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的现代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2)02-0069-07
一、现代诗是具有现代性的诗
20世纪中国诗歌的剧变和巨变，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人们最直观地感受到的，就是白 话代文言的诗体之变。然而诗的现代嬗变，不仅只是诗体之变，更重要的还在于诗意和 诗艺之变。正是诗意和诗艺之变，使得20世纪的中国出现了真正的现代诗。
现代诗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不是“现代”(通常人们所说的“五四”)以来人们所写的 诗，也不是流行的现代文学史中所表述的，以《现代》杂志为发表园地的那批诗人所写 的诗。现代诗是具有现代性的诗。现代性体现着反叛传统意识、拒绝世俗趣味的先锋精 神，尽管人们对其内涵有不同的理解，但不以社会价值作为观察评判现实生活的支点， 而是在生存的意义上关注人类的尴尬处境及个体的分裂与焦虑，是其最主要的特征。以 这样的眼光来考量，20世纪中国诗歌的现代嬗变，其源头不是胡适白话代文言的《尝试 集》，不是郭沫若自由抒发情怀的《女神》，也不是作为新格律代表人物的闻一多和徐 志摩等一批人的诗作，中国诗歌现代嬗变的源头，出自中国象征诗派始祖的李金发。在 李金发那里，诗意和诗艺才真正体现出了现代性——那些未体现或不追求现代性的白话 诗，笔者称其为新诗。
有人将这种具有现代性的诗，称为“现代主义诗歌”或是“现代派诗歌”而加以研究 ，并且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把这些“现代主义诗 歌”或是“现代派诗歌”，仅仅当作白话新诗中的一个流派或是一种风格来看待。事实 上，白话写就的现代诗和那些未体现或不追求现代性的新诗的差别，比白话新诗和古典 旧诗之间的差别还要大。白话新诗和古典旧诗虽然一个用白话，一个用文言，但在诗学 精神的层面上，在注重意境追求、从忧患现实或喟叹身世际遇的层面上言志抒情这些基 本点上，二者又是相通的。现代诗和新诗虽然都用白话，但在诗学精神上二者大不相同 。现代诗不是新诗中的一个流派或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新型、新质的诗歌。现代诗由 它现代的诗意和诗艺，展现了现代的诗性，体现着现代诗学精神。
这种现代诗学精神，是在近百年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凸显出来的。这一诗的现代嬗变过 程，在20世纪涌现出一些重要派别和代表人物，不仅丰富充实了20世纪中国诗坛的景观 ，冲击乃至改造着人们的诗歌审美趣味和传统的诗学精神，同时，也折射出现代诗人们 奋斗的艰辛和面对的困境，积累了相当的历史经验，其意义和前途，都值得人们关注。
二、中国的现代诗由李金发始
将李金发视为中国现代诗的开创者，不仅因为他在诗歌创作中引入了“象征”这一相 对于中国古典诗歌和新诗现状都显得“新奇”的表现方式，更在于他引入了一种面对现 实人生的角度和态度。
李金发并不讳言他模仿法国的“象征派”作诗，“象征派”的特质，并不仅是运用了 “象征”的表现方式。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先声，“象征派”对现实中的阴暗与丑 恶，不像批判现实主义那样以人文主义理想作为价值支点加以“揭露”和“批判”，而 是将其当作一种常态甚至本质来观照乃至欣赏，发掘“恶中美”，观赏“恶之花”。在 表现方式上，推崇具有多义性和神秘性的“象征”。李金发秉承了法国象征派的特质， 其基本诗意如朱自清先生所言，注重表现“生命欲揶揄的悲哀及美丽”。在诗艺上，朱 自清先生也指出，李金发有两个独特的方法，即所谓“远取譬”和“省珠串”。他“能 在普通人以为不同的事物中间看出同来”，并在组织成诗时“将一些联络的字句省掉， 让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搭起桥来。”[1]
