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展国家生态环境困境的反思及其应对
梁 巍
(哈尔滨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 要] 后发展国家相较于发达国家，工业化启动较晚，发展也相对落后。先发展国家往往凭借其在经济、政治上的先发优势，对后发展国家在诸多方面施加控制和影响，限制后发展国家发展。从生态层面上看，后发展国家面临着严酷的生态环境现实。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制度之维对后发展国家的生态困境予以深刻的反思，揭示了“生态帝国主义”、“不平衡的联合发展”背后的社会制度根源与资本逻辑。基于此，后发展国家需追求“环境正义”，抵抗“碳政治”的绿色壁垒；落实“科学发展”，协调好各方生态利益关系；共谋“生态治理”，同担“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通过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对抗发达国家的等级优势和排斥性霸权，争取以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式、规则和秩序来处置当前人类面临的环境困境与发展的挑战。
[关键词] 后发展国家；生态环境困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启动较晚，因此也被广泛称作是后发展国家。后发展国家往往以先发展国家为范本，通过先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了解现代化本身，大量引进先发展国家的技术、资金、管理体制和组织结构等，以达到发展经济、完善政治体制和管理制度的目的。后发展国家的发展通常相对落后，这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先发展国家往往凭借其在经济、政治上的先发优势，对后发展国家在诸多方面施加控制和影响，限制后发展国家发展，使南北差距持续扩大。从生态层面上看，先发展国家对后发展国家进行“资源掠夺”和“污染输出”的双向剥夺，使大量财富和资源以非正义和不平等的方式从后发展国家流向先发展国家而成为其资本积累的一部分，这不仅造成了两者矛盾的进一步加深、发展差距的进一步加大，同时也造成了后发展国家及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
式中,E和G分别为杨氏模量和剪切模量,ν为泊松比,V为体积分数,下标s和u分别表示焊点和底部下填料,aij,i,j=1,2,3为无量纲模量,表达式从略。根据侨联理论,可将均一化后得到的应力还原为焊点和下填料各自的应力,计算公式为:
然后在不同的传感器节点数量(传感器节点从50～100,步长10)和不同的距离测量噪声强度nf(0.05～0.60)的情况下,观察本文算法和ADM+CGA算法的相对定位误差,结果如图5和图6所示。
一、后发展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现实
据2019年3月联合国发布的《全球环境展望》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地球生态环境已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如果不采取紧急的环境保护措施，地球的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事业将遭受重大挫折。到本世纪中叶，亚洲、中东和非洲将有数百万人因遭受污染而减寿。在地球生态普遍恶化的今天，广泛分布于上述地区的后发展国家的国民，对于环境问题的恶劣后果首当其冲、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难以承受高昂的环境治理成本、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又受到发达国家“碳政治”的裹挟。在这种背景下，生态环境问题将成为制约后发展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后发展国家对于世界环境问题的恶劣后果首当其冲。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于2010年9月公布了2001年至2006年全球PM2.5平均值的地图，图中显示PM2.5浓度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一般的中低等收入国家，尤其是北非以及中国的华北、华东和华中等地区。发达国家凭借经济上的优势，“巧取”后发展国家的自然资源，独占环境收益并进行污染输出。有资料显示，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陆续将国内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以及拉美等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美国也将40%以上的高污染、高消耗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与日俱增的工业垃圾和有害废弃物给这些国家的生态环境、生存质量带来了重大威胁。此外，还有重大的环境灾难。1984年12月3日凌晨，美国投资于印度博帕尔市的一所农药厂发生氰化物泄漏，引发了严重的工业化学事故，造成近60万人死亡和20多万人永久残废的人间惨剧。几年后，尼日利亚有消息称，意大利一家公司分5条船将大约3800吨的有害废物运进了本德尔州的科科港，并以每月100美金的租金堆放在附近一家农民的土地上，这些有害废物散发出恶臭，并渗出脏水，经检验，发现其中含有一种致癌性极高的化学物——聚氯丁烯苯基。美国也曾以“处理费”之名与几内亚政府签订协议，几内亚五年内接受来自美国的150吨有毒废物，可换取来自于美国六亿元美金的资金支持。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的“发达”是以牺牲后发展国家的环境资源为代价的，正如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戴维·佩珀所隐喻的那样，发达资本主义的这个“优雅的超出寻常的饭店的精美外观，只有通过一系列日益肮脏和令人恶心的后房和厨房才能成为可能。”[1](P111)
