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顶尖人才培养体系特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才培养论文,发达国家论文,特征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顶尖人才是各行业的领军者和决策者，可以直接从事和负责相关政策和事项的制定、决断和选择，一般处于机构和组织的塔尖地位。[1]顶尖人才自身受教育水平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整个机构、组织或群体的各项利益及发展方向，对国家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2]“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要最大限度，释放‘人才’的‘红利’。”[3]对顶尖人才的教育背景进行研究，对于目前高度强调和依赖人才的能动性发展的当代社会具有深远意义，其有助于高等教育体系的自身模式改革，为培养和锻造不同领域的顶尖人才而进行相对科学的整体框架规划和专业结构优化。 本研究以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四个发达国家学术领域和商业领域中顶尖人才的高等教育背景展开资料追踪和分析，得出四国各自的顶尖人才培养模式和结构模型，为今后我国培养顶尖人才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提供参考。 一、英国顶尖人才的高等教育培养体系特征 在2013-2014年的最新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英国高校在世界大学前400名中占据49席，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更是排名靠前，分别为第二位和第七位，英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声誉可见一斑。通过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英国顶尖人才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和体系主要存在以下特点。 (一)学术顶尖人才的毕业院校分布高度集中 英国学术界顶尖人才中，以诺贝尔奖为例。截至目前，英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总数为125人次，位居全球第二，其中，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获奖者总数为26人次，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获奖者总数高达65人次。也就是说，有近四分之三的诺贝尔奖得主毕业于牛津或剑桥大学，且主要集中于剑桥大学。(见表1)
另据统计，共有25人次曾获诺贝尔奖的研究参与者和教职员工来自剑桥大学，而牛津大学的这一数字同样是25人次②。由此可见，近乎所有的英国诺贝尔奖获得者都与剑桥或牛津大学有或多或少的关联。可以说，在英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可谓是英国学术领域顶尖人才的摇篮，其在顶尖科学人才的培养和知识体系的传承中，起到了无可匹敌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牛津大学的哲学、政治与经济学三合一专业(即PPE)在顶尖人才的高等教育培养过程中具有突出的特色性和影响力。虽然此专业目前已经从牛津大学扩展到全英国乃至全球的诸多高校，但作为牛津大学的金牌专业，其仍被视为培养英国顶尖人才的优势专业。此专业主要以严格且广博的学术训练著称，经由学术性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授和熏陶，使入学的一流人才获得充分的自律自觉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人类文化有着相当深刻的了解，从而对政治、法律、哲学、外交和经济等相关领域的发展和变化拥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敏锐的感知力。仅从毕业于此专业的英国商界顶尖人才的人数来看，就可以凸显出英国顶尖人才的高等教育经历和背景的集中度之高。 (二)名校效应增强顶尖高校的教育资源占有率 由于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的突出地位和成就，使得不仅英国国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将两所高校视为英国高等教育的标志而将其相提并论，甚至用“Oxbridge”一词来对二者进行并称，该术语经常被用以区别二者和其他英国大学，凸显了其特殊的地位和名气，一提及此词，则必然与优秀的顶尖人才及隐含的丰富社会人脉资源相关联，同时也唤起人们对英国高等教育的敬仰和崇拜。