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宇惠[1]2017年在《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物价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这两个视角下的不同途径对物价产生深刻影响。前者是商品层面的汇率传递,后者是货币层面的汇率传递。汇率本身具有比价和杠杆的双重属性,其中比价属性指的是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决定汇率的变动,杠杆属性指的是汇率变动影响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本文运用理论脉络梳理的研究方法,对均衡汇率和汇率传递的理论基础及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和评价;运用历史实践梳理的研究方法,研究总结了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及我国物价变动与治理的实践历程;运用均衡汇率理论研究了人民币汇率的比价属性,分析了汇率的变动;运用汇率传递理论研究了人民币汇率的杠杆属性,从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两个视角分析了汇率变动影响我国物价在商品和货币层面的不同机制。本文对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的梳理从均衡汇率和汇率传递两个领域切入,每个领域分别总结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两方面的成果。在均衡汇率理论研究方面,目前该领域出现过五种主要的理论框架,其中购买力平价理论(PPP)出现较早,且忽略了对中短期汇率的解释,局限性较大;均衡实际汇率理论(ERER)和自然均衡汇率理论(NATREX)对数据要求较高,可操作性较低;基本均衡汇率理论(FEER)的假设条件较为苛刻,且无法体现现实中经济行为对汇率的影响。行为均衡汇率理论(BEER)的可操作性强,且其理论框架较为完整地涵盖了影响汇率均衡的中长期、短期和随机因素。在均衡汇率测算的实证研究方面,国外学者经过测算普遍认为人民币汇率在样本期内被低估的程度很高,而国内学者得出的结论则是低估程度较低。在汇率传递理论研究方面,最早的传统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视角为汇率传递的研究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后期产生了微观经济学视角和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视角,这两者的研究思路都是以传统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进而讨论该理论框架的局限性,进而提出传统理论忽略的微观或宏观因素,并研究这些因素对汇率传递的影响。微观经济学视角下学者提出了非贸易品的存在、定价策略的影响、价格粘性的影响等不同的扩展思路;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视角下学者则关注了资本流动、通胀环境和经济周期的影响。在汇率传递的实证研究方面,迄今为止的实证研究文献主要是对发达经济体汇率传递的研究,对新兴经济体的研究较少,其中对中国的研究在汇率改革推进之后的近些年有所增加。在实证研究所采用的计量方法上,最早的单方程回归法由于变量方面的局限性现已很少采用,目前主要的分析方法都是基于向量自回归技术。在人民币汇率传递的实证研究方面,目前采用国际贸易框架下思路的研究较多,采用国际资本流动框架下思路的研究较少,尤其是缺少这两种框架下实证的比较研究。本文采用历史梳理的研究方法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及我国物价变动与治理的实践历程进行了总结。本文通过总结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际货币体系变迁双重影响的结果。前者遵循的改革逻辑是从计划到市场,从封闭到开放;后者遵循的变迁趋势是从固定到浮动,从单一到多元。此外,市场化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始终坚持的方向。这一改革路线可以总结归纳为从多轨向并轨的改革、从单一盯住美元向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改革、从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的改革。本文通过总结我国物价变动与治理历程,认为我国各个通胀和通缩周期的形成原因和治理逻辑存在普遍性和特殊性。普遍性方面,投资过热往往是历轮通货膨胀的共同特点,外部冲击往往是历轮通货紧缩的共同原因。特殊性方面,包括粮食和工业消费品在内的一些基础性产品价格波动会带来特定的结构性因素,这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重要诱因。另外,一些有着特殊时代背景的因素也会引发通货膨胀。本文构建了一个均衡汇率理论模型,认为人民币均衡汇率在短期由利率和资本流动决定,利率上升和资本净流入促进汇率升值;在中长期由购买力平价、贸易壁垒和资本管制决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通货膨胀的降低会提升本币购买力,而本币购买力的上升、贸易壁垒和资本管制的上升都会促进汇率升值。本文在理论模型基础上将短期和中长期各项因素归纳为四方面变量,运用协整方程对1998-2014年人民币兑美元均衡汇率进行了测算,验证了相对生产率和净对外资产占比对人民币均衡汇率存在正影响,经济开放度和货币超发对人民币均衡汇率存在负影响。本文继而以实际汇率相对均衡汇率偏离度为视角,结合具体宏观经济环境,分析了1998-2014年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逻辑和影响机制,发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外制度的变化、经济政策的波动和经济周期的运行都对各个时期人民币均衡汇率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观察到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的事实。本文从均衡汇率的角度分析了2014年以来人民币贬值的原因,认为我国自2012年以后出现的资本流入下降、美联储加息预期和央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共同导致了近期人民币的贬值。本文依据所构建的均衡汇率分析框架,对未来人民币汇率运行趋势做出叁个判断。第一,人民币汇率短期存在一定贬值压力,但不会大幅贬值。这是我国相对稳定的经常项目顺差地位、相对充裕的外储总量和央行相对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共同决定的。第二,人民币汇率中长期将维持相对强势。这是由于我国潜在经济增速相对国外仍然较高,商品贸易竞争力较强,且目前面临的中美经济周期的差异程度将会在美联储加息进程告一段落后逐渐缩小。第叁,人民币未来升值空间、幅度和速度都会减小。这是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增长、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潜在经济增速放缓、劳动生产率增速减缓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诸多趋势性因素共同决定的。本文构建了一个国际贸易视角下的汇率传递理论模型,将人民币汇率传递机制主要变量归纳为五个方面,分别是人民币汇率、进口价格、物价、经济规模和货币供给,并用VAR模型对汇率传递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通过进口产品的价格显着影响我国物价水平,证明进口价格是商品层面上汇率传递的重要渠道。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口产品价格和物价总水平都存在负向影响,而进口产品价格对物价总水平存在正向影响。这说明国际贸易视角下的汇率传递与传统宏观理论方向一致。研究还通过方差分解的解释力比较和脉冲响应函数的滞后性等角度证明了国际贸易视角下的汇率传递机制并不是人民币汇率传递的唯一机制。汇率传递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出我国目前正在经历“消费升级带动贸易转型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经济变迁。从低端单一化到高端多元化的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了我国贸易结构从出口为主到出口与进口并重的转型,并引发了第叁产业比重的扩大和第一、二产业的转型升级。本文构建了一个国际资本流动视角下的汇率传递理论模型,将人民币汇率传递机制主要变量归纳为六个方面,分别是人民币汇率、资本流入规模、物价、货币供给、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并用VAR模型对汇率传递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通过影响资本流动,从而影响货币供给,进而影响我国资产价格和物价水平,证明资本流入是货币层面上人民币汇率传递的重要渠道。另外汇率预期和央行货币冲销是关键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显示汇率预期会影响资本流动,造成资本流动方向随时间出现变化;央行货币冲销会降低资本流入带来的货币扩张,从而减弱汇率传递机制,该作用在资本流入冲击的中后期开始显露。本文证明了资本流入对物价的影响机制在短期和中长期具有不同的主导因素和运行逻辑,且主要是通过资本流入大类资产市场,进而通过不同效应间接影响消费市场这一渠道实现的。资本流入境内主要进入大类资产市场,推高资产价格。在短期挤出效应占主导,资产价格上涨预期挤出消费市场资金,引发物价下跌;在中长期财富效应占主导,资产价格上涨带来居民财富积累,从而扩张消费引发物价上涨。