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话语性构形：保罗·赫斯特的话语理论评析
文／王 震
摘要： 保罗·赫斯特是英国著名激进左翼学者。从马克思主义转向后马克思主义，是赫斯特学术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站点，话语理论在这种立场转变中起了关键性催化作用，他正是通过“话语”反思并重构其哲学理论，以期“超越”马克思主义。赫斯特坚持话语决定社会，企图通过话语重构“马克思主义是本质主义”的理论命题，挣脱二元对立的结构枷锁，从而否定历史唯物主义。赫斯特的话语决定逻辑中具有难以消弥的理论悖结，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散发着浓重的从概念逻辑推及现实的主观气息。赫斯特的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他的理论主张并未超越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 保罗·赫斯特；话语理论；本质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保罗·赫斯特（Paul.Q.Hirst，1946—2003）是英国著名激进左翼学者，他一生学术思想历程的起始点是社会学，后来因受左翼思想的影响而走向马克思主义，之后曾因积极倡导结构主义而声名鹊起，再后来因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满”而从中退出，激进地转向后马克思主义，最后致力于政治哲学领域的研究。这一看似“断裂”的思想历程，[1]其实是有深刻演进理路的，这就是以话语理论为节点，从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转换。话语理论在他理论立场转换中起了关键性催化作用，他正是通过“话语”反思并重构其哲学理论，以期“超越”马克思主义。遗憾的是，对赫斯特话语理论的研究，仍是国内学界鲜有涉足的领域。为此，呈现赫斯特的话语理论，对于全面把握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拓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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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赫斯特的“话语”概念及其规定
什么是赫斯特所说的“话语”呢？他将理论称为理论话语（theoretical discourse），之所以使用这个术语？是因为他把“理论话语界定为通过概念构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2]根据他的解释，概念是在有秩序的序列中产生这些结果的，这种秩序是由理论实践本身创造的，不是由必要的“逻辑”或“辩证法”，也不是由任何必要的与现实本身相对应的机制所保证的秩序。正如他指出的:“理论仅仅作为话语而存在——因为概念在明确的秩序序列中产生一定的结果（提出、批评、解决问题）——也是秩序的结果。”[3]当然，他并不否认“现实”的存在、有序的或者说它是无限的、不可知的，而是拒绝作为认识论的一般现实范畴。
可以说，赫斯特的“话语”是运用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范式对认识论，即根据话语领域与实际的或潜在的话语对象领域之间的关系想象话语与其对象的关系，突出话语、社会和政治的话语构形特征。由于消解了这种外在的封闭结构及其中心，社会只能通过不同碎片之间的不断“接合”而发展。不同的是，日常语言学派的“言语”侧重日常语言意义的分析，强调分析哲学视域内的“话语”。然而，赫斯特的“话语”标注的是社会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离散性和流动性，而非固定性和必然性。他强调的“话语”是在秩序中产生的一个无限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赫斯特的“话语”既是解构传统哲学认识论的产物，也是理论建构的工具或中介。
在福柯看来，话语之外存在超或非话语（non- or extra-discursive），话语和超或非话语具有显著差异；超或非话语的规则决定话语规则形式，话语反作用于超或非话语。相反，赫斯特提出:“在没有超话语对象的情况下，在话语中阐明的实体必须在并且通过话语的形式被提及，它们本身是在话语形式中形成的。在理论话语中阐明的只能通过那种话语形式被设想，它不能被超话语式地详细阐述。‘客观世界的现实’问题并非问题所在，这不是一个对象是否存在的问题。话语对象并不存在。”[4]在赫斯特眼中，话语对象只存在于且通过话语形式而存在，在话语中被具体规定。后来，他在一次访谈中明确表示，如果认为“我们把世界看作是由话语组成的，而把某些事物称为‘超话语的’，这是荒唐的”。这一点很简单，“理论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是在理论中被建构的，所涉及的对象是多样的，不存在一般的所谓‘超话语’领域”。[5]他继续解释道:“这并不是说，在话语、观点或理论构形之外不存在任何事物，而是说这些事物并不具有与一切可以测量或对应的理论相对应的惟一的‘现实’形式。”[6]意思是说，现实的概念建构一个存在的世界，它具有某种连贯性，而且无法评估这样的“现实”，因为当提到不同的理论、科学或实践的对象时，实际上是一个建构起来的对象的不同领域。这不能构成一个所谓的“现实”，这些理论可以独立于它们自我建构的对象，但是“认为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是理论、话语或类似的东西，这是毫无意义的”。[7]
[2]Barry Hindess and Paul Q.Hir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 ， London： Macmillan，1977， p.7.
