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析社会保障制度对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居民消费论文,当前我国论文,社会保障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需求成为拉动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进入“九五”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持续回落，需求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整体回升的因素之一。对此，理论界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受阻，造成居民消费需求明显不足；二是认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引起居民消费行为分化，消费结构出现断档；三是认为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致使居民收入预期下降，支出预期增加；储蓄倾向上升，消费倾向下降。以上几种观点都从不同角度解释了造成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本文通过从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相关性分析，以及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回升更具有说服力。
一、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国际分析
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为公民提供一系列基本生活保障，使之在年迈、疾病、失业、灾害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下，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制度。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和以卢卡斯和萨金特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理论，消费者根据本期收入、预期的未来收入决定自己的消费行为；同时，人们消费不仅要考虑本期消费，更多的还要考虑将来的消费。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对人们消费行为以及消费预期的影响至关重要。从英国颁布《济贫法》开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根据各自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建立了不同类型和不同项目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各国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发展过程来看，由于各国基本社会制度和国情的差异，社会保障机制和保障水平明显不同，使其对储蓄和消费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各国一般使用社会保障支出与国民收入（或者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作为各国社会保障支出规模的显示指标。按照这个指标，日本为13.8%，瑞典为49.0%，法国为34.9%，德国为29.7%，英国为24.5%，美国为18.0%（均为1991年数）。显然，日本、美国的社会保障给付费规模较低，为低保障国家，而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的给付费规模都比较高，属高保障、高福利国家。现就这两种类型国家的社会保障与消费的相关性，以及对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比较。
1、美国、日本社会保障的实施对消费和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
首先，美国、日本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明显。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和日本的社会保障程度都不算高，就其消费水平和储蓄率来讲两国却截然不同。如表1所示，美国是比较典型的低储蓄国家，而日本却是典型的具有东方色彩的高储蓄国家，美、日虽然同属低社会保障国家，但就储蓄与消费来讲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国家。
表1 美国、日本个人储蓄、消费比重比较
年份 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 世界平均
美国日本
美国 日本
19708.1 21.0
62.8 52.3 60.8
19807.9 22.1
63.1 58.8 59.3
19904.2 24.7
66.4 57.4 61.2
19914.8 25.5
66.8 56.5 61.2
19925.3 25.5
67.3 57.2 61.8
19934.1 25.7
67.7 58.1 62.0
19944.1 26.6
68.0 58.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1996年国际经济统计》
一般认为，美国居民的高消费行为主要是：(1)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存在巨额的财政赤字，(2)消费信贷在美国非常发达，居民购买大件消费品如汽车、住房等均可申请贷款；(3)进入80年代以来，美国股票市场发展迅速，财富效应使得居民消费需求上升，储蓄开始下降。可见，美国的高消费与社会保障的相关性不大。
日本高储蓄的原因有：(1)日本人民具有东方民族勤俭储蓄的传统；(2)日本又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家，居民为教育进行储蓄的动机非常强烈；(3)日本经济持续的发展，使居民工资收入增长较快，人们的储蓄变得更加容易；(4)社会保障水平低，防老储蓄动机较为明显。由此看来，日本的高储蓄率与社会保障似乎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并不明显。
其次，社会保障的实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虽然美国、日本的社会保障对储蓄和消费的影响并不明显，但美、日两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对其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
(1)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对缓和经济危机、协调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美、日两国通过采取适度的社会保障措施，部分抵消了因经济衰退造成的大量失业而引起的支付能力的下降，对保障国民基本收入和一定的消费需求以及社会稳定起了积极作用。如美国30年代的经济危机，第一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冲击，由于及时采取了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的措施，使危机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经济衰退现象大大得以缓解，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2)社会保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调节了宏观经济运行，增加了社会有效需求。如美国大部分社会福利开支使政府转移支付形式进入低收入家庭和个人手中，这已经成为低收入者经济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在贫困家庭和个人较高边际消费作用下，这些转移支付的90%以上形成了社会购买力，使美国经济不断维持了一种较高的有效需求状态。
(3)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个人、家庭对劳动力培养和训练费用支出的不足，对培养和开发本国的人力资本起到了积极作用。美、日两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能长期保持快速增长，与之对教育的重视和高投入是分不开的。
2、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对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保障制度在西方国家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中北欧的丹麦、挪威、芬兰、瑞典、冰岛以“福利国家”著称，他们为国民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计划，其中包括各种保险制度和低价格的服务。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西方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也开始纷纷仿效北欧，先后进入了“福利国家”的行列。福利政策的推行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国家消费需求的增长，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高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社会保障制度的较早实施和保障范围的不断扩大，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可以将家庭收入的大部分放心地用于消费而无需储蓄，所以长期以来居民的消费需求的增长大大高于储蓄的增长。根据1997年《世界经济年鉴》的统计，英国、法国、德国、瑞典1995年政府和私人的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85%、79.6%、76.5%、78%，家庭储蓄占可支配家庭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1%、14.3%、11.6%、6.9%。