因此在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汇率变动引发的资本流动通过资产价格对物价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甚至是方向相反的,这有力地解释了近年来我国汇率物价互动关系与传统宏观理论相悖的现实情况。本文还通过对比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深入剖析了不同资产价格在汇率传递机制中的差异及原因。房地产具有投资品和生活必需品双重属性,其作为资金蓄水池的功能更强,在经济中的影响范围更广,因此其产生的财富效应总体较强,资金驱动的特征更明显;股票市场受政策影响更为明显,短周期性更强,因此其财富效应的释放过程存在变化。本文在研究的最后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第一,坚定围绕主动、渐进、可控的原则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这方面一是建立由市场主导的弹性汇率制度;二是坚持对人民币汇率适度的引导和干预;叁是避免过高设定美元在“一篮子货币”中的权重,定期对各种货币的权重进行调整;四是审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第二,妥善应对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口贸易的冲击。一方面进口企业应积极采取各种策略手段规避交易中的汇率风险,并主动进行战略转型以在不利的汇率环境中保持自身优势;另一方面政府应持续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以产业结构升级带动贸易结构转型,同时制定相关政策确保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进口的渠道安全和价格稳定。第叁,积极扩大内需,留住内需红利。扩大内需一是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降低贫富差距;二是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居民消费意愿。留住内需红利必须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推动科技创新,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二是鼓励小微企业发展,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个性。第四,采取全面措施防范资本外流。这方面一是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二是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预警;叁是加强企业对外投资的审批;四是严厉打击资金向境外的非法转移;五是压缩离岸人民币供给;六是适时研究征收托宾税。七是在资本外流更为严重的情况下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强力干预。第五,建设和完善大类资产市场。股票市场方面要稳步推进股票市场改革,一是培育机构投资者,加强投资者教育;二是改革股票市场交易制度,实行T+0交易;叁是加强市场监管,保护投资者权益;四是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方面要化解房地产泡沫,促使房地产向居住属性回归,一是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二是建立房地产市场监控体系;叁是加强土地资源管理;四是调节信贷规模和方向。第六,研究把握汇率与物价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汇率变动时期稳定国内物价。这方面一是适当降低进口关税;二是适当放开对部分商品的进口管制;叁是实施贸易多元化战略;四是加强市场监管力度;五是防止资产价格硬着陆;六是重点防范游资对粮食和生产资料的价格炒作;七是合理引导资金流向。第七,准确识别物价波动的形成逻辑,灵活搭配一般政策和特殊政策,有针对性地治理物价。一般政策包括用紧缩性措施治理通货膨胀,用刺激性措施治理通货紧缩。特殊政策的出台则要根据通胀和通缩的性质因地制宜。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过叁种性质的通货膨胀,分别是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和结构性通胀;出现过两种性质的通货紧缩,分别是外需下降型和结构性通缩。
王立丰[2]2011年在《人民币均衡汇率变动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人民币升值问题一再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汇率是国际贸易中重要的调节杠杆,人民币汇率变动,必然会对我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一定的影响。农业是一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产品贸易是一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以来,我国的农产品贸易由一度的顺差阶段转变为逆差阶段,关于汇率变动对农产品贸易的研究,也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均衡汇率是指能够使一国国际收支实现平衡的汇率,目前已经成为汇率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文章首先选择劳动生产率、贸易条件、贸易开放度、广义货币供应量及国外净资产作为影响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基本经济要素,运用H-P滤波法提取各变量的长期均衡值,回归测算了1983—2009年的人民币均衡汇率及汇率错位程度。测算结果显示,在研究年份内,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围绕人民币均衡汇率上下波动,有所高估也有所低估,高估分别发生在1983—1985年、1997—2003年以及2008、2009年,低估分别发生在1986—1996年和2004—2007年,其中,高估最严重的年份在1983—1985年,最高幅度达到24.64%,低估最严重的年份发生在1987—1988年以及1993—1994年,最高幅度达到了24.17%。在均衡汇率测算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人民币均衡汇率与我国农产品贸易进出口的线性模型,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差分解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实证分析了人民币均衡汇率变动分别对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人民币均衡汇率与我国的农产品进出口之间均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其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大于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长期内人民币均衡汇率与农产品进口的弹性系数为1.794710,与农产品出口的弹性系数为0.354519,马歇尔-勒纳条件在我国得以满足;人民币均衡汇率对农产品进口的贡献率高达40%以上,但对农产品出口的贡献率仅在2%—7%;短期内人民币均衡汇率对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不显着。最后,根据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政府对农产品进出口要加以合理引导、对农产品产业给予相应政策支持、农产品企业要加强汇率风险防范意识、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吴建涛[3]2010年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果和经济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十年来,出口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国出口贸易受到严重影响,为了缓解出口贸易的下降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不利因素,我国政府暂时将人民币汇率重新盯住美元。但是,这种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使人民币面临新一轮的升值压力,特别是当前美国受国内政治选举的影响,不惜与中国展开贸易战以迫使人民币升值。在本质上,此次人民币汇率争论焦点不是人民币汇率水平本身,而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事实上,在我国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汇率的批评和质疑并未降低或消失,它也一直是中外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赞扬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实现了向更加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的迈进；批评者认为,改革后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并未发生本质性变化,人民币汇率依然存在严重的低估和人为的操纵。产生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并未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因此很多学者在谈论人民币汇率制度时难免出现“盲人摸象”的弊端,而且许多评论并未给出严谨的论据、论证方法和论证过程。