[4]正因如此，英国其他高校相比于牛津或剑桥大学则显得黯然失色，在资金支持、社会捐献、政策扶持、学生质量、教学条件等方面都无法比拟这两所名校。 英国目前共有260多所高等院校。其中，大学90多所、学院123所、高等教育学院50所。全国65%以上的研究经费资源被以牛津和剑桥大学为标志的24所研究型大学组成的罗素大学集团占有，在2003/2004年度，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的研究经费排名中(不包括苏格兰和威尔士在内)，前15名都是该集团的成员。其中的“金三角”即剑桥、牛津、伦敦大学系列，更囊括超过40%的研究预算。此外，卡迪夫大学则获得威尔士地区49%的研究经费，而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则分得苏格兰地区高达半数以上的研究经费[5]。有报告显示，英国研究型大学往往容易获得高额的研究经费，而其中42%的研究经费被集中分配给了八所顶尖大学[6]，也就是说，剩余的250多所高等教育院校只能分得剩余58%的研究经费和资金支持。 (三)部分一般高校具有一定培养特色 不可否认，除了牛津和剑桥等顶尖大学之外，英国其他高校在培养人才方面也各有所长。就商界来说，在全球排名前200位的英国十家公司的十位首席执行官中，毕业于罗素大学集团的有四位，剩余的则大多拥有海外教育背景和普通英国高校教育背景。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英国顶尖大学并非在各项学科领域的人才培养体系中都占据绝对优势，一些普通大学在某些专业上也具有领先水平，例如非罗素集团的巴斯大学就被《泰晤士报》评为近年来英国金融学专业的领头羊；萨里大学的电子工程专业以及兰卡斯特大学的艺术专业在英国均排名第二，领先于大多数罗素集团高校。[7] 综上所述，英国高等教育资源占有和各界顶尖人才的培养数量仍然以牛津和剑桥大学为首的罗素大学集团为最，顶尖人才的集中化培养模式凸显了英国传统精英高等教育的重要地位和历史沿袭。英国顶尖人才所接受的高等教育模式大致以图1“倒金字塔”形式表现出来，其顶端是以牛津和剑桥大学为代表的英国顶尖高等教育院校和机构，底部则由大多数普通院校和高教机构构成。
图1 英国顶尖人才的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类型图③ 二、美国顶尖人才的高等教育培养体系特征 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具有代表性并处于塔尖的高校有8所，即通称的常春藤盟校；同时，除上述8所学校之外，美国近年来又评出33所新常春藤盟校，其中包括顶尖的公立及私立大学或文理学院，其拥有与8所常春藤学校相同甚至更好的科研和教学能力，并与常春藤盟校同样享有广泛的国际声誉。[8] (一)培养顶尖人才的院校分布呈现广泛性 美国是国际上获得诺贝尔奖人数最多的国家。截至2013年10月，其获奖科学家共有353人次之多。如表2所示，按照获诺贝尔奖的毕业生人数对美国大学进行排序，在前十位的高校中，共有四所为常春藤盟校，四所为新常春藤盟校，另两所为一般高校。由此可见，美国学术界顶尖人才的毕业分布较为广泛，并非为某几所大学所包揽。
(二)院校对于顶尖人才的培养强调对口性和专业化 美国的学术界顶尖人才，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代表，其所从事的研究与其高等教育专业背景几乎完全吻合；而在美国商界顶尖人才中，在排名全美前十位的美国公司的十位首席执行官中，有八位拥有MBA学位，剩余两位也皆获得过理学学位。起源于美国的MBA学位，其发展历史已有90多年，每年从美国毕业的MBA超过十万名，占全世界总数的一半以上，毕业生具有优越的就业形势和发展前景，他们大多进入一些名企、咨询机构和投资银行，平均薪资水平保持在同龄其他专业毕业生水平之上，大多活跃于金融、流通和生产等各个领域，占据美国商界要职。在美国，大多商界顶尖人才在具有一定工作经验之后，为了拓宽个人视野，会主动选择通过MBA的高等教育学习形式进行深造，学习更高层次的系统管理知识，全局掌握企业运作模式，从而上升为管理人才。 (三)文理学院构成顶尖人才本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美国顶尖人才的第一学历来看，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本科院校并非普遍意义上的重点或常春藤盟校，反而是只从事本科教育的美国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美国自建国以来在各行业的顶尖人才中，有近20%的国家科学院院士、9%的富布莱特奖学金获得者、24%的梅隆奖获得者、8%的美国财富杂志最富有的CEO，以及众多普利策奖获得者都是从文理学院获得过学士学位的。 作为只提供本科教育的高等院校，文理学院在美国顶尖决策者的培养体系中地位相当显著，其一直以一种精英教育和自由教育的模式和姿态，通过培养高素质、有教养、有文化的人才，达到培养未来社会各界领导者所需品质的最终目标。美国共有266所全国性的文理学院，这些学院大多只提供经典、小规模、高质量的本科教育，注重全面综合教育，设置课程包括艺术、人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门类。