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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战止战
成吉思汗所处的时代,是蒙古社会从氏族制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的是由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0页)。12世纪初,铁的普遍使用,使蒙古社会进入了“英雄时代”,(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出版,1954年版,第25页)它不但使牧人对自然界的斗争有了更大的威力,而且推动了私有财产的进一步发展及社会内部分工的发展,这样,就极大地促进了蒙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社会制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个体家庭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单位。由于个体家庭的出现,使财产的分化也在加速进行,作为氏族组织纽带的血缘关系已被打破,出现了较大规模的部落联合体,如乃蛮、克烈、札只刺、塔塔儿和蒙古等。
蒙古各部的政权,最早出现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最高统治者称“汗”。11世纪末,塔塔儿部有诺儿·盃禄 ·汗;克烈部有马儿忽思·盃禄·汗;乃蛮部有亦难赤·卜古·必勒格·汗。蒙古在12世纪20年代时由合不列统一起来,称合不列汗。这些奴隶主政权是依靠他们掌握的武装力量来维持的。例如成吉思汗兴起之前,统治着蒙古的泰亦赤乌部的奴隶主就拥有一支护卫军,蔑儿乞部、克烈部、乃蛮部等也都有护卫军。这些护卫军主要由忠诚的为奴隶主效劳的“那可儿”(朋友)所组成。各部奴隶主依靠这些武装力量,互相掠夺良马、美女和水草丰美的牧场。恩格斯指出:“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略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蒙古秘史》上所说的“夺其人畜”、“尽掠其物”、“获其辎重牲畜”、“夺其人畜财物”等,正是说明了这种战争的经济性质,那些强大的、胜利了的奴隶主们也正是在这种战争中聚集了大量的财富。而所谓“都想荣得霸权”又正好说明战争的政治性质,各部奴隶主正是在这些战争中扩大了他们的权力。
战争加速了蒙古社会的变革,但它带来的灾难却是很大的,人口死亡、生产破坏、人民负担加重、生活水平日益下降、社会秩序不安等。其结果是“虽猛悍喜战,而卒不能强国”,屡受金人的欺凌。12世纪蒙古社会的情景是:“有星的天空旋转,诸部混战不已,睡眠无暇,互相苦斗、残杀。愿望不能实现,只有奋勇拼战。躲避、退却无地,只有挺身作战。安乐无法享得,只有撕杀、混战。”(《蒙古秘史》第11卷,1956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蒙文版)。
成吉思汗铁木真在这种混战中表现了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在12世纪最初的几年里,他先后战胜了蔑儿乞部、泰亦赤乌部、塔塔儿部、札答兰部、克烈部和乃蛮部。不久,翁吉刺残部、汪古部也归顺了他。这样,铁木真以战止战,用武力统一了蒙古高原各部。当时广大人民迫切要求结束蒙古各部之间长期无休止的战争,因而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
在统一蒙古各部战争中,铁木真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他善于团结和使用自己的“那可儿”,善于联合盟友去击败自己面临的强敌,善于在失败时保存和恢复力量,在胜利时迅速发动力量扩大战果。铁木真缔造了一支十分强大的骑兵,这支骑兵有一批英勇善战的将领,这支骑兵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它在统一蒙古各部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1206年,蒙古各部在斡嫩河畔举行集会,推举铁木真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起蒙古国家——也客·忙豁勒·兀鲁思(大蒙古国)。新成立的蒙古国,领土广阔,控制了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达阴山,北达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成吉思汗成为全蒙古的大汗,这标志着蒙古历史进入了新阶段。