就诗艺方面说，“远取譬”将习惯上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改变了传统的比喻方 式。传统的比喻方式，常常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本体和喻体两者间必须整体上不同 ，但在某一部分或某种性质上有相通契合之处。一是喻体要比本体更形象、更简单、更 常见，也就是说，只能用形象、简单、常见的喻体来“比”抽象、复杂、罕见的本体， 而不能倒过来。李诗中的所谓“远取譬”，实质上就是突破上述两个原则，有意识地用 抽象、复杂、罕见的喻体来“比”形象、简单、常见的本体，在此基础上，本体和喻体 间的相通契合之处，也就不像传统的比喻方式那样直接且直观。这样，在艺术表现中用 来“象喻”的意象就常常是新鲜乃至新奇的，“象喻”的关系也不简明。
意象是诗歌表现的基本要素，不同的意象，体现着诗人不同的情思意趣，如所谓“大 漠西风塞外，杏花春雨江南”。因此，意象又是诗美形态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中国古典 诗词中诸如平淡、沉雄、婉约、豪放等诗美形态，和“池塘生春草”、“秦时明月汉时 关”、“杨柳岸晓风残月”、“大江东去”等类意象是分不开的，整个中国古典诗歌的 审美风貌，又是和这样一个意象系统相联系的。这样的意象系统在构成中国古典诗歌诗 美形态的同时，自然也就制约着诗歌创造中的取象路径和意趣追求。意象的选取及意象 系列的成型，体现着诗学精神及文化传统。
“远取譬”的表现方式，使得与传统比喻方式不同的、“象喻”关系不直接也不直观 的意象大量涌现，对此“不习惯”的读者，觉得“你不比我还清楚，你一比我反而糊涂 了”。“远取譬”的表现方式及新意象的涌现，对传统的阅读习惯及审美趣味是一种反 叛和冲击。更重要的是，新的意象改变了诗的肌质，作为诗美形态的构成要素，现代诗 一系列的新质意象，建构出新的诗美形态。“省珠串”则是新的诗美形态的建构方式。 建立在“通感”基础上的句式组合，使得现代诗就总体而言不是描述的而是象征的、暗 示的，追求用一系列新质意象组建一个内涵丰富复杂、具有“张力”的象征结构，而不 是以赋比兴方式营造情景互生的意境。
从诗意方面看，李金发注重表现“生命欲揶揄的悲哀及美丽”，在“人生的悲哀，爱 情的絮语即梦幻一般的色彩”中“挖掘恶中美”。用“黑夜、情夫、血、尸体”等等大 量重复出现的与传统诗美趣味相抵触的意象，围绕欲望、堕落、死亡等传统诗学观念所 拒斥的几个母题反复咏唱。一方面，突破了传统诗学精神的囿限而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 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在表现这一切时，李金发是秉承法国象征派的精髓，将 现实中的阴暗和丑恶当作一种常态甚至本质来观照乃至欣赏的。这就是一种具有现代性 的观察现实人生的角度和态度。
总体而言，李金发在模仿借鉴法国象征派作诗时，他的诗艺改变了诗歌意象的肌质、 组接方式并建构了一种不以意境为归宿的诗美形态；他的诗意则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 ，并显现出一种在存在的意义上观照人生而不是在现实价值的是非上评判人生的角度和 态度。这就突破了以意境为核心、在忧患现实或喟叹身世际遇的层面上言志抒情的中国 古典诗学的统驭，引入了一种具有现代性的诗学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李金发以他的诗艺和诗意显现其诗美形态和诗学精神时，“远取譬” 、“省珠串”等昭示了具有可模仿性和可操作性的写作现代诗的具体方式。胡适曾说， 在他之前已有不少人主张文学革命，但因没找到具体的实施方式，因而都流于说说而已 。他的贡献，就在于找对了从白话入手这一途径。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年朱自清先生即 说过，对李金发的诗，“一些人大叫看不懂，一些人却在模仿着”，或许李金发的诗艺 和诗意前无古人，但却是后有来者的。如果说白话新诗由胡适始，那么，中国的现代诗 由李金发始。
