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新世界诗”的汉语造型与意义表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界论文,汉语论文,造型论文,意义论文,黄遵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新文学的转型，以白话和白话文的觉醒为基础，以口语和个人的表达为根本，这样，不论是五四新文学的建设者，还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研究者，都会自觉地把这条线索或显或隐地与黄遵宪的语言主张和诗学主张勾连起来。黄遵宪具有亲历域外世界的现代体验，又擅长用诗歌来表达这种体验。对于黄遵宪来说，重要的问题是：面对亲历的域外之景物、域外之社会风情、域外之文化政治，该使用怎样的汉语造型来表达呢？实际上，当黄遵宪采用中国传统诗歌的形式表达域外体验的时候，域外体验多少受到了压抑。不过，向黄遵宪来照面的域外景观，自身要求着黄遵宪采用非中国传统的汉语造型，因此黄遵宪的汉语造型与传统的汉语造型相比，就带有了新的姿态。尽管有学者指出，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的诗学主张“昭示着古典诗歌向现代诗歌转换的基本方向”①，但是并没有展开论述。
一“新世界诗”：“本文—注释”的汉语造型
丘逢甲称《人境庐诗草》卷四前为旧世界诗，卷四开始为“新世界诗”②，其实在笔者看来，黄遵宪自1877年赴日本任参赞后的诗歌都是“新世界诗”，其“所历之境”挪移了中国传统士大夫足迹的边界，改变了诗人的空间观念。当然，并不是说黄遵宪在出使日本之前的诗歌就完全是“旧世界”，之前的某些诗歌已经开始指向新世界，如《香港感怀》中“民气多膻行，夷言学鸟音”中已经注意到了异国语言“鸟音”的存在；《和周朗山琨见赠之作》“万户侯耳岂足道，乌知今日裨瀛大海还有大九州”③ 已经关注到了中国神州以外的世界。“新”“旧”的区分如果有一个截然的标志，笔者觉得以黄遵宪走出国门为界最合理。恩斯特·荣格说：“在天空与地球之间移动的事物只能被天空和地球解释。”④ 天空与地球规约了事物的移动方式，对于黄遵宪来说，中国——日本——美国——欧洲——南洋的线路规约了黄遵宪“新世界诗”的表达与意义。陈三立评价黄遵宪诗歌“驰域外之观，写心上之语”⑤。这句话倒过来也许更合适：用心上之语，写域外之观。这符合新世界诗实录的创作初衷。黄遵宪的“心上之语”演化为诗歌汉语造型的时候，以诗歌文言为本，熔铸了俗语、散语与新语。
如果仅仅是擅长运用俗语和散语，黄遵宪诗歌就不会有“新世界诗”之称。因为俗语与散语的汉语造型还不足以建构新世界。“新世界诗”汉语造型的最大特色在于吸收运用新词语。这是中国古体诗歌语言在19世纪后半期能做出的最大的让步与开放。新词语以怎样的方式进入汉语诗歌的语句？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进入汉语诗歌的语句。在黄遵宪的“新世界诗”中，直接进入的新词语以名词居多，粗略统计《人境庐诗草》中的新词语，从名词的角度排列如下：
专名中的人名：耶稣、和华、可伦坡、华盛顿、格兰特、嘉富洱、玛志尼、路易十四……
专名中的国名：美利坚、法兰西、佛兰西、波兰、希腊、埃及、俄罗斯、鄂罗斯……
其他名词：淡巴菰、六十四质、动物、植物、殖民地、人权、民权……
一个新名词就圈定着一片新的空间，大量的新名词构建着新世界。然而直接进入汉语的新词尽管带来了新空间，但这些空间还是完整而封闭的。这些新词语如何在汉语的句序中展现自身呢？展现的方式在我看来就是黄遵宪“新世界诗”汉语造型的方式。其汉语造型最具时代意义的不是简单地让新词语直接进入古体诗歌中，而是采用了“本文—注释”的形式。“本文—注释”的形式指的是，一首诗由诗歌本文与注释组成，笔者简称为“本文—注释”的表达形式，《日本杂事诗》和《己亥杂诗》等诗是其典型代表。以往论者强调的是这个形式中“注释”对“本文”的“补充说明”的附属功能。比如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写道：“公度诗多纪时事，惜自注不详，阅者未能尽悉。”⑥ 陈衍从诗歌文本与历史真实相互印证的角度感叹其“自注不详”，尽管也强调了“注释”的重要，不过仍然是“补充说明”的重要。这种对“本文—注释”在文体上的互文性呼应不是在此关注的重点。笔者更愿意把“本文—注释”的表达形式看作一种文学上的汉语造型，目的是想考察晚清以来文学文本的汉语吸收新词的方式与对策。笔者认为“本文—注释”的表达方式是晚清以来汉语欧化的最初形式，是晚清以来文学汉语现代发展的起点。
“本文—注释”的汉语造型有两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本文或者注释中出现某个新词，本文与注释对新词并没有构成一种“共谋”的阐释观照，新词直接进入汉语句子后处在自在状态，但是“本文—注释”并非弃置不管，“本文—注释”总会透出与新词相关的“蛛丝马迹”。第二种模式是本文与注释共同形成对某个新词的阐释。其实两者没有绝对的区别，只是解释的多少不同而已。这里仅举两例：
