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制度与国家动员：历史概观和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动员论文,政治制度论文,国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8）07－0032－08
一 引言
国家动员是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战略概念。按照这个概念在历史上被使用的直接含义，它就是“军事动员”或“战争动员”，即“将军队转入战时状态和改组国家经济、体制以适应战争需要所采取的一整套措施”。① 但正如战略一词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一样，国家动员的全部基本含义也不止如此。广义地说，它是指一国政治领导为实现国家根本目标而征集和调动本国各类可用资源的行为总和，特别是包括在根本国策层次上征集和调动资源的战略性方式。因此，国家动员亦可称为战略动员。在历史意义上，它压倒性地侧重于战争动员；在理论和现代意义上，它一般更偏重于和平时期的资源获取和相关的能力构建，包括军力建设、经济发展、财政平衡、社会团结、国民士气等等，还有与优化外部战略环境直接关联的种种对外战略操作。如果说军事动员是行政和技术层面上的军事力量开发和集结，那么国家动员则是在更广泛、更深入的总体意义上，为国家多方面的力量动员（包括军事动员）提供与国家目标相符的更大、更多的“可用资产”。
哪些因素塑造或制约现代国家的动员方式和动员能力呢？无疑，它们之中不仅有领土、人口、技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可见因素，而且有国际结构、政治制度、决策机制、价值观念、政治文化、战略文化、大众舆论、领导技能等同样至关重要的不可见因素。在它们中间，最重要的大概是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关乎以下一些重大问题：一国在和平时期建立起了怎样的政治体制，使它可在需要时以相应的效能调整国民经济和人力部署，如何为特定的根本目标集中国家资源？一个特定体制的政府拥有的财政实力和信用能否保证在其需要时可以迅速获取民间资金？这个政府是否至少因其政治制度的保证而有足够的号召力，以便在一旦需要时得以唤起民众外抗强敌的意愿？它的国内合法性或正当性是否稳固，从而可在关键问题上取得全国万众一心的支持？它如何在一般必然有内部重大利益差异和歧见的社会里塑造国内共识，以便支撑国家基本政策？此类属于政治制度与国家动员之间关系范畴的问题往往成为头等重要的政治／战略难题。
因此，政治制度对国家动员或战略动员的影响应被视为重大课题。但迄今为止，虽然国内外有不少关于国家动员的论著，但仍欠缺对政治制度与动员之间内在关系的集中、深入的揭示和历史解释。② 本文将概览现代国家战略动员的历史，旨在展现政治制度对它们的巨大影响，揭示这一历史进程的几个基本阶段各自的鲜明特征、演进动能和基本主题。本文分析了从16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漫长的现代历程，而且必然包含比较性的考察，包括几类典型的现当代政体（即威权、民主和极权体制）从事了怎样不同的战略动员实践，显现出怎样不同的动员能力。
二 现代前期民族意识初醒中的专制王朝与国家动员
在现代国际体系的发源地欧洲，战略动员的首轮现代变更来自一项政治制度变革，即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取代庞杂分散的封建政治。大致在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期间，中西欧各主要国家（即西班牙、英国、法国）演变为王朝统治下初始的民族国家；在此过程中，显露端倪的民族观念、强劲有力的君主统治、较为集中的军政权威以及规模空前的对外战争起了主要作用。奥地利虽然保留了相对较多的中世纪沉疴，但也开始或多或少地吸收民族国家的某些特征。它们共同塑造了欧洲列强崛起、专制王朝初盛和民族意识初醒的历史潮流。
