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产业发展的方略与措施 (笔谈)
编者按： 语言产业是当代中国语言生活的重要图景。对语言产业发展的宏观方略与区域战略、汉语国际教学和推广以及应急能力建设等宏观与微观、国内与国际、常态与非常态诸方面进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在语言规划视角下促进语言产业发展，应当进一步确立语言规划观；应当聚焦国家语言事业发展的需求，科学制定语言产业规划，不断拓展业态类型；应当建立健全多部门协同的语言产业监督管理制度，建设语言产业标准化体系，加强行业自治，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体系。以中部地区为例，国内的区域语言服务产业发展要求以细致调研为依据，通过创新语言管理服务、拓展语言使用服务、深化语言教育和语言培训服务等途径完善语言服务产业发展内容。汉语国际教学和推广则可理解为外向型语言产业，当下要充分发挥“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技术优势，大力引进和倡导慕课模式来改革创新。突发事件语言应急则是紧急事态下的语言服务，提升其能力是当下的国内外形势以及发展语言文字事业等的必然要求，它要求建设突发事件语言应急的制度、组织、技术支撑、志愿服务等完整体系。这组文章视角各异，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语言产业发展要务，希望引起更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以促进相关问题的研究，提升语言产业发展的质量。
语言规划视角下的语言产业发展方略
张 日 培
(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 200032)
语言产业是以语言为内容、材料，或是以语言为加工、处理对象，生产出各种语言产品或提供各种语言服务的产业形态[注] 贺宏志,陈鹏：《语言产业引论》，语文出版社，2013年。 。它不仅具有“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经济效益，而且具有“服务社会语言生活”的社会效益。探讨语言产业发展方略，不仅需要从着眼于经济效益的产业经济视角看问题，而且需要从着眼于社会效益的语言规划视角看问题。在我国产业政策几乎不可能单独列出“语言产业”的情况下，后者就更为重要。
应该看到，语言产业在学界刚刚开展起步性研究的同时，就受到了国家语言政策的关注，并直接进入了政策文本。2012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在第四章“创新与保障”的“三、创新管理服务”部分就指出：“结合文化产业发展，注重开发语言资源，支持发展语言产业，为社会提供多样化语言文字服务。”2016年颁布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则进一步将支持语言产业发展列为“主要任务”中“提高国家语言文字服务能力”的重要方面，且着墨更多、表述更为明确：“增强语言经济意识，启动语言产业调查，大力支持语言产业发展，推动生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要使上述两份当代中国标志性语言政策规划文件中关于“支持语言产业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也亟待加强语言规划视角下的语言产业发展方略研究。
一、面向语言产业发展的语言规划观
我国语言产业的出现与发展是基于需求的市场选择，而不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既没有产业政策的推动，也没有语言政策的推动。最终能够“自下而上”地进入语言政策文本，前提是我国语言规划观(语言政策思想)的发展进步；而要推动语言产业的持续发展，应进一步确立并坚持这些语言规划观。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蓬勃发展的语言产业助推了我国语言规划观的发展进步，语言产业又从这种进步中建构了自身的发展空间。
(一)语言资源观。语言多样性是语言产业产生和发展的根本性动力，促进语言产业发展应树立对语言多样性的科学认知。语言资源观是指将语言视作“有价值、可利用、出效益、多变化、能发展的特殊的社会资源”的价值理念[注] 陈章太：《论语言资源》，《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1期。 ，它扭转了早期语言规划路径(通过选择一种通用语来解决语言沟通问题)下对语言多样性的负面评价和排斥态度。在语言资源观下的语言规划，或许仍会延续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传统路径，但并不排斥语言的多样性；不仅不排斥，而且将语言的多样性视作资源加以善待和呵护。
2005年，教育部发布《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六条基本原则，其中第五条是“重视语言资源的保护及开发利用，重视语言国情的监测与研究，重视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做好语言发展的战略规划”。语言资源的概念术语首次进入语言政策文本，标志着语言资源观在我国语言规划领域基本确立。前述两份当代中国标志性语言政策规划文件依据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将“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确立为事业发展指导思想，进一步显示了我国对语言资源保护的高度重视。
多主体、非正式、非强制是现代治理的主要特征。现代治理观要求语言规划在政府主导下广泛吸纳社会参与，包括语言智库、学校、新闻媒体、语言类社会组织以及语言产业。作为多元主体中一支重要的治理力量，语言产业可以对人们的语言意识和语言行为施以潜移默化的隐性影响，随着经济体量的日益增长，这种影响作用将越发凸显。一个在语言政策规划指导下的成熟的语言产业体系，可以并应当在协调语言关系、消弭语言冲突、传播语言规范、实施语言保护、促进语言教育、提高语言能力、传承语言文化、落实语言服务，尤其是弥补政府公共语言服务的不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注] 张日培：《语言政策视角下语言产业的角色定位》，《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5期。 。
语言产业是典型的“知识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产业，发展语言产业有利于经济的转型升级，有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语言经济观下，到底是语言趋同还是语言多样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可以进一步对二者的成本收益进行实证量化的优劣比较。语言规划要做的不是二选一：就语言的统一性而言，经济全球化再推进、语言再趋同，人类要建成巴别塔还遥不可及；就语言的多样性而言，“语言资源观绝对不能等同于对语言(方言)数量的崇拜”[注] 薄守生：《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制度经济学研究》，2008年第2期。 。语言规划要做的应是统筹兼顾：在我国这样一个绝大多数人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同质社会国家，“主体多样”[注] 周庆生：《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的发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的语言政策使二者可以并行，并同时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就语言产业而言，则可以同时在推广通用语和保护语言多样性中获得发展动力。
3）充电子过程成功概率与读写环节成功概率仅在单次扫描情况下呈非线性关系，在执行多次扫描时均呈非线性关系。随着扫描次数的增加，将扫描成功概率由最初较小值提升至较大值，能够更有效提高子过程充电成功概率；
(三)语言服务观。语言服务观是努力满足社会多层次、多元化语言需求，建设美好语言生活的语言规划理念。张日培认为，“有一个与复杂多样且不断变化增长的社会语言需求相适应的语言服务供给保障体系”[注] 张日培：《建设美好的语言生活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责任》，载《语言政策研究热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 是美好语言生活的重要特征。
在思想品德课上，教学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主要目的。教师应该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所以教学必须紧扣课程内容，而且课堂应该活跃、愉快，让每位学生都积极参与进来，在提高学习兴趣的同时也接受了正确的德育教育。
作为近年来语言规划领域的重要话题，语言服务最初指语言翻译服务，随着研究的深入，其内涵外延大大超出了语言翻译。语言服务可以保障和发展个体语言权利，体现了语言规划理论从政策制定、宏大叙事向关注个体意识和语言权利深入的发展趋势。就此而言，语言服务包括政府作为供给主体的“公共语言服务”和企业作为供给主体的“市场语言服务”。后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企业集群就构成了语言产业，语言服务既是语言产业的主要经营行为，又是语言产业生产的主要语言产品。
在公共管理领域，“服务”是相对于“管理”又与“管理”辩证统一的概念，所谓“管理就是服务，服务就是管理”。在“管理”语境下，服务是提升管理有效性的一种手段。语言文字使用管理尤应确立服务意识。语言使用涉及全民，而我国各级语言文字行政部门开展语用管理、落实语言政策的法律资源(包括立法和执法)、制度资源、组织资源等都极其有限，唯有加强服务，通过服务取得广泛的政策认同，才能推动政策有效实施。
如果说语言资源观为语言产业提供了旨在解决跨语言交际问题的“自下而上”的刚性需求，那么语言服务观则为语言产业提供了旨在建设良性语言秩序和美好语言生活的“自上而下”的政策需求。
(四)现代治理观。现代治理的核心特征是政府、社会为了共同的价值而互动合作，以实现社会的协调有序、永续发展。语言规划领域的现代治理，是指“多元化的参与主体为了解决(或者说是为了更加有效地解决)语言生活遇到的各类问题，通过开展合作、持续互动，以各种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强制的和非强制的制度、协议等采取集体行动的过程”[注] 张日培，刘思静：《“一带一路”语言规划与全球语言生活治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完善语言文字工作治理体系”是“十三五”时期我国语言文字事业的五大主要任务之一。