以战强国
大蒙古国建立后的第二年,成吉思汗就开始了对蒙古高原周围地区的征伐。1207年,派长子术赤出征北方,降服了斡亦刺部、吉利吉思部以及各森林部落。1209年,畏吾儿亦都护(王)巴尔术阿尔忒,不满西辽少监的横征暴敛,杀了少监,于1210年遣使投顺成吉思汗。
大蒙古国的南方还有一个富庶的金国,成吉思汗深知,如果不征服金国,有朝一日新兴的蒙古必为金朝灭亡。征服了金朝还可以补充大量的奴隶,掠夺更多的财富。于是,他为征金作了充分的准备。
金国长期以来对蒙古高原各部进行残酷的统治、搜刮。蒙古受其挟制,岁岁称臣纳贡。可是“粘罕术赤辈尝虑其有难治之状,三年一征,五年一徙,用蒿指之法,厄其生聚。蒿者,言若刈蒿也,去其拇指,则丁壮无用。”(见郑祈南《心史》下卷《大又路叙》)金人的这种办法可谓至毒了。金在完颜雍时(1160-1188年),由于其内政矛盾及汉族的反抗,遂撤攻宋之师,与宋讲和,而专力于其内政。对于蒙古,率用招讨离间的办法,以为控制。金大定间,童谣曰:“‘达达来,达达去,趁得官家没出去。’金世祖闻之曰:‘此必鞑靼将为国患’,乃下灭丁之令,岁岁用兵北边,恣行杀戮。”(见柯劭《新元史》本纪1)这种政策,终金之世,没有根本改变。宋人赵珙说:“二十年前,山东、河北谁家不买鞑人为小奴婢,皆诸军掠来者。今鞑人大臣多有掳掠住于金者,且其国每岁朝贡,则于塞外受其礼币而遣之,亦不令入境,鞑人逃遁沙漠,怨入骨髓。”(见赵珙《蒙鞑备录》)
金国自章宗(完颜璟)以后国势日益衰落。残酷的剥削压迫引起汉族、契丹人民的不断反抗。在这种情况下,金人对蒙古的统治正在遂渐瓦解。1209年,金主完颜允济“嗣位,招讨使传宫当拜受。帝(成吉思汗)问使者曰:‘新天子为谁?’曰:‘卫王也’,帝剧南向唾曰:‘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作,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何以拜为,即上马北去。’金使还宫。允济益怒。欲俟汗再入贡,就进场加害。汗知之,遂与金绝,严兵为备。”(见柯劭《新元史》本纪3,《蒙兀儿史》本纪3)
成吉思汗征金之前,曾于1205、1207、1209年三次攻夏,大大削弱了西夏的力量,加深了夏金之间的矛盾,从而使西夏无力构成对蒙古的威胁,同时又拆掉了金国在西北的一根支柱。不久,为金守边的汪古部,因不满金国的统治,也归顺了蒙古。
1211年,成吉思汗率大军攻金。他的口号是“复仇”。史载,他出师之前,长跪祈天谓:“长生之天,金辱杀我诸父别儿罕俺巴孩。设汝使我复仇,请赐帮助,并命大地之人类以及善恶诸神联合辅我。”(见多桑《蒙古史》,商务印书馆版,上册,第69页)这次出征,蒙古军先后攻占了河北、山西、山东、辽西、辽东的大多数州县,夺取了大量人口、牲畜和财宝。1215年2月,大将木华黎攻取北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5月,蒙古军又攻占了金国中都(今北京),成吉思汗派失吉忽秃忽等取回了中都府库的全部帑藏。第二年春天,成吉思汗回到蒙古本土怯绿连河上的宫帐。
成吉思汗的这次征金,既摆脱了金国对蒙古的统治压迫,又获得了大量财富和许多先进的武器,使新建立的蒙古国能在更大的基础上巩固起来。
以战扩疆
成吉思汗为了使自己的统治范围进一步扩大,让他的弟兄、儿子们“取天下了呵,各分土地,共享富贵。”(见《元典章》卷9,《吏部》3)西征前,勉励他的儿子们说:“天下土地广大,江河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去扩大营盘,占领国土。”(见《蒙古秘史》第255节)正好这时,蒙古诸部的统一,汗权的巩固,国家机构和军事行政制度的确立,军队数量的扩充和战斗力的增强,这些条件更便于蒙古统治阶级去发动对外扩张的战争。同时,与蒙古毗邻的西辽、花刺子模等,都处在内部矛盾尖锐的阶段,形势对蒙古的扩张有利。
西辽和花刺子模都是西域大国。西辽是契丹贵族耶律大石建立的。其疆域纵横六七千里,今新疆库车、喀什噶尔、焉耆、和阗等地尽为其所有。1206年蒙古建国后,成吉思汗曾进兵乃蛮,迫其部长太阳汗屈出律逃奔西辽。屈出律于1211年会同花刺子模灭西辽,篡夺了汗位,至此西辽名存实亡,地分为二。屈出律领天山南路及吹河流域。1218年,成吉思汗命东征高丽的哲别、速不台往征,灭之。从此,蒙古领土直接与花刺子模相接了。
