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一珍[1]2001年在《公共投资经济作用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共投资是政府调节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经济学家们对公共投资政策在经济中的作用持不同的看法。本文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结合国内外的公共投资实践，对公共投资的经济作用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 论文首先分析说明了凯恩斯和新古典综合派对于公共投资的不同看法及其原因。凯恩斯与新古典综合派以乘数理论为依据，对公共支出政策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凯恩斯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并重视公共投资，新古典综合派则相反。他们都没有为自己的选择找到充分的理论依据，这是由于投资乘数理论及其扩展形式—财政政策乘数理论模型在分析经济问题时有其局限性。乘数理论主要从总需求的角度分析财政政策的作用，因此，依据乘数模型对公共支出政策中的公共投资政策和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进行比较和选择，是困难的。 接着笔者循着凯恩斯强调资本形成的思路，简要回顾了经济增长理论对于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资本投资内容认识的演变过程。并运用现代经济分析方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公共投资在社会总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作用。指出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可能存在互补关系，社会总资本积累是通过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的交替上升过程来进行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分别在不同的时期成为推动社会总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工具。 笔者运用最新的经济理论说明具有生产性的公共开支即公共投资包括：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教育方面的投资：研究与发展投资，并将公共投资置于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中分析公共投资的经济作用，分别说明了公共投资政策在调节总需求方面和总供给方面的作用。论文重点分析了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教育投资和研究与发展投资在促进经济资源条件变化，提高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方面的作用。公共投资对产出水平的最终影响，是通过推动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右移形成的共同结果，由于总供给曲线的右移是逐步进行的，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时间跨度将比较长。 中西国家的公共投资实践说明，公共投资对总需求可以进行双向调节，同时公共投资将提高经济供给水平，公共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长期的。我们要用长远的眼光来考察中国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中国目前用于形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研究与发展的公共投资水平都是低的。中国必须通过增加公共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尤其必须注意增加政府的教育投资和研究与发展投资。
米本家[2]2010年在《公共投资与区域经济公平研究》文中提出公共投资是公共支出的重要内容,是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保障经济公平是政府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之一,在公共投资中政府必须追求经济公平。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公共投资密切相关。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条件下,国家对一个区域投资越多,该区域经济发展就越快,公众分享到的公共产品越多,福利也越高。为促进经济公平,公共投资应当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事实上,财政收入永远赶不上财政支出,公共投资必须提高效率,效率不足,经济公平就会失去基础。但是,当效率与经济公平冲突时,必须予以权衡——当经济公平受到损害时,政府必须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公共投资包括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医疗卫生投资、文化事业投资,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公共投资中最重要的两种形式。研究这两种投资形式可以看出公共投资与区域经济公平的关系,运用这两种公共投资形式能够很好地促进区域经济公平。本文通过对它们的公平性进行研究,提出了我国公共投资促进经济公平的建议。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公共投资与经济公平进行一般分析。首先,分析公共投资的依据,包括市场失灵、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叁个方面。市场经济主要依靠市场自身配置资源,但是市场经常会失灵。市场失灵主要体现在市场效率、公共产品、外部性、规模收益递增、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代际效率和公平等六个方面。市场失灵后政府必须进行公共投资以恢复市场效率,促进经济公平。公共投资是实现经济公平的基础,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政府对不同地区投资的多少,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公共投资少的地区较之投资多的地区经济增长相对较慢,公众分享到的公共产品相对较少,个人收入也较低,这就导致区域间经济不公平。公共投资的主要依据是市场失灵,但是,市场失灵后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确定公共投资的范围,并进行投资。在某些情况下,市场失灵后可以自发解。只有当市场无法进行自发解时,公共投资的范围才能确定。公共投资的范围不仅取决于市场失灵的程度和领域,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低,即使市场失灵了,国家也没有财力进行大范围的投资。另外,社会分配、人口的变化、技术的进步、社会和政治因素也影响公共投资范围。因此,国家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时,必须考虑上述因素。公共投资范围不仅关系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而且关系到公共投资的效率与公平。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投资范围,既能提高公共投资效率,也能增加经济公平。其次,从法哲学和经济学范畴探讨经济公平的内涵,然后分析经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经济公平有不同的理解,经济学特别是计量经济学兴起后,经济公平逐渐从抽象走向具体,在某种程度可以进行度量。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相生相伴,又相互矛盾,公共投资必须对两者予以权衡,这样才能提高效率,促进公平。再次,浅析了公共投资范围。