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说新语》叙事的新变与传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说新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6-0139-06
《世说新语》的叙事方式完成了从史书的纪事传人兼寓褒贬、子书的说理辅助，到文学的审美赏心的转变，这是魏晋以来文学自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刚从子史母体脱胎的婴儿，无论从文化精神、题材或体制任何一个方面，都和子史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
一、子史文体从“纯粹”到“模糊”与文学性叙事的产生
历史叙事不外两种动机：一、纪事传人，记录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要历史人物，由此，叙事才成其为“历史”。二、褒善贬恶，在记录历史事迹的同时加诸道德评判，这是中国历史的传统，倡自《春秋》。因而，历史叙事一般呈现如下基本特征：一、叙事完整、连贯。事件的因果关系、发展变化过程都有清楚交代。与之相适应，常用概述举宏纲、存大体，涵盖广阔的时间流，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全貌．而非纤毫毕录、琐细无遗，对于无关政事德行的细节，多未加留意。二、记人力求全面，介绍姓字、籍贯、世系、仕宦、政绩、德行、撰述等，常常有一个“报家门”式的开头，选取事件大都与德行、事功或重大历史事件相关。三、注重褒贬。无论是“微言大义”的讲究，还是作者直接发抒的议论，都是用社会规范的一般标准（主要是道德标准）去评判人事。
除史传外，叙事因素还蕴含在子书中：达人事如《论》《孟》，寓言如《庄》《韩》。《论语》辑录短章，撷取能表现人物精神的生活片断，其形式和《世说新语》最为接近。但显然，更为《论语》的读者和作者所关注的，是蕴含在夫子语言行事背后的人生之道。叙事不过是思想的载体。《韩非子》利用大量寓言作为论政的工具，每则寓言都有一个清楚明确的寓意，并支撑某种观念。这就决定了其叙事特点：简洁单纯、题旨明确。《庄子》的情况有所不同，比之《韩非子》寓言作为论说的附庸，《庄子》寓言本身已具审美品格，堪称艺术意象。然而《庄子》鹄的并非寓言（叙事）本身，“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寓言不过是喻道的工具，其存在的意义仅仅在于通过它可以实现对道的认识。
总的来说，子史叙事虽然不乏文学因素，文学因素也关系到具体作品成就的大小，但绝非决定其文体的基本要素。
魏晋时期，随着子史数量的迅速膨胀，其内容也日益驳杂，不少著作已无法完全坚守文体原则，文类之间的界限模糊难辨。（注：《汉书·艺文志》著录于“六艺略·春秋类”先秦至东汉初的史书仅“二十三家，九百八十四篇”，到了《隋书·经籍志》，史部不但从六艺经典中独立出来，而且著录有“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分为13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宫、刑法、仪注、杂传、地理、谱系、簿录”，从“正史”至“旧事”以及“杂传”均为叙事体。）即以晋代“正史”“古史”这两类文体标准甚严的作品论，也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史家恪守正统，虽有采录名士轶事，也把它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并以之演绎德行，如干宝《晋纪》；而更多的作者却大量采撰轶事，既不符合史家劝善惩恶，传德行功绩于不朽的采撰原则，又不符合史著“举宏纲、存大体”、不录细微的书写体制，是以颇受史学家非议。如下例：
（王）戎年十五，随父浑在郎舍，阮籍见而说焉，每适浑，俄顷辄在戎室。久之，乃谓浑：“濬冲清尚，非卿伦也。”戎尝诣籍共饮，而刘昶在坐不与焉，昶无恨色。既而戎问籍曰：“彼为谁也？”曰：“刘公荣也。”濬冲曰：“胜公荣，故与酒；不如公荣，不可不与酒；唯公荣者，可不与酒。”（孙盛《晋阳秋》[1]）
客有诣（刘）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宇为裈衣，诸君自不当入我裈中，又何怨乎？”其自任若是。（邓粲《晋纪》[2]）
卫瓘有名理，及与何晏、邓飏等数共谈讲，见（乐）广奇之曰：“每见此人，则莹然犹廓云雾而睹青天。”（王隐《晋书》[3]）
无论从事例的选择——无关德行、政事的“轶事”；褒贬的态度——叙述中看不出作者对背“礼”的放达、任诞行为的贬斥，反有点津津乐道似的；书写的方式——注重细节，记录片断场景，都不符合史著体例。同时，文学因素大大增强：态度上，不关注人物言行对政治的实际损害，而欣赏其个性的伸展；叙事上，追求戏剧化的效果；形象塑造上，注重细节，通过神态、语言的刻划，人物个性十分鲜明。