(二)语言经济观。语言经济观是对语言与经济的关系的价值认知，是通过语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理念。赵世举指出，“语言是因劳动并且为劳动而产生的最重要的经济工具。……语言与经济活动有着与生俱来的永远相伴的密切关系。”[注] 贺宏志：《发展语言产业，创造语言红利——语言产业研究与实践综述》，《语言文字应用》，2012年第3期。 在语言经济观下，语言规划至少有三项任务：其一，推广一种交易各方都能掌握的通用语言，以降低交易成本而获得更高收益。其二，通过提高人的语言能力促进经济增长。其三，通过发展语言产业促进经济增长。
在现代治理观下，语言产业被赋予广泛的语言规划方面的社会责任。推动这种社会责任的落实，应当列入产业经济时代语言规划的重要任务。就此而言，作为治理力量的语言产业，同时也是语言规划的治理对象。因此，现代治理观一方面为语言产业的发展构筑了政策需求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又为语言产业的规范发展、健康前行提供了保障。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左达用手指点点那一堆钞票，眼光紧盯着徐艺的脸，问：“想不想让这些钱变成你自己的？想不想？”
二、服务语言事业发展的产业规划
语言需求为语言产业形成提供了动力，语言规划观的进步为语言产业发展提供了可能，国家语言事业为语言产业发展提供了机遇和资源。语言规划视角下的语言产业规划，重点是围绕语言事业发展的需求，对语言产业的业态及各业态的产品与服务进行规划与布局。
(一)准确定位。语言产业发展应定位于服务语言事业发展。语言产业与语言事业是从“营利性/非营利性”视角并提的一组概念。前者是市场化的、营利性的，供给市场语言产品和语言服务；后者是政府规划的、公益性的，供给公共语言产品和语言服务。此语境下的语言事业则主要被视作公共财政投入的语言政策的行动体系。语言产业与语言事业共同构成的语言实业支撑了国家语言政策，连接了社会语言意识和语言使用，成为语言生活的重要图景。
在不同视角下，语言产业和语言事业也常常互相“越界”。一方面，为了更全面、更周延地反映语言产品的经济效应，认为应当将政府公共语言产品和语言服务也纳入语言产业的调查与研究范畴。另一方面，包含了政策选择和价值追求、而不仅仅是政策行动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则将“促进语言产业发展”吸纳为事业价值的表征、事业发展的任务、落实语言服务的手段、展开现代治理的构成。
这显示了对语言产业的研究正不断深入，进一步揭示了语言产业“弥补政府公共语言产品和语言服务的不足”的社会责任。语言规划视角下的语言产业规划不仅应当聚焦语言事业的发展需求，而且应当更好地融入语言事业的发展全局。
(三)调查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社会环境。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发展离不开孕育它的社会环境，其中政策环境和智识氛围更是在这之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发展也有赖于这方面的调研。
2.2 不同肥料增效剂对玉米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处理间抽丝期玉米叶绿素含量差异显著或极显著，各施用氮肥处理叶绿素值均显著高于不施氮肥处理的叶绿素值，施用肥料增效剂的处理叶绿素值高于常规施肥处理的叶绿素值，叶绿素最高为处理⑩，其次为处理⑨，但处理⑩与处理⑨无显著差异，说明施用肥料增效剂能提高叶片的叶绿素含量，从而使得玉米在生育期仍保持较高的光合效能，最终获得高产。
贺宏志、陈鹏等认为，语言产业包括九大业态：1.语言培训业；2.语言出版业；3.语言翻译业；4.语言文字信息处理业；5.语言艺术业；6.语言康复业；7.语言会展业；8.语言创意业；9.语文能力测评业。
黄斑色素主要存在于黄斑区视网膜，它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二者均属于含氧的类胡萝卜素，需从体外摄入，人体自身无法合成[58，59]。黄斑色素不仅能够吸收高能的短波蓝光，而且还能够抑制ROS对视网膜的氧化损伤。有研究发现[60，61]，服用叶黄素对AMD患者的病情有一定延缓作用。
为了更加有效地实施汉语国际推广战略，2004年，中国政府开始在海外设立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孔子学院。十多年来，孔子学院建设发展迅速，截至2016年底，孔子学院已遍布全球各地，共有140个国家设立了513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孔子课堂，各类面授学员达155万、网络注册学员达59.7万，孔子学院已成为汉语国际推广的一支重要力量。除了孔子学院之外，外国大学的中文系或东亚系、各类汉语培训机构(学校)、中小学汉语课堂也是汉语国际教学和推广的重要阵地和力量。
当前，以下问题尤其值得语言产业主动开展对接性思考：1.面向农村、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通用语普及攻坚工程中，语言培训、语言出版、语言技术、语言能力测评等产业如何为解决师资短缺、教材建设等问题做出贡献；2.面向非华裔的汉语国际教育和面向华人华侨的华文教育事业推进中，语言培训、语言出版、语言技术、语言能力测评等产业如何弥补孔子学院、华文学校的不足，以及消解国际社会对孔子学院的政治误解；3.在引导社会规范、文明地使用语言文字方面，语言文字信息化产业可以通过哪些技术手段积极作为；4.面对语言保护与被保护语言的母语人士向上流动之间、也即人的语言权利和发展权利之间的价值悖论，语言会展、语言艺术等产业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如何引导形成诸如“语言特色旅游”(如语言体验性民宿)等新的产业业态；5.面对“一带一路”建设、国家安全等领域对多语种外语人才的迫切需求，语言培训、语言出版、语言技术、语言能力测评等产业如何扭转“英语独大”的局面；6.在外语服务环境建设任务下，是否需要将“语言景观制造业”增列为语言产业业态而加以规划；7.在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传播任务下，各相关业态尤其是语言艺术业如何更多更好地发挥作用；8.在社会语言应用管理服务任务下，哪些业态可以发挥作用，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引导形成“语言知识咨询”等新的相关业态。
由图1可知，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变动会以汇率为中介变量，对进出口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产生影响，二者的变动通过国际收支途径体现为外汇储备的波动，进而通过外汇占款对国内货币供给量产生影响，继而影响物价、社会需求、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变量。这些变量的波动必然影响下一步汇率政策的选择。可见，汇率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与宏观经济两者相互影响，互为扰动因素。
从语言事业发展的需求出发，可以发现，已有研究列出的九大业态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旨在服务于语言保护的“语言特色旅游”等业态、旨在服务于社会语用管理的“语言知识咨询”等业态，有待引导形成；而在城市语言环境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已经成规模的“语言景观制造业”(如标识行业)有必要增列为语言产业业态，这是“广告语言创意业”的延伸与拓展。
(三)尊重规律。在聚焦事业发展寻找需求、明确需求的同时，语言规划视角下的语言产业规划还必须尊重产业规律和市场规律。这需要加强三方面的深入研究：1.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研究。当前我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事业是一个面广量大的体系，其中哪些是政府的职能职责、哪些可以交由社会通过市场来落实，是语言产业规划面临的首要问题和顶层设计。2.语言事业需求与个体语言需求的关系研究。科学的语言产业规划既要目光“向上”为事业、为国家服务，也要目光“向下”为社会、为群众服务；应密切关注在个体语言需求激励下自发形成的产业业态，或相关业态在市场规律支配下的发展态势；还应深入观察个体语言需求的变化趋势，前瞻性地引领产业发展方向。3.语言产业的公益性和营利性关系研究。主要从语言政策中获得机遇和资源的语言产业，有义务履行实施语言政策的责任，但科学合理地规划市场主体的公益性目标和责任，始终是市场管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三、监督管理与保障体系
在现代治理观下，语言产业既是语言规划的参与者和可依托的重要治理力量，又是语言规划的重要治理对象。推动语言产业实现其公益性目标、落实其社会责任，需要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督管理制度，同时需要建设支持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体系。
(一)管理内容。语言产业监督管理的内容包括对其经营行为的市场管理，对其生产行为的产品及服务质量管理等。语言规划视角下，更关注其语用行为。语言培训、语言出版、语言能力测评、语言景观制造等产业的产品和服务，是否符合或贯彻了国家“主体多样”的语言政策规定，是否符合或贯彻了国家关于普通话、规范汉字、汉语拼音、标点符号、数字用法、异形词推荐词形、外语中文翻译推荐译名等的规范标准，体现了国家的语言政策形象，从根本上影响着社会语言文字应用的规范化水平评价，也深刻影响着社会的语言意识。语言产业的公益性目标和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其语用行为上。
从1986年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起，管理社会语言文字应用成为我国语言事业的重要任务。1998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并入教育部，在教育部内设有两个语言文字业务司，其中之一就是“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语言文字应用管理有四大重点：机关公务政务、教育教学、新闻出版和广电媒体、公共服务行业。后三个重点全部与语言产业有关，可以说，当前的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实际上就是对语言产业的语用管理。