三、现代诗嬗变过程中的几个重要人物
由李金发荡其滥觞的中国现代诗，在20世纪，由众多诗人承其余绪，借鉴西方现代诗 学精神并结合中国的现实，作了进一步的发展。非传统的诗艺和诗意不断出现，独特的 现代诗性日趋明显，逐渐生成着现代诗学精神。在这一诗的现代嬗变过程中，有几个代 表人物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他们的诗艺、诗意和成就，凸显了现代诗的特性，也展现了 现代诗骄人的实绩。
(一)穆旦
前半个世纪，九叶诗人中的穆旦尤为引人注目。穆旦诗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喜 欢在诗中讲道理”，这也是有人不喜欢穆旦诗的一个原因。穆旦认为：“诗是来自看法 的新颖，没有这新颖处，你就不会有劲头。”[2]诗人一生的创作固然是丰富多彩的， 但常常会有一些反复咏唱的主题，这些反复咏唱的主题，最能体现诗人的审美趣味和艺 术追求。例如李金发就很喜欢写“夜”，创作了多首《夜之歌》，他总是将“夜”和城 市及人性的丑陋联系起来，从中“发掘恶中美”。穆旦在诗中常常“喜欢讲”的一个“ 道理”，就是自我状态的丰富和复杂——孤独、分裂、焦灼、挣扎……例如他的名篇《 我》、《还原作用》等，都秉承这一主旨。到了50年代，面对改造旧知识分子的运动， 穆旦又在《葬歌》中，以人性的分裂和冲突作为基本构架来表现他欲接受改造的决心、 痛苦和疑虑。喜欢在诗中讲道理，有悖于言志抒情的古典诗学精神，自然也和传统的审 美趣味相冲突。而自我的丰富与复杂，既是现代人尴尬的生存状态，对此的关注与沉思 ，也是一种现代性思潮。
王佐良先生在评价穆旦的诗时指出，穆旦诗的一个特出之处，就是有一种宗教情怀， 而这是中国诗歌中最缺乏的。“他创造了一个上帝……诗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一种 饥饿，以至喊叫着要求一点人身以外的东西来支持和安慰。”[3]这其实是说，穆旦在 诗中所讲的道理，常常超越了政治、伦理和社会学层面的价值理念，呈现为关注人类生 存、叩问生命意义的哲学沉思。例如在他的《诗八首》中，两情相悦的爱情，即被表现 为“自然蜕变的程序里”、“成熟的年代”中所结出的果实，涉及到自我与他人的冲突 及人与人之间的难以沟通。诗人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将有情的男女，视为生命之树 上相同但很快即凋零的两片树叶，爱情的恩恩怨怨，不过是造化对人的嘲弄。最终生命 之树常青，一切化为平静。
穆旦在评价自己的《还原作用》时说：“其中没有‘风花雪月’，不用陈旧的形象或 浪漫而模糊的意境来写它，而是用‘非诗意’辞句写成诗。”他认为自己的诗“传统的 诗意很少”，可能使人“觉得抽象或枯燥”，但“这正是我所要的”[4]。由此可见， 穆旦在诗意和诗艺上的现代性暨非传统性，是他自觉追求的结果。
(二)杨炼
在后半个世纪，中国现代诗的嬗变，是在“朦胧诗之后”才出现的。杨炼是其中的一 个代表人物。在中国文坛上引起巨大反响、被称为代表着“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的朦 胧诗，其实尚未体现出自觉且明显的现代性追求。朦胧诗的“朦胧”，是在特定历史条 件下读者所形成的一种感受——看不大懂。在诗意上，不同于抒发人民之情的大我胸襟 ，朦胧诗中有了包容着个人心愿的小我情怀。相应地，诗中的意象也就不再只是“红日 、东风”，有了“泪水”、“深秋的葡萄”和“小雨”、“橡树”；在诗艺方面，朦胧 诗采用了诸如“远取譬”、“省珠串”、意象叠加等非传统的表现方式，也就难怪当时 会有人看不懂，抨击“令人气闷的朦胧”了。但朦胧诗的小我情怀，更多地是从政治、 伦理乃至社会学的层面，对国家、民族命运和现实人生的忧患，而非个体生存的焦虑及 对现代文明中人类尴尬生存处境的沉思。因而朦胧诗的诗学理念，还是集体理性、使命 意识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由于只是和五六十年代的颂歌潮流相冲突但并未反叛传统的 审美趣味和诗学精神，因而朦胧诗在今天获得了最广泛的认可，读者发现，朦胧诗好懂 ，不朦胧嘛!