在当前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争论又开始升温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否富有成效,并对汇率制度改革进行整体性评价。围绕新一轮汇率制度改革,我们的研究重点主要是揭示人民币汇率篮子的“面纱”和人民币事实汇率制度、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及人民币汇率是否受到操纵、人民币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汇率波动对我国贸易的影响等等。本文包括八个部分。导论部分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及创新与不足；第一章则从历史视角审视了人民币汇率及其形成机制变革的历史轨迹,简要分析了每次人民币汇率改革时期的经济背景等；第二章以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的波动为基础,分析了人民币事实汇率制度,以检验汇率制度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否发生明显变化；而后在第叁章,作者利用权重推断分析方法揭示了改革后人民币汇率篮子的神秘“面纱”,包括币种的构成及其在篮子中的权重等；在第四章,作者分别以测算的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外汇市场有效性的变化为基础,考察了人民币汇率是否存在严重的低估与人为操纵；第五章的内容为,作者运用实际利差模型分析了改革后人民币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间的相互关系,以检验当前中国是否存在“叁元悖论”；第六章作为实证分析的一个扩展,分别利用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考察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整体、不同地区和中美双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还分析了影响中美贸易收支失衡的其他因素；最后一部分是全文研究的归纳总结以及对未来进一步研究的展望。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得到了以下几点主要结论：第一,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事实汇率制度的弹性大幅提高,随着改革的深入汇率制度主要表现为肮脏浮动汇率；第二,尽管人民币汇率篮子中货币种类及其对应的权重不断地变化,但是美元在汇率篮子中的权重不断下降,其他货币也获得了显着的权重,说明人民币汇率篮子制度开始发挥作用；第叁,基于人民币均衡汇率的测算和外汇市场有效性的分析,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严重的汇率失调,而且汇率的高估与低估交替出现,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民币事实上是被高估的；第四,尽管汇率制度改革提高了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但是由于央行的外汇市场干预,改革并没有降低人民币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间的相互冲突,现阶段“叁元悖论”问题在我国仍然存在；第五,人民币升值同时降低了我国进出口贸易,并不能迅速纠正贸易顺差,它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影响是有很大差异的,而且受其他贸易政策等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并不是解决中美贸易收支失衡的有效途径。本文的研究创新主要包括：第一,论文运用比较严谨的证据、论证方法和论证过程澄清了对人民币事实汇率制度的争论,并考察了人民币汇率篮子的动态构成,提出从人民币外汇市场有效性变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化；第二,论文采用不同的方法测算人民币均衡汇率以对汇率失调进行比较分析,避免单一方法的局限性,还从市场有效性的角度重新考察了人民币汇率是否存在操纵行为；最后,利用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检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整体和局部地区贸易的影响,考察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否实现了纠正国际收支失衡的目的。
李颖帅[4]2014年在《人民币升值：研判、成因及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在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由封闭型经济体到开放型经济体的巨变。在封闭经济时期,中国更多注重内部均衡,随着开放力度的日益加大,外部均衡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汇率作为连接国内国外市场的关键因素,其重要地位不容忽视。自1994年第一次汇改之后,人民币逐渐成为国内外关注和讨论的焦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及之后的几年内,国际舆论普遍呼吁人民币贬值,国际金融市场也预期人民币将会大幅贬值,但我国政府经过权衡和对内外经济形势的判断,选择了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从2001年我国加入WTO开始,由于我国经济高速稳定增长和经常项目、资本账户“双顺差”的不断扩大和持续,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渐高,以美国、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提出“人民币汇率操纵”论,认为我国大幅低估人民币以获得出口品的廉价竞争力,损害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并指责人民币低估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美国等国家不断施压人民币升值,同时出台了一些贸易制裁的法案,其目的在于打压我国的经济和出口,并试图通过“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来转嫁国际金融危机,借此机会使本国经济得到恢复和提振。人民币汇率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已经从国内扩展到国外,从经济转向政治,从学术之争上升为各国间的利益争夺和博弈。那么人民币汇率是否存在低估?人民币升值演变历程及现状如何?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是什么?人民币升值以后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何种影响?最后,面对人民币升值我们又将采取何种措施来加以应对?以上都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1)通过对人民币均衡汇率及汇率偏差的测算,可知近年来的确存在人民币汇率失衡,而且到2012年底人民币汇率与均衡汇率基本持平,目前人民币升值空间非常有限。特别是经过2013年又一轮的人民币升值,本文推断：目前人民币或许已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2014年第一季度人民币贬值情况有力证明了此推断。同时,本文测算出的不同阶段人民币汇率偏差情况为：1982-1987年人民币汇率处于高估阶段；1988年我国出现了短暂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的情况；1989-1990年人民币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但高估程度较小；1991-1995年,人民币汇率被低估；1996-2002年人民币汇率被高估；2003-2004年是人民币汇率的低估阶段；2005-2006年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小幅高估；2007-2012年人民币汇率基本处于低估状态,但低估程度不大,而且到2012年人民币汇率已基本接近均衡汇率。(2)本文在阐述人民币升值演变历程时,分析了“人民币升值与通货膨胀并存”现象,指出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很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3)从中国经济基本面出发解析人民币升值成因,得出：第一,近年来经常项目高额顺差使我国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是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内在原因,但是2009年以后我国的贸易顺差额在逐渐减少,在国际收支方面渐趋向于合理；第二,从利率角度分析,虽然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的利率要高,但是我国利率处于半市场化状态,且存在一定的外汇管制,因此即使国内外存在利差,也无法完全有效地传导并对汇率产生显着影响,这也就很难对人民币产生相应的升值压力；第叁,从通货膨胀角度分析,2007—2012年(2009年除外)我国存在较高的通胀率。若以购买力平价为理论依据,那么人民币币值应该下跌(即人民币贬值),但当时人民币的名义双边汇率一直在持续上升；此外,这个阶段的人民币实际汇率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上升。