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建华, 徐辉富[1]2004年在《人人享有优质教育:开放大学新的使命与挑战——亚洲开放大学协会(AAOU)第18届大会述评》文中研究说明感谢厄尔尼诺,是它把暖冬现象带给了中国,也把金秋美景驻留上海。 来自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开放与远程教育的专家和学者于11月27-29日会聚上海电视大学新落成的电子校园(E-campus)--学习广场,围绕"人人享有优质教育:开放大学新的使命与挑战"这一会议主题,聆听
万泽[2]2016年在《我国近5年开放教育研究成果述评》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2010-2014年收录在CNKI中有关开放教育领域的论文为分析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法,从年度论文数量、研究成果分布(关键词、作者),主要研究主题三方面切入,对国内近5年开放教育研究的现状及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述评。
鲍炜煜[3]2014年在《高校网络精品课程建设研究》文中认为2003年4月，教育部关于高等院校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全面启动，“国家-省级-校级”精品课程建设工作陆续开展。精品课程建设工作旨在全面提升高等院校的教学质量，为广大教师和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精品课程建设工作中，教育资源的发布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网络精品课程建设成为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主要围绕“高校网络精品课程建设”进行探讨，以“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为例进行分析。全文共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绪论。本部分主要说明选题的来源、依据、研究的目的与内容，以及研究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意义，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并对当前研究趋势与动态进行总结。第二部分：对目前国内已建成的“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网络精品课程进行梳理与分析，发现当前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关于“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网络精品课程建设的调查与分析。主要对某师范院校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对一线教师进行深入访谈。其中，对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小学教育专业在校大学生上网和网上学习总体情况、对精品课程建设的知晓程度和使用情况、对“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的认识、对“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网络精品课程建设的需求和意见。第四部分：“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网络精品课程建设的对策与建议。经过调查发现，目前已建成的“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网络精品课程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即：网站内容过于简单，与课程本身相关的资源较少；网站设置不便于学习者对资源进行查看下载；网站建设还不够完善，部分模块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在校大学生做进一步调查与访谈，并结合一线教师的访谈内容，发现问题还包括：学生缺乏网上学习的兴趣、网上教育资源的“量”与“质”有待提升、网上学习需要加强师生互动、语文综合性学习成为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兴趣点、学生对小学语文名师教育教学动态不够关注、精品课程建设的知晓和使用情况不容乐观等。基于调查结果，对于如何进行“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网络精品课程建设，本研究主要从激发学生网上学习兴趣，实现网络精品课程的良性发展、努力打造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网上学习环境、大力加强精品课程网站的推广和提高网络精品课程资源的使用率等方面提出对策和建议。
张淑珍[4]2016年在《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文中研究指明关于落后国家在革命胜利后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一度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效仿的榜样。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自己的路”的曲折过程。结合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变化,从整体上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变化的角度,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四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探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规律性。从整体上看,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四大部分。第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学习苏联模式的原因和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缘起。本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第二,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本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突破苏联模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五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意义。这是本文的落脚点。第六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现将本文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涉及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本章首先阐释了苏联模式的内涵和特征,然后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最后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学习的原因。所谓苏联模式是指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它内在地包含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面的内容,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苏联的实践形式。