杨炼是随着朦胧诗潮崭露头角的。他早期的诗作，在体制上已呈宏大篇幅之势，但在 基本诗意上，显露的仍是使命意识和底层关注。被称为“现代史诗”的《礼魂》的出现 ，是杨炼创作转变的一个标志。在《礼魂》中，他探寻痛苦现实中古老民族的历史，在 这种历史文化意识的背后，又渗透着对生命及存在的更深层次的关注。其后的《
》，就是沿着这一道路不断拓进。到了《大海停止之处》，历史文化意识淡出，展现 的只是生存个体面对悠悠时空的冥冥情思。杨炼认为诗就是要不断地“删除现实”，“ 建构智力的空间”，这一“智力的空间”是个性的、语言的，由结构、节奏等纯形式因 素构成，是“自足的”并具有俘获读者的魅力。诗就是以这样一种“智力的空间”体现 存在，使时空在这里得以显示并永恒。杨炼说，他的理想就是由“中国的诗人”变为“ 中文的诗人”，进而再变成“杨文的诗人”，即以他个人的语言方式显现的诗人[5]。 造就杨炼诗艺和诗意特征的艺术追求和诗歌理念，与传统诗学精神已经大相径庭了。
(三)海子
海子的创作期虽然只有1984—1989短短的5年，但他的成就及影响，在他辞世后，却愈 来愈令人吃惊地显现出来。海子有关“麦子”的诗艺和诗意，曾一度导致90年前后当代 诗坛上“麦子”意象的泛滥。2001年，“人民文学诗歌奖”令许多人诧异地授予了海子 。对海子的认可，就是对一种新的诗学精神的认可。
海子认为，诗人应当“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而不是局限在忧患现实或是喟叹身 世际遇的层面上作诗。他把后者讥之为仰仗“内分泌”或是“感官的抽搐”写诗，称其 为“狭窄的抒情诗人”。在海子看来，关注自然、热爱自然，不应仅是看到自然的雄奇 和美丽，更要注意“倾听风景中大生命的呼吸”，要把自然“当做一个圣殿和一种秩序 ”来爱，“把景色当做‘大宇宙神秘’的一部分来爱，做一个热爱‘人类秘密’的诗人 。”(《诗学：一份提纲》)[6]惟其如此，面对中国的乡村及土地，海子体验到的，就 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海子笔下的中国乡村，不是抚慰失意文人的山青水秀，也不同于渗 透着民族的苦难历史、展现了民族的坚韧毅力的广袤大地。一句话，乡村不是浪漫主义 者或遁世者为着逃避现实而牧歌化了的田园山水，不是启蒙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批判、 同情的愚昧苦难的村落和大众，不是社会革命者所发现的作为根据地的土地和主力军的 人民。对中国的乡村和土地，他不仅有一种尤如迷恋情人、敬畏父母般的情感，更在“ 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的理念导引下，致力于探寻“大宇宙神秘”和“人类秘密”， “通灵”般地和乡村及土地融为一体，为人们呈现了一个诗性且神性的乡土中国。
海子的诗学主张，是以自觉地反叛传统诗学精神作内在动力的。他说：“我恨东方诗 人的文人气质。他们苍白孱弱，自以为是。他们隐藏和陶醉在自己的趣味之中。他们把 一切都变成趣味，这是最令我难以忍受的。比如说，陶渊明和梭罗同时归隐山水，但陶 重趣味，梭罗却要对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本身表示极大的珍惜和关注。这就是我的诗歌的 理想，应抛弃文人趣味，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这是中国诗歌的自新之路。”(《诗 学：一份提纲》)海子的诗中，也就呈现出关注人类生存境况的悲悯情怀。海子试图“ 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 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 一的大诗”(《简历》)。个人性的努力及其短暂的生命，使海子无法达到他所追求的这 一境界，但一个农家孩子摆脱了传统诗学精神的束缚、站在人类诗歌格局中的恢宏博大 的追求，确实震撼了人们的心灵。
