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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中日历史问题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中国与日本之间进行交往的历史是很悠久的，其间和平友好的往来占了相当长的时期，以至常用“一衣带水”形容中日两国关系。一般所说的不幸历史只是发生在近代。
19世纪中期，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都遭受了来自西方列强的军事与政治压力，被迫打开国门，面临着成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也面临着同样的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任务。日本虽然率先摆脱了成为欧美列强殖民地的危险，但是却用西方列强的方式对待东亚的其他国家。当然，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现在，那一段不幸的历史也已经过去了60多年，如果明确承认那场战争的侵略性质，承认日本的战争责任，中日之间也包括韩日之间是不会存在严重历史问题的。然而事态的发展并没有那么单纯，历史问题的争论就是由此发生的。
日本方面有一种意见认为，中日历史问题是中国方面制造出来的，是中国方面在打“历史牌”，甚至有人明确提出两国的历史问题是从1998年以后才发生的。对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战后的日本历史。
日本投降后，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对日本的战争犯罪进行了正义的审判。由于是否接受对战争犯罪的审判是日本能否回到国际社会的基本条件，所以日本政府通过1951年缔结的《旧金山和约》第11条表示“接受远东国际审判法庭及盟国在日本国内和外国的法庭上对战争犯罪的审判”。1972年中日间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做出了“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的正式表态，这一态度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中都加以确认，1992年日本天皇访华期间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因此许多人认为历史问题至此已经画上了句号。
但是，冷战开始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开始抬头，同战前一样把战争定位在“自卫战争”及“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上，用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掀起了战后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浪潮。
80年代中期，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一部分急于把日本变成政治大国的政治家便把战后对日本的审判与处理看作成为政治大国的障碍，提出了对战后40年进行“政治总决算”的主张。即战后40年来把日本作为发动侵略战争国家的判断是错误的，要以“大东亚战争史观”取代把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的史观，要用“终战”的概念取代“战败”，要抛弃被东京审判束缚的日本近代史观，叙述历史的时候应强调“国家的光荣”，使日本人建立自豪感。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日本一些政治家开始肆无忌惮地对历史问题进行翻案。如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1986年说过“日韩合并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事实上，都是经两国商议好了的。……韩国也是有责任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1988年曾明确提出：日中战争“对于日本来说没有侵略的意图”。
90年代后，更多的日本政治家卷入到对历史问题的翻案活动中。特别是部分自民党的国会议员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彻底否定战后对日本的审判结论，编写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而且通过对日本历史教育的批判把历史问题的争论扩大到日本社会。于是，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为代表的历史修正主义抬头，它提出：战后日本正式的历史观是一种“自虐史观”，即由美国占领军强加的历史观（东京审判史观）和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势力影响的历史观（共产国际史观）的混合物。他们认为接受这一史观的日本学者的反省就是在“自虐”。他们还认为这种史观并不是日本国民主体意志的自由表达，主张要在“东京审判史观”和“共产国际史观”之外寻找第三条路，即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的，而且是描写“光明的日本”的“自由主义史观”。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以否认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犯下的有代表性的暴行问题为突破口，在日本全国上下掀起了将“慰安妇”的记述从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删除的运动，同时连篇累牍地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细菌战与毒气战，否认对劳工进行强制性迫害等文章。1996年末，“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针对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逐步改善的趋势而决定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到2001年，该编纂会编写了得到文部科学省审定的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在遭到了采用率极低的挫折后，该编纂会继续在2005年推出修订本，从而把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变成了亚洲社会关注的历史认识问题。
如何看待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是战后在日本社会一直存在争论的问题，其中涉及到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也涉及到历史认识。可以想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日本政治家特别是政府首相一再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结果。
可见，历史问题其实是战后在中日两国间，甚至是在东亚地区就一直存在的客观事实。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甚至得到一些政治家的支持与纵容。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是造成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以致不健康环境产生的根本原因。
战后日本的反省与道歉
应当承认，战后，中日为解决历史问题确实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等政治文件就是两国政治家付出艰辛努力，对历史问题进行理智思考的结果。1993年新当选的首相细川护熙在回答记者关于当年战争的性质提问的时候明确表示：“我认为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同年11月，他在与韩国总统会见的时候，就日本对朝鲜进行的殖民统治表示了谢罪。而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就战后50周年发表了承认日本过去实行错误国策的谈话。这一谈话被认为是日本政府对战争历史的明确表达。其后的历届首相尽管党派背景与之不同，但是在历史问题上，基本上都表示了赞同的意见。最新当选的安倍首相也表示了要遵守村山首相的谈话精神。我们在看到靖国神社问题的同时，也应看到中日之间还有联合声明、和平友好条约和联合宣言，相信多数日本人是爱好和平的，企图恢复军国主义的人极少。
在日本，不同的社会层面和不同的政治集团其实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是不同的，其间甚至有根本的差别。战后坚持战争期间的“皇国史观”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的保守势力始终存在，但是认真进行反省和谢罪的进步力量也一直在努力。