在社会内聚和政治统一的程度上，初始的现代国家远超过中世纪政治实体。对国土和人口的集中控制取代了散乱的贵族统治，从而使得专制君主能够规整财政，让部分青壮年脱离生产而专门备战和作战，由此创造出封建制度无法承载的动员方式。繁杂的封建租税得到简化，直接税取代人身劳役，国家的岁入大为增加；国王一声令下就能实现举国动员，没有给宗教理由或传统封建权利理由留下抗命的合法余地；私人武装和农奴兵役制被废除，王朝国家征募国民而得的常备军成为基本的武装力量，由国库供养，国王统帅，并有相对划一的军内分级管理体制，同时具备封建军队难以比拟的忠诚度和战斗力。这样的武装力量与同时发育的国家文职官僚机器一起，提供了专制王朝甚或初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有力工具。
从1477年路易十一初创专制统治起，法国逐步组建了人数过万的常备军；1494年查理八世率领这支军队入侵意大利，击败了企图阻挡的每一支意大利旧式军队。③ 1516年登基的法兰西斯一世以“国王权力不受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限制”为信条，在全国加征多种直接税并反复提高税率。④ 据此，他建立了24000人的常备军，于1524年再度进军意大利与哈布斯堡王朝力争高低。在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开国君主斐迪南和伊莎伯拉夫妇大力推行人头税和海外殖民，由此西班牙岁入从1474年的不足90万里亚尔剧增至1504年的2600万里亚尔。⑤ 1505年，斐迪南开始组建常备军，起初仅有2万余人，20年后扩展到了6万余人，在1525年的帕维亚战役中大胜并生擒法兰西斯一世。⑥ 除常备军外，王朝国家还大量招募雇佣军。三十年战争中期，奥地利军队首脑华伦斯泰领兵10万人，而其劲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多夫最多时拥兵18.5万人，很大一部分是雇佣军。⑦
虽然君主得以募兵的财政能力已大大超过先前，但与战争的需要相比仍然拮据，以致往往不得不强征战费，甚至纵兵抢劫。正因为如此，17世纪军事思想家——奥地利名将蒙泰库科利在其《战争论》中疾呼“战争的命脉”是“钱、钱、钱”。⑧ 与此相关，军队规模方面的局限也颇为突出。到18世纪，王朝专制的动员能力尽管仍在增进，但与战争需要之间的差距却更加拉大。兵力财力拮据的最重要原因是民众与国家政治近乎隔绝。战争“只是统治者互相间而非老百姓的事”；⑨ 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说，他希望在他打仗的同时，农夫和工匠照旧劳作而对此一无所知，奥地利大臣梅特涅干脆说“对外事务与群氓无关”。⑩ 王朝专制国家不能指望民众的主动响应和他们的巨大潜能，国家间的斗争便总是局限在君主与君主之间。
平时，兵员和军费很大程度上出自强制，战时就更少不了横征暴敛。1588年，为完成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征英大业”，腓力二世强迫卡斯提尔议会加征巨额赋税，勒令那不勒斯供应大批舰船，肆意强征在西班牙港口的外国商船，滥发货币以补充财政，同时以致力打倒英国新教为由向教皇索要巨款。(11) 彼得一世强令全国每三个教堂交出一口大钟以供铸炮的故事众所周知，七年战争更形成了在被征服领土上强征和抢劫的“以战养战”惯例。(12) 君主们必须保证部队给养充足，否则就会导致大哗变或大逃亡——“18世纪时，士兵叛逃是所有将领最害怕的问题。”(13) 职业军队一旦战败，国家就完全失去防卫能力，因为不能指望平民自发进行抵抗。财政亏空如果依靠强行加税和巧取豪夺来弥补，那么就容易引发内乱，甚至导致法国大革命那样天翻地覆的剧变。
