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40年代在香港的学术活动所透视的史学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活动论文,史学论文,透视论文,观念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
翦伯赞（1898-1968年），湖南省桃源县翦家岗人，维吾尔族。13岁到湖南常德求学，翌年在父亲督促下通读《资治通鉴》。1916年先后进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及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24年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年半后返国。1926年春在京参加了李大钊（1889-1927年）领导的反段祺瑞（1865-1936年）政府行动。1928年春积极参予当时的社会史论战。七七事变后，在湖南长沙主编《中苏半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1940年2月赴重庆任“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杂志副主编，同时为冯玉祥（1882-1948年）讲中国通史；又埋首研古史、批判胡适（1891-1962年）史观等。1947年10月27日自上海移居香港，1948年10月23日离香港到大连。1949年到北京，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委员，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等。1968年因不堪文革批判而夫妻双双自杀。本文即就翦伯赞40年代留香港一年间的学术活动归纳其史学观念为说。
翦伯赞在香港的学术活动
翦伯赞于1947年10月27日自沪抵港后，先在《华商报》发表时事评论和学术文章（注：张传玺：《翦伯赞》，载《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46页。）。翌年3月上旬，翦氏接到冯玉祥于本月7日自美来函，认为中国许多民主人士逃到香港是“国家的大幸福，国民的好运气”（注：翦伯赞：《复冯玉祥先生书》（原题《复冯焕章先生书》，1948年6月20日发表于香港《野草文丛》第10集《论怕老婆》。《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题〈翦伯赞复冯玉祥的信〉），《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09页。）。4月12日，翦氏复信冯氏（注：前引书，第409至413页。）。9月1日，冯玉祥因客轮于黑海失火而遇难。一星期后，翦氏等联名致电冯夫人，表示哀悼（注：《冯玉祥将军纪念册》，翦伯赞代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编辑，香港嘉华印刷有限公司，1948年11月，第33页。后复兴出版社（香港）再版发行，1976年。），并发表《追怀冯玉祥将军》一文（注：《追怀冯玉祥将军》，原载香港《时代批评》（周鲸文主编），第107期，1948年11月15日。后收入1.《冯玉祥将军纪念册》2.《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414至422页。），又受托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编辑了《冯玉祥将军纪念册》一书在香港出版（注：《冯玉祥将军纪念册》。）。
1948年4月，翦伯赞任达德学院教授，主讲“中国历史”。9月，主编香港《文汇报》创刊号的九个副刊之一《史地周刊》。为了配合当时国共内战正酣之战场，翦氏一身兼撰写员多名并兼校对，在短短一个月中，曾先后化名钱肃端、陈思遗、农畴发表三文于《史地周刊》第一期上，同时又写了《编者的话》，不需另署名。《史地周刊》一共出了八期，翦氏文章计有1.《编者的论》（注：《（“史地周刊”）编者的话》，香港《文汇报》，1948年9月10日7版《史地周刊》第1期。）2.《杜甫世系及其家属考》（注：《杜甫世系及其家属考》，以钱肃瑞笔名发表，同上。后收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310至314页。）3.《西晋的宫闱》（注：《西晋的宫闱》，以农畴笔名发表，同上。后收入前引书，第295至298页。）4.《三国时内战中的民族军队》（注：《三国时内战中的民族军队》，以陈思遗笔名发表，同上。后收入前引书，第224至226页。）5.《孙皓的末日》（注：《孙皓的末日》，以陈思遗笔名发表，香港《文汇报》，1948年9月17日7版《史地周刊》第2期。后收入前引书，第227至232页。）6.《舶寮岛史前遗迹访问记》（注：《舶寮岛史前遗迹访问记》，香港《文汇报》，1948年10月1日7版《史地周刊》第4期，后收入前引书，第170至181页。）7.《关于台湾的石环及其他——复李规先生》（注：《关于台湾的石环及其他——复李规先生》，香港《文汇报》，1948年10月15日5版《史地周刊》第5期，后收入前引书，第182至185页。）8.《历史学上的人名、地名与年代》（注：《历史学上的人名、地名与年代》，香港《文汇报》，1948年10月29日5版《史地周刊》第6期（翦氏时已离港），后收入前引书，第160至164页。）9.《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兼答吴兰先生》（注：《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兼答吴兰先生》，参见同上，后收入前引书，第165至169页。）10.《评南北朝的幻想》（注：《评南北朝的幻想》，以太史简笔名发表，香港《文汇报》，1948年11月12日5版《史地周刊》第7期，后收入前引书，第16至18页。）11.《末代帝王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注：《末代帝王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香港《文汇报》，参见同上，后收入前引书，第19至21页。）12.《关于传国玺答文芳先生》（注：《关于传国玺答文芳先生》，香港《文汇报》，1948年11月26日《史地周刊》第8期，后收入前引书，第196至197页。）等。其中第8篇以后是翦氏离港（翦氏于1948年10月23