(二)管理难点。其一，法律资源不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及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属于“软法”。“软法”是寻求更多协商、运用更少强制、能够实现更高自由的法治理念，这与追求正义、秩序和效率的“良法”理念形成了激烈的价值冲突。在“良法”视角下，语言文字法律法规的法条规定因其突出的柔性化、概念化、抽象化特点而可操作性极低，社会在“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认知结构下建立的对语言文字法律法规贯彻执行的期望值与实际实施情况之间反差巨大。其二，制度资源不足。语言可以是事业，也可以做成产业，但无法形成由特定群体构成的行业。语言文字行政部门是事业部门，但不是针对特定管理对象的行业部门、产业部门，没有可以依托的行业管理制度。其三，组织资源不足。语言文字行政部门是非常设机构，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没有专门的语言文字执法队伍。据国家语委《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17)》，截至2016年，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级语言文字工作机构现有工作人员总共118人，其中还有37人是兼职的。
(三)管理方略。多部门协同管理。面对语用管理困境，实施相关行业各部门协同管理是唯一选项。国家语委本质上是一个协调多部门行动的议事协调机构，据《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17)》，国家语委目前有29个成员单位。此外，国务院还设立了关于外语中文译写规范和中华思想文化传播的跨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就语言产业的管理而言，多部门协同，可以将对经营行为、生产行为和语用行为的管理整合起来一并进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以来，社会语用监管逐步纳入了市场管理、城市综合管理，该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企业名称、商品名称以及广告的用语用字进行管理和监督”；上海等地则将语言文字执法纳入了城市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内容。在语言产业管理提出之前，管理对象主要指向语言产业的用户，在语言产业管理提出之后，管理对象则可进一步前移至语言产业自身，这种“源头管控”可以极大提升语用管理的有效性。
依托行业协会管理。行业协会是介于政府、企业之间，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之间，并为其服务、咨询、沟通、监督、公正、自律、协调的社会中介组织，是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和纽带，是现代治理的重要力量。我国可以成立总的语言产业协会，更要分业态成立各自的行业协会，因为不同业态的产品与服务以及面临的问题具有突出的异质性。比如语言康复业的从业人员需要具备医师执业资格，通常具有硕博士高学历；而语言景观制造业的从业人员、特别是一线安装人员大多是不懂外语的产业工人，有的甚至认不全26个字母。也有不少业态或其母业已经成立了行业协会，因此应充分利用现有机制、整合现有资源实施管理，如中国翻译协会、中国标识行业协会等。行业协会的管理一般主要针对企业的生产行为，是对语言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社会自治；在语言规划视角下，应当将语用行为纳入行业协会管理的内容。
如图1，在△ABC中，AB=AC，点D在△ABC外，AD=CD，若∠CAD=11°，∠ABD=30°，求∠ACB的度数.
实施标准化管理。对语言产业实施标准化管理，是经营管理、生产管理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语用管理困境的优选项。语言产业的标准化建设至少应当包括语言产业分类标准、各业态从业资质标准、各业态从业人员能力标准、各业态产品和服务质量标准等，语用管理的内容要求可以嵌入各相关标准。语言产业的标准可以是国家标准，纳入国家标准化行政管理；也可以是行业标准，依托行业协会起草实施。鉴于业态分布的零散，面向语言产业的标准体系建设，语言文字行政部门应发挥主导作用，抓紧开展顶层设计。
(四)保障体系。在加强管理监督的同时，国家语言事业应从语言文字的业务特点出发，建设完善促进语言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体系。
其一，面向语言产业供给公共语言产品和语言服务。语言文字政策制度、语言规范标准等是整个语言服务体系的“基业”；语言事业还应面向语言产业各业态供给公共语言资源，尤其是支持语言文字信息处理业的各类数据库、语料库、资源库等，动辄工程浩大，需要公共财政加大投入。
其二，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综观语言产业各业态，对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教育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言翻译、语言康复等有着迫切而巨大的人才需求。语言文字及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应加大投入、推动相关学科建设，一方面应大力促进相关业态发展，形成“产业发展→人才需求→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人才就业→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其三，给予科研支撑。国家语言文字科研规划应支持关于语言产业的基础理论研究、分业态的调查统计及发展方略研究，成立专门研究机构，建立统计评价指标，建设相关数据库，监测各业态发展状况，定期发布“语言产业发展报告”，以及基于实证调查的“语言产业指导规划”。
结语
首先，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发展有待于调查中部地区政府部门语言服务政策和实践情况，包括语言文字地方法规、政策，语言文字指导行动或者培训的频次、方式，语言文字人才引进方案及实施情况等。其次，中部地区高校语言专业的设置能为语言服务产业的发展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持，这种智识环境也有待调查分析，如：中文系、外语系、商学院等是否设置语言服务相关专业或课程，学校跟企业的互动情况，包括学生实习和企业专家进校园状况等。
作者简介： 张日培(1971—)，男，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语言规划与公共政策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重点项目(ZDI135-12)
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发展论要
马 春 华
(洛阳师范学院 中部地区语言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洛阳 471000)
现在，语言已经进入到经济和高新科技领域，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注] 李宇明：《语言资源观及中国言普查》，《郑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语言服务产业也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近年来也逐步走向宏观化、细分化和应用化，这是语言服务产业发展和研究的当前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测算，2017年中国城镇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消费支出约为每月3900元，按照近3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推算，2018年人均负担的消费支出约为每月4200元。“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确定为每月5000元，不仅覆盖了人均消费支出，而且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程丽华说。
中部地区指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在内的区域。2016年12月国务院通过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至2025年)》。这一战略规划既明确了中部地区的建设任务和发展重点，也对该区域语言服务产业的发展及相关研究提出了对应要求。可以预期的是，经济一体化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还将进一步深化语言服务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与互动。加之，中部地区文字资源类型丰富，而且风格多元，传承中原历史、弘扬汉字文明也是发展重任的一部分。中部崛起也应该顺应这一趋势，将发展区域语言服务产业作为经济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先导性工作。为此，本文拟对中部崛起背景下的区域语言服务产业发展问题进行探讨。这涉及的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这里也因此只能择要而论。
一、摸清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发展现状
摸清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发展现状是有关工作的前期基础。这项调查可以采取全面覆盖和科学抽样的方式进行，以便明确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发展的基础、需求和薄弱环节，方便探求科学解决方案。从大的方面来看，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的良性发展需要语言服务需求方、供给方、政府、高校四大方面主体的合力，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现状调查也可围绕这四大主体设定调研项目。通过这些调查，方能明确语言服务需求方(企业)和语言服务供给方(语言服务企业)的运营状况及互选参数，确定中部地区政府部门和高等院校在语言服务产业方面的保障作用，并为确定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协同创新的内容和策略奠定基石。