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层面看,苏联模式基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制度、体制模式层面看,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必然受国情的制约,苏联模式也是如此。从整体上看,苏联模式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特征。客观地说,由于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难以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它必然会在具体体制上存在需要及时改革弊端。从整体上看,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包括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经验的认识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认识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认识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都经过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解决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问题。这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选择向苏联学习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苏联模式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经验的客观原因。苏联经验具有首创性、不可替代性和榜样性。向苏联学习的主观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共和苏共在政治信仰上相同。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方针上选择了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一边倒”外交方针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作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效仿的对象。尽管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并不打算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已经开始考察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第二章,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试图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同时,在政治体制、工业化和高等教育三个方面向苏联学习。新民主主义建设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遇到了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一是土地改革后贫富分化的出现使农村各阶层对互助组的态度产生了分歧。二是落后的农村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材料的需求。三是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违法行为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三个难题的解决关系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还要按照原来的设想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探索解决上述难题的过程中,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原因非常复杂。第一,党的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矛盾的认识是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只要条件具备,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认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包括工业化程度这一客观条件和全国人民是否准备好这一主观条件。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更重视主观条件。1952年毛泽东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国必然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解决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的新问题时,在事实上逐渐走上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第三,苏联模式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原因。由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始大规模向苏联学习国家建设的经验,中国还没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就已经在若干方面接受了苏联的建设方法。当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难题时,毛泽东等领导人自然想到了向苏联经验中寻求答案。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推动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决策的出台。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模式的积极成效是,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制度变革。但这一时期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也存在两大问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不良影响。第一,在学习方式上存在忽视两国国情的差异而照抄照搬的现象。第二,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使中国共产党缺乏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不准确,没有把苏联模式分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次来认识。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坚持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体制模式。由此导致了1958年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二是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两大缺陷。苏联模式存在两大缺陷:没有充分继承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没有继承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当时难以客观地认识苏联模式,这是很难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形成于苏联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具有普遍规律性。