日离港）后始刊登的。
翦氏留港期间，在《史地周刊》以外发表的文章，则有如下19种：1.《读书不应“不求甚解”（答读者）》（注：《读书不应“不求甚解”（答读者）》，香港《华商报》，1947年12月5日第2版。）2.《迎接划时代的一九四八年》（注：《迎接划时代的一九四八年》，香港《华商报》，1948年1月1日第3版。）3.《序费德林博士〈屈原新论〉》（注：《序费德林博士〈屈原新论〉》，香港《华商报》，1948年1月18日初版，后收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87至188页。）4.《从历史上看中共的土地改革（星期专论）》（注：《从历史上看中共的土地改革（星期专论）》，香港《华商报》，1948年1月25日第1版，后收入前引书，第22至25页。）5.《〈晋书·祖逖传〉书后》（注：《〈晋书·祖逖传〉书后》，香港《春日》（《野草文丛》第8集），1948年2月9日，后收入前引书第306至309页。）6.《戮穿美蒋新的政治阴谋——对“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批判》（注：《戮穿美蒋新的政治阴谋——对“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批判》，香港《华商报》，1948年3月15日第1版。）7.《记古圣寺》（注：《记古圣寺》，香港《三月十五》（《生活教育丛刊》第一辑），1948年3月，后收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435至438页。）8.《拥护新政协会的召开——1948年5月8日在〈华商报〉“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上的发言》（注：《拥护新政协会的召开——1948年5月8日在〈华商报〉“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上的发言》，香港《华商报》，1948年5月17日第2版。）9.《“九品中正”与西晋的豪门政治》（注：《“九品中正”与西晋的豪门政治》，香港《时代批评》第102期，1948年6月15日。后收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287至294页。）10.《复冯焕章先生书》（《复冯玉祥先生书》）（注：《复冯焕章先生书》（复冯玉祥先生书）。）11.《揭穿蒋府“文化撤退”的阴谋（星期专论）》（注：《揭穿蒋府“文化撤退”的阴谋（星期专论）》，香港《华商报》，1948年6月21日第1版。）12.《序刘启戈译〈世界通史〉》（注：《序刘启戈译〈世界通史〉》，香港《时代批评》第103期，1948年7月15日，第26至27页，总第4397至4398页。）13.《“三、四年”》（注：《“三、四年”》，香港《论工作的思想准备》，（《中国学生丛刊》第5辑），1948年8月12日，第4至7页。）14.《新旧唐书杜甫传纠谬》（注：《新旧唐书杜甫传纠缪》，香港《华侨日报》，1948年9月4日《文史》第34页* 。）15.《评〈清宫秘史〉》（注：《评〈清宫秘史〉》，香港《文汇报》，1948年11月15日《影剧周刊》第2期，后收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326至329页。）16.《追怀冯玉祥将军》（注：《追怀冯玉祥将军》。）17.《冯玉祥将军纪念册》（编）（注：《冯玉祥将军纪念册》。）18.《越南人民的双重任务》（注：《越南人民的双重任务》，《正义的呼声》（《越南之友文丛》之一），湄江出版社，香港印刷工业合作社印刷，1949年，第54至55页。）19.《张炎将军殉难四周年祭》（注：《张炎将军殉难四周年祭》，香港《华商报》，1949年3月22日第3版《张炎将军殉难四周年纪念特刊》，后收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423至424页。）。
从以上胪列的文目，可见翦伯赞留港一年间，主要是从事编辑与写作的工作，是学术活动也是政治活动。其发表的时事评论文章固不待说，即研究历史亦通过以古喻今的手法，为政策服务。论者谓：
这些文章语言流畅，论点鲜明，谈古论今，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即将覆灭的命运。这些副刊在国民党反动派背后发动的强大思想攻势，配合正面战场，为最后摧毁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起了重大作用（注：参见张传玺：《翦伯赞》，第1547至1548页。）。
本文即是自这些“从实际出发”（注：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一九○○——》，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15页。）的历史研究中总结翦氏的史学观念，一曰以古喻今的史笔，二曰普及与提高并重的史学，三曰着重实物考古的史法，四曰少数民族史的提倡。
以古喻今的史笔
翦伯赞1947年至1948年留港期间，正是国共内战末段。翦氏由西晋（265-316年）（注：《论西晋的豪门政治》一文成于1947年9月16日，发表于1947年10月1日出版的上海《大学月刊》，第6卷，第5期。后收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274至286页。是文较明显的以古喻今处如：“豪门政治，似乎和内战是分不开的。”“媚外求荣，自古如此。”“与收夺、垄断、贪污平行，是奢侈与荒淫。”“当时豪贵，又流行一种用番货、穿番服、吃番菜的风气，并以此相高。”“故此辈虽借‘祖先之馀荫’，或‘姊妹之媚态’，致身显贵，掌握权势，并不能改变其无知。”等。1947年10月27日到港后，则发表了两篇有关西晋的文章：《“九品中正”与西晋的豪门政治》，《西晋的宫闱》。）、南明（1645-1661年）内战（注：国共内战时期翦氏发表南明内战的文章，主要有《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一文，发表于1945年12月1日在重庆出版的《中华论坛》，第1卷，第10、11期合刊，后收入1.翦氏《中国史论集》（第二辑）香港龙门书店，1969年，第298至328页。2.《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8至307页。《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与《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同为当时禁止发表之文，参见翦氏著《中国史论集》第2辑序。另参见荣天琳《论抗战时期翦伯赞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17页。）集中到历史上改朝换代战争的研究，认为大概还需“三、四年”（注：参见《“三、四年”》。）；再论到末代帝王的命运，以孙皓（242-283年）喻蒋介石（1887-1975年）：