因此综合来看,现今人民币的实际汇率以及名义汇率都没有被严重低估,或许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高估；从输入型通货膨胀来看,进口价格指数作为输入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可以说明,自2011年后期至今,人民币汇率不存在由输入通胀而导致的升值压力；最后,从2005年起,人民币实际汇率以及双边名义汇率都在持续升值,并且2011和2012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增速放缓。因此从经济基本面来讲,我国人民币已将升值压力大幅释放,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均衡。(4)从外部施压角度分析人民币升值原因,可得：首先,由定性分析可知,近期人民币升值压力更多来源于国际社会,即外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指责和施压。本文在分析了美国、欧盟、日本和巴西施压人民币的原因和策略后发现,各经济体都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要求人民币升值,区别在于态度、真实意图和方式的不同；其次,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建立了委托代理模型,以本国和他国两个利益团体之间的博弈来解析外部压力是如何对人民币升值产生影响的。通过模型分析可知外部施压对人民币升值起到了有力助推作用。并且本文以美国为例研究外部对人民币升值的施压效果,并通过非参数符号检验统计分析来进行量化考察；最后,对于中国而言,2008年金融危机后同样面临着促经济增长的问题,会更加审慎对待人民币升值问题,因此来自他国外部压力的影响在逐渐降低。(5)本文通过分析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行业竞争力的影响,得出：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清算银行(BIG)以及中央银行公布的国家层面加总平均的名义有效汇率(NEER)和实际有效汇率(REER)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但不能准确判断人民币升值过程中不同行业的竞争力,还会传递错误经济信息并有可能误导经济发展方向。与国家层面有效汇率相比较而言,行业层面有效汇率则具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本文对各个行业分别进行实际有效汇率测算并分析得出：在所有行业中,食品烟草行业和纺织品行业的实际有效汇率最低。这说明尽管人民币升值加大,但食品烟草行业以及纺织品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仍有较强出口价格竞争力；电气机械制造业等技术型高端行业竞争力则较差,应进一步加强相关的技术发展及人才的培养,提高竞争力；焦炭、精炼石油以及核燃料行业的汇率波动幅度最大,最近几年国际原油价格大幅波动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6)本文在分析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利润的影响时,通过九个逐步放松的假设条件及数理推导,得出：第一,当人民币升值时,若工资水平上升,则会对出口企业的产品销售利润率构成双重冲击；第二,生产技术提高可以弱化人民币升值的负效应；第叁,汇率波动对本国物价的传导效率越高,则人民币币值上升对出口企业销售利润率造成的冲击越小；第四,如果工资上涨幅度小于人民币升值幅度和企业生产效率提升幅度的某线性组合,那么人民币升值以后,出口企业利润率的跌幅会小于或等于人民币升值幅度。本文共分七章,结构安排和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思路和逻辑、主要研究方法以及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均衡汇率理论及相关概念简述。为了对均衡汇率有更全面的了解,首先介绍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以及汇率相关概念；其次综述了均衡汇率理论。包括：购买力平价理论(PPP)、均衡汇率的宏观经济均衡分析、基本要素均衡汇率理论(FEER)、自然均衡汇率理论(NATREX)、行为均衡汇率理论(BEER)及均衡实际汇率理论(ERER)；最后是均衡汇率理论模型的比较与选择。第叁章,人民币均衡汇率实证研究。包括ADF单位根检验、VAR模型构建、Johansen检验、误差修正以及脉冲响应分析,最后对人民币汇率失调情况进行阐述与分析。第四章,阐述了人民币升值争议的形成及演进历程,同时对人民币升值过程中所出现的“人民币升值与通货膨胀并行”现象进行简要论述。第五章,主要从经济基本面及外部政治施压角度分析人民币升值成因。经济基本面分析,包括经常项目顺差、国内外存在的利率差以及通货膨胀情况分析。外部施压分析,包括使用委托代理模型解析外部施压对人民币升值的作用机制,以及以美国为例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来研究外部施压对人民币升值的作用效果,并得出结论：目前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大部分来自于外部,且外部压力的影响在逐渐降低。第六章,分析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影响,包括两个层面：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1)通过行业层面分析可知：人民币升值会有损中国出口商的出口价格竞争力,但是对不同行业的出口价格竞争力的影响是不同的。国家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不能准确地反映各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还会传递错误经济信息并有可能误导经济发展方向。与国家层面有效汇率相比,行业层面有效汇率能更好的反应各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本文构建并测算了行业层面实际有效汇率,这为衡量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竞争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指标。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所以本文以2005年1月到2013年3月的月度数据为基础,将ISIC.Rev3中22种制造业分类汇总为12类行业,将14个出口目的地国家和地区作为了贸易伙伴国,来构建并计算行业层面有效汇率。同时本章通过仿真模拟实验分析了人民币行业层面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是由国内价格变动引起的,还是国外价格变动引起的。并得出结论：通过测算2005年1月到2013年3月间的人民币行业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可知,在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过程中,升值压力对各个行业的REER及其波动存在不同影响的程度。在所有行业中,中国的电气机械制造业的实际有效汇率居首位(数值最大),而食品烟草行业及纺织制品行业的真实有效汇率则处于低位(数值最小)。这说明尽管人民币升值加大,但与其他行业相比,食品烟草行业和纺织品行业仍有较强价格竞争力；电气机械制造业等技术型高端行业竞争力则较差,应进一步加强相关的技术发展及人才的培养,提高行业竞争力。(2)对企业层面的经济影响,主要从数理角度分析出口企业销售收入和销售利润在人民币升值前后的变化情况。在分析销售收入时,在4种不同的价格弹性下,分别推算人民币升值前后出口企业销售收入的变化情况；在分析出口企业销售利润时,通过9个假设条件进行分析,且9个假设条件是逐步放松的,最后得出结论：一是,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如果工资水平也提高,则会对出口企业的产品销售利润率构成双重冲击；二是,生产技术提高可以弱化人民币升值的负效应；叁是,汇率波动对本国物价的传导效率越高,则人民币币值上升对出口企业的销售利润率造成的冲击越小。四是,如果工资上涨幅度小于人民币升值幅度和企业生产效率提升幅度的某线性组合,那么人民币升值以后,出口企业利润率的跌幅会小于或等于人民币升值幅度。第七章,对策建议,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给出对策建议。本文存在的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有：创新点：(1)解释变量的选择。本文在借鉴各个参考文献后,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选出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几个因素作为变量,并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从而得出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方程式,并以此来测算并衡量人民币汇率失调程度。(2)在分析思路上,针对人民币升值成因分别从内因和外部施压以及经济和政治层面进行分析,分析更全面和深入。(3)系统考察了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影响,大到行业小到企业。从行业角度分析时,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利用分行业的实际有效汇率来测度不同行业的产品竞争力。从企业角度分析时,在逐步放松的9个假设条件下,得出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利润的影响。(4)从分析方法上,不仅用到了纵向时序计量分析,同时从统计层面上进行了分析。(5)本文所用数据不仅有年度以及季度的低频数据,也有月度乃至周、日的高频数据,从而使研究更加全面和稳健。人民币升值研究所涵盖的知识体系错综复杂,本文存在一定不足以及需要完善之处：(1)虽然决定均衡汇率的因素众多,但是考虑到协整的有效性不能过多的加入变量,所以只能在众多因素中选择重中之重来作为变量。(2)在分析人民币升值对企业的影响时,由于是以9个假设条件为前提,有些数据无法收集,因此论文在此部分只进行了数理模型推导,未进一步进行实证分析。
