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言唐诗自潘柽始”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永嘉论文,唐诗论文,潘柽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4)06-0074-05
在我们的印象中，南宋永嘉诗人进行晚唐体写作是从潘柽开始的。章培恒、骆玉明先生在其《中国文学史》中说过：“姜夔的朋友潘柽，更直截了当地以晚唐诗风与江西诗风对抗，开了“四灵”的先声。”（注：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3页。）程千帆、吴新雷先生在《两宋文学史》中也说：“朱熹曾把诗歌分为三等，以魏晋之前的古诗为一等，而把唐人的律诗贬为第三等。永嘉学派与之立异，提倡唐律近体。先由潘柽开端，接着是四灵并驾齐驱，在叶适的鼓吹下而声名大振，所谓‘水心先生即啧啧叹赏之，于是四灵天下莫不闻’。”（注：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49页。）程、吴二先生还引了明人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和清人历鹗等《宋诗纪事》中的相关资料为证。这两条资料有些出入，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一、两种说法
《两浙名贤录》卷四十六之“赵师秀”条说：
自乾、淳以来，濂、洛之学方行，诸老类以穷经相尚，时或言志，取足而已，固不暇如昔人体验声病，俾律吕相宣也。至潘柽出，始倡为唐诗，而赵师秀与徐照、翁卷、徐玑绎寻遗绪，日锻月炼，一字不苟下，由是唐体盛行。
厉鹗等《宋诗纪事》卷五十九之“潘柽”条语：
叶适为之序云：“德久十五六，诗律已就。永嘉言诗者，皆本德久。”
我们发现，这两段话其实有些不同：徐象梅明确地说是潘柽始倡唐诗；而《宋诗纪事》则较含糊，只是引用叶适的话说“永嘉言诗者，皆本德久”，并未说明是“言唐诗者”本德久，而“言诗者”与“言唐诗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要解决这个疑问，当然最好是找到叶适的原话，但叶氏的原话遗佚了。于是由叶适而下寻觅，在稍后的方岳的《秋崖集》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潘君德久诗，不宫不商，自成音调。水心谓“永嘉言诗皆本德久”，意其傲兀试席，如深丛孤羆，一第溷渠耳，顾乃鶡其冠为老阁门士，固有不遭如此。”（注：方岳：《潘君诗卷》，《秋崖集》，卷三十八，四库全书影印文渊阁本。）
方岳与叶适同时而稍后，从理论上来说他的记录应是较为可靠的，因此初步判断，叶适说过“永嘉言诗皆本德久”这一类的话。
稍稍后于方岳的韦居安在其《梅涧诗话》中也有一记录：
“永嘉潘柽，字德久，号转庵。水心先生序其诗集，言德久十五六，诗律已就，永嘉言诗，皆本德久。读书评文，得人深处。”
韦居安的话与方岳之语完全吻合，《宋诗纪事》应当是沿袭了这两家的说法。
然而方回的记载有些不同，其《瀛奎律髓》说：
转菴潘柽，字德久，永嘉人。叶水心快称其诗，竟谓永嘉四灵之徒凡言诗者，皆本德久。（注：韦居安：《梅涧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52页。）
与方岳等人的记录对比，方回这段话多了“四灵之徒”等字。也就是说，到方回这里，“永嘉言诗者”变成了“永嘉四灵之徒”，有了确定的对象。既然是“皆本德久”，潘柽也就该是“四灵之徒”的老师了。既然四灵以言晚唐诗（晚唐诗在当时被特称为“唐诗”）出名，那么潘柽当然就是永嘉言唐诗的始祖了。果然，这样的逻辑便出现在了后来的文字记载中，明弘治《温州府志》说：