透过这种复杂性，我们看到赫斯特坚持话语决定社会，而不是社会决定话语；坚持社会的多元化样态和非决定性，而不是社会的整体性和决定性。赫斯特意在倡导:社会思想和语言行为只有在建构而成的话语之中才是可能的，这种重新建构而成的话语是一种结构性存在，并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显然，赫斯特颠倒了社会决定话语的立场，而试图用“话语”取代“社会”，抹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科学性，以此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显然，他的论述已经溢出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从这种理论场景中，可以窥见赫斯特强调话语决定逻辑中内置的悖论:一是“决定主义”悖论。他抛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否定经济对社会最终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力倡话语决定，这与他强调社会是离散性的缝合是矛盾的。既然社会不确定，是由不同差异关系自由铰链的话语碎片建构的，不存在表现和被表现的关系，那么理论上应该是各种话语碎片的相互作用，话语怎么又成为具有决定作用的呢？只能说，他仍未走出决定主义的理论漩涡。二是“还原主义”悖论。他反对经济还原主义，执著追求话语决定主义，然而他在抛弃经济决定主义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让话语取代曾经拥有尊贵地位的经济，断言社会各要素基本上都可以还原为话语，以致前脚刚迈出经济还原主义，后脚已然踏向话语还原主义。可以说，他仍未摆脱还原主义的牵绊。三是“话语主义”悖论。他激进地置换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社会观，推出一种由话语铰链集合而建构的社会总体观。这显然有违他一贯坚持的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和反总体化的理论立场。究其实质，他的话语主义就是一种话语本质主义，他仍身陷本质主义的泥沼而未能自拔。
二 赫斯特话语理论的认识论基础
赫斯特之所以对话语作出上述规定，是因为他试图借助话语理论以反思并修正他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论述中的某些判定，企图凭依多元的主体样态，走出生产的普遍图式并由此拆解生产的幽灵与革命想象之间的内在关联，用民主社会主义的后阶级政治取代马克思的阶级政治。这种立场向“后”的转换实质上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全面拒斥。
在这种立场统摄下，赫斯特批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必须解构这种反映与被反映的二元对立的方法论认知范式，用“话语”分析事件。原因何在呢？他对拒绝概念化认识论形式的不同含义（implications）作了说明:一方面，基于认识论的教条性批判的观点，不是用一种教条主义取代另一种教条主义。假定话语领域和所声称的自主话语对象领域之间的联系，旨在提出某种不同的话语形式如经验的话语，以直接对这种联系产生的影响或作用。他意谓的是，话语的不同层次或水平是以在认识论上享有特权的形式提出来的。为此，他断言:“认识论是一种教条主义，在那种意义上它假定某种在认识论上享有特权的话语形式或层次，并最终与进一步的评价毫无关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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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断口附近取横向试样进行显微观察，低倍下观察横向试样中心有偏析存在，偏析级别为B2级，形貌如图7所示，试样中心有“C”形裂纹缺陷存在，裂纹缺陷形貌如图8所示，放大观察试样显微组织为索氏体，中心有网状渗碳体存在，显微组织形貌如图9所示。
另一方面，赫斯特对话语对象领域独立存在的否定与认识论唯心主义毫不相干，在他看来，认识论是一种理论话语形式，“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不同并不在于它们声称话语对象领域的存在独立于话语本身，而是在于那种领域的特征，即它们在本质上是精神的还是非精神的”。[10]对他来说，比那种差异更重要的是，一切认识论共同具有一个独立存在的对象领域。在确定的话语形式中，这可能与它们的表述形式或占有形式具有密切关系。否认认识论就是否定这种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话语之外的存在形式，而是否认话语中表现为可表现的（representable）对象形式的存在。在他那里，拒绝认识论意味着拒绝认识论的认识概念。它既不意味着认识本质上是精神现实的占有，或本质上是物质现实的占有，也不意味着认识本质上无法满足已知的现实对象。相反，话语及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无法被视为一种认识论的认识关系。
[3]Barry Hindess and Paul Q.Hir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 ， p.7.
