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供应链管理理论的流派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派论文,供应链管理论文,理论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论
全球供应链（Global Supply Chain）一词最早出现在Hishleifer（1956）[1]的工作中。之后，经过学者们不断丰富，形成了完整的定义。全球供应链是实现一系列分散在全球各地的相互关联的商业活动，包括采购原料和零件、处理并得到最终产品、产品增值、对零售商和消费者的配送、在各个商业主体之间交换信息，其主要目的是降低成本扩大收益。
1950年至今，全球供应链研究为跨国公司服务，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短期内，全球供应链确实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就业、税收和投资，提供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带动制造业发展，促进技术水平提高。长期来看，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在于廉价劳动力和优惠政策。跨国公司掌握核心技术与品牌销售优势，发展中国家仅处于配合地位。
当前中国面临新挑战。内有人民币升值压力，外有美元贬值影响。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和谐共赢？本文试综述全球供应链管理理论的流派成果，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思路。
二、全球供应链的古典研究——多国公司决策问题
1.古典研究的背景和主要问题
20世纪50年代起，跨国公司的地位和数量迅速上升。到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达7000家以上，海外子公司超过27000家，对石油、汽车、医药、重化学工业等主要工业领域实现跨国垄断。发展中国家尚在革命战争中，无暇顾及国际经济局势。
作为应用性研究，全球供应链研究工作以跨国公司的当前需要为导向，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多国公司（MNC）在不同地区开展业务活动时，如何决策以实现最优，即多国公司的决策问题。
2.问题的简化和解决
对MNC优化问题，最早见于Hishleifer（1956）[1]的文献，但他的讨论限于在一国的不同地区，认为集中决策是最优选择。之后，Horst（1971）把问题扩展到不同国家，同时将问题进行了调整，简化为MNC应该采用集中决策模式还是分散决策模式。[2]
随后的20年中，学者们就该问题进行争论。Hishleifer（1956）、Horst（1971）、Copithorne（1971）、vidal and Goetschalckx（2001）、Nieckels（2008）支持集中决策，[1-5]Dantzig and Wolfe（1960，1961）、Marshak（1959）、Hass（1968）、Baumol and Fabian（1964）、Whinston（1966）、Shaprio（2000）支持分散决策。[6-12]
该争论的最新进展是Villegas和Ouenniche（2008）的工作。[13]他提出MNC在战略层面上应选择总部集中决策，在战术层面选择总部集中决策或分部分散决策均可，在运作层面应选择分部分散决策，该观点得到了美国铝业公司和汽车制造集团在案例上的支持。
Villegas和Ouenniche（2008）[13]总结古典研究。他们认为MNC是全球供应链的早期形式，即以跨国公司为边界的供应链。MNC的一切资源、产品、服务的交易都在公司集团内部各分部之间进行。
3.对古典研究的评价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资本主义战后的黄金发展时期。跨国公司在全球攫取生产要素，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公司总部赋予分部一定决策权以提高绩效，却又不愿意分部掌握太多决策权力而失去控制。因而决策权分配成为一个两难问题。这一难题又因为信息技术的应用和物流科技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利益集团的不断加入而变得更为复杂。
总结全球供应链的古典研究工作，是以多厂企业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企业决策模式，特别重视总部和分部之间的联系。由于问题涉及跨国公司内部，相关研究工作多受到跨国公司的资助。
三、全球供应链的现代研究——规划工具的广泛应用
1.现代研究的背景和主要问题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发达国家集团内部跨国贸易矛盾加深。受石油危机影响，美国政府科学再规划现有产业布局。在政府需求引导下，企业地理研究的重要力量华盛顿学派集体转向区位理论研究。而跨国公司的需求是，如何在有冲突的国际环境中实现生产要素配置，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至此，全球供应链的研究和企业地理的研究出现分化，开始探索自身的研究范式。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经济学理论界产生了一系列新理论，有力地支持了全球供应链的研究工作。最主要的贡献来自国际分工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跨国公司调整运营战略，将出口产品转变为出口工厂和出口资本，在全球寻找成本洼地。全球供应链研究工作需要解决一个具体问题，重新规划跨国公司的生产—配送网络，实现收益最大化，即全球物流系统（GLS）问题。
2.问题的解决和新工具的使用
全球供应链整合了分散在各国的从原料供应商到最终消费者的关键商业过程，用于向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产品、服务、增值和信息交换。对于GLS问题，最主要的研究范式是规划方法（MIP），占据成果的50％。可用决策变量、业绩指标、供应链结构变量、国际因素来归纳MIP模型。
