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货紧缩经济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透视论文,我国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5295（1999）03－0026－04
发达的市场经济是市场自由和政府干预相结合的经济。面对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政府常常采取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干预。宏观经济不稳定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经济衰退和失业；通货膨胀。一般地说，经济出现衰退和失业时，政府应当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出现通货膨胀时，政府则应实行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但是，当经济形势被人们预期到并采取理性的应对措施，宏观经济就会出现滞胀现象，扩张性和紧缩性政策都不适用。
一、近年来我国经济经历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两个阶段
一般来说，当出现通货膨胀时，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为，抑制货币供给量、增加税收和减少政府购买，这势必减少投资活动和减少个人消费活动，从而使经济陷入萎缩之中，失业增加，而此时经济往往陷入通货紧缩之中。其结果是，宏观经济在膨胀和萎缩之间来回翘动，形成跷跷板经济，在一定的情况下，还会出现经济滞胀现象，这比跷跷板经济更糟糕。经济波动和经济陷入滞涨都会使社会福利总水平偏离趋势路径，导致经济发展受阻，经济增长变慢，在微观上，造成价格信息失真，影响经济效率。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看法是，政府对经济形势采取的逆向政策会减低波动的振幅，但却使经济本身波动频率加速，周期长度变短和更有规律，如周期长度在3至5年之间变动是目前西方国家经济周期的主要特征。
1992年中国经济步入市场经济。到1994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出现较高的两位数通货膨胀率和低位的一位数失业率，通货膨胀是当时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 经过几年治理，我国已经成功地控制住通货膨胀。 从1997年第四季度起，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物价总水平不再上涨，相反，还有所下降。商品零售价格水平从1997年10月开始下降，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从1998年2月开始负增长。1998 年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水平比上年下降2.6%，居民消费价格水平比上年下降0.8%。刚刚沾沾自喜“软着陆”没几天，便滑向了通货紧缩的漩涡，且长期难以上升，也使经济长时间偏离潜在增长水平，造成经济发展未能按应达到的高速度增长，延缓了赶超发达国家的步伐。中国会不会出现翘翘板经济现象，就成了经济学界关心的主要问题。
面对上述变化，我国经济学界曾出现过两次重大的意见分歧。第一次分歧是，治理通货膨胀还是防止失业加剧。第二次分歧是，当前我国经济是否已经陷入通货紧缩的困境。判断的结论不同，所实行的宏观政策就大不一样。如认定现在是通货紧缩，则摆脱困境的出路只能是实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增加货币供给、减低利率、加大政府财政支出、增加赤字，这样就会增加社会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如认定不是通货紧缩，则必须重新认识我国目前存在的需求不旺、市场疲软现象，制定相应的政策。
经济学界在是否已经出现通货紧缩这一问题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在很大程度上与对通货紧缩这一概念的理解有关。《新帕尔格雷夫财政大辞典》的定义非常明确，通货紧缩指的就是与通货膨胀相反的情况。这一定义是从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方向说的：价格总水平持续上升称作通货膨胀，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称作通货紧缩，价格总水平不升不降称作价格稳定。这一定义已被大多数学者和官员接受；第二种解释是，通货紧缩是指与货币供给紧缩和信贷供给紧缩同时发生的价格总水平的下降。我国央行和少部分学者根据这一定义，认定我国当前并没有发生通货紧缩。第三种解释，将以上两种解释融为一体，通货紧缩是在经济周期下降阶段与货币和信贷供给制下降同时发生的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这一种解释的优点是强调了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即通过统计分析消除增长趋势后，可以看出通货紧缩是否与经济萎缩一致。问题是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的货币和信贷供给仍继续增加和国内生产总值还在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这一情况。