《日本杂事诗》定稿本第十七首纪述日本的“物语”：
翠华驰道草萧萧，深苑无人锁寂寥。
多少荣花留物语，白头宫女说先朝。
诗歌本文中提出“物语”，注释间接做了阐释：“《荣花物语》，出才嫔赤染卫门手，皆纪藤原道长骄奢之事。道长三女为后，故多叙宫壶。”⑦ 注释提出了《荣花物语》这个范本，暗示了“物语”作为日本文体形式的意思。而诗歌本文中“多少荣花留物语”是对注释中《荣花物语》这个书名的拆解，也许是黄遵宪的文字游戏，可以理解为：留下多少《荣花物语》的意思。如果搁置注释，纯从诗歌本文的诗句来看“荣花留物语”，则有两种结构：荣花—留—物语，荣花—留—物—语；在后一种结构中，荣花更加活跃，“物”开始说话，一切活动起来。在当代的汉语中，“物语”一词的运用也突破了其文体的限度，如“人与自然的神奇物语”、“极限物语”、“时代物语”等说法；而在“青春物语”中，“物”仿佛不是被选择，而是在发出召唤。
《日本杂事诗》定稿本第五十三首纪述“新闻”与“新闻纸”。《辞源》中“新闻”有两个义项：第一，新近听说的事，又称“新文”。第二，新知识。如苏东坡“新闻妙无多，旧学闲可束。”徐继畲1849年在《瀛寰志略·自序》中写道：“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这里的“新闻”解释为新知识也比较恰当。不过，至黄遵宪1877年出使日本前后，“新闻”一词在中文报纸杂志中已经出现，如《香港新闻》、《中外新闻七日录》、《教会新闻》等报纸就以“新闻”来命名。如果追溯得更远一点，则有1828年在马六甲出版的中文报纸《天下新闻》。⑧ 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还有论述“新闻纸”的论文《新闻纸略论》：“在西方各国有最奇之事，乃系新闻纸篇也。此样书纸乃先三百年初出于义打里亚国，因每张的价事小铜钱一文，小钱一文西方语说加西打，故以新闻纸名为加西打，即因此意也。”⑨ 但即使是这样，大多数国人可能对“新闻纸”和“新闻”并没有深入的思考和理解。黄遵宪出使日本的时候，由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向西方的学习，《东京日日新闻》《报知新闻》等已经刊行。黄遵宪用诗歌的形式对“新闻”和“新闻纸”进行了表述。《日本杂事诗》初刻本第五十首：
一纸新闻出帝城，传来今甲更文明。曝檐父老私相语，未敢雌黄信口评。
新闻纸，山陬海澨无所不至，以识时务，以公是非，善矣！然西人一切事藉此以发达，故又有诽谤朝政，诋毁人过之律，以防其纵。轻议罚，重则监禁，日本皆仿行之，新闻纸重述时政者，不曰文明，必曰开化。⑩
诗歌本文抓住了“新闻”文明的开化功能，然而用“今甲”这样的古语限制了“新闻”特质的外射。三四句叙述新闻纸的反面功能，其实与“更文明”处于矛盾状态。诗歌注释对新闻纸的认识有扩展：覆盖面广，识时务的社会认识，公是非的判断，文明开化的工具和方式。不过如本文一样，注释在肯定新闻纸“西人一切事藉此以发达”的巨大功能之后，立即来一个“故”后的反正。这种矛盾心态正是黄遵宪出使日本时期对日本明治维新保守态度的表露。到了出使英国时期，黄遵宪看到欧洲的情形与日本差不多，就改写如下：
欲言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九流百家无不有，六合之内同此文。(11)
新闻纸，以讲求时务，以周知四国，无不登载。五洲万国，如有新事，朝甫飞电，夕既上板，可谓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事矣。其源出邸报，其体类乎丛书，而体大，而用博，则远过之也。(12)
这首诗和注释出自《日本杂事诗》的定稿本，与上述初刻本相比，定稿本删去了新闻纸负面功能的表述，删去了“公是非”的价值判断。这样，初刻本语句之间的矛盾没有了，定稿本的诗歌本文内部与注释内部获得了统一。诗歌本文第一、二句用对照的手法突出新闻传达“今事”的功能，第三、四句突出新闻的内容丰富和传播面广。诗歌注释重点突出了新闻纸的如下特征：讲求时务的当下性，遍及五洲万国新事的普及性，“朝甫飞电，夕既上板”的及时性；还从报纸的发展过程，追溯到新闻纸在中国源于邸报的历史，还不忘指出新闻纸“体大”而“用博”的现代特征。“本文—注释”的汉语造型是对新闻以及新闻纸很完整而又简洁的叙述。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一》中对新闻纸有所记述，这里的记述仍然分正文和注释两个部分，正文很简短：“新闻纸，论列内外事情，以启人智慧。由是西学有蒸蒸日上之势力。”(13)而注释相对较长，除了与正文呼应突出新闻纸“知古知今，益人智慧，莫如新闻”的巨大社会功能外，还是一篇日本新闻纸的简要发展史，这是因为不同文体的需要，因为日本国志主要以日本为主体，而定稿本的诗歌则是以新闻纸为主体。