贫困地区一般集中连片，资源共享度较高，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最好将几个贫困村县联系起来总体规划，在统筹发展的理念的制定下明确主导产业，并从中长期的角度分析主导产业发展的优劣势、外部机遇及挑战，系统地思考整片贫困地区主导产业的发展策略，将扶贫产业纳进地区整体产业的发展框架，促进协调各地区产业间的发展。
(一)调查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需求方情况。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的需求方主要是企业，开展调查有利于摸清语言服务产业需求的内容、类型以及实施模式。语言服务产业的需求内容可分为语言技术、语言使用、语言教育等；需求类型可分为中文语言服务和语言翻译服务等；实施模式可分为内向需求和外向需求等，前者指语言服务由企业内部设立的语言服务专门人员或部门来完成，后者指语言服务需借助于企业外部力量来实施(如语言外包和语言众包等)。
企业在实施外向需求的语言服务时，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影响其选择语言服务供给方的因素通常有哪些，以便构建中部地区语言服务需求方和供给方互通互联的产业链，如选择方式、选择标准、选择区域等。选择方式分为熟人推荐、招标、搜索引擎、平面媒体广告等；选择标准分为服务质量、服务信誉、行业经验、团队实力、计费价格等；选择区域指是否考虑地域远近等[注] 王立非：《中国企业“走出去”语言服务蓝皮书》，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16年。 。为了着眼中部地区长远发展，我们还需要调查语言服务需求方未来可能需求的语言服务类型和方向。
(二)调查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供给方情况。语言服务供给方包括两种类别：一是企业内部设立的处理语言文字工作的专职或兼职人员和部门，统揽企业内部各种门类的语言处理工作，语言服务功能尚未独立，依附于企业主体，是语言服务尚未成熟化、社会化的标志；二是专门提供语言服务的企业，内部细化为不同服务门类，体现了语言服务分工的明确化以及语言服务的专业化，是未来语言服务发展的趋势。
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供给方情况调查有待考察语言服务企业的规模和资质，语言服务人员的学历和经验，能够开展的语言服务项目类别，语言服务采用线上还是线下方式，语言服务收费标准，以及未来预计增加的语言服务项目等。这是语言服务供给方现代化和专业化水准的衡量指标体系。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发展应针对调查发现的薄弱环节进行提升。
(二)基本布局。综合前述两份当代中国标志性语言政策规划文件的内容，在“增强国家语言实力，提高国民语言能力，构建和谐健康的语言生活，建设与综合国力相适应的语言强国”的总目标下，我国语言事业的任务体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1.国家通用语普及；2.国家通用语国际传播及地位提升；3.国家通用语本体规划及规范使用；4.少数民族语言权利保障；5.少数民族语及汉语方言科学保护；6.包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传统通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基础资源建设与技术研发；7.多语种外语能力建设；8.外语服务环境建设；9.手语盲文等特殊语言文字服务；10.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传播；11.社会语言使用监测、管理与服务。
语言产业是当代中国语言生活的重要图景。语言需求为语言产业形成提供了动力，语言规划观的进步为语言产业发展提供了可能，国家语言事业为语言产业发展提供了机遇和资源。“助力语言事业，服务语言生活”是语言产业的社会责任。在语言规划视角下，促进语言产业发展，应当进一步确立语言资源观、语言经济观、语言服务观和现代治理观；应当聚焦国家语言事业发展的需求，科学制定语言产业规划，不断拓展业态类型，如面向语言保护、语言环境建设、社会语用管理等事业需求，增列“语言特色旅游业”“语言景观制造业”等业态；应当建立健全多部门协同的语言产业监督管理制度，建设语言产业标准化体系，通过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治，建设包括语言文字基础资源、人才培养、科研支撑等的语言产业可持续发展保障体系。
二、完善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发展内容
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发展应该找准方向，合理定位，在传统服务内容和服务模式的基础上，完善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发展的内容以便满足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
(一)创新语言管理服务。当前社会语言生活异常活跃，这是语言文字繁荣发展的表现，同时带来了语言冗杂和语言失范。这种现象也见于中部地区，一些涉外旅游城市连指示牌、景点名、路名等城市公示语翻译也不乏字字对照的误译、一名多译的滥译和辞不达意的错译，这严重影响城市形象，因为语言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地域人文景观[注] 吴必虎：《语言是最有价值的地域人文景观》，《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2期。 。它要求中部地区相应的语言文字管理部门创新语言服务产业管理方式，这方面的工作就可以包括：适时出台语言文字使用规范的地方法规，宣讲和普及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监控社会语言文字使用状况，规范公共场所标识用语，促成语言材料数字化、标准化、文本化，建设语言公共服务资源数据库[注] 马春华：《构建语言服务创新体系，助力国家示范区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7月18日第3版。 。这些语言管理服务既是对国家通用语权威地位的确认，也是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建立通向世界的渠道[注] 王琳：《论行政性语言规划的作用及其局限性》，《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
从调查情况来看，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借助高校及智库力量，建立公示语翻译规范数据库，以及网络纠错反馈系统，及时规范语言管理服务中出现的失误，致力于语言文字水平测试、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城市语言景观建设等。
参照《常见细菌系统鉴定手册》[11]以及《伯杰氏细菌鉴定手册(第8版)》[12]对菌株CEH-ST79的过氧化氢酶、氧化酶、β-半乳糖苷酶、硝酸盐还原、明胶液化、淀粉水解、酪蛋白、精氨酸双水解酶、精氨酸脱羧酶、H2S产生、水杨素、吲哚、溶血和脲酶等生理生化指标进行测定。
(二)拓展语言使用服务。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发展要落实到语言使用服务上。语言使用服务的种类难以尽举，并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创新。从语言使用服务涉及的语种来看，它可以从两大方面推进发展。
1.创新外语翻译服务。外语翻译是语言服务的重要内容。随着中部地区企业“走出去”策略的实施，语言翻译服务需求激增，这是中部地区未来语言服务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从发展的视角看，外语翻译要与时俱进，借助先进语言技术，拓展语言翻译领域语言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引进、推广和普及多语言服务智能系统等语言应用工具。譬如，Trados已成为各型企业要求专职翻译必须掌握的操作工具[注] 王传英：《2011年企业语言服务人才需求分析及启示》，《中国翻译》，2012年第1期。 。又如，中部地区武汉、长沙等城市高校比较集中，外语储备人才充足，并已率先建成“语联网”中心。
(二)建设区域联动的多语言服务中心。中部区域中心城市应该建立常态化的24小时多语言呼叫系统，建设对应汉语与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等常用外语的语言服务中心，在中部地区多个城市分散布阵，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一体化发展，提升智慧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多语言服务中心主要有两方面职责：一是常态化的多语言资讯服务，涉及政务、商贸、旅游、教育、医疗、海关、边检等领域，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需求，推进中部地区国际语言环境建设，为区域重大外事活动、国际会展等提供语言服务，促进城市现代化、国际化进程；二是紧急状况下的多语言应急服务，以满足突发事件语言应急需求。此外，多语言服务中心还可以附带建设成为中部地区高校语言人才实训、服务、研究和转化的中心。
(三)深化语言教育和语言培训服务。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对国民的语言能力和语言人才的教育与培训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语言教育是打造语言人才基本素养的前提准备，是语言服务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语言培训则是语言服务人才职业素养提升的途径，是语言服务产业优化发展的动力保障[注] 李艳：《基于大语言产业观的语言培训业供给侧治理思考》，《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5期。 。因此，深化语言教育和语言培训服务也是充实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发展内容的重要构成。