花刺子模为回教国,原是阿母河(今俄罗斯境内的阿姆河)下游的一个文明国家。1200年阿拉丁摩诃末继位后,它的领土东北自锡尔河,西南至波斯湾,东南至印度河,西北抵阿哲儿拜占。境内农商发达,人烟稠密,城寨林立。旧都在玉龙杰赤(今乌兹别克国境内),后为控制东部国土,又设新都撒麻耳干(今俄罗斯的撒马儿罕)。1214年,成吉思汗在金国中都近郊,接受金国求和的时候,摩诃末派遣赛夷·宝合丁·剌昔到北京见成吉思汗。“那是因为摩诃末梦想征服这个无限富裕的中国,却被蒙古征服者捷足先登了。这个消息到底是真是假,为了查明实情派来了这个使团。”(见[日]小林高四郎《成吉思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当时成吉思汗即提出蒙古和花刺子模双方经常派遣使臣、商人、商队往来,交换两国商品,维持永久的和好。成吉思汗对待花剌子模商队也是友好的,可是贪婪的花剌子模的讹答剌(今哈萨克国境内)城的守将由于垂涎蒙古商队的珍贵商品,竟干起杀人越货的勾当来。对此,成吉思汗先派正副使者三人去,要求引渡当事的讹答剌守将。他表示,如果摩诃末本人未下达过杀死使者和商人的命令,那么就把守将交给他来处置;否则,就准备迎战。摩诃未杀了正使,又把两个副使的胡须剃了放回。“成吉思汗闻报,惊怒而泣。登一山巅,免冠,解带置项后跪地求天,助其复仇。断食祈祷三日夜始下山。”(见多桑《蒙古史》第1卷,第6章,第94页)
当时,花刺子模的政权很不稳定,统治力量也很簿弱。就军队讲,军人是康里人,不仅军权掌握在康里人手里,地方政权也由他们操纵。宗教方面,派别很多,摩诃末属阿里派,与伊斯兰教名义上的首领哈里发处于对立地位。在统治集团内部,摩诃末与康里将领、地方首领、报达的哈里发、他的母族之间都有矛盾。战争由可耻的边将杀人越货引起,士气也不容易鼓舞。摩诃末昏庸也提不出一个周密的作战计划,更组织不成全国一致的抗战力量。讹答剌事件发生后,成吉思汗决心先打花刺子模。于1217年,他授命木华黎经略金国,而自己则率师西征。这时,他再一次攻打西夏,迫使西夏主赵遵顼避走西凉(今甘肃凉州),解除了西征的后顾之忧。在这年年底,他叫他幼弟斡赤斤留守蒙古本土,亲率大军西征。
1219年夏,成吉思汗大营已驻在也儿的石河畔。遵奉成吉思汗征调的命令,畏吾儿王阿力麻理和哈剌鲁部汗都率部前来会合,唯西夏拒不出兵。于是,成吉思汗分兵四路攻打花刺子模。1220年诸军分别攻克讹答剌、不花剌(中亚名城,今布哈拉)和撒麻耳干等城。摩诃末怯弱无能,临敌遁逃。成吉思汗命者别、速不台穷追勿舍。摩诃末逃到宽田思海(今里海)的一个岛上死去。1222年,摩诃末之子札兰丁企图重整旗鼓,成吉思汗又败札兰丁,一直追到申河(今印度河)未获。这时各路大军已平定中亚各地。其中者别、速不台一军在攻占阿哲儿拜占(今阿塞拜疆)、谷儿只(今格鲁吉亚)、设里汪(位于里海西北,高加索山附近)等地后,又越过太和岭(今高加索山)征伐阿速、钦察等部。1223年,者别、速不台大败钦察与斡罗思联军于阿里吉河(今迦勒迦河),残破斡罗思南部。有一支蒙古军越过克里米亚半岛,一直进到第聂伯河。这年冬天,者别、速不台率军东返与成吉思汗主力会师,经撒麻耳干回到蒙古的土兀剌河老营。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结束。
成吉思汗从1218年派兵灭西辽,拉开西征序幕,到1225年返回本土,前后共有7年时间。西征结束后,成吉思汗在中亚各地设置达鲁花赤(军政长官),命回回商人牙剌瓦赤总督一切军政事宜。西辽、花刺子模等西域诸国便正式划入蒙古汗国版图。
1226年,成吉思汗以西夏国违约没有出兵从征花刺子模为由,再次亲征西夏。从1227年正月起,蒙古军队围困西夏国都中兴府。6月西夏国主李支持不住,遣使求降,只是请延缓献城。7月,成吉思汗病死于六盘山。他留有遗嘱,要属下在他死后秘不发葬,待李献城时,予以捕杀,并实行屠城。他心目中最大的宿敌金国还没有灭亡,因而他留下了灭金战略。他还指定第三子窝阔台为他的继承人。1229年窝阔台继汗位(太宗)后,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嘱,灭了西夏和金国。
以战养战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中外历史上,由于军队补给跟不上而导致失败的例子是很多的。所以军事家们,都把军队的补给,特别是远征异国时军队补给视作棘手的问题。蒙古军的远征,无论是持续时间之长,还是距本土之远,行军作战地域之广,在中外战争史上是罕见的。但成吉思汗成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以战养战。