在汉语欧化的意义上，“本文—注释”的汉语造型构成了对新词的阐释，可谓新词的元语言。元语言是西方的语言学者提出的概念，卡尔纳普说：“为了表达任何对象语言（object language），我们需要一种元语言（metalanguage）。”(14) 元语言是阐释对象语言的语言。雅柯布森说：“一个语言符号通过这种语言中其他某些同性质的符号进行的阐释，是一种元语言行为”。(15) 雅柯布森在不同的文章中反复强调了元语言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首先表现在个体身上，他认为元语言运作在儿童语言学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儿童经常会问某个词是什么意思，大人就开始用其他词语和语句解释，这就是元语言运作。元语言运作遵循语言相似性原则，实践选择和替代功能，如果这种功能发展有障碍就会发生失语症。(16) 在具体语言的发展上，雅柯布森认为，“元语言是任何语言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17)，这里包含两层意思：首先，语言内部的元语言行为是该语言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次，“在语言社团里谈论别的语言”(18) 的元语言运作，也就是说某种语言面对其他语言的元语言行为也是该语言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黄遵宪“新世界诗”“本文—注释”的汉语造型，不折不扣地实践着元语言功能，是对“新词”这种对象语言的阐释，新词得到阐释之后，就得到汉语的认同和传播，从而推动汉语自身的发展。新词进入汉语，这是晚清汉语面临的挑战，也是中国士大夫选择言说方式的挑战。“本文—注释”的汉语造型是晚清汉语发展的第一步。黄遵宪“新世界诗”通过“本文—注释”的汉语造型引入的新词除了上述提到的物语、落语、议员、新闻、新闻纸、佛兰西之外，还有：和华、耶稣、虾夷、共和、议院、警视、知识、课程、妻屋、杨花、让叶、玉打、淡巴菰、阿芙蓉、贷座敷 地狱女、赤信女、料理屋、扬弓店、幼儿园、消防局、江户香、镜写真、博览会、法学、理学、化学、气学、重学、数学、矿学、画学、天文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机器学、文学，等等，这是一个很不完整的统计。(19) 这些新词大部分被汉语认同了，至今还在使用。
需要指出的是，黄遵宪“新世界诗”的“本文—注释”的汉语造型引进的新词，大多数是专名，也许有些论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专名其实对汉语的影响不大，尤其是对文学文本中的汉语影响不大。其实不同语言之间的影响最大的就是词语，语音和语法相对来说较少一些。无论是中国古代汉语由于佛经的翻译对梵语的接受，还是中世纪的欧洲英语对诺曼法语的接受，最大的受惠都是词语的大量借用。(20) 新词进入汉语诗歌，本身就标志着文学文本汉语的变化，陈嘉映在《语言哲学》中指出，“通过实指学习语词都不只是建立一个词和一个对象的关系，而且同时也是建立语词之间的联系”(21)。同理，新词的进入汉语，引发的波动是新词与汉语词汇之间的撞击、融会，会改变汉语词汇的语义、搭配等习惯。黄遵宪“新世界诗”的“本文—注释”的汉语造型是现代汉语吸收异域语言的第一步，如果要到汉语在语法层面发生某些变化，那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仅仅凭借一个人的诗歌创作甚至一代人的文学创作都是远远不够的。另外，作为专名进入汉语的新词，同时也会改变人的观念，专名是有可能改变一个文化传统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黄遵宪的新世界诗中，语言先于诗歌。
二“新世界诗”的世界：时间与空间（上）
黄遵宪“新世界诗”的汉语造型所表达的现代体验呈现为具体的“世界”图景。不过，黄遵宪对“世界”一词的运用有一个嬗变过程，在“新世界诗”之前运用“世界”一词的语句如下：
吁嗟乎，丈夫不能留芳千百世，尚能贻臭亿万载。生非柱国死非阎罗王，犹欲龉血书经化作魔王扰世界。(22)
茫茫世界尘，点点国土墨。(23)
星星世界遍诸天，不计三千与大千。(24)
江流仍此水，世界竟何年。(25)
世界随转轮，成坏各有劫。(26)