战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的主要变化是，从古典型周期变成了增长型周期，即周期的下降阶段也不会出现负增长，仍会保持一定的正增长率。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和人力资本以及技术条件的改进，前者减低了周期的振幅，后者提高了趋势路径。但是在消除趋势后，仍会出现负的增长率。这里所强调的是增量变化率的概念，而不是增量本身的变化。如用增量变化率的概念分析，我国近两年的货币和信贷增量的变化率和增长率的变化率都是负增长的，如广义货币供给量增长率在1997年为17.3%，而1998年为15.1%。这实际上代表了总需求的相对萎缩。可见，尽管我国现阶段的货币和信贷增长率仍在增长、经济增长率仍保持一定的高速度，但离潜在的增长水平仍有一定距离。换言之，我国经济远没有达到充分的就业状态。如果这样分析问题，那么我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阶段的结论是成立的。
二、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透视和对策
适宜的对策是建立在对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的正确认识之上的。事实上，有效需求不足现象也可以看作是供给相对过剩。从原因上看，出现经济未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可能是相对过剩造成的，也可能是由有效需求相对不足造成的，也可能是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当前我国供给相对过剩的原因大致有：首先是重复建设、重复投资导致相关企业利润下降，甚至利润为负值，这直接导致了大量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重复建设的主要根源在于追求局部利益的部门行为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其次是出口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大幅下降，相反进口和外资经济挤占了相当一部分国内市场， 这种对民族工业的危胁在加入WTO后还会加剧。再次是供给存在着结构性过剩， 这可能是由技术制度落后和市场不完备造成的（更确切地说，是由政府宏观调控不得力造成的）。
当前我国需求相对不足的原因大致有：首先是下岗人员及企业负担的家庭成员的支付能力下降。这也威胁到那些与下岗者有类似技能和经历的在岗职工，他们的需求因谨防意外而受到压制。其次是近年来的住房、医疗、教育、保险等制度改革减少了部分消费者社会福利，加大了一部分消费者负担，因此节制消费、增加储蓄是他们未来住房、看病、子女教育、养老的不得已的选择。再次是社会收入水平的距离加大，导致总消费倾向下降，消费需求在我国约占60%，因此消费倾向下降对总需求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换言之，尽管收入和总消费量仍在增长，总消费的增长率却低于总收入的增长。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反思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一，结合市场经济的周期规律反思经济政策出台时机是否适宜，以及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滞后性。以住房制度改革的进程为例，改革过去住房的分配制度做法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可以加快住房建设，使企业摆脱办大社会的困境，也可以满足不同阶层日益提高的住房要求。但1993年至1996年，住房改革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那时经济繁荣，不存在就业问题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因此在这三年中进行激进的住房改革的成本是非常小的，到1997年后经济走入萎缩时期，尽管改革的成本加大、但及时出台有力的政策可以使人们不必在长期的不确定预期状态下紧缩消费。1998年7月1日定为取消福利分房日，结果一拖再拖，消费者对政府政策的信誉产生了动摇，直接的结果就是人们对新的住房制度改革不采取合作态度，观望徘徊，间接的结果是人们对未来的前景预期更加暗淡。考虑到任何政策都会有滞后效应，因此目前出台激进的政策仍是最佳时机，首先是可以使住房成为居民的消费热点，其次是可以在下一繁荣期内不至于形成新的房地产泡沫，再次是可以恢复消费者对政府政策的信心。但我国目前的住房制度改革还存在诸多问题，如普遍地将公有住房私有化，对目前消费需求下降起了加速和加重的效应，这么大的私有住房比例在其他国家也不存在；住房市场并未形成规模和按市场规律办事的情况下，应首先完善住房一级（增量）和二级（存量）市场及其规制，而不是盲目地加大政府行为对住房市场进行干预。
第二，结合分析经济问题出现的具体成因反思宏观政策是否具有效应，如何避免脱离具体现实问题的政策出台。以近两年的宏观货币政策为例说明是否存在政策的盲目性。事实上，这两年实行的被称作“适度的货币政策”或“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典型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目的是刺激消费和投资。从1996年起，央行六次降低利率且降低的幅度较大，1998年初还取消了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额管理，另外还降低了再贷款、再贴现利率、恢复公开市场操作等，而且动用了西方国家从不轻易动用的大幅降低准备金率的措施，一下子就下调了四个百分点。纵观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政策史，尚无一国用过如此猛烈的重药。事实上，用药不在于重和猛，而在于是否药到病除。