对于全球供应链的决策变量，这一时期的学者选择以工厂选址为主。部分原因是受到美国政府需求影响，部分原因是跨国公司有调整全球产能布局的需求。受此需求影响，产能和运输量也成为决策中的主要因素。Hodder和Dincer（1986），Cohen和Lee（1989），Cohen et al.（1989），Arntzen et al.（1995），Gutierrez和Kouvelis（1995），Rosenfield（1996），Dasu和de la Torre（1997），Munson和Rosenblatt（1997），Vidal和Goetschalckx（2001），Canel和Khumawala（2001），Lowe et al.（2002），Nagurney et al.（2003）等人都将产能与运输能力平衡作为重点决策变量。[14][14-24]为配合这一决策变量的优化调整，以上学者的工作中还伴随有对供应商的重新选择。
对于业绩指标，学者们比较认同的有3类目标函数。第一类为税后期望收益最大化。支持这一函数形式的有Hodder和Dincer（1986），[14]Cohen和Lee（1989），[15]Cohen et al.（1989），[16]Huchzermeier和Cohen（1996），[25]Vidal和Goetschalckx（2001），[4]Canel和Khumawala（2001）。[22]第二类为运作成本最小化。支持这一函数形式的有Haug（1992），[26]Kogut和Kulatilaka（1994），[27]Arntzen et al.（1995），[17]Gutierrez和Kouvelis（1995），[18]Rosenfield（1996），[19]Kouvelis和Gutierrez（1997），[28]Munson和Rosenblatt（1997），[21]Lowe et al.（2002）。[23]由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引进，出现了第三类目标函数，要求多方收益最大化。支持这一函数形式的有Breitman和Lucas（1987），[29]Dasu和de la Torre（1997），[20]Hadjinicola和Kumar（2002），[30]Nagurney et al.（2003）。[24]
对应供应链结构参数，多数学者支持两层结构。如Hodder和Dincer（1986），[14]Haug（1992），[26]Kogut和Kulatilaka（1994），[27]Gutierrez和Kouvelis（1995），[18]Rosenfield（1996），[19]Kouvelis和Gutierrez（1997），[28]Dasu和de la Torre（1997），[20]Canel和Khumawala（2001），[22]Hadjinicola和Kumar（2002），[30]Lowe et al.（2002）。[23]而对于供应链的合作决策形式，无一例外都选择了多工厂多市场模式（MPMM）。
作为全球供应链，需要考虑国际因素影响，关税、汇率、消费税是模型中不可缺的三个重要因素。此外，也有学者考虑到工人技能，如Hodder和Dincer（1986），[14]Breitman和Lucas（1987），[29]Haug（1992），[26]Lowe et al.（2002）。[23]也有学者考虑到非关税壁垒，如Arntzen et al.（1995），[17]Dasu和de la Torre（1997），[20]Canel和Khumawala（2001）。[22]而Arntzen et al.（1995）[17]认为运输时间也可作为一类非关税壁垒来看待，但没有学者进行后续研究。
随实践工作展开，不断有新因素加入模型。Villegas和Ouenniche（2008）的模型中，国际因素方面的变量超过30个。[13]
3.对现代研究的评价
1970－1990年是全球供应链研究的黄金时期，MIP工具得到广泛应用。变量复杂化导致计算规模爆炸，模型只能给出满意解。研究门槛较低，方法学容易掌握，大量研究存在缺乏数据支持、模型雷同、观点接近的情况，存在严重的学术跟风。因而，只有少数学者的研究得到跨国公司的支持。
四、全球供应链当代研究——引入社会责任概念
1.当代研究的背景和主要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兴起。和平、环保、社会责任和人权等非政府组织也不断呼吁，要求社会责任与贸易挂钩。迫于日益增大的压力和自身的发展需要，跨国公司纷纷制订对社会做出必要承诺的责任守则，或通过环境、职业健康、社会责任认证应对不同利益团体的需要。
1990－2008年，是全球供应链研究的转型期。单一使用MIP工具缺乏平等的视角，理论模型没有考虑相关群体。跨国公司迫切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平衡全球供应链上各个相关利益方的利益，更好担负起全球社会责任（GCSR）问题。
2.问题的探索和新理念的引入
为解决这一问题，社会责任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被引入到全球供应链管理理论体系当中。全球供应链的利益相关方包括了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本地社区、媒体、环保主义等压力集团，还包括自然环境、人类后代等客体。这些利益相关者与全球供应链生存发展密切相关，分担经营风险，并相互监督制约。全球供应链的经营决策必须考虑他们的利益或接受他们的要求。全球供应链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对各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回应的质量，而不仅仅取决于股东。
对于GCSR问题，主要研究范式是案例分析方法，占据成果的80％。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学者们选取了不同的行业背景，因而对社会责任关注的重点不同。可用社会责任重点、业绩指标、案例对象和建议履行方式来归纳研究成果。
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不尽相同，因而对各国学者研究的需求也不一致，最终形成了三个主要方向。以研究环境无害化为主的环境学派，包括Samir K.Srivastava（2008），[31]Henriques and Sadorsky（1999），[32]Jiuh-Biing Sheu（2008），[33]Giannis T.Tsoulfas（2002），[34]Stephan Vachon，Robert D.Klassen（2008），[35]M.Victoria de la Fuente（2008），[36]Anna Nagurney，Fuminori Toyasaki（2005），[37]Frank Schultmann（2006），[38]DENNIS RONDINELLI（2000），[39]Marc Chouinard（2005）。[40]这一学派主要响应了发达国家压力集团的诉求，强调公司的社会义务，要求建立回收系统。