细究来看，赫斯特其实暗示这样一种观点，即话语对象只能通过话语形式而存在，而且由话语形式所规定。在他那里，理论话语即概念的表述和分析，必须从现存事物（existent）或现实（real）领域中严格区分出来。理论并不是一种体现或在思想中占有现实的方式。但是，如果理论不是关于现实的存在（out there），它是关于什么的呢？他并不否认“物质对象的意义或事实”，但拒绝“作为认识对象的‘具体’范畴”，[11]批判认识论包含思想领域和独立于前者存在但却能被它所感知的（apprehended by）现象领域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这种认识论包含教条主义，即做出各种不容置疑的假设，但依据这些假设认识是有效的。由此，赫斯特指向阿尔都塞学派的理性主义，以其科学的总问题的特权概念和相应的概念确保话语的科学性。他提出，马克思的思想主要是认识论的，是以理论和理论化对象相分离为基础的。他解决认识二元性问题的办法，是使思想完全脱离现实，通过概念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结构。
可以说，赫斯特意识到一个超越理论的实践世界，“政治与政治的计量因理论带来的问题和理论形态为计量提供方法，这种方法的价值是巨大的”。[12]但他并没有解释为了政治计量而提供的方法本质，也没有解释如何判断这些观点的政治价值。进一步来说，赫斯特未能详细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与政治实践之间关系的本质，这种不足源于更基本的错误，即他否定认识论或认知与存在的区别。他承认一种理论领域也承认与理论相关的政治现实领域，却拒绝接受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然而，他的解决方案却指向一个不受现实玷污的概念即话语，它是以各种假设如语言习惯、逻辑规则等为基础的，然而他提供的拒绝认识论的理由并非那么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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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马克思主义是本质主义吗？
在上述话语理论框架下，面对20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终结论”的喧嚣，赫斯特深沉地提出，出现这种论调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本质主义缺陷。唯其祛除马克思主义中的本质主义要素，才能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危机。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否像他所说的是一种本质主义呢？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挖掘他的话语理论的内核。
赫斯特宣称，“本质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主要体现在:一是“本质论”，即任何事物皆有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它们是反映和被反映、表现和被表现的关系。二是“经济决定论”，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关系，社会的各种因素皆可以还原为经济且必须由经济进行解释。三是“阶级还原论”，即坚持社会领域的政治斗争、经济方面的矛盾等是由阶级之间的不协调、不和谐造成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变革是由被剥削阶级推翻剥削阶级实现的。这三种表现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遵循从低级向高级依次演进的客观规律，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赫斯特认为，所有这些都必须进行彻底解构，必须用话语进行重新建构，才能激活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显然，赫斯特对“马克思主义是本质主义”的剖析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内涵。隐含在该命题背后的反本质主义逻辑是:社会不是客观的，不再由经济决定，而是由话语建构的。赫斯特话语分析遭遇了深沉的内在逻辑矛盾，只有对它的反本质主义理论路向进行祛魅，才能揭开其背后隐含的后结构主义反本质主义的理论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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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得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具有浓重的从概念逻辑推及现实的主观色彩，他倡导的不过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本质主义。
其一，赫斯特的话语理论是本体论上的反形而上学和解构论。赫斯特运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借助“话语”进行理论解构，他已经背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他在《生产方式和社会构形》一书中提出三个新的研究领域:第一个领域涉及话语的秩序。在理论研究中，概念结合的秩序问题与社会关系结合的秩序问题相分离的重要性，这是由概念说明的。第二个领域涉及的问题分析方式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产生的。问题的情形和问题表现的政治条件，体现为某种政治立场和计量类型的作用，需要理论化和批判性分析。第三个领域涉及一定社会形态概念的形成。在该层面上，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等获得政治上的针对性（pertinence），这在话语中证实了它们的形成。这三个领域皆聚焦他的“话语”，而且他所谓的概念就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对此，辛格曼明确提出，赫斯特话语理论的基础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仅仅在理论话语的水平上看待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将带来同样的不确定性和荒谬行为。关键在于逻辑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想象的，但经验上并非一切都是可能的”。[13]然而，赫斯特认为，所有的对象领域基本都是由话语建构的。如果离开这个基础，社会的所有要素都将变得毫无意义。这难道不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吗？
其二，赫斯特的话语理论是方法论上的多元论。他话语理论的底色是唯心主义，他倡导的是解构之后的多元论。在他看来，主体/客体、言语/文字、真理/谬误等两项对立中，前者往往优于后者，是更高层次的存在，它代表逻各斯，是确立两者关系的第一原则。而后者则以前者为依据，是从属的或第二位的。所以，必须进行彻底解构，才能走出马克思主义的困境。于是，在这种从“二元”走向“多元”的解构方法运思下，他“拿来”时髦的话语作为理论噱头，激进地渲染阶级政治和阶级理论的危机。正是受这种理论的感召，才有了普兰查斯的“多元阶级论”、高兹的“告别工人阶级论”。同时，他高唱话语解构的方法，提出“没有特权的等级和中心，只有差异”的观点，对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占据人们头脑的逻各斯中心论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形而上学的悖反逻辑并未收获解构的成功，反而使他陷入另一种困境，即话语之外意义飘忽不定的任意解释。这种淡化事件客观性，一味迷恋语言游戏的解构主义方法到底有多少淳朴的意义，恐怕赫斯特本人都很难说清。
[7]Paul Q.Hirst， Marxism and Historical Writing ，p.137.
