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生育率假设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资金缺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育率论文,缺口论文,保险资金论文,城镇职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4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29X(2016)02-0010-11 修回日期：2016-12-16 0 引言 2016年1月1日起，“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各地计生条例也已陆续修订完毕，“全面二孩”时代已经来临。该政策源于2015年10月末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简称为“全面二孩”，该政策允许所有夫妇(无论城乡、区域、民族)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是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两年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两个月后的2015年12月27日，修订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标志着“全面二孩”政策正式落地。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及因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得人口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尤其是“单独二孩”政策提出后，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生育率的改变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分析“全面二孩”政策框架下，不同的生育率指标对中国未来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中国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养老保险)的研究，近年来成为热点之一，受到关注。Borsch-Supan[1]指出，由于制度及人口结构的原因，养老保险体系在未来将产生资金缺口(一些文献也称这种缺口为支付危机、偿付压力、支付压力或财务失衡等)，已成为共识，已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并有多位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测算了中国未来的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规模。如张乐川[2]经过测算认为，2050年当年资金缺口规模为51.32万亿元，占当年养老保险收入的108.9％。刘学良[3]的测算结果是，2050年养老保险资金缺口折现到2010年将达到57.5万亿元，相当于1.43倍的2010年中国GDP。缺口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实施以来，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养老保险领取人数逐渐上升，同时在职参保缴费人数在不断下降，于洪和曾益[4]指出，这种人口结构的“倒金字塔”趋势变化是养老保险资金缺口产生的根源。学者们据此也提出一些建议，如：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等，并在不同的方案下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全面二孩”政策刚刚被明确，截至目前，研究文献少，但一些学者在“单独二孩”政策背景下对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进行了研究。在省际层面，罗淳等[5]匡算了“单独二孩”政策给云南省人口发展带来的影响，认为由于育龄妇女人数持续缩减，该政策的实施不足以扭转云南省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生育政策需要进一步放开；杨云彦等[6]借助人口红利的三维分析框架，分析了“单独二孩”政策对湖北省人口红利的影响，认为“单独二孩”政策促进了该省人口结构红利和人口素质红利，但对人口数量红利影响不大。一些学者将研究视角置于国家层面，关注“单独二孩”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如庄亚儿等[7]认为该政策实施后，中国的生育率将上升，但是不会出现生育扎堆的现象。李新运等[8]的测算结果显示，“单独二孩”会产生生育小高峰，但不会带来人口的暴涨。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效果来看，该政策与上述几位学者的预测相符，并未带来“婴儿潮”现象，甚至“遇冷”。有关二孩政策的研究，多局限在生育率及生育高峰的讨论，有关该政策对经济方面影响的讨论有限。考虑该政策对社会保障体系影响方面，曾益等[9]利用精算模型，设计了“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的5种生育模式，模拟了未来中国的养老保险资金缺口情况；于洪和曾益[4]设计了延迟退休方案，从是否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两个维度，测算了中国未来至2070年的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规模。另外，曾益等[10]还研究了“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中国未来基本医疗保险的收支状况。