而“杂史”、“旧事”两类就更是率尔而作，内容驳杂，体制不经。从《隋志》著录的作品来看，既有记人事为主的《晋诸公赞》、《魏晋世语》、《晋八王故事》，又有“怪诞虚妄，真虚莫测”的《王子年拾遗记》、《汉武故事》，还有展示风俗人情的《西京杂记》。而志人和志怪、纪实与传讹、军政与轶事又往往混杂在同一部著作内，可见文体界限的模糊。实际上，正是这种史著内部的文体模糊为叙事作品突破历史走向文学提供了契机。《魏晋世语》、《西京杂记》是两部历来被研究者纳入“小说”领域，又与《世说新语》相关的作品，从这两部作品可以看出：一、以史自居。葛洪《西京杂记跋》云：”洪家世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试以此记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有小异同耳。并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4]自我标榜为史料。此说虽被斥为作伪，然而从中却可以看出，作者对著作文体的自我认定是“史”。《魏晋世语》虽无类似的申明，但郭颁身为史官，其记轶事，又拖上世系、郡望、官爵及议论，显然还想发挥“史”的功能。主要叙事手法仍是史家“纪事”，多概述性介绍，即使记录下精彩的片言只语，也缺乏前后呼应与生动的场景。二、背离了史著原则。二书采撰的对象大部分是无关宏旨的轶事、传闻，《三国志》卷四《魏书四·三少帝纪第四》裴注批评《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这说明作者的基本态度已经偏离了史传的纪事传人、褒善贬恶，而更倾向于享受讲述奇闻轶事的愉悦，而这正是叙事脱离实用的开端。因此，这两部作品的文学成就虽然不高，但从它们可以明显看出叙事文学化的痕迹，有助于理解叙事作品从史传向文学的转化。
“杂传”则更向文学迈进了一步：不再负荷“纪事”，而集中于“立传”，于是能集中笔墨表现人物个体特征，因此也大大增加了轶事的采录数量。此外，以“杂传”中记人事的部分而论，就有“高土传”“隐士传”“文士传”“名士传”种种，这种将人物分类立传的方式无疑更利于把握人物精神。由于专为“某一类”人物立传，或专书人物“某一种”特征，故多选取集中鲜明的生活场景作片断记录，从而为轶事小说提供了书写方式。其中袁宏《名士传》常常被当作志人小说看，其于史著偏离甚远：一、材料多选取名士轶事，不符合史著以事功、德行为人物立传的主要标准；二、没有史家严谨求实的态度。《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见谢公。公笑曰：‘我常与诸人道江北诸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著书。’”可见其并不寻求记录历史真实。可以说，杂史杂传是史传向文学性叙事过渡的中间地带，其对文体定位并不自觉——是记历史，还是传轶事？是为人立传，还是反映人的奇言瑰行？徘徊在这两者之间，因而内容驳杂、体制不经。
子书的情况也相当类似，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云：“迄自魏晋，作者间出，谰言兼存，琐语必录，类聚而求，亦充箱照轸矣。”指出了魏晋时期子书由“纯粹”逐渐走向“舛驳”，即子书中充斥“谰言”、“琐语”类叙事成分的现象。
《隋志》著录于子部的《列子》、《淮南子》（道家类），《风俗通义》、《博物志》（杂家类）都较多地记录了传闻故事。《风俗通义》因事立论，论从事发，其构思方式已不同于传统子书的先立意、再证之以事，事的地位提高。而刘向之《说苑》、《新序》（子部儒家类）叙事成分已超过说理成分，成为作品的主体部分。《说苑》“采传记百家所载行事之迹，以为此书，奏之，欲以为法戒”[5]。类似于《韩非子》之“储事论政”，《说苑》亦以“说理”为鹄的，但《韩非子》说理是主体，叙事是手段；而《说苑》叙事是主体，议论多起提纲契领，升华主题的作用。“议”“叙”在二书中主体地位的交替一方面显出叙事因素在子书中的增强，另一方面也显出子书文体界限的模糊。当叙事成分淹没说理成分，而“理”变成“寓意”之时，小说——文学性叙事就从中独立出来，成为新的文体。
二、《世说新语》：文学性叙事的自觉认定
《世说新语》是中国叙事文体演变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它的出现，可以说标志着文学性叙事作品的独立，而这是与其编撰者的文体自觉分不开。
《世说新语》的编撰参考了很多材料，其中有子有史，也有轶事小说。一般说来，作者总是受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文类的制约，会在其中选择一个自己的位置，并由此确定叙述姿态。《世说新语》的编撰者面对众多的文类，表现得相当清醒而成熟。
