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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共中央党校等单位的部分专家学者组成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地（厅）级领导干部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与往年相比，本次调查新添了关于性别比失衡问题的调查部分。调查要求领导干部回答对中国性别比失衡问题的基本看法，包括对现状的认识、影响预测、产生原因分析和整治工作进展评价等，以准确把握我国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情况，做出科学的分析和预测。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65份，回收有效问卷143份，有效回收率为86.7%。调查的样本分布情况是：(1)性别：男性127人，占88.8%；女性16人，占11.2%。(2)年龄：36～45岁的为88人，占61.5%，46岁及以上的为55人，占38.5%。(3)文化程度：研究生占57.3%，大学占42.7%。(4)职业身份：国家机关干部占69.9%，党务干部占16.8%，科技文卫等事业单位的干部占9.1%，国有大中型企业干部占4.2%。(5)地区分布：东部沿海地区占41.3%，中部地区占36.4%，西部地区占22.4%。从样本分布的情况看，本次调查的样本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地（厅）级领导干部对中国性别比失调问题的基本看法。
近半数的人认为性别比失调已非常严重，可能带来社会危机，需要大力整治
官方资料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严重失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08.47，1987年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为110.9，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111.3，1995年百分之一抽样调查为115.6，到了2000年变为116.9。从1982年初起显偏高端倪，发展到了至今超出国际公认正常范围约10个百分点。同时，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到2000年11月1日，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出生性别比，除西藏和新疆等个别自治区外都高出正常范围。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领导干部对我国性别比失调问题的总体评价是：44.1%的人认为“非常严重，可能带来社会危机，需要大力整治”；46.2%的人认为“比较严重，但是对社会发展影响不大”；7.0%的人认为“不太严重，也不会带来什么社会问题”；2.8%的人认为“正常”。总的来说，九成以上的领导干部已经意识到性别比失调已“比较严重”或“非常严重”。而尚有接近一成的领导干部认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或者“不太严重”，基于其各级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特殊身份，他们的看法必将影响性别比整治工作的进展，我们期待着更多领导干部的关注和重视。
绝大部分人认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会带来婚姻性别失衡，影响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导致婚嫁期人口性别比平重失衡、婚姻家庭不稳定、非婚性要求增加、婚姻和就业的性别挤压、影响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等等。那么在领导干部眼中，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主要会带来哪些社会问题呢？
本次调查给出了四个方面的选项，由被调查者选择两项。调查结果显示，选中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影响社会的发展和稳定”(79.5%)、“婚姻性别失衡”(71.1%)、“拐卖妇女等侵犯妇女权利的犯罪率上升”(25.4%)和“就业性别失衡”(23.9%)。也就是说，近八成的领导干部认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会带来婚姻性别失衡，影响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而只有两成多的人分别从“拐卖妇女等侵犯妇女权利”、“就业性别失衡”的角度来认识这一问题。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李慧英教授就这一问题谈到：其实，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是一连环式，在婚姻性别失衡之前是以女性问题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即遗弃女婴。社会陷入自己设置的圈套，由于资源有限而牺牲妇女的利益，不断牺牲妇女的利益拉大性别之间的差距，意味着变相强化男尊女卑，最终使得男性以及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代价，会使性暴力、性强奸、买卖妇女儿童变得猖獗，社会安全受到极大威胁。
“文化因素”、“计划生育政策”、“家庭养老模式”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主要因素
表面上看，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是溺婴、漏报瞒报女婴、产前鉴定等造成的；实质上，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因素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隐含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就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主要因素调查中，问卷给出了七个选项，要求被调查者依据因素的影响程度选择两项最重要的并排序。