语言教育是职前高校学位教育，语言培训是市场化职后教育，以往两者界限分明，而且忽视了语言培训对经济发展和个人职业提升的推动作用。从现状来看，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发展需要将两者衔接起来，实现一体化融合发展，使业内语言实践专家驻校园，校园语言研究专家进企业。这种模式已初现端倪，如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与武汉传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的语联网翻译实训平台就在语言教育和语言培训衔接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它促成了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语联网业内专家进校园，就语言翻译技巧、行规和相关知识对学生进行职前培训；同时，偏重于理论研究的高校翻译专业教师进驻企业，介入实训学生语言翻译、语言创意等环节，及时分析翻译和汉语运用中出现的问题，并为课堂讲授积累真实的教学案例。这既从人才培养机制上实现了语言教育与语言培训的衔接，又保证了语言服务产业与社会需求的对接。
综上，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应着重通过发展语言管理服务、语言使用服务、语言教育和培训服务，着眼于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和专业化程度方面的发展来实现社会需求与经济发展的互动。
三、创新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发展策略
中部地区为了加速实现转型升级、培育良好的区域产业业态，需要在发展现状调查和发展内容完善的基础上，创新语言服务产业发展策略。
(一)促进“互联网+”语言服务新业态发展。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发展需要引入“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信息技术，促进新业态发展。譬如，前文提到的“语联网”就是基于互联网和IT技术、可实现快速无障碍沟通的多语智慧网络，它能有效整合语言资源、翻译技术和服务能力，快捷联通语言服务需求方和供给方，通过嵌入式和传感等模式实现即时的按需服务，高效快捷解决多语翻译业务。这就体现了促进“互联网+”语言服务新业态发展在语言服务产业协同创新上的价值。又如，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发展还可以采用引入新技术加以运用的策略，开发语言服务“大语联网”平台。具体来说，中部地区可以借鉴“语联网”运营模式，扩大语言服务内容，兼顾多语互译和单语内部的语言服务，搭建中部地区语言服务要素交易中心、语言服务人才大市场、语言服务云平台。这有助于解决目前语言信息服务产业资源分散、技术落后的局面，实现全区域、全产业链的数据追溯，整合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的需求和供给，进而构建一个全区域、全产业链的中部地区语言信息服务平台。
2.创新汉语语言服务。汉语语言服务是以汉语言文字素养为基础，结合社会多样需求而产生的语言服务产业类型，包括技术型和内涵型。前者如传统的速记、播音、配音、命名、打字、文秘等，以及“互联网+”背景下产生的一些新兴行业(语音合成、语言文字识别、检索、文本转换等)；后者如语言训练、语言咨询、标牌制作、语言广告、市场拓展、商务研讨、品牌推广等。创新汉语语言服务也是完善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发展的重要构成内容，有赖于以个性化方式服务于企业对外拓展和内涵发展。从现状来看，目前中部地区汉语语言服务行业涉及领域日益增多，但行业准入门槛较低，专业化程度不高，亟需专业化人才加盟，亟待打造区域经济发展的软环境。
(三)健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高校翻译人才和中文人才的培养模式长期以来比较学院化，注重理论传授，较少联系社会实践，难以满足企业对应用型和操作性强的人才的迫切需求，因而我们倡导产学研一体化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整合优化翻译资源配置，强化学生的技能实训，进而培养适应社会与市场需要的人才，服务企业和中部崛起。举例来说，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发展比较成熟的是武汉领先的湖北地区，它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以传神公司为中心，汇聚翻译人才和高校科研力量进行协同创新，成功实现了语言服务产业业态培育。2016年11月，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MTI)教育与就业调研会议(华中区)也都是在传神公司成功举办。这就是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典范，值得借鉴。
(四)强化通盘统筹、错位发展的区域语言服务产业分工模式。中部地区不同城市要强化区域语言服务产业分工，通盘统筹、错位订制。中部地区各个区域应确立发展重点，相互借力，共享发展。如山西省能源产业，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湖南省文化创意产业，在全国均有很高的知名度，这就需要发展各有侧重的语言服务产业为它们提供本土化的服务。
再以中部地区郑州为例，它地处中原腹地，是全国重要的铁路、航空、高速公路、电力、邮政电信等交汇地，如今“米”字形高速铁路网更是日趋成型，1.5小时车程可覆盖全国2/3主要城市，会展业也随之发展迅猛。这就迫切需要语言服务产业保障支撑。
总之，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发展策略应该立足于区域特色，充分利用语言信息技术，开发多语言服务中心，注重语言服务产业的区域联动，健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通盘统筹、错位发展的区域语言服务产业分工模式。
四、结论
发展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属于实现中部崛起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先导性工作。摸清中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现状是制定语言服务产业发展战略的基础，其良性发展离不开语言服务需求方、供给方、政府、高校这四方面主体,当前有必要以它们为对象开展细致调研。以调研为依据，中部地区要通过创新语言管理服务、拓展语言使用服务、深化语言教育和语言培训服务等途径完善语言服务产业发展内容。语言管理服务创新体现在促成公共场所标识用语等语言材料数字化、标准化、文本化，建设语言公共服务资源数据库；拓展语言使用服务主要包括拓展外语翻译服务和汉语语言服务；深化语言教育和语言培训服务则是实现语言教育、语言培训与社会需求的衔接和良性互动。以现状调研和内容完善为基础，中部地区还应该创新语言服务产业发展策略，促进“互联网+”语言服务新业态发展，建设区域联动的多语言服务中心，健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通盘统筹、错位发展的区域语言服务产业分工模式，进而打造有中部区域特色的语言服务产业体系。
作者简介： 马春华(1976—)，女，河南镇平人，博士，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中部地区语言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从事语言理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项目(YB135-36)
“互联网 +”时代汉语国际教学和推广的改革创新
吴 剑 锋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30)
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大力实施汉语国际推广和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提升国家形象和软实力，促进中外交流和共同发展。当前，汉语国际教学和推广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全球“汉语热”持续升温，另一方面，优质汉语国际教育资源的共享以及便捷、高效的汉语学习资源的开发已成为汉语国际教学和推广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此背景下，充分发挥“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技术优势，在汉语国际教学和推广领域大力引进和倡导慕课模式，促进汉语国际教学和推广的改革创新，是新时期我们应该积极思考和探索的新课题。
一、当前汉语国际教学和推广的瓶颈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汉语热”持续升温，汉语被很多国家政府列为官方大力推广的外语学习语言。2006年，美国将汉语纳入“国家旗舰语言项目(NFLI)”，此外，还通过“AP中文”项目将中文引入美国主流教育，汉语位列八种“关键语言”的第二位；2016年9月，英国在全国正式启动“卓越汉语教学”项目；2017年1月，俄国政府宣布将在2020年把汉语作为外语科目纳入国家统一考试体系；此外，法国也积极推动中学中法双语教育实验计划。
以事业体系为行，以业态体系为列，可以构成一张纵横交错的语言产业规划图。根据这张图，可以直观地考察语言事业与语言产业在哪些节点上发生了关联，分析研判不同语言事业任务下需要哪些语言产业业态发挥作用。
然而，必须引起重视的是，随着全球汉语热的持续升温，汉语国际教学和推广在遇到重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突出表现为全球国际汉语师资的匮乏和全球汉语教学资源分布的极不均衡。
(一)国际汉语师资匮乏。在汉语国际教学和推广中，“教师、教材和教学法问题成为制约该项事业发展的主要问题，而其中的关键是教师问题”[注] 崔希亮：《汉语国际教育“三教”问题的核心与基础》，《世界汉语教学》，2010年第1期。 。