中国现代诗的历史嬗变显示，近百年来，诗艺在不断地突破传统“象喻”习惯的束缚 ，诗意在逐步地摆脱既往价值立场的统驭，在基本理念上，已和忧患现实、喟叹身世际 遇的言志抒情传统渐行渐远。在生存的意义上作生命沉思的现代诗学精神，是在众多诗 人借鉴西方现代意识、反叛中国诗学传统、直面当下生存现状的创作中逐步生成发展起 来的。他们的创作实践使得现代诗的特征不断凸显，他们中佼佼者的创作成就，俘获了 读者进而让人们认清了现代诗的特殊价值。现代诗学精神，在这一历史的嬗变过程中不 断普及进而逐步得到主流的认同，在对中国诗歌作世纪回眸时，将“人民文学诗歌奖” 授予海子，正显现了这一点。
四、现代诗历史嬗变的诗学意义
现代诗的历史嬗变，并非仅是丰富了20世纪中国的文坛景观，在诗坛上涌现出一些怪 诗和诗怪。中国现代诗的历史嬗变，蕴含着更深层的诗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诗艺之变：突破了诗歌表现方式的心理囿限。
由李金发发端的“远取譬”、“省珠串”等表现方式，后来已逐步发展成现代诗的基 本诗艺。另外诸如意象叠加、抒情角度转换等一些新的表现方式，也在现代诗的历史嬗 变过程中渐渐成熟起来。“远取譬”、“省珠串”等新的表现方式产生了一系列新质的 意象，改变了诗的肌质，既冲击了传统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又为新的诗美形态的建 构，提供了基本要素。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远取譬”等新的表现方式改变了传统 的“象喻”关系，实质上就是突破了传统习惯的心理囿限，将被传统“象喻”关系遮蔽 了的人的精神活动方式的另一端开拓出来，既为新的诗美形态的建构昭示了具体的路径 ，也为诗歌表现方式的创新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现代诗历史嬗变过程中的诗艺之变，在 诗歌表现方式创新的同时，也拓展了人的精神世界。
诗意之变：丰富了诗歌的审美内涵。
现代诗意的生成，和现代诗人关注现实人生的角度和态度息息相关。现代诗人侧重在 生存的意义上作生命沉思，无论是李金发式的“挖掘恶中美”，还是穆旦式的“关注自 我状态的丰富与复杂”，无论是杨炼式的欲“透过诗充分地显现存在”，还是海子式的 “追求体现人类精神的大诗”，现代诗的基本诗意，已不同于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患意识 ，或是吟风弄月的多愁善感。现代诗中既有诗情，更重要的是还有“诗想”。浓重的智 性色彩不仅使得现代诗意更具深度和力度，同时，也丰富了诗歌的审美内涵。传统的诗 意呈现感性的美，现代诗意则凸显智性的美。
诗人之变：由志士才子到赤子哲人。
现代诗的诗艺和诗意，显现着现代诗的创作主体——诗人——的品格。李金发式的着 意于“人生的悲哀”，穆旦式的在诗中“讲道理”，杨炼式的提倡“删除现实”，或是 海子式的自觉表示要和传统的“文人趣味”决裂，都显现现代诗人的心态及人格，与传 统的诗人品格已大不相同。在诗的现代嬗变过程中，诗人的品格也就随之转变：诗人不 再只是感伤身世际遇、忧患苍生社稷的仁人志士，不再只是沉浸儿女之情、留连田园山 水的多情才子，而是在生存的意义上作生命沉思，以悲悯之心关注人类生存状态，以诗 和思揭示宇宙人生奥秘的赤子哲人。
诗艺及诗意之变和诗人品格之变，二者是相互生成的。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中所产生 的诗艺和诗意之变，导致了诗人品格之变，反过来，诗人品格的转变，又进一步推动着 诗艺和诗意之变，为现代诗的发展，开拓了更丰富的表现方式和更深邃宏大的诗境。新 的诗人品格，是现代诗发展创新的活水之源。新的诗人品格的形成，是诗学精神的深层 变革。
五、诗的现代嬗变的历史经验
在近百年的嬗变过程中，现代诗人们在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得失成败，提供了值得重 视的历史经验。
(一)应摒弃意象的搜奇出怪及堆砌之风