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学者将针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在养老保险入不敷出压力日渐增大以及“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推进的背景下，研究“单独二孩”政策对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生育政策调整后，生育率指标相应改变。促使出生人口持续增加，这在改变我国人口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同时，为我国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注入了新鲜血液，养老保险的在职缴费人数相应提高，缓解了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的形成压力。遵循这一机制，本研究将“全面二孩”与养老保险资金缺口两个广受社会关注的研究热点结合，模拟不同总和生育率假设下，“全面二孩”政策对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的影响。研究分三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通过对不同生育率指标的讨论，确定“全面二孩”政策下的不同生育率假设，并在不同的生育率假设下测算未来我国至2050年的历年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量；第二部分则构建了养老保险收支模型，借助于上一部分不同生育率假设下的人口数据，得到相应生育率假设下的养老保险运行状态，并从资金结余规模、累计资金结余规模、支出占收入比、和养老保险资金结余占收入比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最后一部分对本研究进行总结，指出“全面二孩”对养老保险资金缺口弥补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强调政府部门应担负保障养老保险体系安全的义务，发挥积极作用。 值得说明的是，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的测算，同时涉及人口变量与经济变量，尽管部分经济变量可获得较新数据，但本研究所使用的中国历年分性别分年龄人口数量及死亡率等人口指标，最新数据也是来源于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因此这里对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的研究，考察的年度范围是2011-2050年。 1 生育率假设与人口测算 1.1 有关生育率的研究与假设 “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必然伴随着生育率的提高，因此有必要关注生育率方面的研究。在对人口发展状况及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讨论时，往往聚焦于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以下简称TFR)这一指标。TFR又称总生育率，是女性在育龄(指15～49岁)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y年出生妇女的总和生育率：
其中，y为被观测的一批妇女出生年龄；B(y+t，t)是y+t年t岁的育龄妇女所生育新生儿总数，W(y+t，t)是y+t年t岁育龄妇女人数。实际上，虽然这一指标关注妇女整个育龄期时间变化内的生育子女数，但在实践中，这一测算方法难以实现，因此常用同一时期不同年龄的育龄妇女生育率来代替计算，则t年所有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这里B(t，x)、W(t，x)同样指t年x岁育龄妇女所生育新生儿总数和育龄妇女总数。尽管TFR并非建立在某一年份的静态数据上，而是动态跟踪一组女性在整个育龄期间所生育的新生儿数量，导致这一指标在对人口的预测中，并不能直接引入。但是，该指标在理论与政策层面上的作用还是至关重要，在指导人口预测中生育率指标的设定也具有标志性作用。如张青[11]在研究中指出，TFR既考虑了育龄妇女在不同年龄结构上的生育率水平，同时又是女性终身生育率水平的估计，因此可以用来直接比较不同时期的生育率水平差异，这对长期人口政策的顶层设计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育龄妇女生育率考虑某一年份所有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公式为：
其中，15≤x≤49，TB(t)是t年的新生儿总数，B(t，x)是t年x岁育龄妇女所生育新生儿总数，W(t，x)是t年x岁的育龄妇女总数。该公式对于人口抽样调查同样成立。若对未来年份
指标做出预测，则根据公式：
即可求出t年新生儿的数量，根据男女性别比指标，得到当年男性和女性的新生儿数量。部分学者对该指标进行了研究。如谢韦克和王绍贤[12]在生育率数据齐备、部分缺失及全部缺失的三种情况下，利用生育模型及队列与指标的转换，研究了预测生育率的方法，其预测目标是分年龄别的生育率。 根据张青[11]的研究，育龄妇女分年龄别生育率反映了每个年龄下的育龄妇女生育水平，该指标是人口预测工作中的重要参数，公式为：
其中，15≤x≤49。马忠东等[13]、齐明珠等[14]在研究中即从2000年或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提取相关指标，采用该方式对中国未来人口进行了预测。但采用该指标进行人口预测，其弊端是使用过去年份的育龄妇女分年龄别生育率指标，无法反映未来生育率的变化。同时，在“全面二孩”框架下，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法，也很难在每一个年龄别的育龄妇女生育率指标上体现生育率的上升或给出假设指标值(生育率假设难以设置)，因此必须找到生育政策到生育率假设的对应机制。 基于此，参照袁磊等[15]的研究成果，沿用下述命题以解决生育政策到总和生育率指标再到生育率指标假设的问题。命题：在不同年份下，当各年龄别育龄妇女生育率占比保持稳定时，