药的副作用很大，往往药量过大会导致其它的后遗症。另外药力过大还会引起经济的进一步扭曲，政策的效果难以估量，这就是西方国家为什么不用重药烈药的原因。经过三年的治疗，疗效甚微，通货紧缩进一步加剧，增长幅度进一步下滑。实际上这些货币政策的效果只是一次利益的再分配，而没有达到预期的宏观经济目标。可见，重新寻找目前经济下滑的原因是当务之急。根据上面分析的供给相对过剩和需求相对不足的原因看，不应该过分依赖货币政策，而应从财政政策上入手，不仅是增加公共物品的数量，还要提高政府支出的质量。另外，出台的政策措施要恰当，如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但改革的重点是教育体制落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结构不合理，而我们的改革重点却是加大受教育者的负担，这是不恰当的。受高等教育不是单纯的消费行为和人力资本的增值行为，因为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充足，给国家和企业带来极大的正面效应，尽管不能用看得见的标尺衡量，但却可以在未来的世界经济竞争中显现出来，政府和社会负担大部分理所当然，国外的经验也证明这是合理和可行的。我国把“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规定为整个“九五”期间的货币政策，而不管经济方向如何，这也是极不合理的做法，以后不应该再制定这种行政僵化的政策目标。现在，一些经济学家仍在主张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投资需求，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第三，准确地理解和认识市场经济理论，避免成为给经济问题治病的庸医。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上来，必然存在认识上的两个极端现象：一是物极必反，对自由市场的盲目崇拜，二是认知错位，对政府干预和市场自由的作用认识不到位。前者已导致许多负面效应，如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型已对我国现实经济起误导作用。首先，原始化的厂商只符合原始手工业状态，与大规模生产无关。这既不符合西方企业追求规模效益的现实，也与我们组建大集团战略的目标不一致。其次，价格是厂商参与竞争的重武器，厂商不可能是价格接受者，竞争机制是建立在价格机制之上的。因此价格接受者的假定，使得“完全竞争”变成了“完全不竞争”。再次，零成本进出假定是有害于改革的。比如酒店业的固定成本很大，动辄一次性投资就高达几亿元，进入和退出市场的成本相当大，而且建设周期长，运营风险大，这与完全信息的确定性假设不大一致。让市场去说话的结果，就是现在的状况：信息不完全造成酒店业的盲目性重复建设，重复建设导致许多大饭店亏损经营，非零成本障碍造成了亏损饭店难以退出市场。投资回报率低，这就导致巨大的投资未能提供成比例的就业岗位。第四，价格战带来的企业利润的丧失，使国有企业自相残杀，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国有企业破产。其原因之一恐怕就是过分强调了市场机制中的价格作用了。在存在进入和退出成本的情况下，企业的唯一选择恐怕只能是赔本赚吆喝。第五、西方经济学假定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减，这实际上是假定技术不变。技术进步往往是同资本投入和利润激励相伴随的，因此理想化的厂商与理想化的消费者不能对此有什么教益。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向集约经营转变，这样一个市场机制模型显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可见，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要义中所缺乏的规模收益递增、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对称、固定资本投入的迟滞效应等正是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实质问题。
第四，逆对经济风向的政策会导致翘翘板经济，如何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避免出现这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顽症。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滞胀经济是对翘翘板经济的惩罚，避免出现这一情况必须对西方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式进行反思和创新。在市场疲软、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可以暂时采取适当扩张财政和扩张货币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是必须懂得扩张性政策会引起另一种宏观经济不稳定—通货膨胀。目前治理通货紧缩政策也会在未来埋下通货膨胀的种子。频繁使用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会变成“翘翘板经济”。为此，笔者建议政府应建立长期的、动态的政策系统，避免机会主义政策行为，其次要总结计划经济的某些有效的东西，不要一提计划经济就给打上“极左”的标签，治理结构失调、地方保护、东西差异、南北互补、经济波动和社会公平等问题还需要政府的计划行为，我们反对的是政府的盲目行政干预，但提倡的是计划得体的宏观调控。
[收稿日期]1999—0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