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化与人的本质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本质论文,对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总是通过对象性存在方式展开其本质活动的；但人又必须在实践的、社会化的意义上具体实现对象化并确立起自身的存在方式。这是辩证地、真实地理解人的本质活动的钥匙。对象化只是一种关系，一种过程，而不是结果。旧哲学的症结同时也是我们在理解这一问题时经常陷入的困境在于：把对象化看成了客体化，看成了与异化无异的东西，从而进一步把人的本质看成了一种抽象、先在的自我意识或者直观的感性活动方式。不过，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理解也表明了一个历史事实：只要人们尚未从导致异化的私有制中解放出来，对象化就仍然只是异化，因而对对象化和异化的现实的扬弃才是属人的本质活动的真正开始。对象化是一个使用较为频繁的概念。对于对象化的理解直接意味着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哲学史上，黑格尔、费尔巴哈都使用过对象化，马克思则是在批判的意义上理解这一概念并赋予新的意义的。但我们现在使用的对象化概念仍然带着很大程度的旧哲学成分，比如，我们仍然习惯于把对象化与异化、与客体化等同起来并进而抽象地、唯心地、实体化地看待人的本质。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马克思本人关于对象化与人的本质活动关系的有关论述。
（1）马克思认为，对象化是人类有目的的活动的标志，是人作为类存在物的表征。“有意识的生活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分开来。正是仅仅因为这个缘故，人是类的存在物。换言之，正是由于他是类的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本身的生活对他说来才是对象。”[①]这表明，人作为类的存在物，有意识的存在物与对象性存在物都是同一的，都属于属人世界的内涵。
人类通过有目的的对象性活动创造着属人世界。在属人世界内理解人，就意味着人本身就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人是通过这种方式去现实地展开自己的全部丰富性的：“一方面为了使人之感觉变成人的感觉，而另方面为了创造与人的本质和自然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着重号为原文所注，下同）[②]而人同时又是这样一种存在物：非得要在这种对象化的过程中肯定自身，不断使世界人化，显示出自身存在的价值。人类正是在这种对象化和人化的双重过程中拓展属人世界，创造着文化本身。因此，对象化不仅是人的存在的方式，还是人的本质活动的展开方式。
（2）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也是“属人的自然存在物”，即社会性的存在物。很明显，马克思是在社会性的意义上去规定属人世界并进一步规定人的对象化与人的本质活动的统一关系的。“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着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对人说来是人与人间联系的纽带，才对别人说来是他的存在和对他说来是别人的存在，才是属人的生命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自己的属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才成为人的属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③]社会性的人的存在是属人世界的前提和内在尺度并且规定着人的本质活动。把社会看作对象的本质，把对象化当作社会化本身，那么，人在对象化中就能达到对自身存在的真实理解，达到“本质还原”。“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属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化了的人，人才不致于在自己的对象里而丧失自身。而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说来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对人说来成为这个对象的本质，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④]
世界的属人性取决于社会化的程度。社会化程度越高，对象与对象化同一的程度以及对象化与人的本质活动同一的程度越高。这也意味着，社会化的人决定着马克思所谓“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这里所谓“本质力量的性质”就是人作为主体，尤其是审美主体的感觉能力。所以马克思说，“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从而，它只能象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而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着，因为对我说来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属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属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⑤]。这么看来，作为人的本质之一的美的本质并不是某种以先在的方式存在着、被动地让人感知的客体，而是一个自身展开、不断生成并与人的社会化同一起来的东西。
（3）从社会化的角度去理解对象化，已经包含了一种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的批判。人的对象性活动表现为感性活动，而感性活动又是对于感性客体的直观认识。因此从感性客体去理解人、理解人的本质、理解美，等等，就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仅仅从感性客体去理解问题却是远远不够的，这至多只是认知问题，而不是理解问题。费尔巴哈哲学的症结恰恰就在于用“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去“理解”“感性世界”，其实只是对于感性世界的认知性的、客体式的直观。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仅仅“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他没有批判现实的生活关系，因而他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因此，“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他看到的只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⑥]。这样一来，作为感性对象而存在的人的本质就只是一种客体式的、前定性的存在，它无法成为“具有深刻感受力的丰富的、全面的人”的内在表现。