后发展国家面临着高昂且难以承受的环境成本压力。据资料显示，在2003年——2011年间，后发展国家的环境成本为20.79%～ 23.02%，而发达国家的环境成本为3.99% ～ 4.22%，不难发现，两者的差距是巨大的，而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后发展国家技术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内部原因。后发展国家的工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能源利用率低，同样的工业生产总值往往耗费更多的资源和产生更多的污染；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环境成本转移”的外部原因。发达国家利用后发展国家对环境红利的依赖，以“自由贸易”的方式将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后发展国家，或者将污染物留在后发展国家，借此实现了自身环境成本的转移，却使后发展国家乃至全球的生态环境每况愈下。此外，发达国家在早期先发展过程中广为使用的种植园制度以商业化的单一种植模式造成了生物基因的流失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为了弥补这种不足也为了满足其充裕的物质享受，发达国家还利用手中的金钱和技术大量从后发展国家进口珍稀野生生物、掠夺稀有的生态基因，为后发展国家的生态修复和生态发展埋下了隐患。就这样，后发展国家因专注于环境红利而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出于环境保护、资源节省等目的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后发展国家，大量的初级产品由后发展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后发展国家虽然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但环境恶化的趋势进一步加深，环境成本也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
共享经济和其他经济模式的共同点之一是，它们同样都以盈利为目的，这种商业模式可以将物品的使用权暂时转移给陌生人，包括三种占主导位置的主体:共享服务和商品的需求者、提供服务和商品的供应方和共享经济的专属平台。共享经济平台是连接供应方和需求方的中介，双方通过平台进行交易，转移使用权。早在四年前，全球共享经济的市场规模就达到了1050亿人民币。经过统计预测，在十年后共享经济的市场规模将达到3350亿美金。这惊人的数字也在告诉我们，在未来，共享经济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如前所述，生态危机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危机，但其根源却在于资本以及资本所支配的全球权力关系下人与人之间生态利益矛盾的冲突。在这种框架下，后发展国家既承受着发达国家的生态掠夺，又迫于生存和发展的压力而破坏性地使用自然资源，使生态危机的趋势不断地被扩大和强化。面对如此种种，改变后发展国家的生态环境困境，从根本上来说，还得从变革不平等的生态利益关系入手，超越和突破西方发达国家“气候政治”所展现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以追求“环境正义”为价值追求、以“科学发展”为现实基点、与各国人民一起共谋“生态治理”，承担起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治理的应有责任。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后发展国家生态环境困境的反思
后发展国家遭遇“生态帝国主义”的厄运。“生态帝国主义”这一概念虽非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创，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事实予以确认和分析。阿格尔指出，资本主义对后发展国家输出自然污染产业的做法本身就是对殖民统治思想的延续。佩珀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借用市场手段利用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规则对后发展国家的生态环境加以损害，在这方面后发展国家有着天然的劣势。在众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中，福斯特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尤为深刻。他认为，生态帝国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生态学范畴，而是与经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现象，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帝国主义扩张与资本主义寻求利润一样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资本不管不顾，只一味进行指数式的扩张，强行实施毁掉地球的策略，全球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正是这种快速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可控制的破坏性结果。”[2](P204)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努力之所以一次次失败，其原因在于资本逻辑宰制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福斯特进一步指出，资本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依据各国发展程度的不同将世界区分为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或半外围国家，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剥削外围或半外围的欠发达国家，掠夺资源是其最常规的手段。而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后发展国家又无法摆脱这种控制而必然屈服并依附于处于中心位置的发达国家。