潘家栋[5]2017年在《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我国出口贸易快速发展,1979年至2015年出口总额从167.6亿元增加到141166.83亿元,增长了 841.28倍,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我国出口贸易在商品结构、流向分布、持续时间上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超过95%,其中资本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超过50%,商品结构更加高端化,且出口贸易市场也不断向新兴市场经济体拓展。汇率是影响出口贸易的关键因素,随着人民币汇率改革不断推进、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易受到国际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2015年"811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那么,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对于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究竟如何值得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汇率与贸易的研究不断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向微观延伸,讨论汇率变动对于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所以人民币汇率与我国出口产品生存持续的问题也亟需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的探索和讨论。据此,本文以供给和需求的视角切入来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重点包括以下四块核心内容:(1)构建厂商微观定价行为的理论模型,从供给和需求渠道理论探索汇率变动的出口价格传递机制,并采用VAR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于出口价格的传递效应;(2)拓展"2-2-2"结构假设构建理论模型,从出口国企业生产供给和进口国消费者需求入手来探讨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流向的影响机理,选取主要出口伙伴国来进行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进行了宏观国别层面的研究;(3)分析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变迁及测算出口贸易竞争力,从供给和需求弹性切入来研究汇率变动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机理,实证检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效果,进行了中观结构层面的研究;(4)以我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为对象,采用K-M生存分析法估计出口产品生存函数,在出口企业生产供给和进口消费需求模型中引入产品差异性,探讨汇率变动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机理,辅之以probit、logit和cloglog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出口持续时间进行实证检验,进行了微观产品层面的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四点:第一,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价格具有不完全的传递效应。理论机制阐述了供给渠道上汇率通过进口投入品价格的传递来影响出口商生产成本,以此影响出口价格;需求渠道上需求弹性变动使得出口商调整成本加成,降低出口价格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出口价格传递效应的确存在,但传递系数小于1,说明是不完全传递。第二,1998年至2015年数据表明我国主要的出口伙伴国依旧为中国香港、美国、日本等,但其所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有所下降,出口新兴经济体所占份额不断提升。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都表明汇率变动会导致我国对各国（地区）的出口贸易流量发生变动,由此改变出口贸易流向分布,更为重要的是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产生了异质性的效应,即人民币汇率升值减少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出口贸易流向,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出口贸易,出口市场有所拓展。第叁,出口竞争力指标测算说明了我国出口贸易不断优化,但主要动力来源为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竞争力提升,说明出口结构不断调整。我国出口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占多数,相较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其拥有更大的汇率弹性,所以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量的下降快于资本密集型产品,使出口结构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第四,K-M生存法估计结果表明我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持续时间平均值为6.51,中位时间为5,处于较短的持续时间水平。理论模型指出汇率贬值会增加汇率波动风险,不利于出口关系稳定,而probit、logit、cloglog离散时间模型的实证结果同样证明了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利于降低农产品出口危险率,稳定农产品出口关系。同时,产品特征层面的指标反映我国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不高。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叁方面:(1)将出口贸易拆分成出口价格、贸易流向、商品结构以及持续时间,从宏观国别层面、中观结构层面和微观产品层面相结合对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出口贸易发展进行系统性研究;(2)从供给和需求的视角,以出口价格为切入口来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具体包括供需双向渠道、供需汇率弹性、市场供需均衡等;(3)将人民币汇率作为核心变量探讨汇率变动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基于产品数据估计我国出口持续时间生存函数及检验出口持续时间的决定因素,丰富现有从企业特征、产品特征等角度对我国出口持续时间的研究。
张超[6]2014年在《中央银行干预对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影响研究：1994-2013》文中研究表明汇率作为经济生活中的宏观变量，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不断加快的进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频繁发生的国际货币金融危机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明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的重要性。而作为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中国，人民币汇率发展走向一直是万众瞩目的对象。目前，主要的西方国家人对人民币存在的严重被低估的质疑，有关人民币汇率升值与否的问题已成为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活动中最紧迫的问题，而正确解决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也成了当务之急。中国人民银行明确表示汇率政策的目的在于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但是，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质疑依然存在。本文选取了1994到2013年的月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分析人民币汇率决定的相关理论，并从中找出适合本文研究内容的理论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回归模型，根据回归结果结合H-P滤波法测算出人民币汇率失调程度。随后根据相关公式测算出央行干预系数，结合两者建立相应的平滑转移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对实证模型的回归结果以转移函数为0或1两种情况分别建立了两个区制方程，并做出各区制对应的脉冲响应函数，在此基础上分析得出在不同区制内央行干预对人民币汇率均衡不同的影响方向。研究证明了央行的干预对人民币均衡汇率在大数时间内的正向作用，在此基础上从汇率形成机制、外汇市场改革及央行的监督和干预叁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央行干预理论，并且有助于正确理解和认识央行干预在人民币汇率均衡中的影响和作用，从而为我国汇率政策及汇率制度改革提供相关的参考依据。