因此,苏联社会模式并不完全适合当时的中国。第三章,以苏为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苏共二十大前后,赫鲁晓夫尝试对斯大林时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改革,其中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最大。苏共二十大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点。苏共二十大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苏联模式、反思学习苏联模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初步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也认识到照抄照搬的做法不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尝试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一,党的八大之前,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应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的思想。第二,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更好地推进工业化的政策。第三,党的八大对国内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做出了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第四,党的八大对执政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第五,党的八大以及会议结束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第六,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做了思想准备。第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探索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为促成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八大前后的探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存在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没有认识到市场机制的重要性。第二,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认识存在局限性。这主要包括两点: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重大缺陷。第三,对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尚不成熟。第四,对我国阶级关系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仍然存在这一问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不清。这影响了阶级关系的处理,使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再次抬头。第五,党的领导人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和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局限性为后来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由于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无意使中国走上根本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只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继承和发展,而不可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第四章,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严重曲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和苏共之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成为公开论战。中苏论战中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中苏论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不同导致了的两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分歧。中苏分歧产生时,苏联模式的弊端在苏联已经充分体现出来,而在中国却尚未完全暴露。苏共和中共必然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认识。赫鲁晓夫要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够,主张在坚持苏联模式的前提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把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观点说明,两党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上产生了巨大分歧。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进行的探索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对苏联模式的任何改革,都是修正主义性质的。中苏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分歧和论战使“左”的思想路线逐步主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等领导人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放弃了党的八大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把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分歧视为阶级斗争。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逐步陷入了“反修防修”的误区。“反修防修”本质上是对苏联模式的固守。这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后来却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理解的偏差。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为后来者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是实现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方向历史转折的准备时期。