孙皓，孙权之孙，孙和之子，在公元264年即帝位，统治了吴国17年之久。虽然是偏安江南，然而作威作福，也算是末代帝王（注：参见《孙皓的末日》，第227页。）
并指出蒋氏虽则形势险要，仍不失一有实力之政治实体。翦氏云：
据史载，当孙皓即位之年，“蜀初亡（263年亡），而交阯携叛，国内震惧”。其后年，司马炎(236-290)篡魏(220-302)，西晋建国，以后即以全力准备伐吴(222-280)。孙皓所处的环境实至为险恶。
虽然如此，历史并未注定他的灭亡，因为当时孙皓还拥有长江以南广大的领土和领土上的人民，并有军队数十万。据《晋书·武帝纪》载：平吴以后，“收其图籍，克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这些数字具体地说明了孙皓还有不少的政治资本（注：参见《孙皓的末日》，第227页。）。
所以，翦氏认为蒋介石由是而想起南北朝一段，是很自然的：
最近，由共军之惊人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在长江以北的反动统治，于是蒋介石及其部下，想起了南北朝的历史。他们以为即使失去了东北、华北、华中，只要保有华南、尚可划江而守，建立一个南朝。
不得已而思其次，这是人情之常。在今天的局势之下，蒋介石及其部下之想起南北朝的历史，这是非常自然的（注：参见《评南北朝的幻想》，第16页。40年代史家每持长江南北分界之见如陈寅恪（1890-1969年）。参见笔者：《陈寅恪之史学》，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第82页，注141。）。
然而，翦氏指出，昔日南朝得以偏安的种种条件，对于1948年下半年的国民党政府言，是不复存在的，是时阶级对立、文化水平均等，北方背后有社会主义国家为后盾等（注：参见《评南北朝的幻想》，第17至18页。）异乎南朝的情况，翦氏认为“蒋介石再想来一个南朝，已经不可能了”（注：参见《评南北朝的幻想》，第18页。）。何况孙皓昏暴荒淫、嗜杀贪污（注：参见《孙皓的末日》，第228页。），其“宵小和特务的政府”（注：参见《孙皓的末日》，第229页。）遂终不免亡国命运。翦氏由是胪列一系列末代帝皇以喻蒋介石：
历史并不能依照失败者之主观的愿望而发展；否则，楚霸王不会自刎、吴孙皓不会投降，宋帝昺不会跳海，明崇祯不会上吊，明桂王不会逃跑（注：参见《评南北朝的幻想》，第16页。）。
接着，翦氏遂有《末代帝王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一文（注：参见《末代帝王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
在《末代帝王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一文中，翦氏认为“尚能一死以谢天下”（注：参见《末代帝王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第19页。）的“是英雄”（注：参见《末代帝王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第21页。），因为自杀“需要勇气，更需要知道廉耻”（注：参见《末代帝王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第19页。）。“至于逃跑与被俘，都是下策”（注：参见《末代帝王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第20页。）。“所以在中国史上，末代帝王投降的最多”（注：参见《末代帝王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第20页。）。其以古喻今之意，跃然可见。
翦伯赞诚然是认同“在历史研究中是要贯彻政策的精神的”（注：《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原载《江海学刊》1962年5月号，后收入《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0页。），但对于40年代自己以古喻今之作，却非全以为然：
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把历史上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等同起来，那不是把历史上的现实现代化使之符合于今天的现实，就是把今天的现实古典化去迁就历史上的现实，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注：《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原载《新建设》1952年9月号，总第48期，后收入前引书，第7至8页。）。
把历史“现代化”、“古典化”，直如胡适（1891-1962年）所称历史“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注：胡适语，见《胡适文存》卷2，第440页，转引自翦伯赞《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原载重庆《读者月报》，2卷3期，重庆生活书店，1940年5月1日。后收入1.翦氏著《中国史论集》，（第一辑），香港龙门书店，1969年第23页。2.《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一辑），第1至13页。）。翦氏诚然是反对胡氏之说的（注：《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 》，翦氏著《中国史论集》，（第一辑），第23至24页。）。