黄遵宪早期运用的“世界”一词带有宗教色彩，“世界”本是佛教用语，在黄遵宪的诗句中与“世界”同时出现的词语常常有“阎罗王”、“魔王”、“劫”、“转轮”、“尘”、“三千”、“大千”，等等，仿佛成了佛教词语家族。“世界”一词在黄遵宪的汉语中更多的意义是“人世”，而黄遵宪最喜欢用来指称现代意义的“世界”的词语是“万国”，这是19世纪后半期中国表达的通行语。直到1900年前后，黄遵宪对“世界”一词的运用逐渐脱离了佛教家族词语的束缚，如：“人不顾同群，世界人非人。”(27)“勉勉汝小生，汝当发愿造世界。”(28) 在非诗歌文本中，黄遵宪很娴熟地运用现代意义的“世界”，比如1902年11月30日致梁启超函论曾国藩时有这样两处用“世界”一词：“（曾国藩）于现在民族之强弱，将来世界之治乱，未一措意也。”“今后世界文明大国，政党之争，愈争愈烈，愈益进步。”(29) 在此，黄遵宪正是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和运用“世界”一词的。
如果从黄遵宪“新世界诗”的角度来理解黄遵宪的“新世界”，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在空间上，“新世界”是空间的一种绵延。在时间上，“新世界”是时间的一种运动。在价值观念上，“新世界”是对中国传统“天下”观念的解构。
1899年，黄遵宪五十岁，因戊戌变法一事蛰居家乡，所写《己亥杂诗》的第一首：“我是东西南北人，平生自号是风波。百年过半洲游四，留得家园五十春。”(30) 黄遵宪把自己放置在“新世界”的空间境域中来认识，并描述成“洲游四”的“东西南北人”，这是一种空间人。黄遵宪走出国门，熔铸欧亚，其现代体验开始把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天下”一词的地平线向远处推移。黄遵宪十岁时，曾经以“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31) 来破解杜甫的名句“一览众山小”。“天下”是中国文化中最常见又最模糊的概念之一。大致说来，天下是以皇权为中心建构的区域概念，指皇权的力量所能辐射到的区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黄遵宪出使日本后很自觉地推移了“天下”的地平线，他使日时期在《〈皇朝金鉴〉序》写道：“余窃以为天下者，万国之所积而成者也。”(32) 天下由万国所积而成，改变了中国传统以单个皇权为中心的观念，复数的国家开始成为天下的对象。黄遵宪出使欧洲后在《登巴黎铁塔》中写道：“一览小天下，五洲如在掌。”(33)“小天下”中“天下”是以“巴黎铁塔”为中心建构的天下，但是又与下句中的“五洲”并举，可见黄遵宪的“天下”观念在逐渐发生改变。
黄遵宪对“天下”一词的使用频率并不很高。他更喜欢用另外两组词语来表述现代意义的“世界”，一组是五洲、五大洲、五部洲、五大部洲、五洲万国；另一组是地球、地球图、地球圆。先来看第一组词语的运用：
环顾五部洲，沧海不可隔。(34)
吁嗟五大洲，种族各纷纷。(35)
年来足迹遍五洲，浮槎曾到天尽头。(36)
吾闻地球绕日日绕球，今之英属遍五洲。(37)
芒砀五洲几大陆，红苗蜷伏黑蛮辱。(38)
一览小天下，五洲如在掌。(39)
忽想尻轮到五洲，海泓烟点小齐州。(40)
居今日五洲万国尚力竞强、攘夺搏噬之世，苟有一国焉，偏重乎文，国必弱，故论文至今日，几疑为无足轻重之物。(41)
文章家之史之大者，为古所绝无，其惟今日五大部洲之史乎！(42)
黄遵宪在诗歌中运用这组词语，字数稍有不同，可能是由于古体诗歌的语言对于字数的要求而改变的。中国人称呼“世界”从林则徐的《四洲志》到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经历了一个从“四洲”到“五洲”的过程。(43) 其实早在明末，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就介绍了五大洲，“五大洲”和“万国”的概念开始进入汉语世界，不过利玛窦的这种称呼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得到中国士大夫的认可。黄遵宪“新世界诗”吸收“四洲”“五洲”“万国”等词语，显示了中国人认识世界时，以中国为中心出发点的传统价值观有了新的转机。
中国人接受“五洲”的世界概念，与认识地球同步。中国古代张衡与张载等人的“地圆”猜想在中国文化中并不重要，中国文化看重的是“天圆地方”。清朝的刘献廷、郭子章、王韬等人都认为地球之说是明朝的利马窦带到中国的。1848年《瀛寰志略》初刻本问世，卷一是《地球》篇，有“地球平圆全图”，地球篇的第一句就是“地形如球”。魏源《海国图志》更清晰地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说”。1874年李圭参加美国在费城举办的纪念美国成立百周年的世界博览会，环游地球一周，著成《环游地球新录》一书，书中有一副《环游地球图》。这也许是中国人亲历“地球圆”的第一次。
黄遵宪的“新世界诗”对地球多有描绘与想象。
地球浑浑周八极，大块郁积多名山。(44)
倘亦乘槎中有客，回头望我地球圆。(45)
世人已识地球圆，更探增冰南北极。(46)
