岗职工宁肯没有工作也不愿干农民工干的活儿，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措施非但没有缓解下岗职工的就业困难，反而使某些领域出现劳动力供给的短缺或劳务价格的升高。所以，研究和分析中国的就业问题，必须从中国断裂的就业市场这种现实出发，探讨其中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
（二）城市化和后工业化对就业的双重冲击
在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发展差距的情况下，让人十分费解和疑惑的是，不仅商品市场出现了断裂（城市商品市场饱和，农村却是购买力不足）、就业市场出现了断裂，发展阶段也出现了断裂。在落后的农村地区工业化刚刚起步、广大农村尚未实现工业化的时候，大城市、特别是老工业基地却出现了许多后工业化社会的特征。例如，传统技术条件的资源产业和制造业出现衰落的趋势，大量的裁减员工；而金融、保险、旅游、环保等新兴服务业迅速发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传统的非营利的服务业也具有了巨大的发展潜力；特别是与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密切相连的产业，产生跳跃式发展的前景；蓝领职工（非专业非技术工作岗位）的需求大大缩减，而白邻职工（与新兴产业相连的专业技术岗位）的队伍迅速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社会的就业受到城市化和后工业化的双重冲击：一方面，在城市化的压力下，大量农村富余的农业劳动力涌入城市，城市需要为他们开辟新的就业市场的空间；另一方面，在后工业化的压力下，城市要在新兴产业领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便容纳由于传统产业的收缩而被闲置的劳动力。特别是面对某些后工业化的特征，很多人产生了疑惑：中国还是发展中的国家，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很多农村地区的工业化才刚刚起步，怎么能够侈谈后工业化？但中国经济社会的复杂性就是如此，这是由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所决定的，我们除了认识这种复杂性、应对这种复杂性外，别无他途。
（三）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仍具有较大的结构变动弹性。
劳动力需求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一是经济总量增长的指标，二是经济社会结构变动的指标。单从经济总量增长的指标来看，如果按目前GDP7%的平均增长率和0.13就业弹性系数测算，2000～2005年平均每年能够增加约650万个就业机会，难以与平均每年800万新增劳动力的供给平衡，更不用说目前的就业形势已经比较严峻（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1999）。但是从经济社会结构变动的指标来看，增加劳动力需求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在产业结构方面，中国不同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存在较大的差异，90年代以来，由于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在下降，农业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几乎一直是负值，工业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一般在0.12～0.16，而服务业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则平均高达0.75。目前中国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还不到30%，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0%左右，其中印度已达到55%左右；发达国家则达到70%以上，其中美国达到80%以上。如果中国的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能够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就可以增加9000多万个就业岗位。
在城乡结构方面，城市和乡村的就业弹性系数也有巨大的差异，就业的增长主要在城市。按目前的变动趋势，2000～2005年中国农村的就业增长将是负值，每年将有几百万人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就业，而城镇每年将平均增加900多万个就业机会。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只有30%左右，而世界上中下等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平均也在60%左右，高收入国家平均在80%以上，如果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能够在5年间增加到40%，就可以多增加几千万个的就业机会。
另外，促进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也会进一步增加劳动力需求增长的潜力。非国有企业多半是中小企业，其劳动密集程度高，就业渠道多样，就业方式灵活，进入就业的“门槛”也比较低，对于大量吸纳一般劳动力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近几年来，中国95%以上的新增就业机会主要依靠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最后，信息网络等迅速成长的产业对就业的贡献。由于我们习惯于从常规的产业成长规则出发，往往一再低估信息网络产业的增长速度，这也可能使我们大大低估其就业贡献的潜力。美国近些年来在快速的产业结构调整中能够保证较低的失业率，这与信息网络产业对就业的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
二、影响劳动就业市场的主要因素
（一）经济增长的放缓对就业的冲击