印梅[7]2014年在《国别视角下人民币汇率制度、汇率行为对贸易收支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5年7月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当时我国贸易收支失衡的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汇率制度改革以后的贸易收支效应问题也得到了持久、广泛的关注。明晰汇率制度、汇率行为与贸易收支的确切关系，无论是对汇率制度的完善、汇率调节还是对促进贸易收支均衡、促进经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在考虑了相关文献中尚需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之后，通过理论分析、历史分析以及实证分析从国别视角探讨了人民币汇率制度转换、汇率行为变化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并基于研究结论对现行汇率制度下的汇率制度完善、汇率调整与贸易收支均衡等问题提出建议。首先本文构建了汇率制度、汇率行为与贸易收支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理论分析说明汇率制度主要通过汇率行为作用于贸易收支。将研究汇率制度与贸易收支的关系转为研究汇率行为与贸易收支的关系。理论研究结果表明，进出口价格是链接汇率行为与贸易收支的重要桥梁；基于汇率弹性推导的判定条件与基于供求价格弹性的判定条件具有共通性，为后续的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其次，本文通过历史描述与分析发现，人民币汇率制度与贸易收支关系的紧密程度、贸易主体对汇率行为的重视程度根据历史时期的不同而变化。但从历史实践来看，贸易收支都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沿革、汇率调节中着重考虑的因素。随着国际经济联系不断深化，汇率政策服务对象和汇率影响因素多元化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汇率政策对对外贸易的服务意识，但是市场机制下，汇率因素作为影响进出口价格的主要因素之一，却愈加受到微观贸易主体的重视。接着，本文论证了汇率行为与进出口贸易价格的关系。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出口外币价格上涨，进口本币价格下跌；汇率波动率上升进出口价格均上涨，但影响程度微不足道。比较来看，汇率行为对进出口价格的影响程度不如生产成本对进出口价格的影响。从国别角度看，人民币汇率行为对进出口价格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本文经分析认为传递程度的差异反映了出口国资源、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以及进口国资源、产业发展的比较劣势。同时，本文论证了汇率行为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汇率波动增加都将减少贸易收支余额，但汇率行为的影响不及需求因素以及成本因素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供给因素对出口的影响也要超过汇率行为的影响。从双边贸易收支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的调整来看，偏差修正期从3个月至18个月不等。从一个标准差的汇率水平的冲击后贸易收支余额变动的轨迹来看，短期拉升和短期恶化的贸易伙伴数相当。收支余额恶化基本发生在前3个月以内，受到冲击后的一年以内多数双边贸易余额的累积变动显现了增加效应。从进出口贸易额的市场分布来看，我国进出口市场分散度都呈不断递增的趋势，其中进口市场分散程度要高于出口市场分散程度。汇率行为对市场分散度的影响主要在于汇率波动的影响，有效汇率波动提高，进出口市场分散度均有不同程度下降。接着，本文研究了现行汇率制度下的汇率调整与贸易收支均衡的关系。一篮子货币制度下，通过调整基准汇率即可保持本国货币相对于货币篮子的稳定，还能同时实现贸易收支相对均衡。但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加深，人民币汇率的服务对象以及影响因素的多元化使得实际的汇率与贸易收支均衡目标下的汇率偏离的现象成为必然，但一国贸易收支均衡的重要性决定了贸易收支均衡目标下汇率是人民币汇率调整的重要参考，可以偏移，但不能远离。最后，本文经分析认为，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基础依然存在。在这种趋势下，基于上文研究结论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完善以及我国贸易收支的调节提出四点建议。第一，人民币宜缓步升值，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下，既要考虑通过汇率调整促进贸易收支均衡，也要考虑升值对出口竞争力的抑制，为出口结构升级赢得时间。第二，进一步给予投资渠道、便利性等服务，促进资本流出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延缓升值步伐。第叁，完善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形成机制，逐步提高信息透明度，扩大波动区间，放松干预。第四，加强各种措施的搭配与协调，多管齐下，调节贸易收支均衡。
胡均民[8]2006年在《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外贸结构升级》文中研究说明汇率变化与我国外贸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讨论的重点，特别是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实现升值后，汇率与外贸的连动关系再一次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但是目前研究的结果总体倾向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外贸具有负向关系，但这些研究大都侧重于从贸易收支的总量进行分析，很少将人民币汇率波动与外贸商品结构和区域结构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没有深入讨论汇率变动对微观层面影响的作用机制，仅仅是把汇率与贸易收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联系起来建立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鉴于此，为了更充分反映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发展的影响，本文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运用进出口额对汇率的弹性分析方法，在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实际有效汇率，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后，利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从长期和短期角度，采用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函数从动态角度分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出口、进口的影响，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外贸流量的影响。说明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进口短期弹性与长期弹性作用；短期内，随着人民币汇率的贬值，以本币表示的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进口数量减少，而长期由于我国进口商品具有刚性，随着人民币汇率的贬值，进口总量依然增加，且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进口、出口集中化的解释力较强且持续期较长，从而在汇率变化与贸易总量关系上建立了感性认识。同时，基于贸易引力模型，本文运用中国十大贸易伙伴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主要贸易伙伴国双边贸易的效应，实证了中国与不同贸易伙伴国之间汇率传导率的差异。 在分析了汇率变动对贸易量影响之后，本文着重讨论了汇率变化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并测算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需求价格弹性。运用协整理论与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证明了汇率的升值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负面影响大于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在长期内将会改变我国的贸易结构，促进出口结构的升级，在资本和技术要素不存在严重制约的条件下，人民币汇率保持长期升值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有正向带动作用。为了进一步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文章接着分别从中间品、跨国公司和成本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了汇率变动影响一国外贸方式结构的机理，并通过有关实证得出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由于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改变我国加工贸易产业在国际分工的结构：一方面抑制加工制造环节与国内上游产业的关联度，抑制与国内加工贸易配套的下游的物流业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工制造产业改变目前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静态