以研究社会福利整体改进为主的社会福利学派，包括Zhang Shu Guang（2008），[41]Li Ping（2007），[42]Md.Saidul Islam（2008），[43]Knut Bj?rn Lindkvista（2008），[44]陈爱贞和刘志彪（2007）。[45]这一派主要响应了发展中大国压力集团的诉求，强调国家社会责任，要求政府干涉。
以研究劳工权益维护为主的劳工权益学派，包括Bin Jiang（2007），[46]Jayavel Sounderpandian，Sameer Prasad，Manu Madan（2008），[47]Arnaldo Camuffo，Andrea Furlan，Pietro Romanob，Andrea Vinelli（2006），[48]DARA O'ROURKE（2006），[49]SACOM（2005-2008）。[50-65]这一派主要响应了发展中大国劳工集团的诉求，强调劳工权益，反对全球供应链管理中的不平等现象，要求建立全球统一的劳工标准。
由于研究出发点的不同，这三派学者在选取案例时往往有倾向性。环境学派选取的案例为电子电器、通信、医疗等高附加值产业，案例所属国家多为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福利学派选取的案例为粮农、化工、纺织等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案例所属国家多为东欧、东亚、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劳工权益学派选取的案例多为成衣、鞋帽、零售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案例所属国家多为中国、越南等廉价劳动力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供应链社会责任研究集中在社会福利提高和劳工权益保障方面，而发达国家则集中在环境和资源使用方面。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在劳工集团和生产者集团之外，消费者、政府、学者集团也作为重要力量提出对应社会责任要求。
3.对当代研究的评价
当代研究扩展了全球供应链的参与者集合，它把现代研究视为研究边界的公司环境也纳入到研究范围中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现代研究主流工具MIP不适合当代问题。设计新工具成为当代研究的当务之急。
当代研究的服务对象也出现了多样化。有社会责任成本焦虑的跨国企业、希望改善国际贸易关系的本土企业、希望获得长期伙伴的本地企业成为引导研究的主流。当代研究开始脱离纯粹的经济目的。它介入到社会活动领域，为社会团体和政党服务，为政府改善人权和环保记录提供思路和方案。这是当代研究的泛化和深入的具体表现。
五、结论
全球供应链研究是应用型研究，该研究以利益集团的需求为导向。全球供应链研究从公司地理学脱胎后，在近60年的发展中，方法学由单一工具走向多种工具综合，视角从微观走向宏观，政策由外生转向内生。纵观全球供应链研究60年来的发展，可以看到有如下明显的趋势。
1.世界比过去更平，也比过去更不平
从1950年至今，全球供应链研究为大多数跨国公司服务，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2005年，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外包和技术进步在改变世界，国界在消亡。《地球是平的》成为政商第一显学。全球供应链的出现和兴起是最好的证明。信息技术的发展，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物流技术的突破使世界更平坦。
但平坦的只是对发达国家有利的世界，对弱势国家和国家的弱势产业而言，平坦意味着威胁。全球供应链在有力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诸多挑战。他国政策影响、垄断供应商勾结、跨国公司控制抵消了中国政策的影响。外需市场萎缩、周边国家兴起、国内要素环境恶化使得中国需要反思全球供应链的“双刃剑”作用。
2.实践中的否定之否定
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在全球取得成功的同时，也遭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反对。发展中国家不仅开始保护本国关键企业和市场，也利用手中外汇组建主权投资基金，在国际市场上购买配套产业，打造服务于本国利益的全球供应链，引起发达国家的抵触情绪。
对主动型主权基金的批量收购行动，OECD国家率先采取严厉规制政策，澳大利亚的矿业资源不再全面开放，俄罗斯设置外资准入上限，美国国会紧急通过限制主权基金投资法案。此举立刻引起发展中国家效仿。委内瑞拉等国强推国有化，强行驱逐跨国公司资本。全球供应链过去的成功正成为它现实面对的难题。
3.认识的螺旋上升过程
全球供应链古典研究和现代研究并未死亡。
发展中国家热烈欢迎这方面的研究。引导研究的需求呈现多元化，掺杂着民族情绪宣泄、国家战略要求、追逐商业利润。研究的背景从信奉自由主义的国际市场转向了充满了各种利益集团管制和跨国公司霸权垄断的国际市场。这些因素使全球供应链的古典研究和现代研究重新获得价值。在中国，全球供应链的研究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为古老的生产力地理布局论带来新生。古典研究和现代研究走过一条兴起、跟风、反思、批判、继承和新生的道路，正说明研究过程是一个螺旋上升过程。
弗里德曼并没有说错。受技术进步和制度完善所赐，世界比以前更平坦了。但平坦的世界对优势利益集团有利，却会伤害劣势群体。以Pankaj Ghemawat（2008）[66]为代表，又提出了半全球化时代（semiglobalization）假说。从不平坦的世界到平坦的世界再到不平坦的世界，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一个螺旋上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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