在诗的现代嬗变过程中，诗艺之变是最微观和最直观的，它最直接、最尖锐地冲击着 传统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同时也为新的诗美形态提供了结构要素和建构路径。“远 取譬”等现代诗艺催生了新质的诗歌意象，拓展了人的精神领域，但现代诗艺在其发展 过程中，也产生了这样一种偏向：意象的搜奇出怪及堆砌。这不仅使得一些现代诗让人 摸不着头脑，同时在韵律上不堪卒读。指出这一偏向，并非迁就大叫“看不懂”的传统 审美趣味，而是这一偏向已经难以使诗艺表现诗意。在一些现代诗人那里，诗已经不是 独特情思的抒发，而是一种炫耀或消耗匠人式技艺的把戏。
海子的诗学主张及创作实践，为克服这一诗艺偏向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海子认为：“ 当前中国现代诗歌对意象的关注，损害甚至危及了她的语言要求”(《日记》)。在海子 看来，“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他有 针对性地高扬自己的诗学主张：“新的美学和新语言新诗的诞生不仅取决于感性的再造 ，还取决于意象和咏唱的合一”(《日记》)，注重结合语言的特性、尤其是汉语的特性 从意象和音韵上强化现代诗的“诗性”。事实上，“意象和咏唱的合一”是以“诗歌是 一场烈火”为基础的，当诗犹如生命烈火难以遏制地燃烧而不是修辞练习时，意象的传 神和情思的律动，自然也就蕴含于其中。海子的诗篇，意象质朴清新，渗透着浓郁的乡 土中国色彩；海子诗篇的韵律，则有着直抒胸臆的如风般的自然流畅。作为现代诗人中 的歌者，海子给与了人们一个重要的启示。
(二)应走出西方诗学精神的阴影
中国诗的现代嬗变，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历史氛围中展开的。西方文化尤其是 西方现代诗学精神的影响，催生了中国的现代诗，并且一直是中国现代诗发展完善的重 要动力。前述中国现代诗所体现出的诗学意义，正是在借鉴西方文化传统和西方现代诗 学精神的基础上形成的，有没有这样的借鉴，其结果大不一样。但也正是这样的历史事 实，使得中国诗的现代嬗变，无论是在诗体、诗艺还是诗意上，都有唯西方马首是瞻的 偏向。
这是一种新型的作茧自缚，在反叛传统的诗学桎梏时，又坠入舶来的诗学桎梏中。这 一偏失内在而深远地影响到了中国现代诗的创作成就和发展前途。李金发“远取譬”和 “省珠串”的诗艺，“挖掘恶中美”所展现的“生命欲揶揄的悲哀和美丽”，穆旦诗中 所讲的诸如自我状态的丰富与复杂的“道理”，自觉的意象现代生活化，不避枯燥和抽 象，在冲击传统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上，固然是惊世骇俗，但放在世界现代诗歌格局 中来考量，其原创性即嫌不足。杨炼提倡作诗要“删除现实”，固然有利于开掘“诗想 ”的深度和力度；但他后期淹没在西方语言哲学中，迷信“语言就是存在”，企图用自 己的语言建构“自足的智力的空间”，俘获读者，成为“杨文的诗人”，让时空因为诗 而得以永恒，这就无视语言的社会性，夸大了诗艺及诗的功能，影响到创作上，其后期 的作品，如《》、《大海停止之处》等，诗意的玄思流于奥涩空疏，诗艺则沦 为文字游戏。海子短暂的一生写了数百首抒情短诗和数万行的“大诗”，其“大诗”试 图像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样，“体现人类精神”，并在诗体和诗艺上 加以仿效。然而但丁和歌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中家喻户晓的“炼狱”和“将灵魂典当给 魔鬼”等传说作为象征框架，海子自知他的大诗写作缺乏这样一种潜在的文化语境，因 而他“自创”神话传说作为象征框架，企图以个人的努力建立社会性的文化语境。这种 注定要失败的作为，是不是正显现出，对西方式的诗体和诗艺过度迷恋了?所以海子的 “大诗”虽然诗意追求深邃宏远，但诗艺的失败，使这些诗行成为残缺的断章。相反， 海子在诗意和诗艺上结合完美的、具有浓郁乡土中国色彩的抒情短诗，杨炼以现代“诗 想”审视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意象独特丰富、结构宏大严整的《礼魂》，则具有很高的 艺术品质并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看来，中国现代诗在其发展完善过程中，在借鉴西方 文化和现代诗学精神时，还得注意发现并弘扬自身的特色。