欲展地球图指看，夜灯风幔落伊威。(47)
人种如何不尽黄，地球如何不成方？(48)
“地球圆”的思想，改变着人们认识空间的方向。被胡适极力称赞的晚清诗人金和（1818—1885，江苏上元人，有《秋蟪吟馆诗钞》）的《题李小池环游地球图》：“是知地体圆，环转只一枢。视人所向背，东西无定区。”(49) 题目中的“李小池”即写《环游地球记》的李圭。“地球圆”得到肯定后，中国传统认定的东西相隔、南北对峙都变得不可确定。到了1903年，马君武曾经介绍黑格尔的地球决定论：“理想之发表也，必有一剧场焉，地球是也。地球者，产生理想之方所也，登此剧场之人物，常随时代而变异；地球者，历史之基址也。地球大约可以分为三类：一山地，二平原，三河岸海口。人群之初发达也，必在平原旷寞之野，及稍进则必在河岸萦回之区。地势开通，人群之灵性乃日浚，商务远及人群之发达，不可限量焉。”(50) 黑格尔更从地球环境与文明的关系角度来认识地球，而黄遵宪没有这样的高度，只是相当感性地认识地球。“地球圆”和“五洲”“万国”两组词语的表达，显示出黄遵宪乃至中国人逐渐改变“天下”观念的过程，从而对所谓“天朝”“中国”等核心观念形成冲击。
三“新世界诗”的世界：时间与空间（下）
黄遵宪的思维方式中有个基点：今。他在《感怀》（二）中写道：“识时贵知今”。“知今”不仅是黄遵宪认识历史、观察世界的方式，而且他把“今”作为“我”之存在的基础与方式，建筑了“今我”这个处于新世界境域中的自我形象（下面有分析）。黄遵宪在戊戌变法之后写道：“今日今时有今我，茶烟禅榻病维摩。”(51)“今时何时我非我，中夜起坐心旁皇。”(52)“有今我”的肯定与“我非我”的怀疑都放置在“今时”的时间性境域中绽现。“知今”中的“知”不仅包括黄遵宪对时间的感受方式，同时也包括上文所分析的黄遵宪对空间的挪移方式。“知今”中的“今”面向的是“过去”和“未来”两种向度。其实，过去、现在、未来是任何宗教都要考虑的问题，不过宗教往往把重点放在表示未来的来世，过去、现在是朝向来世的。而黄遵宪体验时间的方式，是过去和未来朝向现在，所以“今”是核心。正如李大钊所说：“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53) 柏拉图提出时间是上帝创造的形象，即时间是“永恒的运动形象”（the moving image of eternity）。罗素认为时间之“是”不是was和will be，而是is，用一般现在时的持续表示时间的永恒性和短暂性。(54) 柏拉图对时间的说法很有意思，把时间的永恒性与短暂性同时展现出来了。时间的短暂性的一面也许正是人们心里感知的时间观念。
黄遵宪对“今”的认识体验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他作为清朝政府官员身份所认识的“今”，撰写《日本国志》，创办《时务报》与举办时务学堂都是他“知今”的方式；第二种是他作为“余事”的诗歌创作中对时间的种种体验，也是他“知今”的方式，在此关注的是第二种。
黄遵宪对时间的体验之一是时间的加速，他的《今别离》四章是代表作。陈伯严称赞《今别离》是“千年绝作”，梁启超认为这是公论。(55) 但是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却认为它“平常的很，浅薄的很”。胡适1922年做出这样的评价，是在他留学美国来往亚洲美洲之后，对轮船火车的定时启程以及速度习惯之后，因此不免苛刻。《今别离》四章的意义在于表达现代时间的加速带来的情感变化。别离相思为古今共有的感情，但是黄遵宪／现代人对此的体验不同，其表达方式也有别。体验不同，在于现代车舟“并力生离愁”，刻不容缓，没有自由，因此更加使得别离无奈与无情。而离去的迅速，远远没有古人执手相看泪眼，挥手慢慢告别，凝望车舟一寸一寸离去的从容与韵味，车舟速度的增加，仿佛离别的时间突然加速，离别之情遭受猛烈的轧挤。“钟声一及时，顷刻不稍留”。钟声，是现代钟表通过现代技术发展的测量时间，有人这样描述钟表的时间：“在欧洲，人为的钟点，即机械的钟点，取代了历法世界的计时，冲破了占星学的半阴影，进入明朗的日常生活，当蒸汽力、电力及人工照明使工厂昼夜不停进行工作的时候，当黑夜可以转化为白昼的时候，人为的钟点，亦即时钟上表明的钟点，对每个人都成为不变的生活规则。这样，时钟在西方兴起的历史就是新的生活方式和扩展公众生活舞台的历史。”(56) 钟声表征的现代生活方式，对于黄遵宪这代刚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来说，还是非常陌生的生活形式。它带来的首先是对中国传统中那种自由闲散的时间所造成的加速。时间的加速，造成了许多反常的现象，其中第一个就是：“远”的事物的接近相应地使“近的”事物、朋友、亲人、邻居离远，使得所有在近处的人、家庭、工作关系或邻居关系成为陌生人甚至是敌人。(57) 时间规定了所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时间的暴政成为现代性的特征之一。