第二部分研究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经济公平的关系,即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公平的影响。基础设施是最重要的公共投资领域之一,它对区域经济公平的影响最为明显。首先,对基础设施的内涵进行解析,然后对其分类。基础设施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但是其内涵和外延并不确切。本文将基础设施界定为直接或间接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公共条件或设施设备,范围主要包括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通信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水利工程和地质灾害治理等基础设施。其次,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正相关,即,在不考虑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对某地区基础设施投资越多,该地区经济增长越快。如果一个国家长时期在不同区域投资差别较大,则严重影响区域经济公平。再次,考察了我国不同区域对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形成的公共产品的分享状况。从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和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能源等主要基础设施区域分布两个角度考察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区域公平状况,表明我国基础设施投资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公平。最后,研究基础设施投资方式对区域经济公平的影响。基础设施分为纯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投资；私人产品应当由私人投资；准公共产品可以由政府和私人共同投资。为了增加产品供给、提高服务质量,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基础设施投资逐渐由过去单纯由政府投资转变为由政府与私人共同投资。总体上,私人投资基础设施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降低了分配效率,影响了经济公平；政府要适度权衡两者关系,既要提高效率,也要注重公平。根本上而言,提高效率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公平。文章介绍了基础设施投资方式的内涵和类型后,较为全面考察国外私人投资效率。上个世纪,英国率先进行私有化改造,因此,主要介绍英国改造负责基础设施投资和经营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造情况,同时,也对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总体上,发端于英国的私有化改革是比较成功的,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效率与公平相互冲突。在找出这些问题的原因后,对几个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第叁部分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公平——主要是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首先,探析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内涵。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经济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一种收益率很高的资本。它包括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卫生保健、人力迁移等几种形式,其中学校教育是最主要的人力资本投资。由于人力资本具有正的外部性,所以,人力资本属于公共产品,政府应当承担主要投资责任。其次,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越多,经济增长越快。其次,就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展开探讨。人力资本投资绝对影响个人收入,一般地,人力资本投资越多,个人收入越多。人力资本投资之于一个国家如此,之于一个地区也是如此,因此,对一个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多少,直接影响到该地区的发展。最后,考察了我国区域人力资本投资和城乡人力资本投资情况。研究表明,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区域差别很大,严重影响区域经济公平。第四部分主要研究政府在公共投资中促进区域经济公平的作用。在资源配置方面和收入分配方面,市场是无法自动实现经济公平的,促进区域经济公平政府责无旁贷,政府也能够发挥作用。首先,研究了西方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关于政府责任的理论。政治哲学家认为,人类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够生存下去,才会更加自由、幸福。当个人将自己的权利让渡或者授权给共同体后,共同体就应当为个人提供庇护和保障,这种庇护和保障应当是平等的,这就是共同体的职责。经济学家认为,公共投资是政府管理经济的主要职能,现代社会要求更多的公共产品,由于市场失灵,公共产品的提供只能由政府提供。其次,考察了国外政府在公共投资中促进去经济公平的实践,总结出经验,以供我国借鉴。最后,就我国公共投资如何促进经济公平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公共投资向西部地区倾斜,促进区域经济公平；二是投资方式上要实现多样化,以提高效率,促进公平；叁是以法治保障公共投资,将公共投资制度化。
王威[3]2007年在《中国公共投资效应研究》文中认为自从凯恩斯强调政府干预经济以来,公共投资已经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工具之一,但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公共投资政策在经济中的作用持不同看法。其中,凯恩斯在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同时,强调了资本(物质资本)形成以及公共投资的重要性,但凯恩斯对资本积累重要性的认识不是一种理论论证结论,而只是一个实际判断。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在对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进行扩展之后,却从另外一个实际判断的角度,说明了在调节需求总量方面,公共投资政策的有效性不如消费性财政支出政策。其主要理由是政府公共工程投资时滞长,效率低。实际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以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否定了凯恩斯的判断,并促使西方国家在二战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选择了以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而实际经济运行存在这样的现象,消减形成资本方面的开支比消减消费性开支更容易。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实践和改革后我国的经济实践都证明了政府支出中消减基础设施投资、教育开支和科研支出比消减消费性公共支出更容易。如果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和经验上验证公共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地区发展、私人投资的重要性,就不能正确认识公共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和地区协调发展的机制,制定经济政策时将无法避免短视行为,政府的公共投资政策将不能得到有效地运用。