(三)应培养具有深度和完整性追求的诗人品格
近年来，所谓“民间写作”已成为现代诗写作的主流，至少在数量上是如此。而“民 间写作”所显现出来的消解深度、消解完整性乃至消解诗性的创作倾向，是令人忧虑的 。
诗意的日常性和诗艺的浅显化，是“民间写作”的两个基本特征。“民间写作”拒绝 深度、拒绝崇高，对政治是非、历史意义、文化价值进行质疑、嘲弄和消解。在表现方 式上则“拒绝隐喻”，拒绝语言锤炼，大量的口语入诗并具有浓重的叙事倾向。
“民间写作”的诗人们所关注的，只是生活万象中所蕴含的一点情趣和玄奥，而且还 呈现出大量重复的现象。对生活万象中所蕴含的情趣和玄奥，“民间写作”的诗人们总 是将其直接呈现，并未在关注人类生存境况的基础上，联系人类的历史、现实和前景， 融入自身的思考及理想，作进一步的深加工，将其更为深刻丰富地表现出来。或许他们 不能也不愿这样做，这毕竟是一件耗费心智体力和时间的苦活儿。因而他们所展现的诗 意就是一种机敏的感悟，是浅层的、单薄的、片断的。这种诗意的捕捉，显现了“民间 写作”诗人的敏感和灵性，但这终究只是小聪明而非大智慧。
“民间写作”的诗人们特别倡导以口语入诗，这本来是不错的。口语不仅可以入诗， 得当的口语入诗，还能加强诗的当下性和亲切感，使诗的语言更具诗性。但要达到这一 目的，对口语入诗就更需作精心的选择加工而不是随意地记录搀入。在创作实践中，“ 民间写作”的诗人们的态度则是“怎么写都是诗”，“诗语言，应如驴鸣，怎么得劲怎 么嗥。”[7]大量口语的随意入诗，使得“民间写作”的诗艺不仅是浅显化，甚至沦为 粗鄙化。“民间写作”的诗人们倡导“回归语言、诗到语言为止”，但从他们的创作实 践看，他们在诗艺上的语言探索，最终已经转化为语言暴力。“民间写作”浓重的叙事 倾向，淡化了诗歌在情思抒发上的自身特色，同时也消弭了诗歌语言和其他长于叙事的 文体语言的界限。在诗中口语化地叙事，写起来倒是很轻松很顺手，但这种不能显出自 身特点的叙事化的诗艺，在轻松顺手、大量重复使用的时候，不知道“民间写作”的诗 人们，是否意识到了危机?
“像市民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是“民间写作”的诗人们所推崇的一句话。 也许他们倒真是像市民一样地投入生活了，但所谓像上帝一样思考，则只是高高在上的 冷眼旁观，缺乏以赤子之心体察批判生活的激情、执着的理想追求和为之不懈的努力。 “民间写作”的诗人们有超越现实的愿望，却没有建构一个整体性目标的追求，他们的 思考，就只限于一些片断的、禅意式的感悟。面对现代生活，他们有批判的眼光，但缺 乏批判的价值支点，因而只能是冷嘲热讽地调侃生活，显露出一种浅薄的机智。总之， 缺乏具有整体性、明确性的价值指向，使他们的思考流于肤浅，他们在表现形式上的反 叛及创新，也就是盲目而杂乱的。在“民间写作”的诗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世人皆醉我 独醒的旧式文人的孤傲心态，看到了否定一切而又不知所求的“愤怒的青年”的狂乱举 止，看到了他们反叛传统、欲求创新的焦灼情绪及忙乱而放肆的努力。这也就注定了“ 民间写作”的大限：这是文学史上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但甚少艺术品质上的文学精品 。
艾略特说：“诗代表一个民族的最高的意识形态，最大的力量和最精细的感受。”诗 应当以一种诗性的方式，为人们提供具有深度和完整性的精神家园，因而伟大诗歌的产 生，有赖于一种伟大的诗人品格。现代诗百年嬗变的历史事实显示，具有深度和完整性 追求的诗人品格，是现代诗创作取得骄人成绩的根源所在。应当重申一下：现代诗学精 神的深层变革，即体现于一种新的诗人品格的形成；新的诗人品格，是现代诗发展创新 的活水之源。
收稿日期：2001-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