在此基础上，福斯特对生态帝国主义的具体行径进行了揭示：“第一，掠夺外围国家的资源，并改变各国所依赖的整个生态系统；第二，攫取和转移与资源相关联的大量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第三，通过制造和利用欠发达社会的生态脆弱来强化帝国主义的控制；第四，向外围国家倾倒垃圾，实现污染转移；第五，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与环境关系的‘新陈代谢断裂’，限制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2](P204)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不会终止自身的扩张，在更加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通过战争来掌控更多的自然生态资源。为什么美国的视线没有离开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如果能够联想到它们已探明的石油资源分别占世界的第一位和第二位，那么美国对它们所做的一切似乎就不难理解了。如果阿富汗不是世界上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恐怕美国也不会那么“钟情”于它了。正如布什政府所宣扬的那样“原油与世界霸主地位才是美国政治、经济、外交的核心出发点。”[3](P122)
后发展国家在“碳政治”的裹挟下求发展。资本在全球化运动中将国际间政治经济的不正义拓展到生态交往关系层面，对后发展国家进行生态掠夺与污染转移，在后发展国家欠下了巨额的生态债务，这完全违背了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的基本正义原则，致使全球环境正义问题凸显。为了逃避责任，发达国家还将矛头指向后发展国家，竭力推卸其所应该承担的环境责任，并用一种“碳政治”的方式，试图在更深层次上裹挟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力求成为新规则的制定者和主导者，它以保护全球生态环境为名，大力推进低碳革命，鼓吹“低碳”、限制“高碳”，并企图建构起生态主义的话语实践。在这种话语体系下，已经历高度工业化发展的发达国家摇身一变成为“低碳国家”和“绿色发展”的积极推动者，极力推广“低碳”技术和手段。后发展国家却不得不背负“高碳国家”的恶名和指责，对于“高碳经济”及与之相关的一切事务，发达国家都运用其所主导的话语体系予以限制和打击。仔细思索，不难发现，“碳政治”实则是以保护全球生态环境之名，在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中展开的利益博弈。无论是发达国家所倡导的“约束性”减排的率先行动，还是向后发展国家许诺的资金和技术转让，都有其特定的政治前提和预期——将广大后发展国家置于由欧美国家所主导的经济体制框架，而资金和技术(尽管是在绿色或低碳的名义下)也无非是充当维持或强化其经济政治相对优势的基本手段而已。这从根本上说是由资本所控制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引发的，资本无法克服生态灾难，就借助于资本的力量将其转嫁到后发展国家。
与西方“深绿”、“浅绿”等思潮抛开社会制度而单纯从价值观层面探寻生态危机的本质和根源有所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及其反生态本性展开了批判，探究生态危机的本质和根源，同时也对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展国家的环境厄运予以深刻揭示和反思。
综上，不难发现，生态帝国主义具有帝国主义的所有特质，处于中心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无所不用其极地对外围国家进行殖民化的帝国主义统治，资本主义框架下的“不平衡的联合发展”也加剧了后发展国家乃至全球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自然生态被推向了毁灭的境地。后发展国家需清醒地认识到，当阶级的对立和国家间的冲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而被冲淡的时候，资本已从生态的角度再现其剥削的本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像传统帝国主义利用超强军事力量和强大经济实力对外围国家进行压制以外，还借助于政策议题设定、理论话语阐释、技术信息供给等方式加以辅助，确立并维护其先驱性或领导性的角色，这背后隐藏着强大的资本力量。在资本眼中，一切生态资源只是可以带来利润的工具而已，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只要全球经济处在由资本主义制度所主导的发展体系之中，这种趋势就不会得到根本上的逆转。
后发展国家深陷于资本主义的“不平衡的联合发展”。奥康纳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地缘发展的不平衡态势进行了阐释，解析了资本主义的“不平衡联合发展”。他从两个层面阐释了这种“不平衡”：其一，在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式经济发展模式下，后发展国家对生产原料的占有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不平衡。其二，在“西方中心主义”所引导的生态殖民主义行为模式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后发展国家资源的掠夺与占有加剧了两者发展的不平衡。在奥康纳看来，贸易的全球化发展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被动地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经济、科技发展优势用更加低廉的成本去掠夺后发展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这大大加速了发达国家资本积累的规模和速度，也进一步刺激了其对后发展国家进行掠夺的动力和欲望。“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同维护自然界正常运作的外在条件存在着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有了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经济、科技和人口资源，对于自然环境的本真运作造成严重负担，同时，由于生态殖民主义行为，对于后发展国家在物质生产资料、劳动者等方面的剥削，使得后发展国家的生态资源同样受到破坏，这种情况的延续必然会压缩自然环境可恢复和改善的空间。”[3](P190)在“不平衡”的基础上，奥康纳进一步提出了“联合发展”的概念，并指出它往往借助两种方式得以完成：“一种是后发展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和后发展国家劳动人口向发达国家的转移；另一种是资本以及相应技术使用向后发展国家的输出。”