在论述战争方式从王朝战争到民族战争的转变时，美国大历史学家R.R.帕尔默指出：每个王朝国家都依赖王室与贵族之间脆弱的平衡，而贵族的特权（特别是免纳某些种类税款）导致政府无法充分抽取国家的物质资源；它们同样无法充分征调国家的人力，首先是因为“国民作为一个整体，与其政府之间几乎没有感情可言……‘好人民’是指那些遵守法律、照章纳税和忠于王室的人民，他们无须具有自身作为一个民族的认同感或统一意识，无须怀有公共事务责任感或在战时为国家全力奋斗的义务。”(14) 专制君主需要社会的资源，但制度无力调动这些资源；当专制君主为此急躁蛮干时，反而导致制度本身遭受社会的强烈冲击，乃至被推翻。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的直接来源便是如此，它敲响了这个“旧制度”时代的丧钟。
三 现代中期的民族主义、全民动员和基干制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的王朝专制制度崩溃，民主共和制下的广大民众爆发出爱国政治热情，从而为规模空前的战略动员提供了根本条件。起初，多半由于沿用旧的动员方式，战争能力鲜有提高，新政权在外国干涉和王党叛乱面前近乎羸弱不堪。(15) 1793年8月23日，雅各宾派主导国民公会通过《全国总动员法令》，宣布“从现在起到一切敌人被逐出共和国领土为止，全法国人民始终处于征发状态，以便为军事服务。青年应效命疆场，已婚男子应制造武器、运输粮食，妇女应制造帐篷、衣服并在医院中服务，老年人要去公共广场鼓励战士们的勇气、宣传共和国统一和对国王的仇恨。公共房屋要改为兵营，公共场所要改为武器制造所，地下室的泥土要用来提炼硝石，所有骑乘要供骑兵使用，车马用于拖运大炮，所有猎枪、装饰用枪、刀剑、长矛供给军队。”(16) 总之，整个社会服务于革命战争。史无前例的“全民皆兵”制度随之而起。依凭大革命唤起的民族主义大众激情和献身精神，法军总数由1792年的不足40万猛增至1794年春的120万人。(17) 同样依靠革命的战略动员，全国新建大量兵工厂，一年内制造出大炮13万门，枪支产量比战前增长四倍。(18) 不仅如此，在革命最高潮时期，雅各宾派政府还建立了以最充分动员大众为根本要旨之一的公安委员会和社会保安委员会，颁布《嫌疑犯法令》，镇压反对派，进而严格控制物价，强征地主土地和富户余粮。在如此广度和深度皆属空前的社会动员和强力控制之下，法军连连胜利，到1795年已基本肃清了入侵军队和叛乱武装。
法国大革命造就的全民总动员是一项划时代的历史创新，它展示了新政治制度中平民社会支撑国家对外斗争的巨大潜能，“使得社会体系的物质部分全部服从于当时的需要”。(19) 新制度根本改造了民众与战争的关系：人民与国家成为法理上甚而政治上同一的，民众不再自视为战争机器中贡献赋税的微小零件，而是将本国的战争（尤其是自卫战争）看成关乎自身命运和荣誉的崇高事业，自发地参与和奉献。新制度下以新精神力量武装起来的军队拥有前所未有的规模、士气和战斗热情，在几乎每个层面都胜过了它的老对手。(20) 大革命的军事胜利凸显了新制度之下国家动员的巨大优势，进而彰显和弘扬新制度本身。现代大战的形态也由此幡然改变，它吸收国家的近乎全部可用资源，为日后美国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大众政治、民族主义和工业化时代的总体战开了先河。
待“革命的皇帝”拿破仑(21) 横扫中西欧之后，欧洲其他国家面对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除同样大大扩充军队外别无选择，而程度不等的制度改革和亦由战争激励起来的大众民族主义情绪为战略动员提供了基本条件。中东欧君主国很快发现，效能大大超过先前的战略动员不需要革命也能实现。普鲁士最有改革决心，1807年7月成立了以军界主要领导沙恩霍尔斯特为核心的军事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首先提出全民义务兵役制提案，因遭到贵族集体反对而改为“速成兵制度”，即规定全体男性公民必须服役，在短服役期（一般为3年）内接受训练，期满后退伍，由新兵代替。如此循环往复，力求全国青壮年都在军内受过训练，战时可立即从军。新型的国防后备力量——预备役——由此诞生。