只是他自认也曾“涂抹”历史，并因而忠告不宜再涂再抹（注：参见《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另参见《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原载《光明日报》，1963年12月22日，后收入《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3页。翦氏此忠告，至少见引于以下三文：1.侯外庐：《学习翦伯赞同志的求新求实精神》，《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第17至18页。2.田余庆：《坚持真理，无畏无私——深切怀念翦伯赞同志》，前引书，第37至38页。3.罗梅君（M.Leutner，西柏林自由大学）：《翦伯赞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前引书，第216页。）。翦氏以古喻今的史笔，论者称谓多端（注：论者称翦氏以古喻今史笔，或如以下：1.借古喻今（香港龙门书店版翦氏著：《中国史论集》封面内页。马金科、洪京陵：《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1840-194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14页。2.古为今用（周一良：《翦伯赞同志学术纪念会开幕词》，《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第1页。张龙翔：《在翦伯赞同志学术纪念会上的讲话》，前引书，第7页。）3.理论联系实际（周一良文，参见《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2辑；侯外庐上引文。）4.史论结合：（张龙翔文，参见《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2辑；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一九○○——）》，下册，第139页。）5.以古讽今（许冠三前引书，第124页。）6.研究历史须从实际出发（许冠三前引书，第115至144页。）7.理论与实践统一（许冠三前引书，第117页。）8.以古套今（《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中国史学研究动态》，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07页。），亦透视了翦氏40年代在香港的史学观念之一。
普及与提高并重的史学
翦伯赞40年代在香港一段的主要工作是当香港《文汇报》《史地周刊》的主编。从事报纸工作本来就是一种普及文化的工作，当然亦是一种政治工作；教育亦然。翦氏在陶行知（1891-1946年）手创的育才学校曾讲学两次：
我在困居重庆的六年中（按：1940-1946年）曾经两度访问古圣寺（按：育才学校校址），替这些孩子讲述中国史。用陶行知的话说：“给他们以做一个合格公民的知识。”我记得第一次是1941年的冬天，这次讲了3星期，从古到今，把中国史讲了一通。第二次是1944年的秋天，这次讲了11天，替他们解决了一些中国史上的问题。
在这两次讲学中，使我发现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奇迹。十几岁的孩子，能够在座谈会上面谈时局，从国内到国际，从政治到军事，明如指掌；能够写出文学的创作；能够自编剧本，自己导演；能够自己作曲，作歌；能够写生、速写；能够画出星宿的图谱。从这里，我看出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原则，是一面加强政治教育，同时并不忽略文化教育，而这也许就是奇迹出现的缘故。（注：《记古圣寺》，原载香港《三月十五》（《生活教育丛刊》第一辑），1948年3月，后收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437至438页。）
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并重，大抵除了陶行知的育才学校外，恐怕最能担负此责的，非报纸莫属了。翦氏在香港一段，主要是担当《文汇报》《史地周刊》主编的工作，答复读者来函，可说是一种文化教育、历史教育。事实上，翦氏在港时期的史学观念之一，即普及与提高并重的史学，可见于其复读者来函的回信中（注：翦氏普及与提高并重的史学观念，见于其一复读者来函的文章：《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兼答吴兰先生》，原载香港《文汇报》，1948年10月29日《史地周刊》第6期，后收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5至169页。此外，翦氏之复读者来函，今可见者有1.《读书不应“不求甚解”》（答读者），香港《华商报》，1947年12月5日第二版。2.《关于传国玺答文芳先生》（附文芳先生来信），原载香港《文汇报》，1948年11月26日，《史地周刊》第8期，后收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96至197页。）。
翦氏《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兼答吴兰先生》一文中，指出通俗化除文字问题外，内容亦要改造：
任何学科的通俗化的问题都不只是文字上的问题，而且是内容上的问题……本国史知识之所以有普及的必要，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历史知识来肃清各种封建的、买办的、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旧思想，并且我们可以由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而加强对于中国民族进步方向的信心与认识。统治阶级向来总是利用历史知识来麻痹和欺骗人民，他们片面地和歪曲地解释历史，企图散播正统观念和媚外观念……我们的历史研究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要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重新建立中国史的科学知识，以击败统治阶级的非科学的“历史知识”。如果不和人民化与科学化的问题相连结着，通俗化是没有意义的。（注：《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兼答吴兰先生》，《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5页。）