四 结 语
总之，赫斯特试图通过话语理论清除马克思主义本质主义的“错误”，开辟“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新取径。那么，他的主张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吗？他的反本质主义理论反拨正确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这种以概念推及概念的尝试注定是不成功的，也一度引发学界的广泛讨论。[14]笔者认为，赫斯特不过是运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企图消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他对马克思主义异轨式的理论分延，之所以无法让人折服并产生一种真率情境的回味，是与他本人及其理论构形中的内在局限分不开的。
一是过于激进的理论姿态。成也激进败也激进。正是他激进地从社会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又激进地倒向结构主义，才让赫斯特在英国理论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术圈崭露头角；后来，他又激进地反向倒戈而激烈批判结构主义转而拥抱“话语”，从而杀出一条通向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通途；再后来，也是因为激进地倡导结社民主理论而在政治哲学领域获誉颇多。然而，就是这种激进姿态甚至让他来不及细致品鉴话语的本真内涵，就偏执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拆解，以致在远离马克思主义之后仍凄凉地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
二是过于僵硬的思维方式。拉克劳和墨菲也倡导通过建构话语理论以实现激进民主政治，凭依霸权联接实践构筑一种认同政治，并使这种认同政治下的身份政治成为后现代政治的主要形式。与之不同的是，赫斯特只是运用话语理论祛除社会的中心性，凸显社会是分散的差异系统，强调这种由偶然逻辑支配的飘浮状态是由话语建构的，而没有解释话语建构之后的理论旨趣。他僵硬地以话语论述话语，满足于以概念解释概念，自甘落入话语唯心主义的泥沼，而没有以开放的思维关切现实问题。
三是过于狭窄的学术视野。一方面，赫斯特仅仅通过话语理论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元化批判向度，就断然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一种完整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另一方面，赫斯特没有与同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形成良好的互动，没有以一种宽广的国际视野洞察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态势，以致他没能有效分析急遽变化着的资本主义世界，这不自觉束缚着其理论研究水平的提升和学术影响力的扩散。因此，赫斯特的话语理论存在一定的不足，他的理论主张并未超越马克思主义。
注释：
[1]王震、雷伟：《保罗·赫斯特对马克思主义探索的历程论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年第2期。
不难看出，福柯承认话语和非或超话语的区别，然而赫斯特拒绝这一点，这种拒绝“拒”的是不承认福柯所谓的话语之外有意义。如果遵从福柯关于话语和非或超话语的区分，则无法保持话语的纯粹性，因为话语之外仍有意义，话语亦不能成为自身再生产的结果。在赫斯特那里，福柯对话语和非或超话语的分析带有认识论的标记，这是他没意识到福柯对话语和非或超话语区分本真意图的结果，以致他在批判认识论时淡化话语和非或超话语的区分。后来，拉克劳和墨菲激进地消解话语和非或超话语的区别，把社会分解为话语，提出“每一种对象都是被作为话语构造的，因为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种对象是在话语条件出现之处被构造的”。[8]如果说福柯对话语和非或超话语的区分秉持的是一种中间立场，拉克劳和墨菲所谓的话语决定一切，则是一种激进立场，而赫斯特的立场则是保守的或者说暧昧的。与福柯不同的是，赫斯特、拉克劳和墨菲不承认话语和非或超话语的区分。赫斯特与拉克劳和墨菲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继承并发展福柯的话语理论，抛弃社会结构的中心性和封闭性，坚持社会只有在话语的建构中才有意义。赫斯特与拉克劳和墨菲不同之处在于，拉克劳和墨菲完全放弃二者的区分，赫斯特则有所保留，这正是他“话语”的复杂性所在。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观察比较,治疗有效率观察组96.97%(64/66)与对照组87.88%(58/6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1。
[5]Paul Q.Hirst， Marxism and Historical Writing ，London： Routledge， 1985， p.137.