黄遵宪时间体验之二是时间的重复。《海行杂感（五）》：
中年岁月苦风飘，强半光阴客里抛。今日破愁编日记，一年却得两花朝。
自注：船迎日东行，见日递速，于半途中必加一日，方能合历。此次重日，仍作为二月初二，故云。(58)
轮船从西往东行走，经过本初子午线，必须拨慢一天，也就是说“有两天过的是同一天”。这个说法很别扭，而这样的时间停驻，时间的逆向流动，对于黄遵宪来说很现代，充满了陌生和惊奇，恰好这天还是中国农历的二月初二花朝节，黄遵宪一连过了两个花朝节，这在中国原有的“天下”中不可能，但是在“地球圆”中很轻易地获得了这种停驻。日记中该如何记载这两个日子呢？时间的重复冲破了中国原有的循环时间观和西方的线性时间观。
黄遵宪时间体验之三是时间的压缩。钱钟书批评黄遵宪的《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等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其理由是黄白黑种共一家的理致并不新鲜。钱钟书的批评有些苛刻，黄遵宪从中国传统的“三危同一家”，扩展到黑白黄种供一家，完全可以看作新理致空间的扩展。而且，诗歌后半部分对于动物、植物由于“控抟众质”所产生的物种之间的转化，由此想到花与人之间转化的思考，也颇有新的意思。其实笔者在此关注的不是这些，而是三种不同季节的花共处一瓶所透露的时间体验。“莲花衣白菊衣黄，夭桃侧侍添红妆。”桃花的春天、莲花的夏天、菊花的冬天三个季节被压缩在一时之中，季节消失了。
黄遵宪“新世界”的时间，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时间，不是柏格森意义上的绵延性时间，而是空间化的时间，但是这里所说的空间化，并非西方近代科学中纯粹的物理性时间，而是由于空间的变化所产生的时间体验的形态，这种空间化的时间，更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在世界之中的时间，“在……中”恰好是空间的表达。现代舟车的行驶所产生的时间的加速度，是以钟表的定时和空间的位移协同产生的；二月初二花朝节的重复和逆向流动，是以经过本初子午线的空间移动实现的；莲花桃花菊花共处一瓶所造成的季节消退和时间压缩，是以南洋这个特殊的地理空间为背景的。可以说，黄遵宪现代时间的体验，是以他对“五洲”和“地球圆”的世界空间的体验为基础的。胡塞尔说过很精彩的话：“时间性界定了体验的绵延。”(59)他的“时间性”是所谓现象学上的时间，即排除了空间之外的纯粹的时间，然而在黄遵宪的“新世界诗”中，更为准确的表达也许是：空间性和时间性共同界定了黄遵宪体验的绵延。
黄遵宪以“五洲”和“地球圆”的空间以及“知今”的时间体验所建构的“新世界”，逐步改变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皇权为中心的“天下”观念以及以中国居中央的“中国”观念。但是，黄遵宪所建构的这个新世界，不是一个平均的世界，而是借助黄遵宪笔下的“中国形象”来完成的。可以这么说，黄遵宪这个“东西南北人”在诗歌中“自辟境界，自撑门户”(60)，在新世界中慢慢地完成一个诗人自我形象，不过，这个自我形象不完整，有着强烈的离散性。在此无意去淡化甚至否定黄遵宪新世界诗中所塑造的自我形象，然而以不同地点所建构的众多自我形象是复眼式的，作为完整的自我应该是单眼的，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内核。在黄遵宪的新世界诗中，这众多的自我形象因为中国形象而具有了内核，有了内在的统一性。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是对“他者形象”的描绘，中国形象已经在他的思维世界也许有了某些轮廓，因为只有与“他者”对比才能凸现自身。直到撰写《日本国志》，面对叙述中国的他者形象，该如何来称呼“中国”成了黄遵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他在《日本国志 卷四 邻交 志一》中详论“华夏”的名称，就暴露了晚清中国人不知如何称呼“中国”的尴尬。地球上的英吉利、法兰西等有自己的国名，独独中国没有。“中国”作为国名并没有得到国际认同。面对地球各国都有自己的名称而中国没有的语言境况，黄遵宪甚感言说的困难，虽然他在不自觉中已经使用了“中国”这个称呼。汉、唐的朝代称呼不足以概括历代；印度人称震旦，或日本称支那，英吉利人称差那，法兰西人称差能，各国的重译非中国原有的称呼；而中华的名称被外国人讥笑，又有名字上的自尊卑人的言语霸权色彩因而不适宜。在黄遵宪看来，“中国”一词完全可以使用，但是他更愿意用“华夏”来称呼中国，理由是用华夏称呼中国最古老；并且印度、日本、英国和法国对中国的称呼的声音与华夏相近，所以黄遵宪更愿意采用“华夏”的称呼。其实，黄遵宪在诗歌和其他表述中，使用最常见的还是“中国”一词。就在这段“华夏”考之后的“外史氏曰”中，黄遵宪写道：“余因思中国，瓜分豆剖，干戈云扰，莫甚于战国七雄。”(61)，他使用的仍然是“中国”一词，黄遵宪主张与使用的不一致强烈突出了命名“中国”的焦虑和“中国形象”的模糊。