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公共投资的效应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文献来看,关于公共投资、公共支出、政府支出等的研究多是侧重于研究其对经济增长或地区产出的效应,而对于公共投资的其他效应,如供给效应、汲水效应、社会福利效应等的研究比较少,没有文献对公共投资的效应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在这些文献中,我国学者关于公共投资的研究多是侧重从理论角度进行研究。而从实证角度研究的学者,多是侧重研究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即公共投资对经济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而对公共投资的其他效应,尤其是供给效应研究得很少。而国外的学者多是从经验的角度,运用计量、协整、VAR等研究方法研究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和私人投资的效应问题,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因此,结合西方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本文认为对我国政府的公共投资效应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是有必要的。在研究中,本文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并以定量分析为主。在运用数量模型进行说明的同时,本文还运用回归分析、协整分析、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等计量分析方法对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供给效应、汲水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进行定量测算。本文的基本结构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本文选题的背景与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及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框架、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点和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等。第二章介绍公共投资的相关理论。主要是在对公共投资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阐述与公共投资相关的理论,以为后面公共投资效应的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叁章主要探讨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本章在对公共投资经济增长效应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相关分析法、协整分析、Granger检验法对我国1990年以来公共投资总量规模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方法(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验证我国公共投资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运用Panel Data分析法检验公共投资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在总量规模上,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公共投资规模的经济增长效应(0.53)大于私人投资(0.18)对经济增长的影响。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1998年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后,公共投资产生了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在公共投资结构上,当期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投资、教育和科研投资、国防支出对产出的影响均为正。其中,教育和研发投资、公共服务投资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产出的影响较大,回归系数分别为0.649、0.455和0.382,国防支出对产出的影响较小,回归系数仅为0.184。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公共投资的结构变量均对GDP产生明显的正向冲击,但时滞不同,影响持续的时间也各不相同。其中,公共服务投资正效应基本上在1年后达到最大,经过2年后影响效应则基本消失;教育、研发投资和国防支出分别在3年和2年后达到效应最大,且其正效应大约要在3到4年后渐渐消失;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需要经过6年才能产生正向效应,但它的影响效应持续时间也是最长的。方差分析表明,以公共投资每一个结构变量为因变量的方程都能够对GDP的长期增长做出明确的解释。在投资区域方面,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区域的公共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并且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别,其中西部区域的公共投资效应(0.129)明显低于东部(0.349)和中部区域(0.354)。第四章主要在阐述公共投资供给效应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分别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我国公共投资的总量供给效应进行对比分析。分析表明,不论我们采用线性模型还是对数模型,采用OLS还是TSLS方法,我们都可以得出近似的结论,即公共投资具有显着的供给效应。但,通过对决定公共投资相对供给效应的主要因素:公共投资供给量和公共投资的资本产出效率的分析表明,尽管1990-2004年间公共投资相对供给平均增长率为17.11%,但我国公共投资的相对供给增长能力从总体上来说是逐年下降;同时公共投资各个组成行业的投资产值结构比表明,我国对基础设施产业的投资力度最大,其次为对公共服务的投资,而对教育和科研等的投资力度最小。第五章主要对我国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投资总量和结构对私人投资的具体效应进行论述和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投资率与私人投资率之间高度相关(r=0.802),且公共投资率是私人投资率的单向Granger原因,即相对于GDP来说,公共投资的变动会引起私人投资的变动,但私人投资的变动不会引起公共投资的变动。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线性关系,并且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入效应,公共投资率每变动一个单位,私人投资率则增加0.707个单位。除国防支出外,公共投资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资本存量可以提高私人投资的收益率,从而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入效应,即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投资、教育和研发投资所形成的存量每增长1%,则私人资本的收益率分别增长0.175%、0.392%、0.230%。而国防支出不论是当年的流量还是存量对私人投资的汲水效应均不明显。第六章主要对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体育社会福利、文化广播和国防等领域公共投资的分析,以判断我国公共投资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效应,并着重分析了公共投资的教育效应和就业效应。分析表明,公共投资在不同领域有明显的差别,因此产生的社会福利效应也不尽相同;尽管教育公共投资的力度在逐年加大,但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公共教育投资水平是偏低的,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8%(2004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为3.26%);增加公共投资能够带来就业增长,但其影响存在时效性,随着时间推移其作用会衰退。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论述了制约公共投资效应的因素和提高公共投资效应的途径。在这两章中,首先描述了公共投资效应的现状,然后对影响公共投资效应的因素进行具体分析,找出我国公共投资存在的问题,最后有针对性地从公共投资的范围、公共投资的规模、公共投资的结构以及公共投资的方式、管理体制等几个方面提出解决我国公共投资效应问题的具体途径。