另一方面，普及与提高两方面的工作，关系又是相当密切的：
在历史研究上，提高的问题又不能不与普及的问题同时提出来。我们所谓提高，就是要从旧史学的迷雾下重新整理一切史料（也就不能不进行各种必要的考古与考证工作），使历史的真实复现出来，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来加以分析研究，用人民的立场来给以解释与说明，以求能正确地认识一切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把握一切具体的历史规律……把这样的研究的结果普及化才真正能对人民有益（注：前引书，第166页。）。
却不是说普及与提高两者并无区别：
但普及与提高两种工作也有着某种程度的区别，这是不可否认的。不能说，只有人民大众有兴趣知道的事件才值得我们研究。因为这一事件必然千头万绪地和其他许多历史现象相关联，如果不全盘地进行研究，孤立地认识这一事件一定会陷于错误。反之，如果忘记了历史研究无论怎样深入，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服务于当前人民大众的实践斗争，那也势必会沉溺到无边的史料的海洋里，永远爬不出来（注：前引书，第167页。）。
要之，普及与提高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普及与提高两项工作也不是有着严格的先后次序的。正如在一切科学上一样，普及的要求刺激了提高，提高的努力又指导了普及。二者是互相辅助，互相推动的（注：前引书，第167页。）。
至于读者来函指出硬记历史的人名、地名、年代、战争，会扼杀读史的兴趣（注：《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兼答吴兰先生》（附吴兰先生来信），《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168页。），意若有碍历史知识之普及化；翦氏于刊出复读者函的同时，发表了《历史学上的人名、地名与年代》一文，指出“历史”与“历史学”的意义：
历史不完全是一种记录的科学，同时也是一种批判的科学。因为历史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记录史实，同时也还说明史实（注：《历史学上的人名、地名与年代》，原载香港《文汇报》，1948年10月29日《史地周刊》第6期，后收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0页。）。
因而在历史上，抽出了人名、地名和年代，可以说，就没有历史了（注：前引书，第160页。）。
翦氏认为，出现于历史上各时代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应受到重视的（注：前引书，第161页。）；因为所谓代表性，“已经不仅是他个人的符号，而是一个阶级、一个种族、一种思想，乃至一个时代的符号”（注：前引书，第161页。）；翦氏举这方面的例子是很丰富的，并且是古今并举的：
例如嬴政（秦始皇）是一个人名，但他却变成了暴虐的代名词；秦桧、洪承畴、汪精卫都是人名。但他们却变成了汉奸的代名词；孔丘、墨翟、杨朱都是人名，但他们却变成了几个学派或思想的代名词；又如陈胜、吴广、樊崇、王匡、陈牧、张角、窦建德、刘黑闼、黄巢、刘福通、徐寿辉、明玉珍、郭子兴、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都是人名，但他们却变成了农民暴动的代名词。同样，在今天，毛泽东的名字，是他个人的称号，但同时也代表着中国的人民大众；蒋介石的名字，是他个人的称号，但同时也是中国的买办、地主和官僚等一切反动派的符号。一言以蔽之，许多历史人物的名字，都特征着一定的历史内容。如果我们要研究历史，就不能忽略这些人的名字（注：前引书，第161至162页。翦氏《追怀冯玉祥将军》（按：此文收入翦氏编《冯玉祥将军纪念册》时改题《追忆冯玉祥将军》）一文即云：“民国以来巨大的近代历史事变，几乎没有一次他不在场。可以说，如果在中国近代史上抽出了他的名字，就会留下很多空白”，《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414页。）。
翦氏道出一般人对人名生厌，实有其故，并提出解决办法：
其实，人名并不一定讨厌。他之所以讨厌，不是因为他是人名，而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些人名太生疏的原故……因此只要我们努力去认识历史上的人物，那么，历史上的人名就会从纸上浮凸出来，由一个抽象的符号，变成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活人（注：《历史学上的人名、地名与年代》，《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2页。）。
地名，诚然比人名更要干燥无味，但“离开了大地，历史也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地理和历史的关系，正如戏剧和舞台一样，没有舞台、戏剧的演出是不可能的”（注：前引书，第162页。）。
翦氏甚至就地取材地说：
就是今天的空战，也要把炸弹投掷到地下，才能发生实际的效果（注：前引书，第162页。）。
另一方面，历史之变，亦可通过地名而得：
地理和历史一样，也在不断的变动中。自然地理的变改，固然需要长久的年代。而政治地理，则历代都有变易，这种变易，又与历史的变动息息相关。例如两汉和唐代等王朝的疆域曾发展到中亚，而东晋、南朝、南宋等王朝的疆域则缩小到长江以南，这些发展和收缩，正是中原王朝兴衰的表征。又如在两汉时期，西域分化为三十六国乃至五十余国，到三国时期，则合并为六国。这种分化和合并，正是西域诸国历史演变的结果。又如同样的中国王朝，各朝代的行政区划有所不同。如秦分三十六郡，汉分十三州，唐分十道，宋分十五路，元分十一省（中书省在外），明分十三省（京师、南京在外），清代分本部为十八行省。又如同样的地方，而古今异名。同样的地名，而古今异地。前者如今之南京，晋曰建康，元曰集庆，明曰应天，清曰江宁；后者如汉之九龙，为海南岛之一县，今之九龙则在香港对岸。如果不弄清楚，就会不知所指，或者张冠李戴。总之，不了解地理，就无从了解历史的进行。例如历史上的战争的进军，商业交通的路线，种族和文化的移动，都要从地名中才能探索出来（注：前引书，第162至163页。）。