自乾、淳以来，濂、洛之学方行，诸老类以穷经相尚，时或言志，取足而已，固不暇如昔人体验声病，俾律吕相宣也。至潘柽出，始倡为唐诗，而赵师秀与徐照、翁卷、徐玑绎寻遗绪，日锻月炼，一字不苟下，由是唐体盛行。（注：方回评潘柽：《题钓台》，《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
同卷“潘柽”条云：
（潘柽）生平喜为诗，下笔立成，声名藉甚，人莫能俦。永嘉言唐诗，自柽始。
这是今见最早说潘柽首倡唐诗的说法。其后的方志如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康熙《温州府志》、雍正《浙江通志》，以及《四库全书》（见《两宋名贤小集》之“潘柽”条）等均沿袭了弘治《温州府志》的说法，以为“潘柽始倡唐诗”。
于是，我们便能看到关于潘柽的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从方岳到韦居安再到《宋诗纪事》的历鹗等人，他们只说“永嘉言诗，皆本德久”；另一个版本是从方回开始，到后来的弘治《温州府志》，《两浙名贤录》，康熙《温州府志》，雍正《浙江通志》，《四库全书》，再到现在的一些《文学史》，以为潘柽始倡为唐诗，而四灵则“绎寻遗绪”，步其后尘。这样，问题的焦点便集中到了潘柽的诗风上了。
二、潘柽的诗
潘柽原有的《转庵集》今已佚失，这无疑又使问题复杂化了。北大编的《全宋诗》以《两宋名贤小集》为底本，另辑录佚句，共得诗20首，句1。这20首诗是经过陈思编选过的，自然是加入了陈思的诗歌理念，故皆是接近“唐诗”的诗作。其中古体三首（四灵也少作古体），五律三首（四灵则专攻五律，靠五律成名，葛天民《简赵紫芝》诗谓其“五字已专城”）。潘柽最得意的显然是七言，共有七律七首，其与友人唱和之作几乎全是七律（而四灵则“七言律大率皆弱格，不高致也”（注：“赵师秀”条，弘治《温州府志》，卷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1990。）），另有七绝七首，无五绝（这一点与四灵相似，四灵绝句中，几乎没有五绝，全是七言）。
这便是目前能找到的所有的潘柽诗作了，但显然不是潘诗的全部。许及之《得赵昌甫诗集转呈转庵却以谢梦得诗见示有诗次韵》诗说：“转庵活法已参遍，何止得心乃得髓”，“活法”乃吕本中所言，可知潘诗有近江西诗派处，但今不见此类作品。许氏另有《次转庵用坡公韵并简洪樗野》、《次转庵寄用坡公韵》等诗，可知潘柽又学苏轼，今亦不见其此类诗。
我们试着挑出潘柽、四灵风格接近的五律和七律各一首，来看看它们有何异同：
潘柽《客舍》：急雨鸣空壁，清寒上薄帏。愁多空被酒，梦短不成归。暗想桃花落，遥怜燕子飞。偷儿欺客寝，夜静卷春衣。
翁卷《旅泊》：几日溪蓬下，低垂困水程。喜因山县泊，略向岸边行。闻笛生羁思，看松减宦情。遥知此夜月，必照故山明。
潘柽《次韵酬陆放翁》：瘦藤白苎岸乌纱，随分酬春领物华。西崦三掾休问舍，南湖一带近栽花。眼昏客枕多储菊，肺渴僧庖屡借茶。无事闲门便早睡，清灯唤起为吟家。
赵师秀《和人韵赠北山僧》：又得相逢闲寺里，凡人多笑太无营。谁知见事心先懒，未说寻幽足已轻。二月春风添树色，一山夜雨失泉声。谢师更作重眠药，来往云消雨日晴。
可以见出，潘诗与四灵诗有相近之处，如境界都不是很大、都特别注意对仗的工整、不为拗律等。但潘诗也有自己的特征，他的诗较四灵诗更有气势，音韵铿锵，高低错落，如《客舍》之“鸣”字、《次韵酬陆放翁》之“岸”字，颇为突兀，响亮，让我们记起了江西诗派所追求的“字宇欲响”的特点。另外如“眼昏客枕多储菊，肺渴僧庖屡借茶”二句，每句用三个联系不太紧的词组连缀，读来极不平易、极不顺畅，这也是江西诗风的特点。可见，潘柽是有心摆脱江西诗风之影响，但一些东西已经沉积于其作品之中，难于挥去。而四灵诗相对来说则更平易、自然（当然也可以理解为纤弱、单薄）一些。潘诗紧凑浑成，一味繁弦急管；四灵诗则闲散优游，一派云淡风轻。潘诗是欲为平淡而不得，四灵诗是欲不平淡而不能，这便是二者的主要区别。关于潘柽的风格，还是方岳的那段话说得好：“潘君德久诗，不宫不商，自成音调。水心谓‘永嘉言诗皆本德久’，意其傲兀试席，如深丛孤羆，一第溷渠耳。”（注：方岳：《潘君诗卷》，《秋崖集》，卷三十八，四库全书影印文渊阁本。）另外，韩仲止说潘柽：