中国共产党决定结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路线,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解放运动、平凡冤假错案工作和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就的考察为这一历史转折的完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反思苏联模式,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苏联模式认识的科学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终于克服了其自身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不再被视为不可违背的普遍规律,而是被视为需要改革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开始突破苏联模式的窠臼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做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成就是: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探索的成就是: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在体制上有效防止了个人专断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恢复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清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目的、目标、内容等重要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探索的成就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指导方针、根本任务、内容和指导思想等问题。此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式起步。探索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党的十四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苏联模式。第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及意义。本章主要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意义和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诸多方面有自己的创造,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已经对苏联模式有所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中国的发展、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留了下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多样性。各国必须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必须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面临许多难题,我们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该文试图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挫折和后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层次原因。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遇到挫折的深层次原因不是方法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已经解决了方法论问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习苏联模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了这一方法论。但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若干方面没能避免斯大林走过的弯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度遭到了严重挫折?除了苏联模式的独特历史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实践经验的原因外,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存在其自身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之所以在历史局限性,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仍然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水平上。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程看,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到什么程度,社会主义道路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终于克服了对苏联模式认识历史局限性后,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罗婉文[5]2000年在《开放教育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面对21世纪国际化、科技化和多元化的时代，教育改革成为各国提升国家竞争力、人民生活水准和人民素养的努力方针。综观最近几年，中外各国的教育专家学者的言论或其著作，我们不难发现一般人对学校以及对学生的观念已有所改变。主张教育改革的人士渐渐的把对教育关注的焦点放在学生怎么学，其次才是老师怎么教，统整的教育与健全人格的发展，是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职责。而近年来我们却在升学主义挂帅与智育过度膨胀当中，失去教育均衡发展的信念，因此在此时提出对开放教育的研究，既是针对了当前的教育所存在的危机，也反映了全人教育的重要性。 开放教育观念萌芽于苏格拉底，起源于英国的非正式教育，60年代在美国发扬光大，并受到全球注目。事实上它是一种基于实用需要的草根运动，1970年布克太太将此种学习方式引进台湾。 开放教育的定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是一种哲学观，无从定义，但可归纳得出，是相对于传统封闭教育，在相关教学要素中，表现出松绑、多元、弹性、开放……等等的调整与实践，使学生能用自己的方式、速度进行学习，充分发展兴趣及学习潜能而达成自我实现的人性化教育。 除定义外，要更深入了解开放教育，必须更进一步探讨开放教育的内涵、特征与实施原则。一般谈到开放教育，大都以心灵、时间、空间、资源、内容、方法等六个方面的开放为其主要内涵。开放教育在儿童角色、混龄编组、多样活动、个别化学习、多元评量、协同教学各个方面所做的改变，为僵化的教育注入生机，并期望透过这种情境人性化、课程统整化、教材生活化、教学活动化、评量多元化的开放教育的实施，提供孩子开放多样的学习环境，让他拥有更多的学习自由，使其学习更为丰富生动、更有意义。 开放式教育是一个草根模式的教育改革，经由实际的活动中，慢慢发展理论，是一个至今尚未演化而成的理论。笔者仅探讨开放教育的哲学与心理学背景，试就自然主义、人文主义、进步主义、建构心理学、人本心理学等的学说分别阐述，与其对开放教育的启示作一说明，以揭示实施开放教育的理论基础。 近年来用心于教育改革的一群有志之上转化成实际行动，成立了森林小学及家长兴学的毛毛虫实验学苑，于体制内、外做实际的改革行动，迫使台北县率先宣布进行开放学校的试办与实验，例如：田园课程、现代教育实验班等，其目的是正视并且认真地考虑如何解决教育的弊病。 而教育改革的理论若只剩下原创者的自我表达与声援者的引注申论，任何流派的观点都可以建构出自己理想中的空中楼阁，唯有经过批判者的分析评论，才有可能客观的评定其理论或实践本身的价值与缺陷，让教育改革能够更健康的进行。因此笔者历时近一年调查了台湾开放教育实践的得与失，并系统研究了美国对开放教育的反思，就是期望能比较清楚的厘清不明的观念与修正被扭曲的作祛，既以美国在实施开放教育多年之后的反思来作为一个借镜，避兔重蹈覆辙：又发扬开放教育的优秀特质，便教育更健康地开放c 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但教育却带给我们迈向美好的希望：没有一个教育改革能从一开始就是十全十美的，重要的是跨出第一步勇于尝试。本文对开放教育作述评，主要是对现今教育改革的热潮——开放教育，试图提出较为客观的评价与建议，使得教育改革的步伐今后能够走得更加稳健踏实，逐步实现教育现代化。 在对开放教育述评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对进一步实施开放教育的建议，强调实施开放教育要以实现教育现代化为目标，以主体性学习论为基础，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策略c