翦氏分析一般人对地名生厌，其理同人名被厌无异：
地名之所以讨厌，也是因为我们对于这地方的知识太少。假如我们知道某一地方的内容，自然也可以感到兴趣。例如我们现在看报纸，对于济南、锦州、太原这些地名，一定不会感到枯燥，因为我们从地图上知道它们的方位，甚至知道他们的街市。但是假如有人提到南非洲的某一种镇，就会感到茫然（注：前引书，第163页。）。
年代之于历史学，是比人名、地名更为枯燥的。翦氏却道出年代实不能偏废：
在历史学上的年代，比之人名、地名，更为枯燥，因为它是一些数目字的重复，特别是中国史上的纪年，还多一种甲子。但年代在历史学上是重要的，它是贯串千百万条片断史实的一条绳索。有了它，这些史实，才能表示出时间的系列。有了时间的系列，我们才能知道史实发生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历史研究的据点，才可以看出历史人物或事实本身的时代性，也才可以向上追溯它的渊源，向下推求它的发展，向旁边寻找它的关联。否则，若从历史上去掉了年代，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混乱一团的乱丝，找不到头尾（注：前引书，第163页。）。
并以“流水账”为喻，指出若过渡到“分类账”，历史年代之意义便不难看出：
是的，有些纪年的历史，按年逐月记载下去，好像一本流水账，杂乱一团。但如果我们把一年的流水账过到分类账，我们便可以知道在这一年中，买了多少油盐柴米鱼肉布帛，而且也可以看出这一年中各种日用品的价格涨落，可以算出一年中生活指数的升降。研究历史也是一样。假如把那些错杂记载的史实，依其性质以为类别而加以整理，我们就可以看出某一朝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轮廓，就可以看出内乱外患的起伏（注：前引书，第164页。）。
翦氏认为“活的历史自也离不开人名、地名、年代”（注：《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兼答吴兰先生》，《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7页。），是故“得要耐烦去接近它们”（注：《历史学上的人名、地名与年代》，《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4页。），意若不管普及或提高史学，俱须通过“耐烦”的考验（注：《历史学上的人名、地名与年代》，《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4页。），非如读者来函之说：硬记会扼杀读史兴趣，史学普及化亦因而无从谈起；相反的，“一个学习历史的学生，那一天不讨厌人名、地名和年代，他就走进了历史学的大门”（注：《历史学上的人名、地名与年代》，《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4页。），史学之提高由是可待。
着重实物考古的史法
翦伯赞在港期间所主编的《文汇报》《史地周刊》于首期《编者的话》中，明白道出考古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史料，并且列出史料性文章亦是受欢迎的稿种之一（注：《“史地周刊”编者的话》，香港《文汇报》，1948年9月10日7版“史地周刊”第1期。）。全中国首创的考古专业，即北京大学考古系前身，就是由翦氏出掌北大历史系系主任时期（1952年院系调整后）所创办（注：参见1.张传玺、杨济安：《翦伯赞传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记丛书）》，第3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352页。2.张传玺：《翦伯赞》，《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第1548页。3.田余庆《为史学长青尽力——纪念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九十周年》，《北大史学》(1)，第252页。）。至于翦氏在港期间有关考古的活动纪录，主要有《舶寮岛史前遗迹访问记》一文。此文“前言”重点是翦氏认为舶寮岛文化，乃南太平洋岛屿文化的一个支脉，其曲型特征如“梯形石斧”、“粗石环”，于北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仰韶文化及龙山文化二系统中均未曾见（注：参见《舶寮岛史前遗迹访问记》，第171至172页。另参见严文明：《片断的回忆》，《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第66页。）；是故舶寮岛文化与北中国的青铜文化并无承袭关系，却证实了“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南部沿海一带的岛屿上就有人类居住”、“一种具有与中国史前文化不同的人类”（注：前引书，第170页。）。
舶寮岛又名舶寮洲、南丫岛。岛上的史前遗迹，是英人芬神父发现的，时间约是1932至1936年间。芬神父的报告曾刊于《香港自然科学家》第3卷至第7卷，题为《舶寮岛上之考古学的发现》。岛上三个重要遗址是大湾、洪圣爷、榕树湾（注：前引书，第174页。）。翦氏于1948年8月16日一行60多人往舶寮岛访古，字里行间，犹现当日翦氏对考古的兴味盎然：
我们坐在树荫下面，仍然汗流不已。虽然汗流不已，但这时我心中的喜悦实难以形容。因为我知道，大湾和洪圣爷是芬神父发现史前遗物最多的地方，也许在顷刻之间，我就能获得一些远古人类的消息。即使不能，我能徘徊于这远古人类的遗址，也是一件最大的乐事（注：前引书，第175页。）。
翦氏大概是熟读芬神父报告然后访舶寮岛的，文中不时援引芬神父之说：
我们在坑井中和坑井附近的沙滩上，获得了许多刻文陶片，但始终没有发现芬神父没有发现的标志先氏遗址的变色土层。
……
芬神父关于这里没有发现变色土层的说明，是以为这里不是史前人类固有的村落，而是一个冬季的屯营，这里的遗物是屯营里的什物沉没到砂地里的。我不同意芬神父的这种解释，因为冬季的屯营决不会筑在这靠近海滩或海滩的上面。为了避风，屯营应该建筑在靠近山脚的地方，即今日建筑村落的地方。
因而我以为埋藏在沙难或沙滩附近的史前遗物，并不是原来就在这里，从另一种现象也可以证明，即遗物的分布，并不集中，例如刻纹图片，不仅从坑井中可以掘出，有些简直就暴露在现在种植着蕃薯的田地的地面上（注：前引书，第177页。）。