就业机会的创造和增加，虽然取决于诸多结构性变量，但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经济增长一直是最基本的决定性的变量。一般来说，一定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也是一定的，而且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还可能降低。从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会有所放缓。中国正在从振动波幅较大的高增长时期转到平稳发展的中速增长时期，在这个时期，8%的增长率就是相对较高的增长率了。1981～199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0%；而1990～1997年的7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11.2%，从业人员年均增长1.2%，就业弹性系数为0.11，平均每年增加800多万个就业岗位。如今后10年按8%的GDP年均增长率并仍按0.11的就业弹性计算，那么平均每年仅能增加近600万个就业岗位。就以上假设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弹性来说，这还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
（二）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更新对就业的影响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加快，使技术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优势日趋强化。在农业领域，大量的人力和畜力耕作被机械耕作取代；在制造业，大量的手工操作过程变成了机器的流水线；即便是在管理领域，电脑的广泛使用使很多人脑的工作岗位缩减。
贝尔教授在27年前写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曾描述了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服务业就业人数超过商品制造业以及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的过程，这在当时对于中国来说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但今天人们已经在密切地关注着中国开始进入的这一过程。对这一情况（贝尔，1996），里夫金教授在5年前写的《劳动的终结》一书中，用警世般的语言告诫人们，信息时代所产生的更加自动化的全球经济，正在使劳动的本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将在21世纪重塑文明，各国首先要面对的根本问题，似乎并不是经济的增长，而是成千万上百万的劳动力找不到需求，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全球的失业陷入最严重的境地，共有8亿多人失业或就业不足(Rifkin,1995)。然后，卡斯泰尔斯教授在4年前写的《网络社会的兴起》一书，似乎是对这种“人类是否走向无职业社会”疑问的回应。他通过对多国劳动和就业结构长期变化的分析，认为人们没有过于悲观的理由，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的现代化曾使英国1780～1980年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从50%下降到2.2%，20世纪美国也经历了这一过程，但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创造的全部就业机会从1900年的2700万上升到1994年的1.245亿；在后工业化过程中，服务业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了传统工业减少的就业机会；在目前的网络社会时代，以信息技术和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也应该能够解决失业问题，美国近年来的经济高增长率和低失业率就是佐证(Castells,1996)。对此看法，反对的意见也非常强烈，主要是指责卡斯泰尔斯教授没有充分考虑各国经验和现实的差异。
但是，至少我们不能根据技术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优势，简单地推定“技术和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大，失业状况就会越加严重”。不过，中国“赶超经济”以及“断裂劳动市场”的特殊性，使得就业领域中的“不乐观”因素和“非常规因素”更为突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农业劳动力还在大量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时候，工业不是大量吸纳劳动力而是开始饱和并吐出劳动力，服务业缓慢增长的劳动就业机会，难以容纳同时来自农业和工业的外溢劳动力。
（三）劳动力供给持续增长造成的就业压力
尽管中国目前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8左右，接近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但由于过去长期以来人口增长的惯性，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都还处于上升的趋势。无论采取哪一种可能的生育率假设来测算（假定总和生育率在1.62～2.1之间），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持续增长的局面都是无法改变的。中国男16～59岁、女16～5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1995年为7.31亿人，2000年为7.8亿人，2010年达到8.57亿人，2016年达到峰值的8.7亿人。不同的生育率假定，只意味着2016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可能的下降速度的快慢而已。但是，直到2030年，一般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总供给也不会低于2000年的水平（刘金塘，2000）。如果考虑到提前就业和目前很多职工在退休以后仍然另外从业的实际情况，把劳动力资源的统计口径界定在15～65岁年龄段，那么，按此测算，1995年的劳动力资源是8.2亿，2000年为8.6亿，2005年将超过9亿，2025年将超过10亿，其后一直到2050年都会保持在10亿以上（李竞能，1999）。