近似成立。这种方法与于洪和曾益[4]、曾益等[9-10]在研究中所使用的“规格化生育率”方法本质相同①。在对未来中国历年分年龄分性别人口进行预测时，对生育率的关注往往落脚在历年新生儿人口上，而育龄妇女分年龄别生育率并非关注重点。利用上述假设，可将TFR指标与育龄妇女的生育率联系起来，并利用TFR对未来人口规模进行预测。此时对未来生育率进行赋值时，按照上述方法，给出未来的TFR估计值，即可得到对应的生育率指标。设定2011、2012和2013年生育率为实际值29.75‰、35.89‰和35.68‰②。生育率政策放开，始于2013年末正式确立、2014年全面铺开的“单独二孩”政策，因此认为，该政策对2015年及以后的生育率产生影响。将2014年的TFR维持在1.3水平上，以此计算生育率水平为45.5‰。学术界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来探讨中国未来TFR的合理水平。如2007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做出的基本判断是：“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侯佳伟等[16]通过研究发现，2000年后中国理想子女数稳定在1.6～1.8之间；在实际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针对TFR也给出了各自的假设，如齐明珠[14]在设计TFR指标对未来人口进行预测时，设置了1.6和1.8两个值。马忠东等[13]则在研究中设置了低方案(1.4)、中方案Ⅰ(1.75)、中方案Ⅱ(1.75～2.0)和高方案(2.1)四个TFR指标值。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所计算的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18，而世代更替水平为2.1，在不同生育率假设下的发展情况，结合上述TFR指标，参照学者们的各种论证及假设的设定值，将中国未来2015-2050年的TFR假设，从1.1到2.1设置6个，每隔0.2设置一个TFR方案，将对应的生育率指标代入模型，测算在相应的TFR指标下中国未来人口数据，以此为基础，进而可考察“全面二孩”政策对中国2011-2050年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的影响。 1.2 未来人口测算 如上文所示，从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提取当年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量、死亡率，以及新生儿男女性别比数据，构建模型对2011-2050年的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据进行测算，并将前述不同的生育率假设考虑在内。尽管学术界已有不少文献研究Lee-Carter模型对未来人口死亡率指标的预测，但该模型对于高龄人口的死亡率预测，难以得到可靠结果。考虑测算养老保险资金缺口，需要用到更可靠的高龄人口死亡率及人口数量指标，本研究将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的分年龄分性别死亡率数据作为未来中国历年的死亡率指标，而不采用Lee-Carter模型预测值。各参数符号及含义如表1所示。
其中：
。利用各变量的未来预测值，构建模型对2011-2050年的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据进行预测。T年i岁男性人口数量rk_m(t，i)，来源于t-1年i-1岁人口rk_f(t-1，i-1)，其中需要借助相应群体的死亡率指标，扣除当年死亡人口。T年i岁女性人口数量计算方法亦同。公式为：
其中，1≤i≤99，对于i=100和i=0需要单独处理。I=100代表了100岁及以上年龄，t年100岁及以上年龄男性人口，是t年仍然生存的t-1年99岁和100岁及以上男性人口之和，女性亦同。通过以下公式进行处理：
t年新生儿规模由t-1年育龄女性人口数量乘以生育率得到。借助t年新生儿男女性别比指标
，t年新生儿男性人口的计算公式为：
将各参数代入模型，得到不同总和生育率下，未来中国人口总规模走势图如图1所示。 从图1来看，若中国继续执行计划生育政策，TFR指标预计在1.1～1.3区间。而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TFR指标会相应改变，我国未来人口总规模将有显著改变。当TFR指标分别取1.1和2.1，2050年中国人口总规模为11.80亿和16.19亿。TFR指标每升高0.1，2050年中国的总人口规模平均上升4397万。
图1 不同生育率下中国未来人口总规模估计走势图 从图1中可以看出，若不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若持续徘徊在低位，正如Lee和Maso[17]所预测的那样，未来中国的人口结构将由现在的纺锤型逐步形成倒金字塔型，“人口红利”趋于消失。Therese等[18]强调，伴随着年轻人口规模的缩减，老年人口规模越来越庞大，人口老龄化的负担将变得十分沉重，此外还将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影响。在“全面二孩”政策下，随着TFR指标的升高，倒金字塔型的未来人口结构将随之改善，逐步发展为中间细、两端粗的哑铃型，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被缓解，社会负担有所减轻。“全面二孩”政策优化了中国未来人口的规模发展和结构演变。 2 生育率假设与养老保险资金缺口 2.1 模型构建 在建立模型之前，将各假设条件厘清。首先借助CPI指标，将所有以货币为单位指标的通货膨胀因素剔除掉，使之成为以2010年为基期的实际变量，各相关变量的增长率亦为实际增长率。 (1)初始就业年龄：借鉴孙博等[19]的研究，将职工初始就业年龄设置在21岁。 (2)退休年龄：中国退休制度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60周岁、女性50周岁(女干部55周岁)，此外允许特殊工种工人的退休年龄提前。本研究考虑到女干部的退休规定，规定女性退休年龄为53岁，男性60岁，暂不考虑提前退休情况，也不考虑延迟退休方案。