从现存典籍来看，在结构上对《世说新语》影响最大的是《说苑》，黄长睿《东观余论卷下·跋世说新语后》云：“《世说》之名肇刘向，六十七篇中已有此目，其书今亡。宋临川孝王因录汉末至江左名士佳语，亦谓之《世说》。”[6]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亦云：“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书》，以别于向之《世说》。”向宗鲁先生谓“《汉志》载子政所序有《说苑》，又有，《世说》。予谓《世说》即《说苑》，原注《说苑》二字，浅人加之。”[7]又征引《初学记》，称刘义庆《世说》又名《说苑》，则《世说新语》与刘向《说苑》之传承关系明矣。然而《世说新语》在文体上却并未认同它。《说苑》虽以叙事作为主体成分，目的却在论政说理，因而材料选取集中于阐发德行与政事，并且以“序论”统摄叙事，叙事中又插入不少议论，叙事只是手段，根本着眼点还是说理。同样是以人为记叙对象’，《世说新语》与《说苑》大异其趣，注重的是人物的精神气质，以此为中心选择和组织材料，也无议论说理。可见，《世说新语》的编撰者十分清楚其与《说苑》的文类界限。
再看作为《世说新语》主要材料来源的史传。《世说新语》虽然大量采用了魏晋诸史中的材料，但显然无意著史。虽然都是记叙魏晋以来的人事，但在史著中不过是花絮的轶事闲闻，在《世说新语》中却是主体，采撰原则发生了根本变化。结构上，《世说新语》既不以单个人物的传记为线，亦不围绕事件展开叙述，也不是简单的以时间为顺序进行记录。它采用了以时间为经，以类目为纬的结构方式，把千余条故事，收束在36个门类中，而其类目的设置虽无统一的逻辑标准，却是大致围绕着写照人物共同的精神特质这个中心的。它突出地反映了当时盛行的人物品藻风气，把能够体现某种精神气质的故事类聚到一起，在记录的同时，有鉴赏的意味。从叙事的基本模式看，《世说新语》把笔墨集中于人物风神闪现的“耀眼的片刻”，不去完整地叙述事件。试比较下例：
高贵乡公之杀，司马文王召朝臣谋其故，大常陈泰不至，使其舅荀稐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论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谓曰：“玄伯，卿何以处我？”对曰：“可诛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为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进于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干宝《晋纪》[8]）
高贵乡公薨，内外喧哗。司马文王问侍中陈泰曰：“何以静之？”泰云：“唯杀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可复下此不？”对曰：“但见其上，未见其下。”（《世说新语·方正》）
不难看出，《晋纪》记事完整，起因、结果均有明确交待。叙事头绪较多。先有陈之不至，荀之召陈，再有陈之诘荀，才是司马与陈的对答。相比之下，《世说新语》集中得多：背景以“内外喧哗”一笔带过，既概括了事变之后的事端，还突出了其时的氛围，且与后文“静之”照应；删去有关荀稐之事，但记司马与陈对答的瞬间；以陈掷地有声的“但见其上，未见其下”嘎然而止，不再另作结局的交待。如此，陈泰的“方正”肃然傲立纸上，《世说新语》之叙事，可谓无一闲笔，无一散笔。
再如虞预《晋书》：
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人。父潜，魏太常。秀有风操，八岁能著文。叔父徽，有声名。秀年十余岁，有宾客诣徽，出则过秀。时人为主语曰：“后进领袖有裴秀。”大将军辟为掾。父终，推财与兄。年二十五，迁黄门侍郎。晋受禅，封钜鹿公。后累迁左光禄、司空。四十八薨，谥元公，配食宗庙。[9]
《世说新语·赏誉》只记为：
谚曰；“后来领袖有裴秀。”
《晋书》短短百来字，交代了裴秀的一生大致情况，俨然一完备的《裴秀小传》，而《世说新语》却只撷取了其中的一个细节，此细节所表现的正是裴秀在魏晋品藻之风中的地位，而他的道德、仕宦等在史家看来更为重要的情况，都置而不提。
从上面几个方面来看，虽然《世说新语》所采材料多与史传近似，所记也大抵为真人真事，却并没有被《隋志》和后世的目录学著作归入史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四库总目》小说家类二杂事类提要云：“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其原因，主要是杂史杂传的文类界限模糊，而《世说新语》等轶事小说又大抵记录的是真人真事。但比起杂史杂传，《世说新语》显然有清醒的文体自觉意识。比较《隋志》著录于史部杂史类的《魏晋世语》和杂传类的《名士传》可以证实这一点。
如前所述，《魏晋世语》与《名士传》均已偏离了史著原则，而着心于采录轶事，但总还摆脱不了“立传”的史家意识，即使从现存佚文来看，人物的身世、仕宦等频频出现，而《世说新语》却基本上把这些内容剔除干净了。在轶事的叙述上，《世说新语》较之也更加成熟，如下例：