2000年中国城镇的劳动力供给过剩状况，较前几年已经更加严重。从目前来看，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7%～8%，按0.05～0.1的经验性就业弹性系数计算，2000年城镇的新增就业机会约400～600万个，另外估计职工退休等自然减员因素腾出的就业机会约为300万个，这样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总共约为700～900万个。然而，2000年城镇新进入劳动年龄的劳动力约为1000万人，估计新增的下岗职工约500～600万人，加上1999年结转的劳动力供给1290万人（下岗+失业），劳动力的总供给约为2790～2890万人。考虑到城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中还有很多人要接受高等教育或中等技术培训，实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约为60%，以及下岗和失业人员实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约为75%，实际的劳动力供给在2000万人左右（莫荣，2000）。即便如此，劳动力的实际供给过剩仍高达1100～1300万人。这还没有考虑因进城民工在城镇寻求工作而可能增加的几百万人的城镇劳动力供给。
（四）工资上升、物价下降对就业的影响
根据失业与工资、物价关系的一般均衡规则，失业率与工资价格、商品价格成反比关系，当失业率很高的时候，劳动力市场上供大于求的状态比较突出，厂商可以用相对较低的工资雇佣到他所需要的职工，而一般工资收入的降低会使一般的商品价格降低；换句话说，一般工资价格水平的降低可能会促使就业的增加和失业率的降低，从而刺激物价水平的上升，在市场的调节下达到一种新的均衡（斯蒂格利茨，1997:59～78）。然而，这种理想的劳动力市场的均衡状态，并非现实的实际情况。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一样，是与利益格局的变动紧密相连的，而一切与利益格局紧密相连的变量，由于利益各方的相持，都会具有向下的刚性（或粘性）。职工对工资水平的下降会激烈地反对，政府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为了刺激消费、增加就业，往往也会采取提高公务人员工资水平和缩短劳动时间的政策，这样反过来会进一步提高工资价格和增加劳动成本，对解决失业产生不利的影响。
中国近几年面临着同样的两难选择：一方面，为了降低企业成本增加企业效益、解决国有企业冗员过多的状况和调整产业结构，采取了减人增效的措施，有大量的职工下岗；另一方面，为了刺激消费市场和增加就业，采取了公务人员提薪和缩短劳动时间的措施，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劳动成本。这种情况的相持，还有可能引发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双高的“滞胀”局面，即物价在强刺激下升高以后，经济增长率却没有相应的提高，失业率也高居不下。
（五）退休人员的谋职对在职职工的压力
为了缓解职工下岗中的利益摩擦和人际矛盾，很多国有部门放松了职工的退休条件，如放宽职工的退休年龄。原来规定职工男60岁、女55岁退休，但很多国有企业把退休年龄放宽到男55岁、女50岁，相当多的国有企业还实行了所谓的“内退”和“内病退”，有的职工40多岁就“退休”了。目前城镇的离退休、退职人员每年增加150万左右，国有部门全部在职职工与全部离退休、退职人员之比，已从1978年的26:1上升到4:1。由于国家对退休人员的再就业一向没有明确和严格的限制，退休人员、特别是提前退休人员再就业和部分兼业的情况还是相当普遍的，这无形中也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
退休人员的再就业和部分兼业，应当说是有利有弊，在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当中，很多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到这些企业中去再就业和部分兼职，解决了这些企业技术人员缺乏的问题，对促进这些企业的迅速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退休人员因为已享受原退休单位的退休金和社会保障，他们只要求额外的工资，这样就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对失业和下岗人员的不公平竞争，加大了失业治理的难度。而且，由于对退休人员的再就业没有严格的限制，促使很多公有部门的技术人员寻求提前退休，以谋求通过退休后的再就业来增加收入，这样就导致退休人员社会保障的负担急剧增加。1980～1997年，离退休、退职人员的保险福利费用总额相当于职工工资总额的比重，从17.7%增加到30.4%。
（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就业情况的可能变化
加入WTO，对于中国的就业来说，既不是“紫气东来”，也不是“洪水猛兽”，实际上在短期内对中国就业市场的影响，可能比人们一般估计的要小。但从长期的发展来看，其影响的指向性很强。在农业就业方面，影响总体上是负面的，中国的小麦、大米、大豆、玉米、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进口配额都将大幅度提高，对美国有竞争力的农产品的进口关税平均要降到14.5%，而且要取消中国主要农产品的出口补贴，农业的产品结构调整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在工业就业方面，情况比较复杂，中国目前工业产品的平均关税是17%，到2005年要降到10%。一方面，中国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如服装业、纺织业、建筑业、食品加工业等，加入WTO以后，由于出口配额的放宽和取消，就业机会将有所增加；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机械和仪表工业等，由于国际竞争力较弱，可能会受到较大冲击，就业机会可能会相应减少。而高科技产业和电信产业，加入WTO后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的进入，对这些产业的发展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市场开放后大量进口产品的涌入，也会影响到这些产业的成长和就业。在服务业方面，一般商业和服务业会受到刺激而得到发展，就业也会增加，但金融、保险等行业，由于外资的参与竞争，国内相应行业会受到降低管理成本和劳动成本的巨大压力，就业前景很不乐观。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亚洲银行的测算，中国加入WTO后可使GDP增加2.94个百分点，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以新增加400万个就业机会。而据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评估，中国加入WTO后，随着关税的降低和农工产品进口的放开，将导致增加1100万人失业，不过数年后，劳动和资本市场将再度充满活力（韩德强，1999）。其实，关于中国加入WTO以后就业情况的各种预测数据，都还只是一种静态的估计。在这方面，真正的就业前景，将取决于中国劳动力的素质及其劳动成本变动状况。如果中国的劳动力素质、特别是与新兴产业相联系的劳动力素质能有较大改善，而劳动成本能够保持其竞争力，则影响中国就业前景的正面因素就会更多，反之，对中国就业市场影响的负面因素就会更加突出。