图2 不同生育率假设下2050年人口金字塔图 (3)就业率：按照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一指标来计算。2002-2013年平均城镇就业率为95.85％，假设2012-2050年的城镇就业率维持该水平不变。 (4)参保率：将2000-2013年历年的适龄劳动人口指标，分别乘以相应年份的城镇就业率和城镇化率，得到对应的城镇在职劳动人口总数。借助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4中“年末参保职工数”以及相应年份的城镇在职劳动人口总数，计算出每年的养老保险参保率。2006年以来，养老保险参保率以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75％的速率逐渐上升，2000-2013年，该指标由45.13％增加至56.58％。本文设定养老保险参保率年均增加1.75％，上限为95％。据此测算，2034年参保率指标达到上限，在此之前该指标呈线性增加趋势，2034年及以后，参保率维持95％水平不变。 (5)缴费比例：国发[1997]26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养老保险缴费额，是职工本人和用人单位各自负担工资水平的8％和20％。因此，本文将缴费率指标设定为工资水平的28％。 (6)工资、退休金及增长率：采用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工资数据，以历年年末养老金领取人数和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支出两个指标，计算退休金数据。张乐川[2]在测算养老保险资金缺口时将该增长率假设为7.5％。考虑到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经济增长率及工资增长率将有所下降，故本文将该指标设置为5％。尽管在国际实践中养老金增长率一般低于工资增长率，两者很少等同。但正如李珍和王海东[20]所指出的，中国的养老金替代率低于世界大部分国家，根据计算已低至46.81％，这有悖于58％-60％的设计目标替代率，甚至已经低于55％的国际警戒线。科学的测算资金缺口应当建立在合理的替代率水平基础上，因此认为未来养老金替代率至少不下降，这就要求养老金增长率不低于工资增长率。 (7)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率：孙博和雍岚[19]在研究中提到，当前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主要投资渠道是银行存款或购买国债，其利率一般不超过5％。考虑到社保基金资金量大且现金流稳定，且将来有拓展投资渠道、提高收益率的趋势，所以设定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率为6％。 (8)城镇化率：设定每年城镇化率提高1％。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在90％左右时，城镇化进程减缓且趋于停止，所以设定城镇化率的上限为90％。 汇总以上相关指标(详见表2)，构建养老保险资金缺口模型，测算养老保险资金缺口。
养老保险收入：
这里rk_m(i，j)为i年j岁男性人口，rk_f(i，j)是i年j岁女性人口，两个指标在前文研究中所已得到。养老保险支出：
与前文研究相同，100代表100岁及以上人口，该处理方式对结果不产生影响。I年当年养老保险结余：
其中a为开始计算年。至此，模型构建完毕。由假设数据以及前文所得未来中国人口数据，通过上述模型的测算，可以得到不同生育率假设下中国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的规模发展趋势，进而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对中国未来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的影响。 2.2 不同生育率假设下的养老保险资金缺口分析 借助于MATLAB软件，对总和生育率1.1～2.1的6种情况下的中国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规模走势进行测算。本文从资金结余规模、累计资金结余规模、支出占收入比和养老保险资金结余占收入比四个维度对未来中国养老保险资金缺口问题进行模拟。结果如图3～图5：
图3 不同TFR指标下中国养老保险资金结余模拟 图3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在哪个TFR指标下，中国养老保险资金结余均逐年缩减。在本文设置的参数条件下，2029年中国的养老保险支出首度超越收入，出现资金缺口，之后缺口逐年扩大。根据中国养老保险资金结余状况，2029年之前的时间可以划分为两段：2011-2020年，资金结余缓慢增加，直至2020年的峰值1.58万亿；2021-2029年，资金结余逐年减少，至2029年消失殆尽并产生资金缺口。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假设2015年生育政策开始改变，且设定初始就业年龄为21岁，因此直至2035年，新增加的“二孩”人口才陆续进入劳动力队伍，参加养老保险并开始缴费。2035年及之后的养老保险资金缺口，其规模发展才会受到“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关注2050年的资金缺口规模，可以发现，在不同的TFR指标下，2050年中国养老保险资金缺口从7.89～18.25万亿不等。得益于生育率政策改变所增加的人口于2035年后陆续被纳入养老保险体系，中国养老保险资金缺口有所缓解。具体来说，TFR指标平均每上升0.1，2050年中国养老保险资金缺口减少1.04万亿。
图4 不同TFR指标下中国养老保险累计资金结余模拟 现在关注图4。如上讨论，2029年前，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每年都存在结余，这些结余在6％的收益率累积下，提高了养老保险体系的偿付能力。尽管2029年后，养老保险已不产生结余并逐渐出现资金缺口，但是之前累积的结余将一直上升至2034年前后，才逐渐下降，且下降的速度逐渐加快。2046年，在TFR指标为1.1时，养老保险累计资金缺口首先出现，而在TFR指标为2.1时，直至2050年，也没有出现养老保险累计资金缺口。经测算，TFR指标平均每上升0.1，2050年中国养老保险累计资金缺口将减少9.05万亿。