匡斌[4]2007年在《公共经济视角下的电信普遍服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电信普遍服务是当代电信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基本人权、促进经济发展、增进社会福利、使全体人民共享电信发展成果的重要手段。鉴于此，电信普遍服务的理论、政策和实践是学术界、规制部门和电信运营商共同的研究课题。本文认为，不能简单从电信行业自身研究电信普遍服务，而应该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对电信普遍服务进行考察。正外部性和网络效应的存在，以及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显着贡献，表明电信普遍服务是一种典型的准公共产品。对电信发展改善社会福利的计量分析，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判断。因此，将电信普遍服务基金置于公共支出的框架内，通过计量模型研究农村各类公共支出对农民纯收入的影响程度，规制者就能在所有公共政策目标中对电信普遍服务的优先性作出最优化安排。考虑到财政分权在中国实践多年的现实，本文对财政分权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了分析，为电信普遍服务的分权奠定了理论基础。对成本代理模型和特许投标理论进行的比较表明，电信普遍服务应完成从规制到竞争的转变。基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分析，在对中国电信普遍服务的制度变迁、现存问题与所处环境进行考察后，本文对中国农村的电信普遍服务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电信网络设施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其资金投入应纳入政府公共支出的范围；在财政分权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应该在电信普遍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电信普遍服务应引入竞争机制。
王娟[5]2012年在《公共投资对结构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立足于我国经济转轨的宏观背景,在公共投资——体制性约束——经济结构转型叁位一体的框架下,探索公共投资扩张与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在综合评价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现状、分析公共投资规模扩张对经济结构失衡影响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导致公共投资加剧结构失衡的体制性约束因素,并实证分析了体制性因素对公共投资推动结构转型的影响和制约,以此破解公共投资政策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基础上促进结构转型的难题,探索有利于解除结构转型体制性阻滞、实现结构转型的体制改革路径。本文选题的出发点在于本轮金融危机过后,公共投资规模的扩张对稳定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失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结构失衡问题却日益凸显。高投资与结构失衡加剧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公共投资规模的扩张加快了短期内经济增长的速度,但高增长与高投资为何无法解决结构失衡问题?在我国经济转轨背景下,结构性失衡问题与转轨进程中新旧体制交替所产生的矛盾,以及体制改革不完善有直接的关联,而宏观调控政策未能解除结构失衡的体制性阻碍,体制性约束从而固化、强化了公共投资与结构失衡之间的矛盾。因此,对公共投资与结构转型关系的探索,需将其置于公共投资——体制性约束——经济结构转型的分析框架下,合理判断其关联机制以探索解决结构转型问题的现实路径。公共投资与结构失衡关系的判断将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及推动结构转型的政策导向。在公共投资——体制性约束——经济结构转型的框架下探讨公共投资与结构转型的关联机制,对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保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一是公共投资、经济增长、结构转型是影响我国转轨进程的重要变量,理清这叁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制约其关系的体制性因素,有助于从根本上扫除制约结构转型的体制性障碍,缓解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更为坚实的基础；二是公共投资政策是服务于不同发展理念和宏观调控目标的工具,破解公共投资与结构失衡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充分利用公共投资工具以突破经济结构转型的桎梏,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上,从而增强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和持续性；叁是虽然已有学者开始逐步关注这一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基础性研究成果,但仍缺乏关于公共投资、体制性约束与结构转型叁个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系统性研究,而公共投资与结构转型之困、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之困却对理论提出了较为迫切的诉求。基于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现状以及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及其效果,本文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公共投资是否加剧结构失衡?公共投资规模扩张为何会加剧结构失衡?体制性约束是否制约了公共投资推动结构转型的实现?如何消除体制性约束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优化?这也是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和核心内容,围绕这些问题,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为：首先,从现象层面分析公共投资对经济结构失衡的影响。