陈辉映[6]2014年在《成人学习工作者专业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终身教育”理念的不断践行,促进成人进行持续学习与发展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与日益增长的成人学习需求不匹配的是,为成人学习提供教学以及相关服务的工作者们的专业水平却参差不齐。成人学习工作者专业化作为成人学习质量的重要保障,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我国成人学习工作者主要面临着地位边缘化、能力界定不清、教育培训不足、缺乏专业标准与资格证书制度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实现其专业化的巨大阻碍。本文选取欧洲在成人学习工作者建设方面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六个国家和超国家层面的欧盟作为研究案例,分析它们在推进成人学习工作者专业化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与实践进展,以期对我国成人学习工作者专业化建设有所启示。不可否认的是,成人学习工作者具有复杂性、集合性等特征,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文化、经济背景中的意涵也存在差异,从而各个国家对成人学习工作者的界定以及推动其专业化的措施也都有所侧重。本文将六个国家与超国家层面的欧盟整合在一个成人学习工作者专业化建设的框架中,探索能力档案与专业标准的制定、教育与培训的开发、资格证书体系的构建、能力认定的实施、质量管理的运用这“五大”专业化建设举措以及六个国家中政府、专业组织、大学及社会这“四大”专业化建设主要力量如何推动成人学习工作者的专业化进程,期望为我国成人学习工作者专业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整体而言,本文有两条主要的研究线索贯穿其中,构成了本文的研究框架：一是呈现在推进成人学习工作者专业化建设的具体措施层面上,本文就六个欧洲国家以及欧盟超国家层面推进成人学习工作者专业化建设的具体举措进行解读、分析与比较,试图从中提炼出值得借鉴的经验。二是呈现在推进成人学习工作者专业化建设的主要力量层面上,本文认为政府、专业组织、大学和社会(市场、顾客)是推进成人学习工作者专业化建设的重要主体,并且这四大主体在成人学习工作者专业化建设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本研究分为十一章：第一章对成人学习、成人学习工作者、专业化、标准及能力等概念进行界定、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选择研究案例、确定研究关注操作层面的具体举措及内容和顶层设计的宏观把握这两个方面,根据专业社会学的理论确定研究框架与思路。第二章通过半结构访谈的方法初步调查在上海开放教育、社会教育、企业教育、社区及老年教育和高校继续教育领域从业的成人学习工作者的职业现状,明确我国本土成人学习工作者专业化建设的主要困境与挑战以及当前专业化水平与专业化建设目标。第三章至第九章,分析欧洲六国以及欧盟在成人学习工作者专业化建设的理论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并在案例中初步探索主要推动成人学习工作者专业化建设主体的作用。第十章首先提炼七个案例中促进成人学习工作者专业化建设的“五大”举措和内容以及这“五大”举措之间的关联性。这五大举措包括：制定能力档案与专业标准、完善教育与培训、构建资格证书体系、实施能力认定以及运用质量管理。其中,构建资格证书体系是成人学习工作者专业化建设的重点举措。接着,通过四个主体的框架来分析政府、专业组织、大学与社会在专业化建设中的作用。其中,政府与专业组织在专业化建设中的作用尤为重要。最后,对欧洲国家成人学习工作者的专业化建设进行反思。目前,欧洲国家已经普遍形成专业组织,但自治程度不高；社会培训机会多样,但高等教育普及率不高；专业准入初见雏形,但政府呼应不足。第十一章结合国际经验和现实国情,描绘我国成人学习工作者专业化建设的“全景图”,提出我国成人学习工作者专业化建设三大主要措施和两条推进重点。三大措施为制定基于能力的专业标准、开发健全的教育培训模式、构建完善的资格证书体系。两条推进重点为加强政府对成人学习工作者专业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充分发挥专业组织在推动成人学习工作者专业化建设的作用。
刘云[7]2016年在《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使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践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培养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是学校教育的终极目标。但如果学生一直以被动接受的方式来获取知识,那么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转变教学方式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明确指出:教科书编写“应把‘数学探究’等活动恰当地穿插安排在有关的教学内容中”,让学生通过数学探究活动,“初步了解数学概念和结论的产生过程,体验数学研究的过程和创造的激情,提高发现、提出、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在该标准指导下编写而成的各套高中数学教科书,与传统数学教科书相比,在内容、体例、结构、组织等方面有较大变革。尤其是人教版高中数学教科书,在教科书正文及附录中设计了众多的数学探究内容,为高中数学探究教学的开展提供了充足的课程资源。这种在教科书中设计探究内容以顺应知识转型社会背景的教科书编写新方式,给习惯了传统讲授式教学的高中数学教师和学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教师作为教学的组织者与实施者,教师的教学方式往往决定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在使用教科书来教学的活动中教师同样居于主导的地位。面对课程改革中教师对新课程提倡的“学生自主学习”的误解,所带来的用“学生通过记忆和练习接受导学案上的数学知识”来替代“学生依据教科书设计进行知识探究”的错误做法,研究教师主体对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使用具有了重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论文围绕“高中数学教师是否会使用教科书中的这些探究内容?会如何使用这些探究内容?哪些因素影响了教师对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使用?应该如何促进教师使用教科书中的探究内容?”等问题,以教师为主要对象,兼涉学生,对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使用进行了系统研究,一方面可揭示高中数学教学方式改革的推进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为课程改革的深化发展提供来自实践和实证的考量。本研究将教科书视为课程的载体,亦为教学的工具,兼具课程文本和教学活动文本的双重身份,其本质属性包括内容属性和教学属性,内容属性侧重的是教科书的编制取向、内容选取、内容编排与组织等方面的特征,关注的是教科书内容的课程价值取向;教学属性则指向教科书在教学设计、学习评价和教学资源等方面的属性,是教科书所体现或潜在地有助于促进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特性。借鉴教科书分析及使用研究的已有成果,本研究认为探究内容作为教科书中的一类特定内容,其亦具有特定的内容属性和教学属性。