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布什政府取消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承诺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什政府论文,二氧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放弃《京都议定书》的立场，并收回布什总统在去年9月竞选时作出的控制美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承诺。许多国家领导人和民间团体纷纷表示不满和愤慨。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美国政府的这一表态会引起国内和国际社会如此广泛和强烈的反应呢？本文试图对此进行若干分析。
1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汇集世界各国约2000多名科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IPCC)”。最近刚刚完成的第3次评估报告显示，在过去20世纪里，地球表面温度上升了0.4～0.8℃。过去的20年是本世纪温度最高的时期。在过去的100年中，最热的12年出现在1983年以后，最热的3年出现在90年代。根据IPCC排放情景特别报告的最新预测：至2100年，地球表面温度可比1900年上升1.5～6℃。而且，科学家们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地球表面温度的上升确实与人类因大量燃烧矿物燃料而向大气中过量排放温室气体有着密切的联系。气候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水资源时空分布规律被打乱，海平面上升，干旱、洪涝、热带风暴、龙卷风、土壤缺水、森林火灾等极端气候事件程度与频率的上升，农业生产和粮食供应安全受到威胁，因生态平衡被破坏而造成的生态风险上升，人类健康会受到气候变化引致的温疫流行的威胁等。根据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的估计，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提高1倍，可以给发达国家带来相当于其GDP1.0%～1.5%的经济损失（其中可能给美国带来的损失大约占其GDP的1%左右）；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损失可达到其GDP的2.0%～9.0%。显然，气候变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相对不利影响要甚于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总之，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2保护全球气候的国际进程
为应对气候变化给全人类带来的挑战，1997年第3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各缔约方代表终于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对其附件二所列缔约方（主要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作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限制，要求他们在2012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1990年排放水平相比平均要减少5.2%，其中欧盟平均减少8%，美国7%，日本6%。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国际法的形式对特定国家的特定污染物排放量作出定量限制。《京都议定书》还确定了帮助发达国家缔约方减轻其承担减排与控排义务费用的3个“灵活机制”，其中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的“清洁发展机制”。在1998年第四次缔约方大会上，要求在2000年第六次缔约方大会（海牙会议）上通过议定书的具体实施细则，并争取在2002年使《京都议定书》在法律上生效。然而，由于美国与欧盟在一些重要实施问题上分歧严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立场也有较大距离，尽管在一些问题上谈判已取得了进展，但最终因难于达成一揽子协议，而使2000年11月召开的海牙会议无果而终。但是，各缔约方均表示要继续敞开谈判大门，今年7月在波恩召开第6次缔约方大会续会，继续就《京都议定书》实施细则问题展开谈判。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布什政府宣布了惊动四方的气候政策立场。
3履行《京都议定书》可能给美国经济、能源带来的影响
布什政府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并收回在竞选中作出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是有其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能源与环境战略背景。
从政治倾向上看，布什共和党政府被公认的执政理念是放松对企业和市场的管制，减少税收，奉行经济自由主义。而限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规制和引导企业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征收能源税政策，都是有悖于布什政府的执政理念的。因此，在去年大选期间，布什就明确反对《京都议定书》的内容。
从美国目前面临的经济与能源形势方面看，在经历了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强劲增长之后，美国经济正在又一次面临衰退的威胁。履行《京都议定书》很可能会使美国国内能源使用成本提高，从而引起国内产出水平的下降和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减碳造成的国内生产成本上升还可能带来两种不利的效应，一是引起与能源关系密切的产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不利于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引起美国国内资本收益率的下降，造成资本流向那些减碳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总而言之，美国要是履行减碳承诺，就可能会带来国内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生产成本上升、出口减少、资本外流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美国经济增长出现放慢趋势的今天，不能不成为布什政府的忧虑。然而，这或许正是促成布什政府作出放弃实施《京都议定书》决定的背景。