区别于以就业为重要方向的各种专业学校或技术高校，文理学院主要实施通识教育，体现了美国大学教育的精髓。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是造就学生的四大能力：有效的思考能力、交流思想的能力、做出恰当判断的能力和辨别价值的能力。[9]相较于综合大学，文理学院的教授主要以教学为主，将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和学生的沟通与知识传授上。一般文理学院的师生比大致在1∶10到1∶15之间，因而教学人员可以给予每一个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和学术支持，其从事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更新自己的教学经验和知识；文理学院在提升学生的综合技能、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提供给学生参与研究项目的机会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个别如从威廉姆斯学院、卫斯理学院和科尔比学院等文理学院毕业的学生入读研究生院的比例甚至高于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等常春藤名校。美国的文理学院以其基础的通识教育知识、对研究者学术素养的启蒙，以及对学生独立思维的熏陶等方面，为美国社会顶尖人才的培养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指出：“美国教育体制的精髓是自由教育的四年制的文理学院，美国的根本精神和西方文化的精髓在自由教育的文理学院中。”[10]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美国的教育体系是多元化的，没有全国统一的教育制度，其对顶尖人才的高等教育培养更多是通过常春藤盟校、新常春藤盟校，以及部分教学条件、国际声誉和学术环境相对突出的高校来完成，文理学院在美国高等教育架构中的作用也相当显著。整体而言，美国一流的高教体系从形式上类似于一个倒葫芦型，图2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来。
图2 美国顶尖人才的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类型图 三、法国顶尖人才的高等教育培养体系特征 法国共有3600多所高等教育院校，其中包括83所综合大学、224所工程师学院、220所工商管理学院、120所艺术院校、20所建筑学院及3000所其他类院校。[11]法国的高等教育结构主要由大学校和公立大学两大体系组成，其中又以大学校为法国精英学校的代表，标志着法国教育制度的高端和特色，其特点在于选拔严格、费用高昂和强调实践的职业教育[12]，因此其毕业生大多动手实践能力强且就业前景好。公立大学虽然在名气和声誉方面与大学校相比稍显差距，但其本身仍代表着法国优秀的高等教育品质和教学质量，例如巴黎大学等，其特点在于宽进严出、保证质量、淘汰率高、费用低廉。这两种教育体系基本构成并涵盖了法国从顶层到底层、从精英到平民、从通识到专业的全面且齐备的高等教育模式。 (一)顶尖人才主要源于若干一流高校及联合体 在法国学术界，迄今为止共有60余位法国学者获得过诺贝尔奖，其中，来自巴黎大学联合体的有20位，另有11位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8位毕业于斯特拉斯堡大学，2位毕业于巴黎理工学院。从数量上看，毕业于公立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近两倍于来自大学校的得主，然而综合而言，以上述四所高校为代表的一流高等教育体系，将法国的主要学术顶尖人才囊括其中，构成了学术顶尖人才的高教联合体系。 就商界而言，目前在排名前十位的法国公司中，其十位首席执行官有八位毕业于或曾就读于大学校，其中各有四位曾就读于国家行政学院和巴黎高等商学院，只有一位来自于公立大学，另一位则是有海外教育背景；而一份调查也表明，在600多名法国商界高层领导中，46%的人毕业于法国四大高校之一；[13]同时，法国最大的100家企业中的60%的常务董事和执行总裁曾就读并毕业于大学校。[14]由此而言，法国商界顶尖人才主要来自于一流大学校，公立大学在对商界顶尖人才的培养能力方面明显逊于大学校。