四海老转庵，清诗晚更传。几回看点笔，顷刻诵成篇。（注：方回评赵师秀：《病起》，《瀛奎律髓汇评》，第1601页。）（《别德久丈》）
可见他落笔成诗，是个快手，与四灵那种“磨砻双鬓改，收拾一篇成”（徐玑《书翁卷诗集后》）的苦吟作风迥异。
三、潘柽的交游
既然潘诗与四灵诗存在着差距，那么我们便来看到底是哪些“永嘉言诗者”从潘柽学诗，这得从潘柽的交游入手。
前面已说过，潘柽《转庵集》的遗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不小困难。今存潘诗中，有其与陆游、姜邦杰、姜夔、娄舜章的唱和之诗。此外，经检阅南宋中后期的文献，又发现陈造、许及之、周会卿、韩仲止、陈宓、叶适、四灵、刘克庄、赵仲白等人与之交游。这些人大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早期的交游陆游、姜邦杰、娄舜章、姜夔、陈造、许及之、周会卿、韩仲止、陈宓等人，这些人基本上属中兴诗人群体，都身染江西诗风而企图学习晚唐诗以出江西藩篱，所以他们的诗歌往往既有晚唐诗的一些特点，又有江西诗的一些特点。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一般不把中兴诗人那些近“唐诗”的作品称之为“晚唐体”。另外，他们一般并不公开提倡“唐诗”，其中陆游等人对晚唐诗还攻之甚力，身处陆游的巨大影响之下，很难想象作为一个小诗人的潘柽会有勇气在永嘉提倡唐诗。
叶适、四灵、刘克庄、赵仲白等人是较潘柽稍晚的诗人，除刘克庄外，其他都是永嘉人，但都没有向潘柽学诗的可能性。前文已说过，四灵诗与潘诗在吟诗态度、诗体、风格等方面均有一定差距。而且，四灵与潘柽的交往是以平辈身份进行的，有二徐之诗为证。徐照《哭潘德久》诗说：
不得身为郡，归来两鬓青。方言营隐地，岂拟落文星：字有佳人学，琴无野鹤听。伤心共吟处，残墨在窗棂。
徐玑《潘德久挽词》云：
只为吟成癖，宫闲乐有余。病惟亲笔墨，贫亦买琴书。别奠临西野，春风入故庐。悠悠想精魂，如赋钓台初。
从“伤心共吟处”一句就可看出，四灵与潘柽是平等的朋友关系，并不存在四灵向潘柽学诗的问题。若是真如弘治《温州府志》所言，四灵是“绎寻遗绪”，从学于潘柽，四灵当于潘柽的挽诗中有所表示。
赵仲白应该也未曾向潘柽执弟子礼，刘克庄《赵仲白墓志铭》：“仲白性不妄交，与潘柽、赵师秀论诗，曾极论《参同契》，则暗合。”（注：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八十四，四部丛刊续编本。）可见三者关系亦在朋辈之间。
然而叶适当是确实说过“永嘉言诗皆本德久”之类的话，这从其《诗悼路铃舍人德久潘公》绝句三首亦可见出：
诗人冥漠去何许，花鸟相宽不作愁。耆旧只今新语少，九原唤起韦苏州。
风骚阃域自难宗，随世声名未必真。更远更疏应不在，山遥水语寄精神。
忆昔论诗不自镌，上规雅颂谁复先。此弦合为何人绝，重抚遗编一慨然。
以“韦苏州”喻潘柽，说明叶氏认为潘诗有近韦应物处，而韦应物当时并不属于“唐诗（晚唐）”的范围，所以可断定，水心绝不会说“永嘉言唐诗者，皆本德久”。“上规雅颂谁复先”一句正是“永嘉言诗者，皆本德久”的翻版，本来“皆本”二字，便有褒扬性质，是不能太当真的，便犹如这“上规雅颂”，是怎么也算不到潘柽头上的，只是“谀墓”而已。但由此也可见在四灵出道之前，潘柽在永嘉一地还是颇有些影响的，这也与“随世声名未必真”相互印证。潘柽生前的诗名，叶适《周会卿诗序》一文说得清楚：
周会卿诗本与潘德久齐称，盘摺生语，有若天设，德久甚畏之。德久漫浪江湖，吟号不择地，所至有声。会卿常闭门，里巷不相识，居谢池坊，窟山宅水，自成深至，知者独辈行旧人尔。宗夷遗余家什，零落数纸，恨早失枯，收次不多。一干之兰，芳香出林，岂纷然桃李能报断哉！（注：叶适：《水心文集》，四库本，卷二十。）