[3](P190)这种联合发展的后果是：其一，当后发展国家人口因城市化而大量集中于城市或转移至发达国家时，人口大量集中地区的竞争加剧，可支配收入相应减少，工作环境标准和福利标准随之降低等问题相应出现。而对于人口流失地区而言，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维护将难以为继，从而导致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加剧；其二，发达国家在将资本和技术向后发展国家投入时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选择的，他们选择的往往都是会对环境产生严重污染的产业，这同样会导致当地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也就是说，这种“不平衡的联合发展”一定会导致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加剧。因此，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这种难以抵抗的“不平衡联合发展”将为后发展国家带来巨大的生态压力。
三、后发展国家生态环境困境的应对策略
目前，国内城市商业银行对市场营销的认识还不够深，还未能形成全面的市场营销战略策略观念。全面的营销观念是引导相关银行走向繁荣的指导方向，它关系到银行的每一位员工，渗透于银行工作的方方面面[5]。国内城市商业银行应认识到市场营销是建立在全员努力、客户导向、利润和社会责任这四方面之上。但是，目前国内的相关银行对于市场营销观念的理解还不够深刻，没有真正落实市场营销的“以客户为中心”这个营销理念。
追求“环境正义”，抵抗“碳政治”的绿色壁垒。“环境正义”关系到作为环境主体的人如何公平正义地分配现有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以及共同负担生态成本和生态责任。在这方面，不同民族、地区都应享有公正平等的机会。目前，虽然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同处于全球性“碳政治”平台，但两者却并不可能享有同等的发言权、政策议定权和制度供给权。从根本上说，“碳政治”所导向的是一种更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是广大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制度构架与经济技术模式。在追求“环境正义”的向度下，抵抗“碳政治”的绿色壁垒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树立超越“生态帝国主义”逻辑的“环境正义”的价值追求。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扬弃资本逻辑、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指出其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通过制度变革，实现自然资源的合理分配。虽然，实现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在现今世界的经济体制框架内还为时尚早，但是对于“环境正义”的追求理应成为后发展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追求和后发展国家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向度。其次，实现后发展国家利益的联合和力量的联合，开展构建“环境正义”的政治实践。后发展国家联合起来，着手创设全球性的资本及其逻辑的限制性框架与运行机制，因势利导地利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的话语，加强话语的构建能力。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基础，坚决捍卫民族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再次，在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推进“环境正义”，追求生态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正相统一，努力推进社会关系在各领域的公平正义，推进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公正和国内民主管理的变革，为建立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4]
落实“科学发展”，协调好各方生态利益关系。在当今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于全球化运动之外而追求现代化发展，后发展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应作为一种发展观而出现并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从本真意义上来讲并不是彼此矛盾的零和博弈，西方国家生态文明之所以流于空谈，其原因在于没能在制度层面对人类的共同利益予以确认，更无法真正落实于人类实践之中。既然生态危机根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那么对生态危机解决途径的探讨就不能局限于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而需着眼于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后发展国家应着眼于处理好三方面的利益关系：一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利益关系。后发展国家需深刻认识资本主义温情面纱背后的生态帝国主义实质，抵御发达国家利用环境问题推行霸权主义和环境殖民主义，在保障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全球环境正义。二是民族国家内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后发展国家要审慎对待西方国家所主张的“环境库兹涅茨理论”等具有经济决定论倾向的思想，要保持必要的生态意识，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切不可因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付出沉重的生态代价。