从表3可以看出，具有大学校教育背景的顶尖人才的数量略多于具有公立大学教育背景者；同时，虽然顶尖人才主要来自于这些一流高校，但通过不同类别的数据可以发现，各个大学校和公立大学的培养侧重点和突出领域有明显差别。 (二)大学校专业化培养的优势地位突出 绝大多数毕业于商学院的法国顶尖公司的顶尖人才主要选择以金融、经济等专业作为高等教育阶段的主修专业，同样对于学术界的顶尖人才而言，专业基本与其今后的学术发展相统一，如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高等教育阶段的专业背景与其所获奖项的学科门类基本一致。 由此可以看出，法国学术界和商界的顶尖人才不少是通过就读于具有专业性学科的大学校而积累自身的学术和商业价值。根据统计可以发现，高端企业的经营决策者也大多在高等教育时期选择入读商学院的商科或经济学科。这就说明法国专业性的大学校作为多科性或单科性院校，在不同的专业领域中能够坚守自身的办学原则和指导方针，始终坚持专业性、应用性和适应性的教育特色，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并不盲目追求学科门类的齐全或学校规模的扩张，同时不放弃对基础学科与具有明显应用基础性质学科建设的重视，从而得以形成各有所长的培育重点和优势学科。这可以看作高等教育精英培养模式的一种类型典范。 (三)大学校在顶尖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定位和角色明确 法国的大学校一般包括高等商学大学校、高等工程师大学校、高等行政大学校、高等师范大学校、高等政治大学校以及高等军事大学校等六大类，这一法国特有的学校系统，是有别于其他西方国家的高教系统的。法国大学校通常代表国家精英教育的最高层次，每个大学校每年的招生名额基本不超过几百人，个别大学校如国家政治学院每年只招收一百余人，少而精的办学原则使得能够进入大学校接受精英教育的人数仅占法国高中毕业生人数的10%，通过两年高强度的预科教育、持续两周的严格专业入学考试后，才可以享受到一流的教育资源：三比一甚至将近一比一的生师比、具有较高专业学历且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学人员、先进齐全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和具有世界性声望的毕业文凭。这一完整而严格的选拔过程和培养模式已经证明从学生入校到其毕业的整个过程，大学校都在对顶尖人才的质量进行严格而细致的把控和调整，同时将学校自身的教育目标明确化、具象化，着力通过顶尖人才培养模式挖掘和提升学生在某一专业性行业的天赋和能力，从而实现为社会某一特定领域输送潜在顶尖人才的目标。 与规模庞大、门类齐全、覆盖广泛的综合型公立大学相比，法国大学校的优势在于重点突出、专业集中、宁缺毋滥及呼应需求。总体而言，在法国社会的核心决策者和各领域顶尖人才的培养层面，大学校从专业内涵到品质外延都略胜于公立大学。然而，公立大学在顶尖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以巴黎大学联合体为首的优秀公立大学也为法国社会各界源源不断地输送优质人才，巴黎大学联合体自身对社会顶尖人才的发掘和培养能力并不逊于任何一所大学校。同时，大学校和公立大学的发展相互依存，两者具有较强的互补性。除了部分较为顶尖的如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高等商学院等大学校之外，大部分大学校不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只有综合大学或某些公立研究机构才拥有开设博士教育课程和研究的能力，很多大学校只有通过与综合大学或某些公立研究机构合作才能最终实现高级学术研究，这种相互融合和支撑的教育制度使得学生不断在大学校和公立大学之间进行过渡和跳跃，从而实现了自身的跨校高教背景。在培养顶尖人才的类型结构上，可以看出，法国高教体系更类似于一种倒锥体型，如图3所示。
图3 法国顶尖人才的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类型图 四、德国顶尖人才的高等教育培养体系特征 德国现有各类高等院校392所，注册学生总人数约250万。其中综合大学(包括理工大学、师范大学等)121所，应用科学大学215所，艺术、音乐院校56所；各类高校共设专业15 000多个。[15]德国综合大学以其广泛的研究领域、充分的社会实践、充足的科研经费、齐全的学位等级，对社会顶尖人才的培养起到了主力军作用；相比于综合大学的全面和齐备，应用技术大学更偏重于职业和技能培训，通过将理论教学与实际应用系统相结合，适应并满足了工业社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质量要求和数量需求。这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模式在设施完善、环境良好的德国各城市的配合下，为德国社会各界发掘并培养了无数的顶尖人才和核心决策者。 (一)顶尖人才毕业院校的分散性与普遍性 就德国学术界顶尖人才而言，截至目前，德国共有105人次获得过诺贝尔奖，其中，毕业于柏林洪堡大学的有19位、慕尼黑大学的有25位、哥廷根大学的有15位、海德堡大学的有18位。对德国近20年诺贝尔奖得主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德国学术顶尖人才的教育背景具有分散性和普遍性的特点。 在排名全球前100位的十家德国企业的十名首席执行官中，各有两位曾就读于哥廷根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和雷格斯堡大学，其余则没有共同的高等教育院校背景。