(2)“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计划使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大、范围广。“普遍福利”的政策主张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覆盖全社会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网络，居民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可以从社会福利中获得，使得居民在生活上基本可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以德国为例，社会保障的实施使90%以上的家庭不同程度地得到了福利补贴，其金额1970年平均每户为3429马克，到1980年已达10000马克。再如法国，虽然政府近年来尽最大努力抑制社会保障开支的过快增长，但法国人目前的家庭收入平均仍有1/3来自社会保障的各项补助。
(3)庞大福利开支有效地扩大了消费需求并带动了经济增长。以英国为例，战后英国政府福利费用一直在财政支出中占有较大份额，如1982～1983年，英国政府用于社会保障、国民保健和个人社会服务这三项的支出总计487亿英镑，占该年度财政开支的44.3%，政府以巨额社会福利津贴的形式，提供人们消费开支，这在客观上扩大了市场需求，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英国经济始终保持了一定增长，增长率一般在2%-4%之间。
(4)社会保障的实施，通过社会再分配形式，改善了中低收入居民的生活条件，扩大了这部分居民的边际消费能力，对社会安定和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高福利、高消费也给这些福利国家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后果，如投资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政府财政负担不堪重负；助长了部分人的懒惰情绪等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保障与消费两者之间既有相关性，也有负相关性。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使社会保障对消费产生的影响也不同。过高的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影响是两方面的，当社会保障水平适度的时候就具有积极作用，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促进消费需求快速增长；但过度保障势必造成过度消费，储蓄率下降，抑制经济增长。
二、我国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建国之初建立起来的，经过5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的不懈努力和发展，已形成了一套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公民提供了广泛的社会保障，使居民的消费能力得到了充分释放，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起了积极的作用。
1、我国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看到，由于各国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不同，消费与社会保障之间相关程度也不同。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典型的具有东方特点的比较节俭的民族。当今，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与之相适应，也正处在由旧的福利制度向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变中。正是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明显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因此，在目前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消费需求的增长与社会保障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表2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率、消费倾向变化情况
年份居民消费
平均消费 平均消费 边际消费
边际消费 城乡居民合计平均
率(%) 倾向 倾向 倾向 倾向 消费倾向
农民城镇居民农民城镇居民
197848.8 0.97 0.97 - -0.97
198153.1 0.85 0.91 0.92 0.84
0.86
198252.2 0.82 0.88 0.86 0.81
0.83
198352.4 0.80 0.88 0.72 0.81
0.82
198451.3 0.77 0.85 0.67 0.79
0.79
198552.2 0.79 0.90 0.82 0.86
0.82
198651.1 0.84 0.88 0.87 0.80
0.85
198750.6 0.86 0.87 0.84 0.79
0.86
198851.9 0.87 0.93 0.86 0.79
0.89
198951.8 0.89 0.87 0.84 0.78
0.88
199049.7 0.85 0.85 0.69 0.73
0.85
199148.5 0.87 0.85 0.71 0.73
0.86
199248.2 0.84 0.83 0.79 0.70
0.84
199345.5 0.83 0.82 0.70 0.69
0.83
199445.1 0.83 0.82 0.71 0.67
0.83
199546.9 0.83 0.83 0.66 0.70
0.83
199647.8 0.81 0.81 0.71 0.64
0.81
199747.5 0.77 0.81 0.72 0.64
0.78
表2中的资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变化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即1981～1988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水平波动阶段，在0.91～0.93之间波动，同时居民的消费率也呈水平波动；1988～1997年为快速下降阶段，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1988年的0.93迅速下降至1997年的0.81，受此影响，居民消费率由1988年的51.9%下降至1997年的47.5%。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变化比较平缓，其原因是长期以来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主要是以家庭保障为主，社会对其保障程度非常低，因此，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更多的是受收入水平的影响，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对其影响非常小。但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出现的这种变化，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是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来源于福利方面的收入经历了由强劲扩张到持续回落的过程，这种变化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了明显的不同影响。从我国社会保险福利费用增长的变化情况我们发现，城镇居民消费倾向所发生的阶段性变化与社会保险福利费用支出的变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978～1988年全国社会保险福利费用总额由1978年的78.1亿增加到1988年的6555亿元，10年间增长了7倍多，平均每年增长24%，其中国有单位由69.1亿元增加到540亿元，增长了6.8倍，平均递增22.8%；城镇集体单位由9亿元增至110.8亿元，平均每年递增28.5%。1989～1998年增长速度放慢，全国保险福利费用总额由1989年的768亿元增加到1998年的3360.7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5.9%，比前10年回落近8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单位增长了3.4倍，平均递增16%，城镇集体单位增长速度下降更快，10年间仅增长1.6倍，平均每年递增10%，比前10年回落18.5个百分点。