由于“汉语热”持续升温，由此引发国际汉语教师的需求量也急剧上升。很多国家由于汉语教育发展速度太快，出现国际汉语师资严重不足的局面，这已成为制约汉语国际教学和推广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据国家汉办统计，全球国际汉语教师的缺口量已经超过500万。从总体上看，国际汉语师资问题不仅表现为师资“量”的短缺，也表现为师资“质”的不足，一些发达国家在国家汉语师资“量”的需求满足之后，进而凸显“质”的需求[注] 吴应辉：《国际汉语教师需求的动态发展与国别差异》，《教育研究》，2016第11期。 。
陈颐磊带着一队宪兵走出孔庙的时候，突然看到街上国军几辆炮车、马车乱纷纷往西门挤，连忙让宪兵前去制止。宪兵跑到西门朝天开了数枪，队伍骚动才停了下来。查清原委，原来是军长莫与硕以“第十六师各个阵地已被敌攻破，我去航埠方面收容他们”为由带着军部部分直属单位出了城。军长一走，军心动摇，守城官兵纷纷涌向西门。
(二)国际汉语教育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国际汉语教育资源主要涉及进行汉语国际教学所需的师资、教材、教法、办学经费、场地等软、硬件设施和条件等诸多要素。包括师资在内的汉语国际教育资源分布存在着国别和地区差异，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现象。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来说，其分布就存在明显的地区和国别差异。截至2016年底，全球共有513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孔子课堂，其中，孔子学院的分布状况是：亚洲115所、欧洲171所、美洲161所、非洲48所、大洋洲18所；孔子课堂的分布状况是：亚洲20国100个、欧洲29国293个、美洲8国554个、非洲15国27个、大洋洲4国99个。由此可见，欧美发达国家汉语国际教育资源比较丰富，而亚非拉等欠发达地区汉语国际教育资源相对比较缺乏。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高校团委开展创业工作的具体情况和对高校开展团委创业工作的必要性分析。从中寻找高校团委开展创业活动过程中的优势与不足，以此进行讨论与思考，探求出更好的方式方法。
二、慕课对汉语国际教学和推广的启示
(一)“互联网+”时代慕课的兴起。本世纪以来，计算机技术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由此带动互联网与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形成了以互联网为创新基础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互联网+”时代。
慕课(MOOC)作为一种新兴的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模式，是“互联网+”时代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教育技术的一种集成创新。2008年，“慕课”这一新兴课程模式正式出现，短短几年间，慕课都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极大兴趣，乃至形成了一股席卷全球的慕课风暴。
2011年秋，美国坦福大学创办全球第一个慕课平台Udacity(在线大学)，随后，美国的Coursera、欧洲的Future learn、澳大利亚的0pen2Study等慕课平台相继创办。2013年可以说是中国的慕课元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诸多中国名校亦步入慕课领域，在与国外慕课平台开展合作的同时也相继创建自己的慕课平台，如清华大学的“学堂在线”、北京大学的“华文慕课”、上海交通大学的“好大学在线”等。除大学外，国内其他的社会机构也加入创办慕课平台的行列，如果壳网的“MOOC学院”、爱课程与网易合作的“中国大学MOOC”等。
The basic principle of ADCs is based on mode selective coupling. The maximum power coupling efficiency is given by
(二)慕课对汉语国际教学和推广带来的启示。慕课不仅代表着一种应用于教学领域的新型数字化技术，更是因应这一技术革新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教—学”理念和“教—学”范式。慕课因其开放教育的理念和互联互通的互联网思维而被认为是一种教育革新。
慕课的英文简称是MOOC，即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首字母的缩写，集中体现了慕课的突出特点，即大规模(Massive)、开放(Open)、在线(Online)。
其一，开放性。作为大规模的开放在线课程模式，开放性是慕课的本质属性。慕课是向全社会、全人类开放，针对的对象是大众人群，不受地域、国别、种族、文化、职业、阶层和年龄的限制，只要有意愿和兴趣，均可注册学习，在线分享优质的课程资源。
其二，大规模性。慕课的开放性属性决定了慕课必是大规模性质的。传统课堂的学生人数一般只有几十人，至多达到几百人，而慕课却能支持海量选课人数，可以多达上万人，甚至几十万人。
其三，在线性。慕课是以现代化的网络技术为支撑的，只要网络通畅，学生不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而且还可以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自主控制学习进程，乃至自主进行学习测试。因此，这种现代化的在线“教—学”模式，可以使知识实现无条件地共享和重现，使学习需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慕课开放性、大规模性、在线性的特点决定了慕课这一新兴的“教—学”模式能给汉语国际教学和推广带来重要发展机遇，有效解决制约汉语国际教学和推广的师资短缺和资源不均的瓶颈问题。
其一，突破时空限制。纵观世界各地，目前汉语国际教学和推广主要在四个层面上开展，即孔子学院、外国大学的中文系或东亚系、各种类型的汉语培训机构(学校)、中小学汉语课堂。而不论是哪个层面的汉语教学，均须满足一定的教学前提条件，如教室、教师、教材等，均会涉及固定的教学时间和固定的教学场地。由于受到特定时空条件的制约，因此无法开展更大规模的教学。慕课模式则不同，它冲破了校墙的藩篱，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面向全社会、全人类开放，不论是谁，只要有意愿和兴趣，均可注册学习，并且可以自由地决定学习的时间和地点。在慕课模式下，汉语国际教学和推广的师资短缺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其二，实现优质课程资源共享。慕课的开放性和在线性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社会和生活背景的人均能分享到世界各地名校名师的课程，使原本只有少数学习者享有的优质国际汉语教学资源能够实现更大范围的共享，这就能有效解决当前很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汉语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使这些地区的汉语学习者也能充分享受到汉语学习的优质课程资源。
三、慕课背景下汉语国际教学和推广的改革创新
除了能有效解决制约汉语国际教学和推广过程中所遭遇的师资短缺和资源不均等瓶颈问题外，慕课本身即代表着新的教育技术和新的教育理念。随着慕课时代的来临，汉语国际教学和推广应把握重要时代机遇，更新教育理念、转变教学模式、加强慕课资源库建设，从而推动汉语国际教学和推广的改革创新。
(一)教育理念的更新。传统的教育是基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其基本理念是“以教师为中心”“以教定学”，注重对学习者的直接塑造或改变，表现为将学校视为“工厂”，学生是学校工厂的“产品”，学校教育采取班级授课制和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注] 刘邦奇：《为学习服务：“互联网+”时代的教育观念、模式及实现途经》，《中国电化教育》，2017年第8期。 。
慕课是“互联网+”时代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型教育形态，彻底改变了传统教育的基本理念。慕课对教育界的影响源于其基于在线教育的独特教学理念，就慕课而言，这些理念包括多元交互理念、多元开放理念、个性化教学理念、学习共同体理念以及精细化课程设计理念等等其它一些理念[注] 戴朝晖：《慕课理念》，“郑新民谈英语教学与研究”微信公众号“学术微讲堂”栏目，2017年9月21日。 。慕课打破了传统教育模式中学校、教师对知识及知识传授的垄断地位，利用信息技术为学习服务、为学习者服务，其本质上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学定教”的教育。因此，慕课背景下的汉语国际教学应更新教育观念，从“以教师为中心”“以教定学”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以学定教”，从而更加有效地为世界范围的汉语学习者提供优质的学习服务。
(二)教学模式的转变。慕课以全新的教学理念，打破了传统课堂教学“一块黑板一支笔”的模式，实现了教育与技术的深度融合。
传统课堂的教学时间一般为40到50分钟，教学工具往往仅是一块黑板和一支粉笔，而慕课则迥然不同，慕课的教学单元一般是10到15分钟的视频，一个视频一个知识点，线上线下混合，课内课外互动，高效浓缩，层层推进。在慕课教学中，“教”本位转变为“学”本位，传统的指令性教学模式转变为建构性学习服务模式；“教师”本位转化为“学生”本位，教师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教师由单纯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建构性学习的导学者、促学者、助学者和评学者，师生之间的关系也由传统课堂中的演员和观众的关系转化为慕课教学中的导演和演员的关系。因此，慕课背景下的汉语国际教学应由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向慕课教学模式转变，从而实现更多的教育功能，为汉语学习者提供完整的学习体验和更好的学习效果。
(三)国际汉语慕课资源库的建设。视频资源的开发和建设是国际汉语慕课建设的核心和关键之所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视频资源建设直接关乎国际汉语慕课建设的成败。慕课视频的制作涉及脚本撰写、视频拍摄、视频剪辑、特效制作、上线维护等诸多环节和内容，单凭任课教师的一己之力和单打独斗很难完成，需要教师、技术人员等多方人员共同组成合作团队。除人力之外，慕课制作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成本，这往往不是一个教师或单个学校能够独自承担的。如果人力、资金、技术等得不到保障，将直接影响到慕课建设的质量和效益。目前，经济高效、切实可行的做法是由孔子学院总部牵头开发和建设国家级慕课资源库和慕课平台，这样既能节约成本，实现优质慕课资源共享，满足汉语国际教学和推广对汉语学习资源的海量需求，又能有效动员组织名校名师加盟，确保慕课建设质量。