叶氏将周会卿与潘柽比作“一干之兰”，并言不能以“纷然桃李”、即学生的多少来衡量成就的高下。如此看来，潘柽当时应该是有一些追随者的，至于这些追随者是谁，为什么没能在诗歌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四、谁在永嘉首言唐诗
永嘉首倡唐诗者当是四灵。基于两点，一是当时文献多如此记载；一是当时四灵名气很大，推动了永嘉乃至整个诗坛“言唐诗”。
关于第一点，我们可以找到叶适的原话，《徐文渊墓志铭》说：
初，唐诗废久，君与其友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曰：“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注：叶适：《水心文集》，四库本，卷二十一。）又其《徐道晖墓志铭》云：
然则发今人未悟之机，回百年已废之学，使后复言唐诗自君始，不亦词人墨卿之一快也！惜其不尚以年，不及臻乎开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同为唐诗者：徐玑，字文渊；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字紫芝。（注：叶适：《水心文集》，四库本，卷十七。）
叶适在这两段话中已经明言，在永嘉之地，唐诗是“废久”的，四灵出，才使唐诗由“废久”到“复行”，所以是“后世复言唐诗自君始”，四灵具首倡之功。若是前有潘柽首作唐诗，又怎么能够称之为“废久”呢！
如果叶适之语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话，尚有宋人王绰的《薛瓜庐墓志铭》、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辨》、刘克庄的《林子显诗序》、范晞文的《对床夜语》等亦作如是记载，以四灵为永嘉言唐诗的首倡者。
应该说，四灵的成功与他们首倡“唐诗”有很大关系。在江西诗风与理学诗风泛滥的时刻，四灵举起晚唐大旗，给诗坛吹去一股清新风之，让人耳目一新。正如刘克庄在《题蔡炷主薄诗卷》中所说的：“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是四灵开启了南宋中后期的晚唐体之风，并成为其中之“矩镬”。（注：《四库全书总目·梅屋集》提要：“（许）棐生当诗教极弊之时，沾染江湖末派，大抵以赵师秀等为矩镬”（《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05-1046页。））而在四灵的家乡—永嘉，出现了无数追随、仰慕四灵者，王绰在《薛瓜庐墓志铭》中说：
“永嘉之作唐诗者，首四灵。继灵之后，则有刘咏道、戴文子、张直翁、潘幼明、赵几道、刘成道、卢次夔、赵叔鲁、赵端行、陈叔方者作。而鼓舞倡率，从容指认，则又有瓜庐隐君薛师石者焉。……继诸家之后，又有徐大古，陈居端、胡象德、高竹友之伦。风流相沿，用意亦笃，永嘉视昔之江西几似矣，岂不盛哉！”（注：薛师石：《瓜庐诗》，附录，四库本。）其影响之广、成就之大，当不是潘柽所可比拟的。
那么，方回为什么说叶适“竟谓永嘉四灵之徒凡言诗者，皆本德久”呢？这或许与方回的诗歌立场有关。方氏以江西诗派继承者自居，打击晚唐体不遗余力。四灵是南宋晚唐体的直接提倡者兼领袖，方回自然要设法削弱四灵之光辉。所以除大批特批四灵诗外，还得夺却四灵的首创之功：
晚唐特老杜之一端，老杜之作包晚唐于中，而贾岛、姚合以下，得老杜之一体。叶水心奖四灵，亦宋初九僧体耳，即晚唐体也。……近世学者不深求其源，以四灵为祖，曰“倡唐风自我始”，岂其然乎？”（注：方回：《跋许万松诗》，《桐江集》，卷二，宛委别藏本。）
这样，远有宋初九僧诸人、近有潘柽，皆作晚唐体，四灵便失去了那光环，而只是随波逐流者罢了！这，便是方虚谷自作主张，将叶适所说“永嘉之徒”换为“永嘉四灵之徒”之目的所在。而后人不解此中奥妙，遂以方氏之言为准，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