在经济增长与生态资源保护上寻求良方的同时，也要兼顾后发展国家内部的环境正义问题，协调好各方生态利益关系，这需要在制度上予以规约，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三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5]。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应该是同向的，以经济发展提升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以社会发展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发展目标的设定应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力求将消除贫困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综上，在追求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后发展国家要对发展予以批判性认识，剔除伪发展，做到以生态文明扬弃工业文明。
共谋“生态治理”，同担“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全球化，各民族国家、地区在全球化过程中虽存在利益矛盾和文化认同的冲突，但全球化进程也使各民族国家间的利益联系日益紧密，共同利益日益加深。因此，对于生态危机的应对，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也都难以“独善其身”或“我行我素”。全球环境治理关涉的是各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后发展国家在发展本国经济，改善本国环境问题的同时，还需具有国际视野，与各民族国家一道共谋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共担生态责任，维护各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但是，与发达国家共同担责，担当的应是“有差别的责任”。我们需理性地看到，少数发达国家一方面凭借其对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掌控，优先开发、大肆购进后发展国家的资源。另一方面又站上“地球环境卫士”的神坛，通过《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规范性的条约和协定，对后发展国家妄加指责，要求后发展国家承担与其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而对自身所应承担的责任又闪烁其辞或拒不履行。事实上，对环境问题的考量既要考察其现实因素，又要考量其历史根源。强调承担“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并不是强调后发展国家不需为全球环境治理担责，而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造成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不同，发展需求和能力也存在差异。”[6](P132)全球环境问题肇始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达国家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不仅造成了本国的环境问题，而且也大肆掠夺了落后国家的资源，为后发展国家遗留了巨额的生态债务。如果不从历时态角度去追究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深刻根源，而只从现时态出发去考量后发展国家所应承担的生态责任，显然不符合“环境正义”所主张的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在环境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平等权益。后发展国家应在全球环境治理中遵循“全球权利与全球责任相统一”的原则，承担起与其权利享有和发展能力相符合的使命和职责。
总体而言，资本主义通过掠夺后发展国家的物质资源，达成了自身的生态平衡；通过向后发展国家转移污染，换取了自身良好的生态环境；通过对后发展国家进行限制，保证了自身丰裕的物质生活。面对巨大的“生态债务”，追求“环境正义”、落实“科学发展”、共谋“生态治理”是后发展国家破除发达国家资本霸权逻辑的现实路径(选择)，后发展国家不应只做环境问题的被动承受者，而应积极联合起来，抵抗“碳政治”的绿色壁垒、协调好各方生态利益关系、承担“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通过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对抗发达国家的等级优势和排斥性霸权，争取以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式、规则和秩序来处置当前人类面临的环境困境与发展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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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292( 2019) 04-0016-05
[收稿日期] 2019-05-20
[基金项目] 2017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生态危机的资本逻辑批判研究”(17KSC128)；2015年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美丽中国语境下大学生生态意识培育研究”(GJB1215039)；2017年度黑龙江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青年创新人才项目“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思想研究”
[作者简介] 梁巍，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当代发展。
[责任编辑 常延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