在综合评价经济结构失衡的基础上,分别探讨了公共投资对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的影响：一是通过构建包含政府债务的DSGE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举债投资的融资模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公共投资对消费的作用方向受政府债务初始财政水平的影响,在政府高负债率下,公共投资规模的扩张对经济的负面效应较大；二是对公共投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具体分析了公共投资的产业波及效果与公共投资产业领域的结构趋同化现象,得出的结论是公共投资对第二产业的波及作用较大,且公共投资规模的扩张加重了我国各区域的产业结构趋同化现象；叁是对公共投资与城乡结构失衡关系的研究,通过分析政府在交通、通讯、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公共投资所存在的城乡差距现象,得出政府倾向城市的支出结构加重了城乡差距扩大的结论：四是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进行了描述,并探索公共投资对区域差异的影响。其次,深入挖掘了公共投资制约结构转型的体制性根源。在中国转轨经济背景下,体制性约束强化了公共投资与结构失衡之间的关系,且初始政策动机的层层放大对经济结构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固化、强化了公共投资与结构失衡关系的体制性根源。本章将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经济运行中结构问题的普遍存在。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旧体制的弊端仍有残留,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尚未健全,各种矛盾、摩擦凸显,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结构不衔接、不协调。我国渐进改革所形成的市场化程度不均衡和市场效率不均衡,使初步建立的市场机制出现运行不畅和低效率。二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不完善,使得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存在较多的缺陷。转移支付的地区差异导致了地区差距的拉大。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服务”的财政支出结构造成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并进一步扭曲经济结构；叁是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力度的激励加剧了中国启动消费的难度,从而强化、固化了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四是中国式特殊的分权体制也激发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热情,而地方政府间激烈的FDI竞争使得我国的产业结构偏斜因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分布的严重偏斜而加重,从而进一步扭曲经济结构。中国式分权及其架构的地方竞争塑造了重公共投资轻公共服务的政府支出偏好,这种偏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城乡、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投资消费比例的严重失衡。五是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地方财政收入无法满足公共投资的资金需求,迫使地方政府通过各种隐性的、不规范的借债融资渠道筹集资金,从而导致债务规模的膨胀和债务风险的增加。举债投资未能改变消费者预期,反而强化了消费的体制性约束,因而未能解决居民消费不足问题。然后,在公共投资——体制性约束——经济结构转型框架下对公共投资、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由于公共投资体制性驱动力来源于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追逐,因此,经济增长是考察公共投资与结构转型关系的一个重要联系纽带。本章构建了包含公共投资、经济增长、结构转型叁个内生变量的联立方程,并控制财政分权、地方竞争、民生支出等体制性约束因素。利用衡量经济结构转型水平的因子分析的因子总得分数据,从整体上考察经济结构转型与公共投资、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且分别考察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内外部需求结构、城乡结构与公共投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增长能够显着促进结构转型,公共投资对结构转型有显着地抑制作用,结构转型无法刺激短期内经济迅速增长。财政分权和地方竞争对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却抑制结构转型的实现,而民生支出能够显着促进结构转型。因此,在体制性约束下,经济增长、公共投资、结构转型陷入了公共投资与结构转型之困、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之困。促进结构转型只能通过体制改革,解除制约结构转型的体制性因素。最后,提出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政策涵义。要从根本上促进结构转型,必须深化改革,以引导、配合财政政策破除结构转型的体制性约束,保证公共投资对结构转型的正向影响,实现增长与结构转型的互推式的良性发展模式。在前文对公共投资、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探讨解除结构转型实现的体制性障碍,并努力探索保持公共投资对结构转型正向影响的政策着力点,提出在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有利于促进结构转型的公共投资政策建议,助推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张梦龙[6]2014年在《基于公共物品属性视角的铁路改革结构特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如何在积极推进高速铁路等铁路现代化建设的同时,通过改革来创造新的制度红利,实现技术进步和改革创新的协调发展,是一项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铁路改革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行业所提供的物品属性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试图从铁路产业特征和运输产品属性出发,研究分析对改革路径有着深层次影响的铁路改革结构特性及相关问题。具体来讲,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通过对我国铁路前期改革的反思,以及国内外相关产业改革经验的考察,论证提出研究铁路改革必须重视行业提供的物品属性,尤其是公共物品属性。我国铁路改革已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继续深化却面临诸多难题,行业属性定位的模糊成为铁路改革长期处于“胶着”状态的深层原因。作为兼具商业性和公益性的特殊行业,铁路不可能完全市场化,改革的先行步骤是明确基于行业属性分解的市场边界,这也决定着铁路领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处理。2、在对铁路产业特征及公共物品属性构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公益性与商业性、行政性与市场性、共用性与专用性、公共性与企业性等多个维度对铁路公共物品属性的特殊表现展开研究。从不同侧面重点分析了公共物品属性对铁路改革存在的若干结构性影响。论证提出在影响铁路改革结构特性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中,基于物品属性的结构是最基础性的。探究铁路改革应当首先致力于解决这些结构层面的问题,建立对铁路改革更加全面和理性的经济分析。3、在对铁路作为一个行业整体上的公共物品属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铁路产业内部各具体业务环节的公共物品属性问题也进行了研究,论证提出在探寻铁路改革目标模式与结构特性时应充分考虑以上问题的特殊影响。