由此可见，德国学术和商业等领域的社会顶尖人才来自于不同的高等院校，院校背景方面几乎无交集，这也说明在德国没有任何一家高校可以形成对社会优秀人才的垄断培养之势，也没有公认的对某一类或某一领域顶尖人才培养数量有压倒性优势的高校，全国各大院校发展较为均衡，都具备培养社会顶尖人才的潜力和条件。 (二)均衡发展的顶尖人才高教体制 德国高等教育体系强调各个大学之间的均衡、稳定、同步及协调发展，并不刻意支持或打造全国顶尖高校。目前德国国内没有任何官方的大学排名，也没有重点大学与普通大学之分，甚至全社会对各个大学也无优劣等级的概念划分。近年“德国大学卓越计划”的实施也是迫于国际大学排名的困扰，属于开放的、适度的、滚动的大学自主计划。在这样平等自由的发展环境中，德国各个大学得以享有充分的行政自治权和学术自主权，例如高校根据其章程选举产生的管理机关可以就本校或本系的事务做出决定，同时教授治校和权威治学的理念已经成为德国高教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之一。这种自主、自治和自管的高教制度环境催生出各个大学所独有的特点，具体体现在德国各高校在专业设置上各有强项，尤其注重自身的重点领域和权威学科的建设和拓展。 目前全德范围内各高校较为权威的考察和评估体系，是根据德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心联合德国时代周报，从第三方的角度对德国大学现状进行的评比。[16]其对比和评价指标分别按专业、师资力量、学校的软硬件等因素进行排列，虽然没有大学的综合排名，然而其对于各大学专业的排名被许多申请入学的学生视为对高校考量的重要指标，而此排名中许多享誉国际的大学并非在每个专业学科都能独领风骚，反而更多的是一些建校较晚或规模较小的院校在某一专业领域更为强盛。例如成立于1973年的帕绍大学是巴伐利亚州最年轻的一所大学，在校学生人数仅8000名，然而其法学院的整体专业排名仅次于私立的汉堡法学院，位列全德国高校第二、德国公立大学第一；同时其信息学专业在学生总体情况、教授指导、资金支持、学术成果等排名指标中成绩突出，丝毫不逊于传统意义上的一流高校。此外，德国高校在某一专业方面的学术表现优秀程度与自身院校的专业类型关联性不强，例如，德累斯顿工业大学作为传统的工业类高校，其心理学专业却能在学生总体情况、教授指导、学术资金支持、学术成果等因素方面均表现优异，甚至优于其他综合型大学。由此可见，在德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并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顶尖高校，也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够在各个专业上垄断性地培养出各行业的顶尖人才，反而更多是由所有大学共同进行协调性和平衡化的学科建设和全面发展，从而实现各个大学各具特色的整体优化局面。 在只能获得相关院校的专业排名和学术信息的背景下，德国申请入学者在院校选择方面会根据自身的兴趣、社会的发展趋势及对专业的需求等因素，更为理智且科学地做出合理的判断，而不是仅仅追求大学的排名或知名度等外在条件。相反，德国高校也更为追求自身重点专业领域研究实力的增强和扩展，从而着力打造特定专业的顶尖人才，正因如此，德国社会核心决策者的毕业院校甚少有交集，这也可以反映出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均衡化发展的形势。同时，德国高等教育环境由于不刻意追求或营造顶尖人才的培养氛围，反而使得普通学生进入高校之后，在面对没有院校竞争压力和更为公平及自然的学习环境时，能够通过对自身兴趣特点和天赋的再认识及再提升，在某一类专业中脱颖而出，使得社会整体各阶层平等受教及人才价值的自我发掘得以实现，并通过高等教育极大地扩宽了德国社会顶尖人才的成才路径和上升通道，这也正是德国人口密度不大却人才济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逐渐向一流高教体制转型和过渡 虽然德国的高教体制以均衡化和稳态化发展著称，并且社会顶尖人才的毕业院校呈分散性分布，然而近些年，德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突出特点之一即政府或公共机构通过对高校各方面质素进行考量和评估，从而遴选出相应的高校进行重点资助和政策支持，其具体表现即“德国大学卓越计划”，其中包括对精英大学、精英研究集群和精英研究生院的评选，而最为知名的是对精英大学的评选活动。 德国自2005年起启动精英大学评选项目以来，目前共有14所大学曾荣获精英大学称号，参选院校在类型上并没有区分或界别，综合型大学和工业大学在同等条件下参选。另有45所精英研究生院得到资助和43个精英研究集群获得资助。评选的最终目的在于为学术后备人才创造最优的科研条件，加强校际、国际、产学研的合作和联系，以及扩大大学顶尖科研的未来构想。[17]此外，对精英大学的评选也是基于在国际化高等院校竞争的大背景中，德国所秉持的均衡化和常态化发展的高教理念并不占优，甚至一些德国国内知名院校在世界声誉和排名并不理想的情况下作出的应对策略。2004年，施罗德政府将打造德国的世界一流大学作为一项鼓励高校和人才创新及保障未来德国教育与研究发展实力的举措来实施，在“卓越计划”中，主要的支持手段是政府的直接资金支持，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提供资金对大学的精英中心直接追加科研经费，第一批“卓越计划”共有19亿欧元的资金支持，第二批上涨为27亿欧元。