三、中国面对就业挑战的选择
（一）政府要建立健全规避就业风险的主导机制
国有企业的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周期波动，都不可避免地带来失业问题。建立失业的预警指数，把失业率控制在一定范围，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全规避失业风险的政府主导机制。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在失业保险方面没有基金积累，要解决目前比较严峻的失业问题，就需要相当大的投入，而且这种投入必须有制度化的保证。目前我国企业按工资总额3%的比例征收的失业保险金，远不能满足为全部失去工作岗位的人员发放失业金的需要，而国家财政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托底和补足缺口。如果继续提高失业保险金的征收比例，企业的负担又似乎过重，目前国有企业各种按工资总额提取的保险福利费用总额（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职工福利费、教育附加费、工会会费等），几乎已经超过工资总额的50%，上调的余地很小。所以必须扩展筹集失业保险金的渠道。在这方面，征税是比目前国家、企业、个人多方征费的办法更加制度化、也更加透明、更加有效的措施。目前中国的政府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在12%左右，在国际上还是比较低的，但问题是各种征“费”太多太乱，而且“费”的使用比较随意，透明度低。所以应减“费”增“税”。一方面可以考虑“无痛苦”的征税，如发行专项福利彩票，在股票交易税中确定一定附加比例等，另一方面可以与调节收入分配秩序结合起来，如开征汽车燃油消费税，在烟酒消费税中附加一定比例等，专门用于失业保险金的补充。总之，要通过建立健全规避就业风险的政府主导机制，使广大职工具有失业保险的稳定预期。
（二）建立就业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帮助网络
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就业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体系，都是建立在单位里的，城市职工的就业主要通过政府和组织的安排。通过就业体制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劳动力在谋职过程中依赖的渠道多样化了。但是，迄今为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就业支持网络还很不健全。特别是对下岗职工这类弱势群体就业的社会支持，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社会支持的正式网络。职工下岗后的再就业，大多数要依靠亲友关系等非正式社会网络。根据北京市城市经济社会调查队1999年6月对下岗职工及其家庭的抽样调查，在下岗职工谋职过程中，50.3%的人依靠亲戚朋友等非正式社会网络的介绍，22.3%的人依靠职业介绍机构、劳务市场、人才交流中心和招聘广告等市场化网络介绍，10.8%的人依靠原单位或主管部门等组织网络介绍安排，9.9%的人通过街道委员会等社区网络介绍，只有2.3%的人依靠再就业服务中心和4.4%的人依靠其他渠道（北京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1999）。这种现象并不只是区域性的，邱海雄等人1997年7月对广州4个老城区下岗职工的调查也显示了相同的趋势（邱海雄等，1998）。
目前大多数下岗职工再就业主要依赖于亲友支持和帮助网络的现状，说明了就业弱势群体社会支持和帮助网络的脆弱。中国现有的由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构成的社区组织网络，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很好的替代作用。它们遍布基层，熟悉千家万户的情况，便于监督和管理，而且成本较低。通过制度化的措施，使统一的社会保障机构与社区组织和各种市场中介机构密切衔接，建立广泛的就业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社区组织也要改变过去“老太太工作”的形象，更多地吸收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参与这一事业，有效地发挥社会支持的功能，使社区组织成为中国新型社会支持网的基础。
（三）发展适应中国国情的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产业
现代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有两个趋势，一是大企业的兼并和集团化，另一个是中小企业的并行发展。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前者，而忽略了后者。现在的大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多数已放弃所有产品的零部件和配件都自己生产的战略，而采取委托生产、加工订货、定点合同等多种形式，把非关键性零部件交给中小企业配套生产，这样可以降低管理成本。更为重要的是，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和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近几年来，美国每年增加的就业者中，有62%的人在中小企业工作（姜列青，1998）。