基于行业属性分解的铁路分类管理与改革、基于公共企业独立运作的运输生产组织结构调整、基于产业纵向关系调整的铁路运输业重组,以及相应的行业管理和政企关系重构,都是公共物品属性视角下铁路改革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为此,本文试图从容易引起人们忽视的公共物品属性这一新的视角,从行业所提供物品的属性这一基本维度,来重新认识铁路的性质及对改革的特殊影响,并对其中的主要经济学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建立更具完整意义上的铁路经济和铁路改革分析框架。本文主要运用公共物品理论和公共经济学,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共分七章的内容,重点就公共物品理论、铁路产业的公共物品属性构成、公共物品属性对铁路改革的结构性影响、国外铁路和国内运输业改革中公共物品属性问题的处理等展开讨论,在对如何区分铁路的公益性和商业性、明确政府在铁路中的作用和铁路的市场边界、铁路公企业的运作及相应的政企关系、政府规制和法律环境等整体性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深入到产业内部对铁路产业链各具体业务环节的公共物品属性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建立起了对铁路属性的整体认识,构建了一种基于公共物品属性结构性影响的铁路管理体制改革框架。论文的主要论点和创新体现在四个方面：l、在总结国内外经验走向和对我国铁路前期改革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论证提出应当重新明确铁路的属性定位并按属性分解进行分类管理。公益性铁路与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铁路,以及公益性运输和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运输的明确区分和分离即“公商分离”,按物品属性对行业进行分类管理、投资、建设和运营,是今后铁路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铁路领域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的基础。2、对铁路产业中普遍存在而又容易受到忽视的市场失灵、市场边界、公共性、公益性、公平性、正外部性、拥挤性、共用性、市场化指数、可商业化程度、公共物品属性程度、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属性的转化、政府作用、公共企业、特殊法人制度等概念及对铁路改革的结构性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归纳提出“共用经济”这一经济学概念用以分析铁路经济问题,从而构建了基于公共物品属性视角的铁路改革分析框架。3、将“公共中间品”概念引入对铁路的经济分析,改变对铁路轮轨关系和产业组织的传统看法,并深入到铁路产业链内部,对铁路运输业内部特有的公共物品属性及基于网络型基础产业共用经济现象一般特性的铁路公共中间品和公共企业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一种基于从“二分法”到“叁分法”产业纵向关系调整的铁路运输业重组模式。4、在对铁路改革中若干结构性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证提出了基于公共物品属性的中国铁路管理体制改革框架,并对其中的“公商分离”、“调度公共化”、“叁分法”行业重组、政企关系重建及改革过渡期的政府职能等有关配套改革进行了探讨。应当说,从结构层面来思考和研究铁路改革,需要回答的问题还很多；从物品属性特别是公共物品属性视角来探究铁路经济和铁路改革问题,本文目前做的还只是初步探索,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对此寄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和努力。
赵忠良[7]2007年在《公共支出效应分析及我国相关制度安排研究》文中认为在市场经济体系中,需要采用公共支出手段弥补市场的缺陷、促进经济增长、并兼顾公平。公共支出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效应不同。公共支出的总量与结构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程度,支出绩效左右着社会经济发展进程,而支出制度安排既是公共支出效应偏离最优的原因,也是纠正这种偏离的手段。因此,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公共支出效应分析与我国相关制度安排研究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政府支出总量规模是公共支出效应的基础,规模大小直接决定着公共支出效应的高低。本文在一个混合经济体系中构建简单的最优政府规模模型;基于该理论模型,运用中国的经验数据,求解中国公共支出最优规模,并分析其动态决定。研究发现,公共支出规模由多种因素决定,我国的总量规模不足,但向最优规模趋近。公共支出总量和结构的合理与否,可以从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效应来分析。本文构建了一个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数理模型,阐述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机理,同时建立了一个普遍适用的VAR实证理论模型来分析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各种效应,包括对预算、投资生产率以及公共支出结构产生的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公共支出是公共投资的基础,也是GDP增长的决定变量之一;公共投资不一定促进GDP增长;所以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本文还构建一个增长、不公平和公共支出的综合模型,充分地论证增长、不公平和公共支出的相互关系。在增长带来不公平后,给出了公共支出治理的最优解。结果发现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公平,公共支出没有使不公平收敛,不过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具有正效应。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不公平产生的效应不同,这就引发了对我国公共支出绩效的思考。本文通过改进的DEA模型以及对我国公共支出相对效率的估算与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公共支出是低效的,应继续完善我国公共支出的体制和机制,以进一步改进公共支出的效率和效果。由于公共支出诸效应在不同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下存在差异,考察与建立我国公共支出的制度安排就成为对策研究。对于纯公共性质的公共支出的情形,我国已有一套较为成熟的管理运作模式,而在公用事业制度的选择方面,在理论和实务上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做法。本文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提出了公用事业制度选择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通常情况下,特许经营等市场化模式是较好的制度选择,但是当交易特点符合预期一体化模式时,特许经营模式的比较优势就会消失,政府直接管理成为较好的制度选择。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公共支出总量与结构均存在不合理之处,效应也有待改善。因此,考察西方发达国家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公共支出的特点,对于确定我国合理的公共支出总量与结构、改善公共支出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通过横向比较分析和纵向分析两种途径来描述公共支出总水平发展趋势,并进行公共支出制度研究。利用最新的国际统计资料,分析国外公共支出总量水平趋势与国外公共支出结构特点,从比较的视角得出提高我国公共支出效益,完善相关制度安排的结论。