布什政府的决定，还取决于其对气候变化给美国带来的影响，取决于美国为削减温室气体所付出的代价的判断。美国国内的主流观点认为：气候变化给美国带来的损失尽管可能达到约600亿～700亿美元（约合其GDP的1%），但达到《京都议定书》削减温室气体目标的直接费用可高达380亿美元左右，再考虑到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其他不利影响和一些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所付出的代价有可能等于或高于带来的效益（即可避免的气候变化损失）。
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问题上的立场差别，还可从他们在温室气体削减负担的差别上来理解。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供的国家信息通报数据和荷兰学者研究估计，至2010年，各主要发达国家削减温室气体的负担分别为：美国4.24亿吨碳；欧盟0.24亿吨碳（其中德、法、英分别为0.07、0.004和0.04亿吨碳）；日本0.71亿吨碳。由此可见，要求美国实现的温室气体削减量是最多的。再考虑实现《京都议定书》所需的削减总成本，麻省理工学院学者的估计为：美国大约需要380亿美元；日本大约需要340亿美元；而欧盟则大约需要300亿美元。尽管这些数据还只是十分粗糙的估计，但结论十分显然，即：如果执行《京都议定书》，美国相对的减碳代价要更高一些。再考虑前述减碳行动可能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就更容易理解布什政府的立场了。
4问题的实质：美国不愿放弃自己过量占用全球温室气体容量资源所换取的既得利益
联合国气候谈判争论的实质，就在于对日渐稀缺的温室气体大气容量资源在国际间进行分配，限制无限度地使用这种环境容量资源。如果说，几个世纪以来各主要国家对地域疆土的分割已经大体结束；那么，对于本来是作为公共物品由人类共享的环境容量资源，分割才是刚刚开始。《京都议定书》则是人类通过对有关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定量限制，来确定这种环境资源产权的首次尝试。
众所周知，美国在历史上已经累计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其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均居世界之首，人均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美国以5%的人口比例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24%，人均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2倍，是德国的1.9倍，英国的2.2倍，日本的2.25倍，法国的3.2倍，更是中国的8.7倍。换言之，美国富有的经济是建立在对世界能源资源和大气温室气体容量资源比其他国家更多消耗的基础上；而对大气温室气体容量资源的过多占有，又意味着美国经济通过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更大的全球气候变化压力，这一压力的代价却是要由全人类共同承受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外部负经济性。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理所当然地要首先履行减排责任。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多寡的权利，实际上是一种拥有多少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权利。这种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相联系。温室气体大气容量资源是人类共有的资源，美国在总排放量与人均排放水平都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不首先认真考虑对自己过高的排放量予以节制，却将人均排放水平十分低下的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限制作为自己控制排放的前提条件，这只会加剧本来就已经存在的国际不平等。无论从历史责任看，还是从现实人均排放水平和经济技术实力看，美国无疑都对全球气候保护首先负有不可推卸的特殊责任。而美国在专注于自身利益的时候，对国际社会的公共环境利益和争取这种利益的努力采取了一种漠视的态度，这与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大国领导地位是不相符的，难以给人留下一种富有理性和远见、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大国形象。诚如法国总理若斯潘在4月4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美国新政府“在某些问题上，似乎并不认为有必要顾及国际社会通行的一些准则”。对于布什政府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若斯潘指出：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单边主义和十分有害的行为”。
5对气候谈判进程前景的简单分析
3月31日召开的欧盟环境部长会议决定，欧盟仍将继续推动《京都议定书》的批准和实施。这对于欧盟在全球气候保护进程中争取领导地位的努力，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那么，现在就只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劝说美国回到《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轨道上来；二是重开谈判，寻求新的协议；三是推进“没有美国参与的京都进程”，也就是说其他公约附件一缔约方自行履行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责任，而任美国在排放限制之外。就第一种可能性而言，布什政府任期内不会轻易转变立场，这是由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利益集团的压力所决定的，外部作用的影响会十分有限。就第二种可能性而言，美国会提出更高的谈判要价，要么要求减轻自己的责任，要么坚持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提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要求。从美国利益出发，美国的重点似应在减轻自己的责任上，而要求将主要发展中国家纳入限排和控排之列，则更像一个开脱责任的借口。但无论怎样，这些要价都会遇到来自其他缔约方的抵制。
总而言之，人类联合起来，共同保护气候的道路是十分曲折的；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挑战也是不容回避的。人类要么在智慧、开明和勇气中找到全球解决的方案；要么只能等到身受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害且难以忍受时，再开始采取行动。请不要忘记环境科学家的警告：真正的风险在于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往往是不可逆的。在冒未来付出更大代价的风险与为长远利益而放弃部分眼前利益之间，人类必须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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