对精英大学的评选主要是根据大学的精英中心往年所取得的成就和自身实力，因此会造成强者愈强的局面。 在这种具有竞争态势的背景下，德国高校的自身经济实力、国际声誉、生源吸引力等方面都会产生相应的变化。例如，受到“卓越计划”资助的40所博士生院，每所年均可获得约100万欧元的经费；30所精英科研机构，每所年均可获得经费约650万欧元；而每所精英大学年均资助额为1300万欧元。[18]在同等教育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前提下，德国各个高校的社会资源、政策支持、声誉排名、发展趋势等因素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原先均衡、平等发展的高教格局被逐渐打破，名校和强校的概念在德国社会民众心中渐渐萌发。 由此可以看出，“德国大学卓越计划”更多是从顶尖人才和未来社会的顶尖人才的需求角度出发，在满足其基本的学术和研究要求的同时，塑造其成为未来社会特定领域的顶尖人才，这一计划的实施和延续凸显了德国高教体制逐渐开始对顶尖人才教育模式的重视和塑造，从根本上说，这也是德国为恢复二战前国内名校林立、高等教育国际声望显赫局面的一种努力。在这种背景下，德国顶尖人才的培养也必将发生相应转变，拥有更多资金支持和更高社会声望的一流高校或研究中心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将会更有优势。因此，在德国今后的高等教育体系中，顶尖人才的毕业院校分布格局可能会产生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德国政府和社会对国内高等教育精英化和国际化的改革策略。 除普通大学和工业大学外，其他如应用技术大学或私立大学在顶尖人才的培养方面并不占优势。其中应用技术大学主要在社会实践和技术应用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职业教育优势，然而其教育模式主要针对社会和企业需要的具有较强应用性的专业技术和高级技工人才所设立，并不以培养各界顶尖人才为教育目标；而德国私立大学于近20年才逐渐发展起来，在校学生总数不足全德在校生的5%。因此这两者在整个顶尖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作用无法和综合大学及工业大学相提并论。综合而言，目前德国的高等教育顶尖人才培养体系仍主要以院校的均衡发展、专业突出、地位平等和分布广泛为特点，对国内顶尖人才的选拔和输出等方面表现出一致性和均等性，在并无任何一所高校能成为德国高教体系中具有代表性或顶尖性院校的前提下，德国整体顶尖人才的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呈现图4直筒状的均衡发展态势。
图4 德国顶尖人才的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类型图 五、总结与启示 综观以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顶尖人才高教培养模式和体系，可以看出四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均存在具有一定代表性及广泛影响力的若干国内外著名优质高校，社会各行业的顶尖人才也大多或部分具备在此类高校的学习背景，同时正是由于以顶尖人才为代表的毕业生质量表现突出，从而也成就了一流大学的国际声望和教育地位，因此，一流大学和顶尖高校的发展进步与顶尖人才的成长过程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此外，该类高校在本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程度的专业设置多样性和互补性，虽然大多数一流大学的专业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校本专业优势较为明显，从而使得高校整体的培养结构更为专注和合理。 然而，四国各高校在对顶尖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大差异。首先，社会顶尖人才毕业院校的集中程度按照英、美、法、德的国别顺序依次递减，且分别以“高度集中、相对集中、多元分散、高度均衡”为特点。而作为处于集中程度分布的两极，英国和德国的高等教育培养体系各有优劣，且分别以“突出一流大学的地位和影响”和“兼顾各类高校的发展和优势”作为教育特色。其次，各国一流大学和顶尖高校的数量规模和类型特色也各有不同，例如，法国许多大学校强调自身小而精的招生及培养特点，而美国许多公立大学则着重体现大而全的形式。因此，在对优秀人才的选拔和录取方面，各国一流大学和高校分别有所侧重，集中表现在部分高校缩减招生规模以关注生源质量和能力，还有许多高校扩大录取数量以体现教育公平和增强普通学生成才机会等。