本研究从探究内容的教学属性出发,借鉴教学设计“教什么、怎么教、达到什么目标”的三维度架构,建构了探究内容的分析框架,并将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使用操作化界定为:教师选取探究内容、执行探究内容教学策略、实现探究内容教学目标的活动。本研究视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使用为微观领域内的课程实施,故而以TIMSS(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课程框架为理论基础,在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指导下,采取文献法、内容分析法、课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研究了人教版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编写特点及教师使用活动中对这些特点的践行,并探查了影响高中数学教师使用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因素,提出了促进高中数学教师使用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策略。具体而言,研究首先对课程文件、教科书中探究内容已有研究成果以及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进行综合研究,以构建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文本分析的框架。其次采用该框架分析了人教版(必修和选修2系列)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在内容呈现和探究对象、教学策略和教学目标等侧面的编写特点。再次基于内容分析的结论,使用课堂观察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收集样本教师使用探究内容时对这些特点的践行情况及影响因素的相关数据,并在数据三角检证的基础上归纳出样本教师使用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情况及影响因素。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高中数学教师使用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建议。研究主要获得了如下结论:其一,探究内容文本分析框架由3个维度(探究内容、教学策略、教学目标)8个类目组成,包括:呈现探究内容的栏目、探究的对象、探究的主体、探究的组织、探究的技能、探究的水平、探究目标的类型和呈现。其中多数类目分为若干子类,如探究的对象分为陈述性知识探究、程序性知识探究、知识创造性应用探究和知识模仿性应用探究,而探究的水平则分为问题起始型、论据起始型、结论起始型和论证起始型。其二,文本分析发现,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编写具有如下特点:在内容方面,教科书中设计了众多的探究内容,主要有两种呈现方式,章节正文中的思考、观察和探究小栏目,以及章节附录中的阅读与思考、探究与发现、信息技术应用和实习作业大栏目;它们以引入数学新知识为主要意旨,72.4%的探究内容以数学知识的探究为对象(其中以陈述性知识居多,占58.7%,程序性知识仅占13.7%),余下27.6%以数学知识的应用为探究对象(其中创造性应用占11.8%,而模仿性应用则占15.8%)。在教学策略方面,教师用书中对探究内容的指导强调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62.2%的目标设计陈述及39.0%的探究内容教学建议陈述主体包括学生);强调应让学生自主探究的探究内容仅占18.1%,强调给予学生充足时间来探究的仅占2.0%,明确标注多人探究的仅占4.2%,其余则未指出学生探究的组织方式;探究技能以基础技能为主(占总技能频次的84.1%),综合技能为辅(占总技能频次的15.9%),接近半数(48.0%)的探究内容训练的探究技能超过2种,在基础技能中推理、观察、比较最受重视,分别在50.1%、20.3%、18.1%的探究内容中需要使用,最不受关注的是控制变量、下操作性定义和形成假设的探究技能,分别在0.6%,0.6%和1.5%的探究内容中受到使用;探究开放水平以结论起始型最多占81.5%,证据起始型次之占10.2%,论证起始型第三占6.0%,问题起始型最少占2.0%。在教学目标方面,73.1%的探究内容教学指导中陈述了教学目标,其中陈述知识与技能目标的比例最大,占到57.8%,陈述过程与方法目标的比例次之,比例为26.1%,陈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相对最少,占到了13.3%;探究内容目标在陈述时以内部过程为主,占52.7%;其次是既不陈述内部过程也不陈述外显行为的,占10.0%,仅陈述外显行为的排第三,占6.4%,余下的则为既陈述内部过程也陈述外显行为的,占4.0%。其三,样本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对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使用具有如下特点:探究内容的选择与改编方面,正文中的探究内容选用比例较高,观察课例中89.6%的探究任务得到了选用,问卷调查中64.8%的样本教师反映选用了教科书中多数探究内容,相对而言附录中的探究内容选用较少;教师较少对探究内容进行改编,观察课例中58.0%的探究任务未经过教师的任何改编,且教师的改编往往弱化了课堂上的学生探究(占58.6%),教师访谈中有5人改编弱化学生探究,有2人改编加强了学生探究。探究内容的教学策略执行方面,学生主体性地位获得了一定体现,问卷调查中仅5.8%的教师喜欢选用教师讲解的方式,其余94.2%的教师倾向于给予学生一定探究机会,课堂观察中比例相当;教师倾向于师问生答的师生互动方式,问卷调查中84.7%的教师喜欢采取师问生答的方式来进行探究,课堂观察中这个比例为81.5%;学生更多运用基础探究技能来进行探究,问卷调查中教师选择让学生提问创造的比例最小,课堂观察中则综合技能使用频次仅占到9.8%;探究开放水平维度的考察则发现,学生的探究空间较小,课堂观察中探究任务的平均开放水平为2.23。探究内容的教学目标凸显方面,接受访谈的9位教师,叙述了自己在使用教科书中探究内容时所关注的教学目标,有7位(77.8%)谈及知识与技能领域的教学目标,有4位(44.4%)谈及过程与方法领域的教学目标,另有5位(55.6%)谈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领域的目标。其四,样本教师对探究内容的使用,受到来自教师自身、学生、教科书、学校环境和社会文化五个方面的影响:教师自身方面,65.6%的教师认可探究内容的编写意图是提供师生开展探究教学的素材,但仅52.4%的教师认可探究内容的探究任务应由学生来完成;72.4%的教师认同高中数学教科书中的探究内容,且对教科书中探究内容内容属性与教学属性的认同均值超过对配套资源的认同均值;处于5个探究内容关注阶段(信息、个人化、管理、结果、合作)的教师比例分别为39.8%、77.3%、58.0%、73.3%、86.5%,表明教师主要关注探究内容对自身带来的影响,探究内容使用对学生带来的影响和与其他教师就探究内容的使用进行合作等三个方面;另外教师的个体能力水平和经验亦会对探究内容的使用带来一定影响。学生方面,学生的认知和能力水平、学生的参与性、学生的已有经验与兴趣分别有71.1%、64.2%、61.1%的教师认同会对其探究内容使用带来影响,另有81.3%的教师反映班级人数太大,影响了学生自主探究、动手实践、合作交流的实施。教科书方面,探究内容对考试的重要性、探究内容是否符合教学的需求、探究内容教学目标的明确性、探究内容的难度、探究内容的启发性与必要性、探究内容的生活性、探究内容的可操作性等均会对教师使用教科书中探究内容带来影响。学校环境方面教学时间紧、硬件条件缺乏、教学以知识为取向而非能力为本位及政策制度层面的文化如是否提供给探究内容使用有利政策和教研制度支持等,亦是制约探究内容使用的重要因素。社会文化方面,对探究内容使用的影响则来自于科举制度的考试文化传统、实用主义的功利文化环境和精耕细作的农业文化传承。