在第一位的选择中，选中率居前四位的依次为：“文化因素”(44.8%)、“计划生育政策”(23.8%)、“社会经济发展水平”(16.1%) 和“家庭养老模式”(10.5%)。从“文化因素”的高选中率可以看到，虽然我国社会生产力取得了巨大发展，人们价值观念也不断更新，但是价值观念的改变与经济发展并不是同步的，“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等传统思想观念根深蒂固。“计划生育政策”的选中率仅次于“文化因素”。
在第二位的选择中，“家庭养老模式”的选中率高达32.1%，“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因素”、“性别选择技术”和“男女资源分配不均”的选中率均超过了10.0%。
在另一项关于家庭养老的责任由谁承担的调查中，90.9%的人认为儿子、女儿应该承担同样的责任，但也有9.1%的人认为儿子应该承担主要或全部的责任，并且这9.1%的被调查者全部为男性。这进一步证明了作为养老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的家庭养老的问题，确实会严重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同时也说明少数领导干部对男女两性的平等权利和责任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而这种偏差引发了两点思考：第一，领导干部都是年轻的有着高学历高素质的城市人口，他们当中况且有接近10.0%的人认为养老是儿子的事情，更何况是广大农村地区的育龄人群。第二，领导干部是各级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的观念直接影响社会性别政策的制定，他们存在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偏见，将影响女性的发展，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性别比失调问题。
总的来说，领导干部们认为“文化因素”、“计划生育政策”、“家庭养老模式”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主要因素。而传统的从夫居的婚嫁制度影响已减弱。这一点在问卷的另一项调查中得以证明：在谈到落户的问题时，领导干部的意见高度一致，94.4%的人认为男女双方结婚时，落在男方或女方都一样，视工作和生活方便而定。
对2005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整治工作进展情况的评价不容乐观
2004年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胡锦涛主席明确地把人口出生性别比的问题提出来了。计划到2010年将出生性别比降到正常水平。“关爱女孩行动”已经在全国试点，进行宣传教育。有关的法律文件，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母婴保健法》等也明确规定，严格限制性别鉴定。应该说，政府已经采取了几个重要的措施来遏制性别比失调。出生性别比问题也从一个隐性的问题变成一个显性的问题，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是效果如何呢？在各省市争相报道出生人口性别比整治工作进展很大、效果显著的同时，领导干部们却给出了相反的回答。
本次调查要求领导干部在“显著”、“不太显著”和“很不显著”三个梯次中选择一个，对2005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整治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评价。调查结果显示：5.6%的调查对象认为工作进展“显著”，而66.4%的调查对象认为“不太显著”，另外27.3%的调查对象认为“很不显著”。九成以上的领导干部认为2005年的性别比整治工作进展“不太显著”或“不显著”。这一调查结果与各大媒体的宣传截然相反。是领导干部的判断出了问题，还是这一调查结果当中隐含着其他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笔者认为，导致九成以上的领导干部认为2005年的性别比整治工作进展“不太显著”或“不显著”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性别比失调问题认识不够，没有关注这个问题。本文前面谈到，46.2%的人认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比较严重，但是对社会发展影响不大”；7.0%的人认为“不太严重，也不会带来什么社会问题”；甚至还有2.8%的人认为“正常”。既然领导干部认为这一问题对社会发展影响不大，或者认为不会带来什么问题，他们自然也不会给予足够的关注，因而也不会有什么工作进展。
第二，即使认识到了这个问题，领导干部自己也没有把它当一个问题来抓。领导干部认为，在各项工作的比较当中，性别比失调问题显得不那么重要。尽管有关方面呼吁要保护女婴的生存权，但是部分领导干部依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女婴问题，既不影响党的方针政策，又不影响经济发展大局，与收入分配问题、公共安全问题等相比，这不算什么问题。有专家笑谈：“领导很忙，没时间管你们女人的问题。”照此说来，片面地将性别比失调问题视为妇女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一概采取漠视的态度，导致出生性别比的天平越来越倾斜，而我们却没有看到足够的力量来阻止。
第三，即使制定了措施，采取了实际行动，也不一定就取得了工作实效。领导干部身在这种工作体制中，很清楚有的工作只是流于表面，并没有真正解决什么问题。在某市的“关爱女孩”活动中，有一个极其讽刺的画面，小女孩们在雨中表演，淋得浑身湿透，而领导们惬意地撑着雨伞观看。关爱女孩不只是一句口号，一种宣传，更重要的是切实可行的争取男女平等的行动。如此关爱女孩，怎能解决问题。
第四，在匿名的调查中，领导干部敢说真话。由于我国干部晋升机制和业绩评价机制仍存在不合理因素，领导干部在汇报工作或进行宣传活动时说出来的都是形势一片大好，媒体也跟着叫好。但是在匿名的调查中，领导干部无需考虑政绩是否受影响的问题，自然道出了真话。因此，九成以上的领导干部认为2005年的性别比整治工作进展“不太显著”或“不显著”，也就理所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