国家级国际汉语慕课资源库和慕课平台的建设需要加强顶层设计，进行合理规划，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确立国际汉语慕课视频建设规范，并对慕课建设人员加强技能培训和技术指导，在组织名校名师开发建设一批汉语核心课程的同时，也向社会和广大一线教师征集优质国际汉语慕课视频用以完善和扩充视频库，最终实现优质国际汉语慕课视频资源的全球共享。而各国各地区的国际汉语任课教师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则可精准定位，合理利用，结合当地实际加以改造，在统一的慕课平台下选择适合自己的教学模式。
(四)国际汉语慕课教学理论的研讨。理论来源于实践，并能反过来指导实践。对国际汉语慕课教学这一新鲜事物来说，我们要加强理论研讨，既包括本体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包括应用实践问题的研究。而综观国内外有关慕课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国际汉语慕课教学理论的研究相对缺失。目前知网(CNKI)上的相关汉语国际教学慕课的研究论文仅8篇，与慕课研究论文数(5885篇)相比，几乎可以说是空白，即使是与同属语言教学领域的英语等外语教学方面的论文数(547篇)相比，也是少之又少，因此，加强国际汉语慕课方面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作者简介： 吴剑锋(1972—)，男，安徽岳西人，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语法学、汉语语用学及汉语国际教育研究。
论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提升
方 寅
(常州大学 中文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语言应用研究基地,江苏 常州 213164)
语言在人类社会中被广泛使用，突发事件和语言之间也存在联系。一方面，语言因素常常与族群认同、国家统一以及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紧密联系，部分情况下会演变为突发事件的诱因，如跨境语言处理不当就有可能会对国家安全、民族团结与复兴等方面产生不良影响；另一方面，语言问题也可能是影响突发事件应急的重要要素，因为应急过程中既少不了通过语言来收集、传达信息，也少不了通过语言来组织、调配所需的人、财、物等各项要素。故此，我们根据这两方面情况将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界定为“运用、学习和研究突发事件应急相关的各种语言因素的能力”。这里说的各种语言因素包括与各种语言文字相关的各种知识、能力、技术及艺术。
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下位范畴，是国家进行突发事件预警防范和应急处置的语言能力。它涵盖的内容主要为国家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资源能力和国家突发事件话语应急能力两大方面。再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它还可以进行不同的细化分类。譬如，从关涉的语言来看，它可以分为突发事件少数民族语言应急能力、突发事件方言应急能力、突发事件母语应急能力(如语言舆情的监测、分析与引导等)、突发事件盲文手语应急能力、突发事件外语应急能力(还可以语系、语族、语支等世界语言的分类方式进行不同层级的划分)等。又如，从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运用的空间领域看，它可以从小大到大粗略分为地区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国内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国、全球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再如，它也可以依据各种语言因素所囊括的内容分为以下细类：运用、学习和研究突发事件语言应急知识的能力，运用、学习和研究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的能力，运用、学习和研究突发事件语言应急技术的能力，运用、学习和研究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艺术的能力。
一、提升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的必要性
(一)从国内形势来看，我国多语言(方言)、多文种的语言国情凸显了提升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的必要性。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人口流动、语言接触等诸多因素造成了我国多语言、多方言、多文种的复杂语言国情。语言资源观一般将这种情形视作为语言资源丰富的呈现，但社会交际中的语言沟通障碍、少数民族地区保存民族语言文化与融入社会大发展的矛盾等情况也客观存在。如此一来，我们一方面要考虑如何提升涉及少数民族语言的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另一面又要考虑如何提升涉及汉语方言的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拿前者来说，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沟通障碍会影响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处置。拿后者来说，各大方言区之间及各自内部都存在差异，各大方言区内部需要分为次方言，次方言内部还需要再细分为若干土语，这最终形成的是“一体而万殊”“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的语言国情。这种国情下出现语言沟通障碍乃至于影响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处置也是会有的事儿。这无疑表明，提升国内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是国情之需、当务之急。这就要求充分考虑如何提升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如何培养储备精通“普通话+方言土语”以及“汉语+少数民族语言”的突发事件应急双(多)语(方言)人才。
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状况自然会对语言生活产生相应影响。这里就以去年发生的新疆精河县地震为例进行分析，从中不难管窥提升国内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的必要性。新疆精河县的语言使用情况异常复杂，据当地政府官网公开信息显示，2015年当地就有汉、维吾尔、蒙古、哈萨克、回、壮、满、朝鲜、锡伯、俄罗斯等29个民族人口居住，这种多民族人口组成情况难免带来语言使用上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状况，造成救援人员和被救援人之间出现语言沟通障碍，并表明了提升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的必要性。
(二)从国际形势来看，国际交往日趋紧密也凸显了提升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的必要性。对世界语言数量的认识尚有不同。依据《世界的语言》(第20版)发布的数据来看，它约有7099种，这之中还包括手语和一些方言[注]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世界语言生活报告》(2018),商务印书馆，2018年。 。再从外语语种数量看，目前我国开设的语种才接近70种，外语语种资源明显不足[注] 沈骑：《“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安全战略》，《语言战略研究》，2016第2期 。在国际交往日趋增多、突发事件日趋频发的今天，这些语言之间都有可能产生沟通障碍，这都需要提升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来解决。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开设的热线电话提供服务的语种数量就超过了40种，甚至还专为听力障碍者开设有专门的打字电话模式热线电话。
目前，我国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与当前国际语言生活中的新形势、新问题、新需要还不相适应，这就容易导致各类国际突发事件语言应急需要不能得到有效满足。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推进，保护我国境外公民和机构安全的需求不断增长，参与国际援助、全球治理的能力亟需提升，这种参与当然离不开相应的语言应急能力来支撑。换言之，提升国际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也是外交之需、当务之急。
(三)提升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是发展语言文字事业等的必然要求。为了紧跟时代发展、聚焦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社会语言生活，提升国家语言应急能力也被写进了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些文件强调，要推动社会建立应急和特定领域专业语言人才的招募储备机制，要把提升国家语言应急服务和语言援助服务能力视作“十三五”期间语言文字事业的一项主要任务，以便为国家提供突发条件下的语言应急服务[注] 参见《国家语言文字事业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和《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这都表明了大力提升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的必要性。