夏侯玄既被桎梏，时钟毓为廷尉，钟会先不与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虽复刑余之人，未敢闻命！”考掠初无一言，临刑东市，颜色不异。（《世说新语·方正》）
玄至廷尉，不肯下辞，廷尉钟毓自临履玄。玄正色曰：“吾当何辞？为令史责人邪？卿便为吾作。”毓以玄名士，节高不可屈，而狱当竟，夜为作辞，令与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视之曰：“不当若是邪？”钟会年少于玄，玄不与交，是日于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钟君，何得如是！”（《魏晋世语》[10]）
同一事件，《世说新语》的简约使得夏侯玄的清傲更为鲜明，而《魏晋世语》则未能撇开事件本身，追究起来，除了技巧高下之外，叙述意图更加明确也应当是重要原因。而叙述意图的明确与否，又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编撰者对作品的定位。
在内容与叙述方式上与《世说新语》最接近的有《语林》、《郭子》，二者已是相当纯粹的文学性叙事作品。首先，从叙事态度来看，摆脱了实用目的。《语林》记录“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注：《续晋阳秋》：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世说新语·轻诋》刘孝标注）），《郭子》内容与之相近，二书虽大抵都反映的是真人真事，但意图已不在为人“立传”使之“垂诸不朽”，因而撰录的多是一些无关政事、德行的奇言瑰行，并不再用道德眼光去审视、评判他们。此外，二书虽有“子”名（注：《语林》又题作《裴子》，见《世说新语·文学》注：“号曰《裴子》”。），但几无议论，叙事独立存在，不作说理的工具。可以说，二书是以审美的态度来叙述故事的。其次，由于态度的明确，这三部作品叙事差不多完全摆脱了子史套数，相对《魏晋世语》、《名士传》与《说苑》来看，这种独立十分可贵。《魏晋世语》《名士传》由于还想承担史著功能，因此常常有一个“报家门”式的开头，介绍人物的字、郡望、世系、官爵、仕宦升迁等；但这种情况在《语林》中就很少见，《郭子》更是将其彻底清除掉了。其三，文学性成为作品的基本文体特性，艺术意象的塑造成为叙事的主要功能。子书的基本文体特性是说理性，叙述只是论说的附庸；史传叙事功能的主要承担者是“概述”，所谓举宏纲、存大体的“纪事”正是此意。“细节”在史传中起“具体化”的作用，是史传文学因素的主要来源。文学性叙事交换了史传中“概述”与“细节”的地位：概述只起连结作用，细节却承担了主要叙事功能，由此，人物有了生动的面貌，事件变为了鲜活的场景。换言之，细节所塑造的“形象”成了作品的主体。研究者将它们称为“小说”，并不是由于其闳诞迂夸，多奇怪倜傥之言（如志怪小说），而是由于其超功利、重审美娱悦的特性。
现存《语林》180多条佚文中，约有一半以上为《世说新语》所取，而《郭子》80余条，《世说新语》采录的有70余条，并且有不少是直接录用或仅改动个别字句，由此可见《世说新语》对其文类的认同。总之，《世说新语》对当时的文类有取舍、有辨别、有认同，对自身的文体定位有自觉意识。
如果说《语林》、《郭子》这两部产生于清谈之中的作品还具备“资谈助”的实际作用；那么《世说新语》的叙事就是更为纯粹的品鉴了。刘义庆贵为刘宋宗室，但据《宋书》本传，他“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元嘉八年“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可见其一生常处忧惧之中。《世说新语》的编撰，实为寄情遣闷之途，可以说，刘义庆是通过对魏晋风流的审美与再现来释放自己的生命热情。因此在编撰动机上，是偏离了实用功利，而更多地从审美需求出发的。同时，由于《世说新语》的编撰在清谈基本结束之后，魏晋风流才成往迹，恰好给了撰者一段距离以回味，不必急于作为谈资面世。
其次，《世说新语》记千余事、600余人，但其所展现的，并非魏晋人生活的全部世界，而是经过编撰者心灵透视后的世界，而《世说新语》编撰者透视所采取的，是审美角度，其从众多旧闻中整合出来的，是一个“风流”超迈的世界。《世说新语》的人物品鉴，从传统的实用、道德评判转向了审美。如：
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世说新语·赏誉》）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世说新语·容止》）
即使以“孔门四科”设定的“德行”，也多带有审美意味：
谢太傅绝重褚公，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