翦氏对是次舶寮岛访古的收获，特别是360余片陶片，描述不遗余力；从陶片的质料、色泽、纹节及制作技术等，均作细致说明（注：前引书，第179至181页。），从而作出以下的总结：
总结以上所述，我们这次访古所得，并没有超出芬神父的发现……但由于这一次的访问，我们证实了芬神父并没有把这两个遗址（按：即大湾及洪圣爷湾）所含的史前文物完全搜集出来……
最后，由于这一次的访古，使我更加确信舶寮岛的史前文化是一种与北中国史前文化不同的文化（注：前引书，第181页。）。
在“普及与提高并重的史学”一节中，已引过翦氏复读者函的意义，今欲阐释其“着重实物考古的史法”亦见其复读者函件中：《关于台湾的石环及其他——复李规先生》：
你在台湾得到两个石环，从你信上的说明和照片上所显现的形式看来，毫无可疑这类的石环是属于南太平洋史前文化中之粗石环的类型。这种形式的石环，在香港附近的舶寮岛和广东海丰，在马来半岛和南洋某些岛屿上，均有发现。现在你在台湾又找到了这种粗石环，这至少证明了台湾的史前文化和中国东南沿海乃至南洋的史前文化，可能有着亲属关系。
……
在来函中，使我最感兴趣的，是你告诉我在这次大战中，日本人曾利用台湾番人与南洋某海岛上的土人通话，竟发现双方语言是相同的……以我推想，也许是保存着相同的语根吧！这个故事关系台湾土番之人种来源至为重要……
……从我所获得的资料中，我发现台湾番族是来自南洋，是中国古百越之族的一个分支，与中国西南诸落后种族及日本之原住种族有着亲属关系。假如我们能够从语言的系统上再发现有同源之处，那距离问题的解决就更走近了一步（注：前引书，第183至184页。）。
翦氏此信重申其访舶寮岛后的结论，就是中国南北文化各有其源，各自发展：
中国学者有这样一种成见，即中国的文化，是由北方南播。照他们的想法，中国南部的文化只是北中国文化的尾巴。即因囿于这种成见，他们不愿承认在远古时代，就有一种与北中国相颉抗的文化乃至人种存在于中国的东南沿海。所以直到现在，芬神父的发现，尚不为中国学者注意，就是芬神父自己也不敢自信他的发现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但是只要有更多的类似舶寮岛的史前文化在南中国被发现，成见是慢慢可以被打破的（注：前引书，第185页。）。
事实上，近十年来的考古工作者已逐渐发现相对于黄河流域而言的长江流域，同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注：《七千年前文化遗存·长江三峡地区发现》，香港《文汇报》，1987年1月22日。）。各种文化类型亦说明了各地区文化发展的次序；意即翦氏所主文化不由北播，今日几可印证，而其着重实物考古之史法（注：《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原载《光明日报》1954年5月20日，后收入翦氏著1.《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新1版，第178至187页，2.《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224至233页。3.《史料与史学》（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0至59页。），当然是一种重视史料、善用新法的观念。正如许冠三云：
伯赞在野期（按：即1940-1948年）的史学活动，以史料学的探索最富学术意义（注：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一九○○——》，下册，第125页。）。
又云：
群书之外，翦最看重的是考古材料。比之敦（沫若）、吕（振羽），可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注：前引书，第126页。）
少数民族史的提倡
翦伯赞40年代在重庆发表的名作《我的氏姓我的故乡》，宣称祖籍为新疆维吾尔族（注：《我的氏姓我的故乡》，原载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月6至15日，后收入翦氏著两种1.《中国史论集》（第二辑），第369至375页。2.《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一辑），第403至末。至于翦氏写此文动机，是指出中华民族是由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组成，抗日救国，责无旁贷，是针对1943年蒋介石所出版《中国之命运》书谓中华民族乃“同一血统的大小分支”的说法。参见李树喜〈历史不会沉默——记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文史哲学者治学谈》，岳麓书社，1984年，第128页。论者亦有以此文说明翦氏乃一具卓越胆识的学者。参见林耀华《深切怀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同志》，《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第33页。）。翦氏在港一段的前后著作，均表现在“极端关心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注：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一九○○——》，下册，第118页。）。在港期间发表有关少数民族的文章，则只《三国时内战中的民族军队》及《越南人民的双重任务》二文。
《三国时内战中的民族军队》主旨是写少数民族在汉族内战中的角色：
自汉末以至三国，是中国史上（汉族）内战最激烈的一个时代。在内战中，肝脑涂地者，当然为当时的农民，但亦有少数民族参加。早在汉末的大混战中，少数民族的军队，即出现于内战的战场，从史籍上可以看出当时的豪族，竟引少数民族，进行内战。如袁术之勾结匈奴于夫罗，袁尚之托庇鸟桓，袁熙之投依蹋顿及辽西单于楼班等。特别是刘备，他的起家部队，就有乌丸杂胡。
降至三国，魏、蜀、吴鼎立而峙，仍各引少数民族，以相拒抗。所谓“疆场之戎，一彼一此”，即指此而言（注：《三国时内战中的民族军队》，第224页。）。