王红岩[8]2007年在《公共项目经济评价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共项目是维护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础，是支撑城乡健康运行的命脉，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目前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政策下，公共项目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温总理提出了今后一定时期公共项目投资的重点范围：加强关系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建设，加快大型水利、能源基地、铁路干线、国道主干线等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更多地投向农业农村、社会事业、自主创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中西部地区。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完善重大投资项目决策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由此可见，在今后一定时期政府要加大公共项目的投资力度，加强公共项目的建设，以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而完善重大投资项目决策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和制度保证。目前，我国公共项目决策机制还不健全，长期存在着项目决策失误率居高不下、投资效率低的问题。为了提高公共项目的投资效率，必须重视公共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项目评估，完善公共项目经济评价理论和方法体系，以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长期以来，在我国公共项目评价工作中，没有专门的公共项目经济评价体系和理论方法。一直是采用“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两个层次，明显含有改革开放初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而且传统的评价理论也制约了新形势下公共项目经济评价目标的实现。因此，有必要根据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考虑一定的前瞻性，整合相关经济理论，形成系统化、专门服务于公共项目经济评价的理论体系，并作为我国公共项目经济评价的理论基石。“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的循环经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发展目标，都是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从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转变为现阶段关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今后在经济评价中，公共项目的社会福利性，将以经济可行、社会公平、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体现与评价。公共项目决策呈现从单一准则的政府决策向多准则、多层次的公众参与决策发展的趋势，这就要求对公共项目经济评价方法进行不断创新。完善公共项目经济评价体系，关键是要解决公共物品定价、费用分摊、外部效果处理、转移支付等问题。本文力图通过对公共项目经济评价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捕捉新形势下公共项目经济评价的新特点、新规律，探寻完善公共项目经济评价体系的新思路，提出解决存在问题的方法，以多元价值观的视角对现有评价体系进行补充和完善，并在现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为依据的公共项目宏观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尝试建立一套理论科学、切合实际、系统完整的公共项目经济评价体系，为公共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评估的实践工作提供参考。本文共9章，分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第1章，在介绍了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的基础上，界定了公共项目的概念及其相关范畴，并回顾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情况，本章的阐述作为后面各章分析的前提和准备。第二部分为第2章，分别介绍了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项目分析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以此来解释公共项目的性质、特点、分类和范围，公共项目的外部性对策，公共项目经济决策中的政府行为以及公共项目选择的出发点，为公共项目经济评价体系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第叁部分为第3章，对公共项目决策机制进行国际比较，分别从公共投资领域、公共项目建设方式、公共项目决策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并指出发达国家公共项目决策实践可以借鉴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全面、系统地进行中西方公共项目经济评价体系的分析比较，从而找出目前我国公共项目经济评价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公共项目经济评价的发展方向。第四部分为第4章，从现代社会发展中多利益主体的效率性、公平性、参与性和可持续性等多元价值观的视角，提出公共项目经济评价体系的设计思路，并分析了影响公共项目经济评价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公共物品定价、投资分摊、外部效果、转移支付。提出公共项目经济评价体系包括：财务分析、经济分析、宏观经济影响与社会影响分析、风险分析四个层次。第五部分为第5～8章，分别分析了财务分析、经济分析、宏观经济影响与社会影响分析叁个方面的评价内容、方法和指标体系，以及评价方法在不同行业的应用特点。第5章从公共项目财务费用与效益的识别入手，在现有投资项目财务分析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公共项目财务分析的框架，建立了完善的公共项目财务分析体系，并针对公共项目的特点，重点介绍了财务生存能力分析方法。第6章从公共项目经济费用与效益的识别入手，采用费用—效益分析和费用—效果分析方法对经济费用和经济效益进行计量，并提出以实物期权评价“平台型”公共项目期权价值的技术思路。第7章提出了对于特大型公共项目进行宏观经济影响与社会影响分析的必要性，分析了宏观经济影响与社会影响分析的内容，并在现有公共项目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的公共项目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第8章对处于不同行业的公共项目，提出了根据各行业的不同特点进行费用与效益的识别、计量的具体方法，也是第5、6、7章内容的具体应用。第六部分为第9章，总结全文研究内容得出主要结论，并指出论文不足之处，以待今后继续研究。