新建的大蒙古国人口不多,有人说五六十万,有人说一百多万,因此兵员有限。南下攻金的军队,主要由蒙古人组成,但数量不多,只不过五六万人,因此,大量利用了汉人、契丹人、女真人乃至北方汉人及其所组织的武装。在金人统治下,汉人蒙受极为残酷的压迫,他们不满金人统治,当蒙古向金进攻的时候他们相率投降,并协助或配合蒙古军以反对他们厌恶的金国统治者。如:锦州张鲸聚众十余万,杀其节度使,投向成吉思汗。史载,蒙古军未下中都,金地降者已众,成吉思汗以之编46都统,共攻金人。还有郭宝玉、刘伯林、史天泽等金的将领都投降了蒙古,大大便利了攻金的战争。蒙古攻打南宋时,兵力也不多,大约10万人,主要利用了投降的金军和汉族地主武装。蒙古军攻打中亚时,号称60万,其实不过15-20万,主要利用了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畏吾儿人和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如速不台西征军队概由西部森林地带人民编成,其中有土耳其人、吉尔吉思人、维格尔人和突厥人。
蒙古受地理条件的限制,除了为畜牧、狩猎服务的简陋手工业外,当时其他技术工人,不仅很缺乏,甚至没有,成吉思汗为了军事需要,竭力输入当日世界上各种最先进的军事经验和技术。他曾发布两项重要政策:第一,每克一地,即选取技术熟练的人才送往国内,因此规定,凡屠城“唯工匠得免”;第二,实行奖励政策,不惜高官厚禄,以鼓励发明创造。如成吉思汗南下攻金时,搜罗了不少工匠,西征时从中原地区带去了不少工匠。在西征中也搜罗了很多工匠,如攻克你沙不儿后“唯工匠四百免死”,打下玉龙杰赤后,把“为数超过十万的工匠艺人,送至东方”,打下撒麻耳干后“取工匠五万人,分赏其诸子、诸妻、诸将”(见多桑《蒙古史》和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东征高丽时,对当地之造船工匠尽力搜罗,这些工匠中有造弓的、造甲的、造炮的、造抛石器的。又从中原输入造桥技术、符牌与驿站制度,来改善他们的交通条件,重用中原医生来改善蒙古医疗卫生,更迁移大量农民到漠北来发展蒙古农业。成吉思汗的主观意图虽然是用这些农民、技术人员来加强武器进行战争,但同时也改进了蒙古的物质生活条件。成吉思汗西征中,在前线建立了兵器制造厂,令一批当地技术熟练的工匠,就地取材,制造攻城工具。如拖雷进攻你沙不儿时,蒙古军久攻不克,乃退治工具,然后进攻,遂克。
战争对蒙古贵族统治者来说是一项聚积财富的方式之一,因此他们把战争视作“生活中的职能”。成吉思汗在征金中,掳掠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大大充实了“黄金家族”的财产。成吉思汗在西征中,每克一城后,把城里的人都赶出城外,然后让士卒进城,纵任掠夺。他每征服一个地区后,设置蒙古长官,献纳重赋,按本地出产十分之一为准。他把掳掠来的人民充当奴隶,按功劳大小,分给诸子、诸妻、诸将。他实行“裂土分民”的封建制,把儿子们封在西部,诸弟封在东部,各部贵族也有封地。他随着军事上的胜利,使人民生活日趋富裕;又由于把掠夺来的战利品公平的分配给每个参战的人,大大地鼓励了士气,而且使最消耗的战争变成了增加财富的手段。史载:“蒙古人的境遇已从赤贫如洗变成丰衣足食”(见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5页)。成吉思汗在征服地内也采取过一些积极措施,如“打下撒麻耳干后,派塔儿莎八思哈管理不花剌,使该城恢复些繁荣”;蒙军攻下太原后,下令“不嗜残杀,恣民耕稼”,改变屠城政策,鼓励农业,发展生产。这样做,直接对以战养战有利,间接的对广大被征服地人民也有利。
成吉思汗西征时,从也儿的石河(今俄罗斯境内的额尔齐斯河)源出发,以水草丰美,物产富裕的新疆为基地,然后从这个基地出发进攻花刺子模。攻占花刺子模的撒麻耳干、玉龙杰赤后,再以此为基地,向前进攻俄罗斯、阿哲儿拜占和克里米亚半岛等地。基地选择在水草丰美、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之处,在此集中作战物资,休养士马,补充兵马,查明敌方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交通等情况,据此制定作战方针。这就是组织第一战略地带的人力物力,攻取第二战略地带。成吉思汗在被占领地区,分置达鲁花赤(地方军政长官)进行管理。在西方用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的军队为其驻防;而在中国则用中亚军队、畏吾儿军队为其驻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