曾智[9]2015年在《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2002年以来,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持续大幅增加,人民币汇率问题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调整,并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调2%。此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体保持了上升趋势。另外,在2014年3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宣布,自2014年3月17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1%扩大至2%。可见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波动幅度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根据国际经济学理论,汇率通常是影响一国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中国外贸发展正面临着诸如外部需求萎缩,出口增长放缓,外汇市场大幅波动等困难,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也对中国外贸发展提出了新要求,需要通过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促进外贸平衡发展来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目标。鉴于中国出口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本论文将从人民币汇率变动水平、人民币汇率错位和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叁个角度系统研究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第一章导论。阐明本论文选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简要介绍了几种汇率分类的概念,然后对与本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对文章的研究思路、方法和结构进行介绍,提出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和研究展望。第二章汇率与国际收支相关理论与分析方法。从汇率与国际收支弹性分析法、乘数分析法、吸收分析法和货币分析法等角度回顾了汇率与国际收支关系理论相关分析方法。第叁章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总结了1994-2014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人民币对世界几种主要国家货币的波动情况,并从出口规模、出口商品结构和出口贸易方式叁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变动。第四章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首先从汇率变动、出口贸易方式和贸易伙伴叁个角度初步解释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然后建立计量模型,以中国1994-2014年的季度数据为样本,采用分布滞后回归方法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第五章人民币汇率错位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首先对目前主要的计算均衡汇率水平的方法进行简要介绍,然后利用行为均衡汇率方法(Behavioral Real Exchange Rate, BEER)计算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错位程度,最后分阶段具体考察在人民币实际汇率偏离均衡状态时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第六章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首先使用非线性平滑转换回归模型(smoothing transition regression, STR)分析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揭示了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出口贸易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然后在考虑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基础上,将石油价格冲击引入模型,分析油价冲击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最后使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进一步确认人民币汇率波动和石油价格对中国出口的非线性影响。第七章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首先简要的归纳本文基本结论,然后在深入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人民币汇率错位程度和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基础上,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进一步促进出口贸易发展的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如继续大力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积极稳妥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适时调整对外贸易政策,适应新常态下外贸发展要求；实施多元出口战略,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加快海外投资。
张程[10]2018年在《人民币汇率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市场的逐渐对外开放,我国逐步展现出经济发展快速,外汇储备增多,与世界各国联系紧密,生产效率提升,产业结构开始出现由资源、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等趋势,但相较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速度仍相对缓慢。现阶段,我国经济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重要阶段,而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依赖于以研发人才、先进技术等为代表的高质量产业结构。同时,随着各国参与全球化,各国市场的逐渐开放,使得汇率成为了连接国内外经济市场的纽带,汇率的变化成为影响国内外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本文综合运用了货币银行学、投资学、国际贸易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理论知识,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理,讨论了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动、波动和错位现象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叁条途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指标(Moore结构变化值向量夹角和产业结构年均变化值)的影响。通过系统的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章,绪论。阐述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人民币汇率走势,产业结构现状,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现状。梳理了现阶段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目前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并确定了本文的研究路线和主要研究内容。第二章,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理研究。本章首先阐述了汇率、FDI与产业结构,汇率、OFDI与产业结构,汇率、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影响途径的相关理论。随后基于理论分析,推导了人民币汇率通过FDI、OFDI和进出口贸易途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理。