其五,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从教师内在提升、教科书编制、学校环境改善以及社会整体文化等四个侧面提出促进教师使用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策略:教师提升策略方面,对探究内容的选取与改编,教师应依据探究主线来取舍教科书中探究内容、依据“探究的流畅性”来增加探究内容、依据“探究的明确性”来改编探究内容、依据“教学的现实性”来创生探究内容;对探究内容教学策略的执行,教师应树立合理的教科书使用观、从数学本质和数学探究的特征以及数学探究的方法技能出发来引导探究、正确认识数学探究过程与结果的双重性、并分清教师和学生在探究中的角色地位;对探究内容教学目标的达成,教师应正确认识并合理呈现探究内容的教学目标。教科书的编制方面,应通过广泛调研来确定并明确指出探究内容编制的目的,并正视不同教科书位置中探究内容编制目的的差异;探究内容的选择应遵循价值性、探究性、操作性、趣味性、层次性、文化性等原则;探究内容的呈现则应遵循集中性、完整性、问题性、阶梯性、阅读性、指导性等原则。学校层面应转变仅围绕高考的教学取向并在教研活动中关注探究内容使用。社会文化层面则应做到全面认识高中数学教育培养目标、家长和社会大众切勿给予学校教育过多外部干涉、高考命题应转向关注问题解决能力。论文分为8章,绪论、文献综述、研究设计、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编写特点分析、高中数学教师使用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现状透视、高中数学教师使用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影响因素、促进教师使用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策略、研究的结论与思考。本研究的创新之处:1)研究首次对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编写特点和使用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主题新;2)研究着眼于教科书的教学属性,将高中数学教师对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使用视为探究内容教学设计意图的实施活动,从探究内容的选取、探究内容教学策略的执行和探究内容教学目标的凸显三个维度对其进行了探查,研究的视角新;3)研究采用TIMSS课程框架作为理论框架,通过研究证实了其对探究内容使用这一微观课程实施领域的解释力,亦发现了课程、教师、学生、学校和社会文化各个层面因素对教科书使用及教学实践活动影响的交互性,揭示了教科书使用是一复杂的教育现象,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并提出了促进教师使用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策略,研究结论新。本研究的不足之处:1)研究仅涉及TIMSS课程框架中三个层面课程中的两个——预期课程与实施课程,且仅关注教师主体对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使用,未能够揭示探究内容使用的效果;2)研究采取多种工具收集数据,原始资料非常庞杂,掌握不易,故不排除数据分析时忽略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整体意义”,而只作了片面推断的可能性;3)研究受取样局限,故而更追求理解性和建设性的结论,而缺少一般量化研究的确定性、普遍性和推广性。
李欣茹, 蔡晓东[8]2009年在《远程开放教育教学管理模式研究现状及述评——以广播电视大学系统为例》文中认为教学管理模式研究是电大系统教学管理改革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当前的研究以现代教育理论和科学管理理论为依据,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远程教育教学管理模式。研究的不足主要表现为:远程教学管理运行机制研究匮乏;教学管理模式对系统性重视不够;教学管理模式的进一步改革和具体实施还需要作更多深入细致的研究。
白晓梅[9]2012年在《当代中国农民工就业模式的市民化转向》文中研究指明我国自建国以来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为了配合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保证工业和城市的资源和资金充足,实行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制度,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自由流动以及向非农就业领域转移。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推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显现出来,并开始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形成了“农民工”这一特殊而庞大的群体,以及农民工在城市的流动就业现象,并且农民工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就业一直持续至今,今后还会有大批的农民工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就业,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我国经济进一步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支撑,农民工已成为推动我国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力量,他们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过程中遭遇了许多的困难和问题,以及严重的就业歧视,这一系列的“农民工问题”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极大关注,农民工问题涉及到社会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方面,已成为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在这些表象背后有其长期积淀下来的源于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是我国长期实行二元经济社会格局的结果。在众多的农民工问题中,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尤为突出,解决农民工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长期以来,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只实现了职业的转换,并未实现身份的转换,导致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与生活,却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和待遇,不能在城市稳定下来像市民那样生活和就业,难以和城市社会融合,走向市民化。如何使当前的就业模式转变为市民化就业模式,使农民工在城市稳定居住、市民化就业,最终实现市民化目标,不仅是推进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关键,也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安定团结的基础,更是关系农民工生存发展的首要问题,成为众多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良好夙愿。本论文以农民工就业模式向市民化就业模式转变为主旨,力图通过研究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将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的问题贯穿起来,从民生发展的角度全面评价当前就业模式,并指出就业模式的市民化转向目标,以期提出寻找解决就业问题的最佳思路。围绕着本论文的研究主旨,在论文的绪论部分对农民与农民工、农民工就业与市民化就业等与本论题相关的概念进行了辨析,本论文认为农民工就业应走市民化就业道路,这一观点是本文首次提出的,尤其是指出了当前农民工就业模式的特征及形成原因,以及市民化就业模式的特征与要求,为论文后续的论述奠定基础。