图5 不同TFR指标下支出占收入比 为了更直观展现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规模，在分析了其绝对指标后，有必要考察相对指标，如图5、图6所示。图5展示了各TFR指标下中国养老保险支出占收入的百分比。结合图4，尽管在2011-2034年间，中国的养老保险累计资金结余不断提高，但支出占收入比例却在不断上升，由2011年的49.85％直线上升至2034年的117.99％。根据TFR指标的假设差异，2035-2050年的支出占收入比有所不同，TFR指标越高，即生育率越高，则养老保险支出占收入比的上升趋势越缓和。当TFR指标为2.1时，中国养老保险支出占收入比甚至在2043年达到峰值后呈现出缓慢下降的发展趋势。根据TFR指标设定的不同，2050年的资金缺口占收入比在120.12％～163.33％之间，TFR指标平均每升高0.1，2050年养老保险支出占收入比减少4.32％。
图6 不同TFR指标下养老保险累计资金结余占收入比 图6则描述了中国养老保险的累计资金结余占收入的比值走势。2011-2026年，中国的养老保险累计资金结余占收入比不断上升，2026年达到峰值450.67％，后逐渐下降，且下降速度逐渐加快。2035年后，指标走势出现分化，随着TFR的提高，指标下降的趋势逐渐缓和，在TFR为2.1时，该指标在2050年之前始终未低于0，说明在这种情况下，直到2050年，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也不会产生资金缺口。根据TFR指标差异，至2050年，中国养老保险累计资金结余占收入比在-287.18％～19.83％，TFR指标平均每上升0.1，2050年中国养老保险累计资金结余占收入比提高30.70％。 3 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了“全面二孩”政策对中国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的影响，通过建立人口模型对未来人口进行测算，以及建立养老保险收支模型对未来养老保险资金收支情况进行模拟，在既定参数指标下，模拟在1.1～2.1不同总和生育率指标下中国2011-2050年的养老保险体系运行情况。研究结果表明，若“全面二孩”政策没有提出，中国未来的养老保险存在着资金缺口。在TFR指标为1.1的假设下，2028年养老保险的支出将首度超越收入，养老保险开始产生资金缺口；2046年养老保险的累计结余将无法弥补支出，且赤字扩大速度加快，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受到严重威胁。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将有效地缓解这一状况。随着该政策的实施，2015年后，生育率将有所升高，随着时间发展，中国的人口结构也有所改善，2050年的人口金字塔将由原来的老年人多青年人少的倒金字塔型逐步变为老年人青年人多中年人少的纺锤形，青年人的规模取决于“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首批“二孩”人口将于2035年前后被注入到劳动力队伍，缴纳养老保险，增加了养老保险缴费人数，养老保险资金紧张的窘境有所缓解。根据测算，TFR指标平均每上升0.1，2050年中国养老保险资金缺口减少1.04万亿，支出占收入比减少4.32％，累计资金缺口将减少9.05万亿，累计资金缺口占收入比下降30.70％。但是“全面二孩”政策提出后，中国的生育率将会以何种路径提高到何种程度，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尚难有权威定论，因此该政策对中国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的确切影响也很难精确描述。期待未来的调查研究会较好解决这一问题。 养老保险的制度安排与“全面二孩”政策，关系到国计民生，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政府职能部门应当审慎对待。尽管“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会给中国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的缓解带来积极的影响，但是养老保障体系毕竟是一项社会福利性的制度安排，其初衷在于保障退休职工基本生活。职能部门应当主动发挥应有的作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积极应对养老保险资金缺口问题。结合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深化改革，开源节流。政府部门应秉承开源节流的思路对待养老保险资金缺口，来尽可能缓解养老保险资金缺口。一方面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并尝试通过划拨国有资产、发行社保债券等方式补充资金池，同时继续拓宽投资渠道，保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提高社保基金收益；另一方面要减少社保资金损耗，健全法律法规，严厉杜绝资金挪用、非法套取等行为。二是继续稳步推进生育政策调整。近年来，生育政策适应了人口结构老化与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状，得到了调整。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规模加剧的趋势。在未来，中国的生育政策还应当紧密结合实际，做出灵活调整。 注释： ①规格化生育率的计算公式为：x岁规格化生育率=x岁女性的生育率/总和生育率，这样的假设，就将不同年份下的x岁女性育率占比固定为常数，等同于x岁规格化生育率。这一方法与本研究所沿用假设一致。 ②数据来源：2012-2014年度《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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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两胎”、生育假说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资金缺口_养老保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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