1978～1999年，中国从农业部门转移出的2亿多劳动力，绝大多数在小企业就业，工业部门和服务业新增加的约2.5亿从业人员，85%以上是在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就业。如果不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就业目标，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无论是在资本、技术还是在资源上，中国都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主要是劳动成本。而且，中国要面对的迫切问题是，如何以占世界不到4%的资本资源来提供世界近1/4的劳动就业岗位（胡鞍钢，1998）。中国既要跟上世界现代产业和先进技术发展的步伐，发展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支柱产业，又要有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型企业集团，但这并不排斥我们多条腿走路，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不能把小企业与资源浪费、污染严重、假冒伪劣产品简单地联系起来。很多小企业是效率高、资源节约、污染少、发展快的企业。
（四）振兴老工业基地
中国的老工业基地，由于国有工业和传统工业的比重较高，都面临严峻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使老工业基地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老工业基地的剩余劳动力与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具有很大的不同。从全国的平均水平来看，老工业基地的城市化水平比较高，高等教育的能力比较强，从业人员的平均文化程度、技术能力和工作经验都具有一定优势。但是，由于改革以来老工业基地的新兴产业发展慢，原来比较集中的大型企业调整和转产难度大，原有的就业和保障等方面的社会包袱沉重，所以新增的就业机会较少，下岗职工也较多。
振兴老工业基地，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对于缓解就业的压力，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老工业基地对国家的财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单靠老工业基地自身的能力，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增加就业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国家必须在这方面给予老工业基地以财力上的支持。要像实施沿海开发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那样，设计和实施旨在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使以传统的煤炭、钢铁、军工、纺织、机械制造为主干的老工业基地，能够快速地实现技术改造，并逐步走上以发展新兴产业为主的轨道。这个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是痛苦的，英国的曼彻斯特地区、德国的鲁尔地区和法国的洛林地区，都曾经历过这种转变的痛苦时期，而在这种转变中，国家的财力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五）采取多种灵活就业的形式
企业生产的自动化和信息化，其结果是更多地使用现代机器和技术，从而造成大批传统产业职工的下岗。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很多正式的国有产业部门，越来越多地使用非全日制劳动，有的企业一方面有很多职工下岗，另一方面却又使用很多临时工。非全日制工作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的工作形式，而且这种工作形式正在从非转轨部门扩展到正规部门。这既是产业部门降低劳动成本的要求，也是产业劳动使用结构变化的趋势。所以，应积极地发展临时工、小时工、季节工、流动工、短期合同工、家庭工以及弹性工作时间等各种灵活的就业形式。特别是在各种服务业，灵活的就业形式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有40%的职工采取灵活就业的形式，西欧有13.6%的职工采取灵活就业的形式，而且统计显示，女职工比男职工更多也更愿意采取灵活就业的方式。
（六）把竞争机制引入公用产业
公用产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领域。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信、电力、供水、铁路、银行等公用产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很好的发展前景。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这些领域属于自然垄断领域，实行垄断经营可以降低经营成本。但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垄断经营往往使这些领域缺少竞争的压力，在降低经营管理成本和提高服务水平等方面缺乏硬约束，并且时常出现把经营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的情况，消费者对这些领域的服务状况也多有抱怨。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些领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竞争局面。要提高这些领域中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并使这些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也对创造就业机会做出贡献，必须把竞争机制引入这些领域。电信行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仅仅是很有限地引入了竞争机制，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之间产生无线通讯领域的竞争，就使无线通讯的价格水平快速降低，大大提高了中国通讯企业的竞争能力，使该领域得到更快的发展，同时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