农民工就业模式的市民化转向问题不仅是当前研究的现实问题,也有其产生的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基础,因此论文中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述评、发展经济学家的转移就业理论述评、国外学者的就业理论及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述评,为后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及逻辑起点。接下来本论文从纵向与横向交叉分析的角度,回顾了我国农民工流向城市就业的历程,分析了农民工就业模式产生的背景原因、现状及特征,指出了农民工就业对我国和谐社会带来的影响。为了促使农民工就业模式向市民化就业模式转换,本论文全面评价了当前的农民工就业模式,肯定了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积极意义,指出其存在的弊端,并提出农民工就业模式的市民化转向目标。接着分析了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就业的制约因素。就农民工当前就业中存在的问题来看,主要是就业歧视,包括就业机会歧视,就业待遇歧视和就业保障歧视。而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就业的制约因素涉及制度性因素、经济性因素、农民工自身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四大方面。从我国农民工当前的情况来看,农民工群体产生了代际分化,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城市农民工的主体,因此本论文着重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新特征及产生的新问题,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强烈的市民化意愿。在以上各项分析的基础上,本论文最终提出促使我国农民工就业模式转向市民化就业模式的制度设计,以及如何进一步推动农民工在城市扩大就业,以解决民生问题的总体思路。本论文通过对我国农民工就业模式转换问题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农民工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流动就业历经30余年、经历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发展特征,农民工流向城市实现市民化就业是大势所趋,今后还将持续下去；农民工问题是在城市产生的,所以解决农民工问题根本也要在城市来进行,使当前的农民工就业模式转变为市民化就业模式,即让农民工在城市相对稳定居住、市民化就业,就成为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关键所在；当前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过程中频频遭遇就业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现实中存在诸多制约农民工市民化就业的障碍,其中最主要的是二元分割的制度体系,要从根本上转变农民工的就业模式,解决以就业问题为首的农民工民生问题,就应首先破除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消除制度障碍,同时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积极构筑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以及改变政府管理方式,赋予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与待遇,使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一样能在城市中稳定下来就业；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有强烈的融城意愿和市民化倾向,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市民化就业、稳定居住,幸福生活,帮助他们实现市民化,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吴志文[10]2014年在《《时代》周刊封面报道中美政治精英形象之呈现》文中研究指明《时代》周刊有“史库”美誉,其封面特别是政治精英的封面报道独具特色。它选择政治精英进行形象呈现,意在展示他们背后宏大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并能对国家形象起到暗示和折射的效果。本研究以政治精英理论和媒介形象理论切入,通过观测《时代》周刊的“精英形象”呈现,从历时性的角度剖析《时代》周刊1923-2009年间的中美政治精英形象呈现,运用文献分析、内容分析、比较分析和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梳理《时代》近百年来对中美两国的政治精英形象的呈现及其不断调整过程,着力探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时代》周刊是如何在中美社会历史的活动中呈现两国政治精英形象的；二是《时代》周刊呈现的中美政治精英形象的差异性；三是《时代》呈现中美两国政治精英形象的内在机理；四是剖析东西方的精英观。研究发现,一、《时代》周刊对中美两国政治精英在政治事件、经济发展、社会运动、军事行动、外交活动等方面的呈现,都是从当时的社会状况出发,继而从不同领域去展现、分析、评价这些人物的,基本上是按照社会作用、个人人格、国家折射的角度展开分析。二、对于美国的政治精英的形象呈现秉承平行的路线——尽管近百年来美国社会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时代》周刊一贯地突出精英人物的魅力,多角度展示,人物事迹全方位报道；而对中国的政治精英呈现却是一个上升的路线——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时代》周刊对中国政治精英的形象呈现经历了一个由轻视、怀疑、惊恐到正视、尊重、褒扬的发展过程。三、《时代》周刊对两国政治精英呈现的客观性、公正性在东西方读者眼里的差别较大。我们的读者调查表明,东方人大多认为《时代》对美国的政治精英形象塑造有拔高之嫌,而对中国的类似叙事则有歪曲和贬低之嫌；而西方人则普遍认为它对中美两国的政治精英描绘都比较客观、真实。之所以出现上述差异,乃在于美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生活等的世界领先地位,也与我国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多有关联。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文化的差异性以及不同的精英观使然,同时,新闻专业主义、国家立场和媒体的利益诉求也深刻地影响着媒体的操作实践。如果单纯以“意识形态”和“妖魔化”来界定西方媒体的中国形象呈现已然不够,或因其批评报道的出现就一概而论之为负面报道也未免过于简单化化,学界应对此持审慎的理性态度。本研究选择《时代》周刊封面的中美政治精英形象呈现进行对比分析,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为现实意义：了解和认识美国主流媒体如何通过新闻报道这一窗口来建构和传播精英形象以及对国家形象的折射作用,可以使我们在跨文化传播中更有针对性地调整传播策略,充分认识美国媒体的特性和运作模式,以更好地引导国内媒体如何传播国家形象；同时,可以以美国主流媒体上的中国形象为镜鉴,来进行自我完善。二为学术意义：目前关于跨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以及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分析已然不少,但把定量方法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对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形象呈现进行政治学阐释颇具创新。故此,本研究可以丰富跨文化传播的理论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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