《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回叙1885年8月中秋，黄遵宪从美国圣弗朗西斯科回国省亲船过太平洋的情景。(62) 诗中的诗人从潜在的叙述者由隐而显，分裂为叙述者与“一客”的面对，由此对“此客”进行直接的叙说，再从“此客”与叙述者的分裂合为“吾”“我”的整体，尤其是嗟叹身世与询问苍穹的“我”，可以说显示的正是一个黄遵宪的自我形象。但是这个自我形象，借助“中秋月”这个中国意象而有了自我的特性；借助与“虬髯高歌碧眼醉”不同的黄种人这个中国形象而有了自我的形象。
《锡兰岛卧佛》被梁启超推崇为“煌煌二千余言”的“空前之奇构”(63)，锡兰卧佛之处据传是佛祖涅槃之所，《锡兰岛卧佛》也是重点写佛教的传播和佛理，但是诗歌最后由佛教而印度，由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而回到中国的处境，黄遵宪的心态非常矛盾，一方面追思昔日“人人仰震旦，谁侮黄种皇”的荣耀，但是“到今四夷侵，尽撤诸边防”的现实处境和“弱供万国役，治则天下强”的准进化论式的设想，使得诗人发出“明王久不作，四顾心茫茫”的慨叹。黄遵宪的“新世界诗”的世界确实有一个诗学意义上的核心：中国形象。康有为曾经评论黄遵宪的诗歌：“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博以环球之游历，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深而意远，益动于自然，而华严随现矣。”(64) 简要说来，“博以环球之游历”的意思在于，当黄遵宪在游历层面上远离中国的时候，其实在诗学的意向上恰恰又不断地回归国变、种族和生民的当下处境，这种种处境其实构成了“中国形象”，由此来凸现诗人的自我形象。
注释：
① 关爱和：《别创诗界的黄遵宪》，《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
②⑤ 《人境庐诗草笺注》（下），钱仲联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8、1083页。
③ 《黄遵宪全集》（上），陈铮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9页。
④(57) 保罗·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陆元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6、27页。
⑥ 陈衍：《石遗室诗话》，转引自《人境庐诗草笺注》（下），钱仲联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9页。
⑦(11)(12)(23)(24)(25)(26)(30)(31)(32)(33)(34)(35)(36)(37)(39)(40)(41)(42)(44)(45)(46)(47)(48)(51)(52)(58)《黄遵宪全集》（上），陈铮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3、22、22、117、106、141、177、153、158、265、127、95、99、114、121、127、158、249、250、108、106、123、224、114、116、153、106页。
⑧ 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近代初编·1》，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66—70页。
⑨ 《新闻纸略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癸巳年十二月。
⑩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钟叔和辑注点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5页。
(13)《黄遵宪全集》（下），陈铮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13页。
(14)(15)(16) Roman Jakobson: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zuo Typse of Aphasic Disturbances,Fundamentals of Language,Mouton and Co.,Printers,The Hague,1956.pp.67,67,67.