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左翼势力主张从政治上彻底追究国家与以天皇为首的战争指导者的责任，并为此开展了十分活跃的左翼大众运动。
另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是社会上十分活跃的追究战争责任的力量。特别是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以陆军军人为中心的国家及军队指导者进行了强烈批评。伴随这一批评，日本社会也曾涌动过一阵反省战争的思潮。
著名的政治学家丸山真男曾经提出的“悔恨的共同体”概念，是对当时知识分子思想的概括。因为战争期间的多数知识分子为了保护自己而迎合了当权者的战争政策，或直接或侧面地支持战争，还有的对反战者进行告密。即使有人并不积极，但也缺乏斗争的勇气，没有明确地反对战争，更没能阻止战争。“悔恨”其实是知识分子对曾经允许错误战争横行而导致悲惨失败结果的反省。
由于“战争中的记忆与悔恨是后来行动的动力”，所以知识分子的反省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学者和教师对侵略战争的性质认识更为深刻。在这些知识分子的积极推动下，日本的历史教育在战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到70年代，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社会思潮又从反面促使日本的年轻一代思考日本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与加害性。以至当时民意测验对中日战争性质的回答中，认为是侵略战争的占一半以上，而回答自卫战争的只有一成。特别是以家永三郎先生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就历史教科书中是否记述日本侵略暴行的问题进行了长达32年的教科书诉讼，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确或比较正确地反映历史事实的历史教科书陆续出现，甚至一度占据了主流。
因此，客观地说，在“历史问题”上，日本给外界的印象是有人反省，有人否认；时而“道歉”，时而翻案，两种倾向同时存在。
重要的问题是相互理解
我在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第一次会议的致辞中强调应当把相互理解作为贯穿中日历史共同研究过程始终的原则。
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除了上述右翼与保守势力制造的政治原因之外，由于战争体验的不同，战后社会环境与国际环境的不同，中日两国民众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会产生差异。这种差异如果不能消除或减少，而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或片面的夸大，会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障碍。
通过战后数十年的交流实践可以看出，我们与大多数日本人民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差异不是在承认还是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问题上。应当承认，和平主义倾向在日本仍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其国内还是国外，目前还不存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条件，我们可以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视为具有普世意义的目标。在这样的政治判断下思考中日关系的历史，我们会在不同层面看到更多需要共同研究的问题。
比如，中日古代的文化交流对两国关系起了什么样的建设作用？而在田园诗般的文化交往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存在暗流？
又比如，中日两国人民是如何面对近代同样的民族解放任务？近代的民族主义这一双刃剑在两国是如何产生的？其间差异是如何产生并影响当代两国关系的？
再比如，日本民众如何认识侵略战争带来的战争被害？而中国民众是如何看待日本的战争加害？两种认识是否存在可以沟通的地方？等等。
上述问题虽然是中日两国共同经历的，但是位置不同，角度不同，认识有相当大的差异，甚至是误解。可能有人觉得这些问题不过是学术层面的问题，只要由学者们研讨就可以了。其实，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的差异乃至误解，正是诸多政治性的历史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的原因。所以，我们这次进行的历史共同研究，需要自由讨论的环境，需要充分介绍自己的认识，了解对方的观点，以务实的心态思考分歧产生的原因，争取求同存异，缩小认识的鸿沟。
从上述问题所涉及领域的宽度与深度上看，我们不可能要求在短时间内双方的意见完全一致，重要的是两国学者尽量将有关问题的各方面历史资料汇集起来，通过去伪存真、分析研究，向社会提供一个可资沟通与交流的平台。当然，共同研究历史并不仅仅是罗列事实，因为有些问题的事实是相当清楚的，而如何评论和认识这些事实，需要学者们的理性、知识与智慧。通过共同研究达到学者间的相互理解，进而促进民间的相互理解。通过历史研究促使两国人民适当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相互评判的价值标准，对消除两国关系存在的障碍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这就是共同研究的主要目的。
有人关注对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的表述，认为中日历史问题的差异就表现在这些地方，这是对历史问题的肤浅的理解。
日本学术界一直流行一种所谓“无构造”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不关心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不考虑历史环境与背景，单纯强调微观的实证的研究。例如不把明治维新后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战争看作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系列有前因后果的必然行动，而是美化其中的一部分，如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另外就是强调一些问题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如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及偷袭珍珠湾事件等，往往追究其中的一些细枝末节，或者在一些本来是无法完全复原的历史现象、历史过程或数量等问题上纠缠不休。这种“无构造”的历史观影响很深，而一旦陷入这一争论，往往忽略了对根本问题的判断。因此，把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基本方向是很重要的问题。
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是在中日关系冲破重重障碍，开始新的面向未来发展的前提下开始的，因此要求历史研究应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原则，发挥历史学的功能，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得更深、更远。历史学者需要关注社会大众的感情，但是又必须注意不能被褊狭的感情因素左右。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研究需要安静的环境。我注意到日本方面的个别媒体从一开始就不断地对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唱反调，或者故意挑起事端，企图将共同研究引入纠缠具体问题的歧途；或者指责中国学者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是学者的基本职责，在这一点上，日本学者也是一样。但必须看到：中日友好也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是符合中日两国共同利益的。两国历史学者站在历史的高度和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全面地审视和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中日两国利益的需要，也是整个亚洲利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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