从1995年开始社会福利费用增长一直呈下降趋势，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时期。由此可见，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与公共福利费用支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福利支出增长较快，居民消费倾向高消费增长就快，反之较慢。这说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非常明显，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2、社会保障制度对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消费需求增长速度明显放慢，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影响我国消费需求回升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在传统的福利体制被打破，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于完善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对居民消费预期产生了较大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低工资，高福利”，由政府和企业“统包”的社会福利制度。国有单位职工的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等全部由政府和企业负担，虽然福利水平不能和欧洲福利国家相比，但在低水平上也几乎是“从摇篮到坟墓”即生老病死全部由国家和企业包揽，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居民的后顾之忧，使居民在低工资下保持了旺盛的消费需求。特别是80年代社会保障对消费需求的迅速扩张具有明显的支撑作用，使消费成为拉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保障体制进入加速改革阶段，旧的福利制度被打破，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转轨期间出现的社会保障功能弱化，不仅使城镇居民从福利方面得到的收入减少，而且还造成了在福利制度下长期实行低工资的城镇居民承担了相当大的改革成本，致使相当一部分消费基金被分流。而正在进行的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显示出未来公共福利开支将减少，个人支出部分将增加，这对人们的收支预期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急速变革，对于长期以来习惯于被政府和企业包揽的城镇居民来说，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实际担负能力上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进而对消费需求产生一定的影响。农村居民由于长期以来缺乏社会保障，使其在收入增长下降的情况下，为了基本生存而不得不缩减其它不必要的支出，致使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下降。因此，笔者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是影响我国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
(1)福利制度从不规范向规范化转变使城镇居民心理感到不适应。福利本该是对低收入家庭生活起到补充和保障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低的工资制，因此职工福利发放非常具有普遍性，使得以各种福利形式获得的货币和非货币收入成为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些货币和非货币收入在旧的福利制度下，虽然很难体现社会保障对低收入者的保障作用，尽管存在着某些不合理，有时甚至是不规范和不公平，但都实实在在构成了城镇居民的当期收入，使居民在工资收入增长的同时更能感受到由各种福利规模扩张为其生活带来的安全感，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明显较高。改革旧的不合理、不规范的福利制度，对于减轻企业负担，发挥社会保障应有的功能的确非常重要，但是，一旦由个人承担起家庭更多的消费负担时，现期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就明显减少，居民的消费行为就变得相当谨慎。因此，对于长期习惯于政府、企业包揽的绝大多数城镇居民来说，改革不合理的福利制度使他们心理上产生了很大的不适应。
(2)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使人们的支出预期发生明显变化。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主要是对计划经济时期的住房、医疗、养老、教育、就业几方面旧的福利制度的改革。然而，从已实施或即将实施的政策信息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向人们显示出公费福利支出将大幅减少，个人支出将大幅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支出预期，迫使居民储蓄意愿增强，消费倾向下降。
(3)福利制度向社会保障制度转轨造成部分消费基金分流。从旧的福利制度向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转轨，不仅使人们的支出预期发生变化，同时也造成消费基金分流，即本可以用于消费品市场的支出反而用于社会保障支出。长期以来，我国工资构成中只包含职工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现期基本生活的必要支出，即基本消费品支出，并未将住房、医疗、养老以及教育等费用计入工资收入，因此，一旦将原来作为公共支出的住房、医疗、养老以及教育等项目转为个人支出，势必造成居民消费基金的分流。以住房改革为例，到1998年末，全国城镇住房公积金归集累计已达1200亿元，在1998年我国出售的商品房中，私人购房已经占64%，售给个人金额达1311.9亿元，比上年增长38.5%。随着住房货币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大部分公有住房已出售给个人，如以10亿平方米计算，收回资金也在1000亿元以上。此外，据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和新生代调查公司1999年10月份对20个大城市居民购买商业保险情况调查显示，有38%的城市家庭购买了商业保险，其中，33%购买了医疗保险，61%购买了人寿保险，这一方面说明人们的个人保障意识正在加强，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消费基金在分流。据有关专家测算，从1994年开始，5年时间仅社会保险和住房社会化共分流消费基金已超过6000亿元。如果考虑近两年教育制度改革，加快货币化购房等因素，实际被分流的消费基金可能远高于此。消费基金分流，使消费市场严重失血，最终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4)社会保险基金欠缴现象严重，造成部分人基本生活困难，消费能力下降。近年来，随着亏损企业的不断扩大，企业欠缴保险费现象非常普遍。据社会保障部门统计，企业实际缴费只占应缴费用的比例大约为90%，这种情况造成部分下岗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困难，即期消费能力下降。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到1998年末企业实有下岗职工为877万人，其中未领到基本生活费的有158万人，占18%。下岗职工未能及时领取基本生活费的原因主要是企业欠缴保险费。据统计，仅1998年企业欠缴的保险费为15.1亿元，历年累计欠缴的失业保险费达37.2亿。全国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已经出现收不抵支，1998年全国各类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大于收14.4亿元。离退休以及失业人员社会保障资金不落实，导致这部分人生活困难，消费能力下降，对消费市场产生不利的影响。
(5)广大农村居民得不到社会保障，使其消费能力释放受到抑制。目前我国农村居民仍以家庭保障为主，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对农民消费需求影响小，农村居民缺乏社会保障，再加上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因素，对农民的消费需求产生了抑制作用。
可见，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已经成为我国当前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的主要制约因素，如何消除这种制约并促进消费需求回升，不仅关系到我国短期经济增长，解决不好还将影响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笔者认为，当前宏观调控应当以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为重点，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居民消费支出预期，消除居民后顾之忧，促进消费需求稳定增长，进而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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