（4）把对象化与客体化等同起来，这是我们现在对对象化所形成的模式化的理解。比如关于美，一般来说，美应该是人的本质的某种显示，教科书中便定义为“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定义确实是属于那种现代分析哲学所说的无意义的定义，但使得我们疑惑不解的却是人们对于对象化本身的误解，似乎一提到对象化就意味着它不再是属人的了，一种不再属人的“本质”怎么能使人产生审美愉悦呢？！这是一种看似理由充足的质疑，但其实包含了一种把对象化等同于客体化的深重误解。类似的例子很多。人们总是把对象化与种种属人的东西对立起来；用纯粹的物性去解释人的存在；用直观的思维活动去理解主体的丰富活动。这是一种客体主义式的本质主义思维。相反，如果我们把实践活动内在地嵌入对象化环节，就会发现对象化本身不是结果，而只是一种过程、一种构成主客体统一的内在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进一步发现，直接肯定着主体本质的乃是那被黑格尔在抽象的意义上等同于对象化活动的非对象化活动；实际上，确立在真正对象化活动之上的非对象化活动才是肯定主体感性丰富性的由己的、自由的并作为结果表现出来的活动（关于非对象化与人的本质活动的关系，笔者将另行撰文分析）。
（5）因此，要直面感性活动，通过这一活动再现对象化，就应该展开感性学批判，实现对感性对象本身的扬弃。这本身就是对象化具体的实现过程，即主体的活生生的、历史的实践活动的展开过程。
实践作为一种关系，体现的是一种辩证法精神。只有在对立统一关系中，人才发现他在实践过程中通过对象化显示出来的活动原来就是他自己的活动；而且，是他“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的活动”。把实践关系内在地嵌入对象化活动去理解，这意味着人的对象化活动不是理论的活动，而是实际的活动。黑格尔式的对象化、异化与外化都不足以表现人的本质活动。“异化，作为这种外化和这种外化之扬弃的真正的意义，〔在黑格尔那里〕乃是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与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是抽象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⑦]这种对立不是人作为主体在属人世界中与对象化的客体的现实的矛盾统一关系。现实的矛盾统一关系要求重视矛盾在对立中的统一而不仅仅只是对立关系；对立关系只是物与物的关系而不是属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无法实现自己的本质，而只能表明自我意识与感性世界的抽象对立。因此，马克思进一步说，“在这里，被视为异化之被设定的和应予扬弃的本质的，不是人的本质对象化为非人的、与自身对立的东西这一点，而是人的本质对象化为与抽象思维有别和对立的东西这一点[⑧]。”对象化不是神秘的理论推演，而是实践活动的具体的展开和自我理解。正因为如此，对象化既不是终极性的存在，也不是某种客体性的存在。哲学家们试图在客体化和外化的意义上去理解对象化，最多只是表明了自我意识和抽象的人的发展而不是真正的历史发展。“哲学家们在已经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见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人来代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予过去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作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⑨]
（6）这里的意味完全可以拓展到广义的文化视角去分析：人是在他所置身的具体文化与历史环境中书写自己的文化及历史的，这文化及历史就成了他具体的对象化活动的纪录。而这种自我意识对象化的历史只不过是反映了整个西方文化的形而上学史，并不能反映整个西方文明的真实历史，哲学家们忽视了对于生活现实的真正历史性的理解与批判。“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是通过实践的途径，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对立的解决决不仅仅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的、生活的任务，而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一任务仅仅看成理论的任务，所以哲学未能解决它。——”[⑩]当然，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把对象化和异化在抽象的意义上等同起来、把人类的力量与绝对精神之运动同一起来的作法仍然表明了人类活动的实际状况，“即人实际上把自己的类的力量全部发挥出来（这仍然只有通过人类的共同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是可能的），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目前仍然只有通过异化这种形式才是可能的”[①①]。这样看来，哲学文化作为形而上学仍然是很必要的，它至少表明了人类目前所置身的有限的生存方式，一种必须通过自己的某种表面上看来是异己的理论确证方式去显示自身境遇存在的生存方式，或者说，对象化必须通过异化方式表现出来的其实是我们所置身的自以为是历史其实是非历史性存在的人类状况。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异化的人类历史也即作为哲学形而上学的历史必定终结，代之以真正展开了人类本质的、也即自身包含了哲学理性精神的文化历史的真正开端，这才是真正世界历史时代到来的标志。揭示对象化与异化在抽象同一关系背后的历史事实，是马克思本人展开其唯物史观的内在契机。
注释：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⑧ ⑩ ①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本，第50、80、75、78、79、114、80、116页。
⑥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75～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