但从当前情形来看，提升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这项重点工作还有待推进。《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1)有专文就青海玉树救灾中凸显出来的语言障碍问题及其解决路径开展了讨论，指出了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提升问题；但有关突发事件语言应急的研究成果目前并不多，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外语使用状况复杂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开放口岸及边境地区)的语言差距常常会使信息的搜集分析和政府对突发事件的研判难度增大。这种现状无疑表明，提升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是发展语言文字事业、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的必然要求[注] 方寅：《编制出版多语种防灾应急手册》，《出版发行研究》，2018年第5期。 。
二、提升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的路径
提升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虽为当务之急，它的开展对发展语言文字使用、服务国家需求和民众利益来说都意义重大；但当下如何提升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的研究和实践都还亟待进行。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项关涉多领域、多层次的系统性工程。在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它既要遵循社会治理和突发事件应急的一般规律与要求，又要考虑到语言应急工作自身的特殊性。譬如，应该努力从被动的突发事件语言应急向主动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测、预警及预防干预转变，从主要依靠政府、专业应急机构和语言专业人士向充分调动社会的语言人才资源转变。基于此，下面择几条较为重要的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提升路径稍作阐释。
(一)建设突发事件语言应急制度体系。突发事件语言应急制度体系的核心支柱是“一案三制”，即语言应急预案、语言应急管理法制、语言应急管理体制、语言应急管理机制，这是针对某个(些)特定的突发事件语言应急任务开展工作的制度保障和程序指引。因此，当下需要参照各类应急预案的共性特征和语言应急服务的特殊要求，细致研究突发事件语言应急预案的编写依据、启动机制、运行机制、反馈修订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它至少包括但又不限于以下方面：1.总则(编制的目的与依据、分类分级的形式与参数、适用的范围及原则等等)；2.组织体系(领导机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地方机构、专家组、志愿者人才库、与相关机构的融合及分工协作机制等)；3.运行机制；4.应急保障(财力保障、物质保障、生活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技术保障等)；5.监督管理；6.附则。
(二)建设突发事件语言应急组织体系。提升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要求建立从上到下、从专业组织到民间团队与个人等多方协同、权责明晰的语言应急组织体系。这种应急组织体系的架构还需要有法理、学理、实践经验及有关惯例等方面的依据。这一体系建设中又会涉及以下问题：1.国家语委在突发事件语言应急服务中的领导机构地位及相应工作机制；2.国家语委及其成员单位进行突发事件语言应急服务所需的领导小组、委员会等各类非常设性领导机构的设置及相应工作机制；3.国家语委履行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职能所需办事机构的设置及相应工作机制；4.国家语委及其成员单位有关部门负责突发事件语言应急服务的工作机构设置及相应工作机制；5.国家语委及其成员单位所辖地方机构进行突发事件语言应急服务的地方机构(或岗位)设置及相应工作机制；6.语言应急服务组织体系与其他组织体系(如国家语言志愿者人才库)之间的接入及分工协作机制。同时，建设突发事件语言应急人才数据库体系也是提升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的不可或缺的大工程，这一工程要尽可能多地网罗具备某种语言能力、并能参与突发事件语言应急的语言人才信息。实际上，这方面的尝试已经存在。譬如，桂林联勤保障中心第59医院考虑到当地大量少数民族群众不会说汉语的实际情况，组建了一支由多民族医护人员组成的少数民族语言翻译队，它能同时开展7种民族语言的语言应急援助。这种作法就比较可取，值得深入探索、总结推广。
(三)建设突发事件应急语言资源知识库体系。建设突发事件语言应急知识库涵盖外语、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盲文手语等语言资源知识库体系，能为突发事件语言应急提供强有力的语言资源支撑。该体系的建设有两大核心方面：一方面，“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和“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等语言资源建设项目能为突发事件应急语言知识库建设提供很好的成果支撑；另一方面，专门的突发事件语言应急知识库建设也很有必要，以便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快速获取急需的语言知识，实现有针对性地使用通用语、少数民族语言、方言以及外语等语言形式高效开展警示警报、救治疏导等应急行动。
(四)建设突发事件语言应急的技术支撑体系。技术支撑体系在突发事件应急中至关重要。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进行语言处理的人体器官以及对它们进行有效延伸的媒介越来越完善。譬如，2018年4月，有语音科技企业向赴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的警员赠送翻译机，以帮助他们解决语言沟通障碍问题。又如，当下所有的智能手机的翻译功能也日趋强大，如有的搭载了AI智能通话翻译系统，有的扫一下便可翻译，等等。它们无疑都能语言应急服务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撑作用。再如，科学家已经研发出能把文字转化成手语的3D打印机械手，这就极有可能在涉及听障人士的突发事件语言应急中排上用场。因此，为了让语言科技更好地服务于突发事件应急，各界有必要探索语音科技、机器翻译、即时通讯等各类技术及资源在这一领域的应用价值和应用方式，进而建立起高效完整的技术支撑体系。
(五)建设突发事件语言应急预测、预警及预防干预体系。全面客观、深入细致地把握国内外的语言生活动态与格局才能更好地进行突发事件语言应急预测、预警及预防干预。因此，为了避免被动的突发事件语言应急，我们可以通过绘制全球、全国及各地区的“生活语区分布图”与“理想型”语言使用模式，以便于进行常态化的突发事件语言应急预防干预及预测、预警。以细致深入、科学系统的调查为基础，绘制“生活语区分布图”有助于预测某一区域的工具性语言和潜在的突发事件语言应急需求；预防优于被动应急止损，绘制“理想型”的生活语言模式有助于防范、减少由语言问题引发的突发事件[注] 马戎：《中国民族地区的语言区域与语言应用模式论》，《语言战略研究》，2016第1期。 。
(六)建设突发事件语言应急志愿服务体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观念与行为一直被广泛倡导，当前的突发事件应急工作也越来越重视社会力量的协同参与。因此，今后在人口普查、志愿者选拔等活动中，我们有必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突发事件语言应急、广泛征集民众的语言能力和志愿意向信息，以便建设好突发事件语言应急志愿服务体系。这项工作实际可以从三个维度加速推进：一是建设专门的语言应急服务志愿者组织，二是引导各类志愿者组织形成语言应急的分支或功能，三是有效开展前两者之间的协作[注] 方寅：《实现“通事”与“通心”提升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人民日报》，2018年3月9日。 。
三、结论
人们对具有全局性、基础性特征的语言因素不宜“日用而不知”。实际上，促发人类语言产生的因素之中也不排除生存、生产、生活等的应急需要。换言之，语言本身也具有应急的属性与功能。它既有可能是突发事件的诱因，也有可能是影响突发事件应急的重要要素。故此，当下有必要关注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的内涵界定和提升路径。我们认为，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是“运用、学习和研究突发事件应急相关的各种语言因素的能力”。这里说的各种语言因素包括与各种语言文字相关的各种知识、能力、技术及艺术。提升这项能力是当前国内外形势以及发展语言文字事业等的必然要求。它同时也是一项需要多种资源、涉及多方力量、包含诸多方面的系统性大工程，需要各种资源保障下的各方力量、各种路径协同推进。
作者简介： 方寅(1978—)，男，安徽安庆人，博士，常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语言理论与应用、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项目(YB135-21)
DOI ：10.16366/j.cnki.1000-2359.2019.03.014
[责任编校 王记录]
标签：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论文;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论文; 洛阳师范学院中部地区语言产业发展研究中心论文;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论文; 常州大学中文系论文;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语言应用研究基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