再次，由于对顶尖人才的培养成就和体系结构不同，由此形成各国一流大学和优秀高校在社会支持和国际声誉等方面也具有显著差别，尤其是培养出各行业顶尖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较为突出的院校，其享有的社会认可度、支持度和国际知名度较之其他院校要高，而这也正是德国政府和教育界着力打造一流大学和精英高校的原因之一。 英、美、法、德四国的顶尖人才培养体系具有相当显著的共性和特性，正是这些性质和特点成就了四国高等教育体系在顶尖人才培养方面的突出地位和巨大影响，这些特性和共性对思考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模型构建和院校发展具有如下启示。 (一)突出一流，兼顾多元 本研究表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对于顶尖人才的培养与锻造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根据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所提出的要求，到2020年，我国“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在突出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过程中，同样不能忽视对其他具有特色专业和创新能力的各类高校及多元学科的扶持和优化，尤其需要借鉴美国文理学院及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对顶尖技术人才的培育模式和品牌特征，通过着力推进成果转化、建设一流双师型师资队伍等一系列措施，来强化应用型高校在培养顶尖技术创新人才方面的功能优势和结构特点，从而避免如英国高校过于突出顶端优势所带来的院校发展不均的弊端。 (二)优化专业，追求卓越 以德国和法国的顶尖人才培养模式为例，其典范特征之一在于两国高校重点突出专业特色和行业创新，尤其德国以学科为基础和导向，从而对于各行业顶尖人才专业素养的教化作用更为显著。根据《方案》的规划，我国到2030年要有“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因而显著提升。因此，当前我国高校在提升整体科研和教学实力的基础上，更应着重强调自身优势学科的特色化和优质化，避免千科一面、专业不专的局面。只有通过对专业结构的合理配置和重点建设，高校自身才能确保对顶尖人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卓越的培养力。同时，可以通过准确定位和专业排行，凸显优秀专业的品牌效应，提升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以吸引更多高层次研究教学人员和具有发展潜力的国际生源。 (三)不拘一格，选拔优才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其中关键之义也在于通过赋予学科领军人才以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实现专业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以及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等方面的质与量双重突破。本研究也表明，发达国家顶尖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经验之一在于，对潜在的优秀创新型人才的发掘和招收。因此，我国高等教育整体体系及各高校自身的专业学科在选拔和招收人才方面，应在具备充分自主权的前提下，突出强调学生的潜在科研创新能力，不拘一格为各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增添人才动力和智力支持。在具体操作中可以充分借鉴美国和德国模式，即在为学生提供宽松自由的院校选择权的基础上，更要重视全面考察申请者的自身素质、专业兴趣、学习背景和活动经历等，挖掘具有潜在创新能力和专业实力的学生，并为其提供充分的入学机会和恰当的学科空间，实现人尽其能，促进学生自身在适合的专业中不断发展最终成为各行业顶尖人才。 ①包括有多重高等教育背景，而在以上高校有修习或在一定阶段毕业的毕业生。 ②此统计不包括只获得荣誉学位，或者在获奖后才加入的得奖主；研究参与者和教职员相互之间有交叉或者重复。 ③其中，图形的面积不同代表此类高等教育机构或院校培养出的顶尖人才的数量多寡，下同。 ④毕业生数统计中包括有多重高等教育背景，而在以上高校有修习或在一定阶段毕业者。 ⑤表中“诺奖获得者”即为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首席执行官”指排名在前十位的法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大学校教育背景”指在高等教育学习阶段曾具有一所或几所大学校学习经历；“公立大学教育背景”指在高等教育学习阶段曾具有一所或几所公立大学学习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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