原来自古少数民族便被利用作为军力来源。观乎翦氏文中所列史实，少数民族亦颇有建功立业者。翦氏此文之及少数民族，与其素来一贯关心少数民族的课题（注：翦氏自40年代至60年代，均有写及少数民族甚至世界民族的文章或专书：1.《中国史纲》论者以为是以民俗学知识而成，参见余志强《吴晗、翦伯赞史学之比较》（未刊稿），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部硕士论文，1985年，第11、28页，注20至22，第29页，注23。2.《论西晋末年的“流人”及其叛乱》，原载重庆《学习生活》第3卷，第2期，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1942年7月20日，后收入翦氏著(1)《中国史论集》（第一辑），第95至105页。(2)《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一辑），第52至61页。3.《略论中国史研究》，原载重庆《学习生活》，第10卷，第5期，1943年5月1日，后收入翦氏著(1)《中国史论集》（第一辑），第1至20页。(2)《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一辑），第14至31页。4.《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收入翦氏著(1)《史料与史学》，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4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2)《中国史论集》（第二辑），第1至36页。(3)《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26至61页。5.《台湾番族考》，原载上海《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开明书店1947年3月，后收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335至393页。6.《〈历代各族传记会编〉序言》，原载《历代各族传记会编》，中华书局，1958年，后收入翦氏著(1)《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第276至279页，(2)《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319至322页。7.《秦汉时期边疆各族的历史文物》，原载《民族团结》，1959年，第12期，后收翦氏著(1)《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第318至325页；(2)《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360至366页。8.《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原载《光明日报》，1961年2月5日，后收入翦氏著(1)《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第394页至408页；(2)《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475至489页。9.《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原载《文汇报》，1962年5月18日，后收入《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104至109页。10.《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110至132页。至于后人道出翦氏重视少数民族研究的，则可参见1.张传玺：《翦伯赞》，《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第1550至1551页。2.周杨：《追求真理、勇于探索——在翦伯赞同志学术纪念会上的讲话纪要》，《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第13页。3.许冠
三认为翦氏在《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中已呼吁新史学家应加强对少数民族方面的研究和论述；并认为翦氏“几乎所有理论或策略性文字皆涉及”少数民族的课题。参见许氏：《新史学九十年（一九○○——）》，下册，第118页。4.陈克进：《关于我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的争鸣》，《中国史学研究动态》，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07-311页。），并无异志。
《越南人民的双重任务》主旨则是鼓动并肯定越南在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对民族独立的努力及价值：
在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正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越南也是其中的一个。
1945年8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以前，越南人民的英勇抗战不但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桎梏，而且打破了法帝国主义的桎梏，因此他们就在东南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注：参见《越南人民的双重任务》、《正义的呼声》，第54页。）。
翦氏在港所写有关民族的二文，可说是其一向重视少数民族或弱小民族研究的印证。
小结
翦伯赞在港期间的学术活动中，所总结出的四点史学观念，除了以古喻今一点外，皆属其“在朝时”按：1949-1966年时（注：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一九○○——》，下册，第124页。），的学术主张与工作方针。《评〈清宫秘史〉》（注：参见《评〈清宫秘史〉》。）是把史学通俗化，《揭穿蒋府“文化撤退”的阴谋》（注：参见《揭穿蒋府“文化撤退”的阴谋》。）见其着重文物史料，意在提高史学专业。史学宜普及提高并重外，中央民族学院于1952年9月成立后的实地调查工作等三种观念，均可于翦氏留港一段沿波探源。翦氏的香港生涯，其义如何，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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