赫斯特在沿袭后结构主义反本质主义的思想的基础上，以“话语”反观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如生产方式、社会形态、阶级斗争等进行拆解，直至全盘解构马克思主义。然而，他理论运思中的悖结在于，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依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一方面，他高扬“话语”在解构马克思主义是本质主义中的作用，高唱马克思主义已不能顺应历史潮流，传统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业已发生严重分化，新的社会群体表现为多样多元的分散主体立场，大规模的阶级群体集结和爆发阶级冲突的时代已经过去，加上新的抵抗与反抗形式以新社会运动的方式不断涌现。所以，革命的主体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笔下所指的阶级，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相反，必须借助话语进行理论重构才能实现新社会运动的民主目标。另一方面，他依然用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他的观点，他的反本质主义立场始终活跃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框架内，只是较为激进而已。这种既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又情不自禁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正是他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困境所在。
[4]Barry Hindess and Paul Q.Hir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 pp.19-20.
[6]Paul Q.Hirst， Marxism and Historical Writing ，p.137.
其三，赫斯特的话语理论是认识论上的反整体论。他重申认识论困境，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认识与被认识、反映与被反映、表现与被表现的整体性认识立场。在他那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映论”，这种“反映论”有违他所宣称的话语领域与对象领域之间并无必然的对应关系。他提出，对历史的认识不是依次递进的统一过程，而是话语作用下无数断裂碎片的集合，这显然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是一个前后矛盾相续的观念相悖的。在这种认知下，总体性概念自然遭受冷遇，因为总体性概念将一切现象归结为某种深层本质，现象反映本质，形式反映内容，客观是主体认识的基础。按照总体性原则，语言以及符号是对某种“真实”的再现（representation），如果擦抹掉真实，就不存在“再现”，这自然会引起“再现危机”。于是，当抽掉客观的真实之后，呈现给我们的将是零碎、多样和感性。他的话语理论就是这种无中心、无本质、无基础，而只有话语碎片飘浮的拟像空间，就像福柯把权力控制甚至创造知识的机制称为“话语构形”一样，赫斯特建构的认识论是一种消解整体的话语认识论。换句话说，话语之外不存在真理、正义、进步、原则、世界观，话语也不以这些不存在之物为中心。相反，话语就是拆解整体之后的无中心的“中心”。
大学英语的翻转课堂从本质上讲就是将学生和教师的角色进行调换，在课堂中使学生站在讲台上进行内容分享，而教师的角色在于提醒学生在准备分享内容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在课堂的介绍过程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大学学生虽然在学习自主性上具有可以独立学习大学英语的能力，但部分逻辑思维和发散思维还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因此还需要思维导图的介入来增强学生思维能力。
[8]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 London： Verso， 2001， p.107.
[9]Barry Hindess and Paul Q.Hir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 ， pp.20-21.
[10]Barry Hindess and Paul Q.Hir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 ， p.21.
[11]Barry Hindess and Paul Q.Hir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 ， p.7.
我在城市里穿梭着，手里提着只蛇皮袋，从那些垃圾箱里寻找着可以回收的垃圾：可乐瓶、纸箱、旧衣服。差不多每次出门，我都要穿越幸福大街从门球场经过。大多数时候，我一手提着那支名牌的门球棒，一手提着蛇皮袋匆匆而过。因为翻找垃圾，门球棒已经污秽不堪，蛇皮袋也散发出臭味。那些打门球的老人疑惑地看着我，不清楚我这个住楼的怪老头拿着蛇皮袋和名牌的门球棒要做什么，毕竟这两件东西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偶尔，我也会停下来。那是因为我想起了吴小哥，想起了我与吴小哥扯闲篇的日子，想起了他心里青山绿水的古家庄。
要强化政策供给和协调，形成政策合力，探索建立政府、高校和众创空间之间政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协同机制，既全方位支持科技型企业众筹创业，又有效防控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促进科技、金融、财税、人才等支持创新创业政策措施的有效衔接，建立健全“双创”发展统计指标体系，并与相关的互联网金融统计监测系统实现数据共享，构建大数据平台，做好创新创业统计监测工作。要细化关键政策落实措施，定期梳解制约科技创新创业的痛点堵点问题，切实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12]Barry Hindess and Paul Q.Hir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 ， p.61.
综上所述，与常规尿液检验相比较，采用生化检验对糖尿病患者进行检验，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临床广泛使用。
[13]Peter Singelmann， “Purging modes of production from Marxian theory”，Contemporary Sociology ， vol.8， no.3 (May 1979)， pp.387-390.
[14]王震：《“赫斯特之争”：英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过渡讨论谱系中有待发掘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1期。
中图分类号： B5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38(2019)04-0123-06
基金项目: 川北医学院2018年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保罗·赫斯特的历史观研究”（CBY18-QD05）；南充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身体规训与生成：大学生体育锻炼的重视程度与教育引导研究”（NC2018B019）
作者简介： 王震，川北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南充市，637100。
责任编辑 顾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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