王安丰遭艰，至性过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恸果能伤人，濬冲必不免灭性之讥。”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确如鲁迅所说：“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11]《世说新语》以审美态度叙事，塑造了许多玄韵悠长的艺术意象，并以其光辉的成就为文学性叙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世说新语》与子史的因缘
《世说新语》所记录的大抵为真人真事，没有撰者的有意虚构，这是今日研究者认为其不能称作独立文体之“小说”的主要原因；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又是史著“实录”精神的继承。《世说新语·轻诋》有这样一则记录：
庾道季诧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隽逸。’”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
因被诋为“失实”，《语林》遂遭废弃。可见叙事需“实录”，在当时还是普遍的观念。（志怪之书，不也是以“实录”的态度在记载么？）《世说新语》要在这种情况下求生存，就必须遵守这一规则。另外，《世说新语》所记之人多达600有余，将后汉至东晋的名士大都网罗；又分36类，将名士精神风貌的各个侧面一一展现；体现出一种“全景”意识。这，应当也是史著力图全面地反映一定历史时期全貌的精神之继承。
石昌渝先生将诸子散文的叙事称为“写意性记叙”，突出其“形象只是手段，意象才是目的”，又说“诸子散文的寓言参与哺乳了小说题旨意构方式”[12]，中肯地指出了子书叙事的“写意”精神对小说的影响。文学性叙事作品中，《世说新语》最早回应这种精神，以类目统摄事件的结构方式即其表现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世说新语》叙事对“言外之意”的追求，无论是传达事件的简约玄澹，还是叙事所塑造的艺术形象，都体现出“言已尽而意有余”的特点，直承《庄子》寓言。
在《庄子》寓言中，“事”与“意”的结合方式已不再明白单纯如一般子书。在此可借用一则《庄子》寓言探讨之：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手！”（《庄子·天地》）
“玄珠”象征的是“道”，是《庄子》所要传达的“意”，然而通过“知”《思虑》“离朱”（目力）“喫诟”（言辩）都无法获得，唯“象罔”可以。“象罔”是“象”（形象）“罔”（虚幻）的结合，是有形与无形，实与虚的结合，是“象”与“象外之意”的结合，并且，这“象外之意”指向的是“恍兮惚兮”“窈兮冥兮”的“道”，因而它是虚而不实的（罔）、幽微玄妙的，而不是如《韩非子》寓言等的明白单纯、清晰确定。象中之道，是宇宙人生的本体，而不是某种具体的理论，因此，《庄子》寓言的审美品格大大高于其它子书。
《世说新语》的艺术形象塑造，是叙事作品对《庄子》寓言的艺术精神的初次回应。首先，形象所蕴涵的意味并不是确定的，通过理性思维即可获得的，而必须在审美感兴中去体悟。如：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间屋。”（《世说新语·赏誉》）游云、惊龙、百间屋作为喻象，与本体之间的关系不是“实对”（如“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而是“意连”，也就是说从这些形象的联想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人物的超脱高逸、俊朗清明，但又无法实指什么是“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朗朗如百间屋”。《世说新语》所传达的被称为“魏晋风流”，可它究竟是什么，谁也无法界定，要了解它，就必须沉醉到《世说新语》中去，观照风姿不同、神采各异的魏晋士人，感悟他们生命的真精神，才可能领略魏晋风流。其次，形象所蕴涵的并不是某种具体的观念、理论，而是有哲学内涵的对待生命的根本态度：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世说新语·言语》）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螫，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新语·任诞》）
总之，《世说新语》以“传神”之笔塑造人物，充满“玄韵”，正是对于书“写意”精神的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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