(17) 雅柯布森：《语言学的元语言问题》，《雅柯布森文集》，钱军、王力译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18) 雅柯布森：《类型学研究及其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雅柯布森文集》，钱军、王力译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
(19) 参看刘冰冰《试论黄遵宪诗歌中“新名词”的运用》，《齐鲁学刊》2006年第5期，该文统计黄遵宪诗歌运用的新名词共201个，这是就诗歌正文统计的，并不包括诗歌的注释。
(20)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72页。
(21) 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
(22) 黄遵宪：《西乡星歌》，《黄遵宪全集》（上），陈铮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2页。
(27)(28)(38) 黄遵宪：《小学校学生相和歌》，《黄遵宪全集》（上），陈铮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25、227、225页。
(29) 黄遵宪：《致梁启超函》（1902年11月30日），《黄遵宪全集》（上），陈铮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36—437页。
(43) 林则徐根据英国人慕瑞斯的《世界地理大全》翻译编撰而成的《四洲志》中，四洲指的是阿细亚洲（或者阿悉亚洲）即亚洲、阿未利加洲（非洲）、欧罗巴洲（欧洲）和阿墨利加洲（美洲），这里没有包括澳大利亚洲。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叙述了四洲，只是名字稍有不同：曰亚细亚（亚洲），曰欧罗巴（欧洲），曰阿非利加（非洲），曰亚墨利加（美洲），同时也提到了世界第五大洲——阿塞亚尼亚洲。徐继畲《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49) 金和：《题李小池环游地球图》，《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歌卷一，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274页。
(50) 马君武：《唯心派巨子黑智儿之学说》，《新民丛报》第27号，1903年。
(53) 李大钊：《今》，《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
(54) Bertrand Russell: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Inc,1972.p.144.
(55)(63)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
(56) 布尔斯廷：《发现者》，第106页。
(59)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翻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05页。
(60) 黄遵宪评陈三立诗歌语，转引自陈正宏：《新发现的陈三立早年诗稿及黄遵宪手书批语》，《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
(61) 黄遵宪：《日本国志·邻交志一》，《黄遵宪全集》（下），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31页。
(62) 对黄遵宪《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历来评价甚高，如王一川《“望月”与回到全球性的表面——读黄遵宪诗〈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1期；张永芳《新世界诗第一篇》，《黄遵宪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64) 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黄遵宪全集》（上），陈铮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