得出人民币汇率变动必然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渠道、对外直接投资渠道和国际贸易渠道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基于东道国的角度分析,人民币汇率升值会造成外商直接投资或退出市场释放资源、劳动力,实现生产要素的再分配,或增加产品竞争力,实现产品升级,这些都会通过要素的合理配置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于投资国角度分析,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使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或转移过剩产能、或获取更多的资源、技术,或拓展市场,这些会通过技术逆向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等优化投资国产业结构。基于进出口贸易的角度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会直接影响进出口商品或劳务的价格,进而影响生产要素的分配,进出口企业或提升产品自身竞争力,或转而生产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而使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叁章,人民币汇率变动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实证研究。本章首先针对人民币的水平、错位及波动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分析我国汇率水平的变动情况。采用行为均衡汇率测算方法计算人民币均衡汇率,并与实际有效汇率比较测算人民币汇率错位程度。采用GARCH(1,1)模型的条件方差反应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然后,选用Moore结构值和产业结构年均变化值表示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指标,分别对全国数据和各省数据进行测算。最后,运用全国层面数据构建测算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产业结构升级间相关关系的VAR模型,从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可以得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产业结构升级有反向抑制作用。第四、五、六章,人民币汇率、FDI与产业结构升级,人民币汇率、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人民币汇率、进出口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首先分别阐述现阶段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的各区域发展现状。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随市场开放,由东部沿海地区正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散;对外直接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东部地区充分利用沿海优势,在进出口贸易区域结构中比重较大。其次运用全国层面数据分别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人民币汇率滞后一期、外商直接投资(或对外直接投资、或进出口贸易)、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变量间相关关系。最后细分汇率变化为: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化、汇率波动、汇率错位;采用Moore结构值向量夹角和产业结构年均变化值,双指标验证产业结构升级;分别再引入汇率滞后一期与FDI、汇率滞后项与OFDI、汇率滞后项与进出口贸易的交乘项,构建相关影响途径的模型,运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测算。可以总结出以下结论: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渠道,实证得出:当人民币汇率水平提升1%,Moore结构值向量夹角减少0.606%,产业结构年均变化值减少28.47%,即人民币汇率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抑制作用,但由交乘项系数0.0822(Moore结构变化值向量夹角)和0.8925(产业年均变化值)得出,汇率水平通过FDI渠道对产业结构升级有反向调节作用。这说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长期单向调节并不会持续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即汇率水平上升(人民币贬值)有利于东道国利用FDI获得相对竞争优势,从产品输出国的角度看,在产品输出国进行FDI,会获得比出口更多的利益,吸引东道国在我国进行FDI,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人民币汇率错位1%,我国产业结构Moore值向量夹角变化2.494%,产业结构年均变化3.683%,交乘项系数分别为-0.419和-0.5874。人民币汇率波动增加1%,Moore值向量夹角变化0.584%,产业结构年均变化13.3825%,汇率滞后一期与FDI交乘项系数表明均反向抑制。通过实证结果可以得出,人民币汇率错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但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渠道会产生反向调节作用。这是由于汇率波动、汇率错位的变化程度过大会导致FDI投资企业认为我国经济发展不稳定,降低投资动机,不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在之后的第五、六章,针对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渠道的实证验证得出相关结论。第七章,结论与展望。对本文的理论推理和实证检验的结果进行整体总结,依据结论针对人民币汇率、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贸易方面提出管理建议。总结了研究中的创新点,并结合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未来对人民币汇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研究方向的展望。在系统性分析该问题之后,论文存在如下创新点:第一,论文运用均衡汇率模型对人民币均衡有效汇率进行测算,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与均衡汇率之间存在长期错位现象;第二,产业结构变化方面,用Moore结构值向量夹角和产业结构年均变化值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代理变量,发现人民币汇率单向变动对产业结构升级起抑制作用;第叁,汇率波动、汇率错位、汇率水平等变量决定人民币汇率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方向。
参考文献：
[1].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物价的影响研究[D]. 姚宇惠. 中央财经大学. 2017
[2]. 人民币均衡汇率变动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影响研究[D]. 王立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1
[3].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果和经济影响研究[D]. 吴建涛. 南开大学. 2010
[4]. 人民币升值：研判、成因及影响研究[D]. 李颖帅.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5].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D]. 潘家栋. 浙江大学. 2017
[6]. 中央银行干预对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影响研究：1994-2013[D]. 张超. 中国海洋大学. 2014
[7]. 国别视角下人民币汇率制度、汇率行为对贸易收支的影响研究[D]. 印梅. 苏州大学. 2014
[8].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外贸结构升级[D]. 胡均民. 湖南大学. 2006
[9]. 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D]. 曾智. 武汉大学. 2015
[10]. 人民币汇率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制研究[D]. 张程.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8
标签：金融论文; 汇率论文; 人民币升值论文; 汇率变动论文; 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离岸论文; 汇率决定理论论文; 人民币汇率制度论文; 香港汇率论文; 物价水平论文; 人民币汇率改革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人民币论文; 贸易结构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均衡生产论文; 政策影响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