林皎[9]2006年在《公共经济视野下当代我国教育财政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共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公共产品供给和政府最优公共政策选择,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分析与规范政府的职能与作用的科学。它以各种均衡分析为基本假设和分析工具,为政府职能的界定、运作、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提供价值判断和选择,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教育的责任与义务,也是教育财政研究的逻辑起点。即使是西方福利社会,因教育财政政策而引起的社会矛盾也不鲜见,教育财政政策成为政党、议会、政府、教育机构以及受教育者之间矛盾的焦点,甚至引发街头抗争。我国因教育规模大、教育发展起点低而目标高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等原因,教育财政政策比西方尤为复杂。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以公共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教育产品的公共属性分析,在对当代我国教育财政状况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和论证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公共教育财政政策改革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操作模式,探索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育投资效率的公共政策和现实路径。与传统财政学相比,公共经济学不仅研究政府收支行为,而且研究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下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提供者——非政府公共部门即我国的事业单位,特别关注政府主导下的公共选择和公共政策,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强调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教育财政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政府收支问题,因而也就不仅仅是一个“财政”问题,它所产生的效应涉及公共福利以及社会的基本公平与效率。况且,教育机构本身属于非政府公共部门,其经济行为和运作绩效直接影响教育支出效率,传统财政学难以涵盖,但已经纳入公共经济的视野。因此,本文更多地运用了公共产品、公共选择、公共福利、公共收入与支出等公共经济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当代我国教育财政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尽管各类教育如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之间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以及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有较大的差异,但以公共经济理论界定,教育是典型的混合产品,公共性和私人性两者皆具。这也是政府和市场混合提供教育服务的理论依据,也成为当前我国鼓励发展民办教育、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大学收费等教育政策选择的基础。在教育财政利益的各种冲突与教育投资效益的选择中,基于基础教育更突出的公共性表现以及我国经济与教育发展的非均衡性差异,政府承担义务教育主要责任,就成为当代我国义务教育财政政策的公共选择。教育投入规模与教育经费保障,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也是当前我国教育财政
赵广君[10]2007年在《上海公共支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其中，经济增长又是最根本的目标，在市场化改革的轨迹过程中，财政政策始终是支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之一。财政支出所表示的公共经济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影响。财政支出政策作为基本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宏观调控的重要职能，自然也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偏重于效应分析。公共支出如何既熨平经济短期波动，保证经济平稳发展，又使经济本身具备内生增长要素，促进经济长期的快速发展，是财政领域目前关注的一个前沿课题。 “十一五”期间上海市财税工作以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系为目标，着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加大对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的支持作用。研究上海公共支出与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之间的关系，不仅能指导下一步财政工作，尽量避免财政实践中一些不必要问题的发生，而且可以矫正财政实践中一些偏差行为。目前专门研究上海公共支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论着不多，因此，本文从上海公共支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角度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作用。 本文试图深入和全面研究公共支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理论和定性描述上，利用理论分析以及数学模型分析，把有关理论作为实证部分的理论基础，使数学模型分析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研究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揭示上海公共支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在实证上，利用一定的经济计量方法，就上海公共支出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估计，主要是在影响方向和增长效应等方面。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理清各种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发展脉络及其相互关系，将财政支出理论的内部结构揭示出来；研究我国和上海市几个阶段的财政制度和财政支出制度及其特征，包括：1949—1978年计划财政制度、1979—1993年放权让利财政制度、1994—目前分税制财政制度，以及现阶段上海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公共支出制度的重点工作。另外，20世纪中期以后，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研究发展迅速，分析与财政支出理论紧密相关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有：自然均衡理论、增长极理论、“回波效应”与“扩散效应”理论、梯度理论、倒“U”理论、新
参考文献：
[1]. 公共投资经济作用分析[D]. 蔡一珍. 厦门大学. 2001
[2]. 公共投资与区域经济公平研究[D]. 米本家. 西南政法大学. 2010
[3]. 中国公共投资效应研究[D]. 王威. 辽宁大学. 2007
[4]. 公共经济视角下的电信普遍服务研究[D]. 匡斌. 北京邮电大学. 2007
[5]. 公共投资对结构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D]. 王娟.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6]. 基于公共物品属性视角的铁路改革结构特性研究[D]. 张梦龙. 北京交通大学. 2014
[7]. 公共支出效应分析及我国相关制度安排研究[D]. 赵忠良. 上海交通大学. 2007
[8]. 公共项目经济评价体系研究[D]. 王红岩. 东北财经大学. 2007
[9]. 公共经济视野下当代我国教育财政问题研究[D]. 林皎. 湖南大学. 2006
[10]. 上海公共支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研究[D]. 赵广君. 同济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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