普鲁士宫廷拒绝法国革命催生的民族主义，但仍然从中看到了民众精神力量的重要性。它开始注重培养士兵的王朝效忠意识和民族荣誉感，力图在不激发民众政治热情的同时使之较主动地为国效命。精神教育与全民受训结合，形成了至今仍广为各国沿用的“基干制”：平时仅维持相对小规模的现役军队，同时不断培养出军事技能和思想素质合格的预备役兵员。从其历史来源看，“基干制”出自专制政治与民众动员的“奇妙”混合，同时符合低成本高效益的战略性节省标准，在动员方面优越性显著。它与同样出自19世纪、并且同样被移植到其余强国的普鲁士参谋本部制度一起，被称为“产生重要影响的两项根本变革”。(22)
然而，“基干制”不可能根本解决专制王朝与普通大众的对立，势必在释放出一定能量后重新遭遇政治制度的瓶颈。随着教育的普及、大众的觉醒和民族主义思潮的滥觞，统治者再也不能脱离民众操控国家政策，因而在动员能力方面愈益受制于狭窄的政治制度。有典型意义的是，威廉二世御前的部分军政首脑严重担忧兵员的社会出身和军队的政治成分，从而坚决反对大规模扩充帝国陆军，哪怕未来的战争计划由此落空。(23) 要解决这个矛盾，似乎只有要么牺牲动员能力而永不进行全面战争，要么为赢得全面战争而全力动员以致毁坏旧制度本身。(24) 历史终究走向后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导致德、奥、俄三大君主国集体崩溃，有如七年战争最终导致推翻波旁王朝的法国大革命那样。
四 工业革命、民族主义、大众政治：现当代动员方式的兴起
欧美现代社会在19世纪中后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更，其中既有跨国事态（即工业革命大扩散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也有国家变迁即美国内战、德国统一和大众政治体制广泛兴起。它们改变了现代社会结构、国家形态和国际权势格局，也改变了国家动员方式，从而谱写了“现当代”国家动员的篇章。(25)
首先，工业革命的广泛展开造就了规模惊人的新的物质实力和潜力，同时导致传统依附关系的瓦解和人口的高度集中，由此而来的“大众社会”产生了传统政府机器无法应付的种种新问题，出现了按照各自的利益予以解决、并且以自己的政治参与来解决的种种新兴力量。(26) 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各类利益集团和产业工人阶级，它们通过不同方式愈益制约政府决策。与此同时，大致以1848年欧洲革命为转折点，有广泛大众参与的民族主义成为弥漫国内外政治的价值观念。首先，彼此尖锐对立的列强民族主义所导致的主要恶果之一是19世纪末期开始大泛滥的现代帝国主义思想。其次，有力图挣脱多民族帝国而独立的民族分离主义，它终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起焚毁奥匈、奥斯曼和沙俄三大帝国。此外，不少民族在从帝国分离而实现了自决目标后，相互间大搞民族冲突。(27) 由此，国家动员在军队动员之外，成了主要是工业总动员和民族主义舆论中的民众总动员问题。
美国内战可谓现当代战争和战略动员的最初剧烈演示。工业化和大众政治时代的第一场总体战预示了未来全面战争的基本特征。北方共征兵289.8万人，南方至少征兵122万人，数量之庞大在现代史上唯有拿破仑战争可比。在战争工具方面，后膛步枪与火药填充弹重炮取代了前膛枪和实心弹火炮，同时铁路作为新的战争运输手段得到广泛运用；北方共生产各类武器450万件，其中新型重炮多达7892门。如此巨大规模动员的一项直接后果，是双方共战死63万人。(28) 双方各自依靠工业和（大有民族主义意味的）意识形态实现了民众大发动和大征召。美国内战昭示，工业化总体战是旷日持久的大冲突、大消耗，其结局根本上由现代经济资源的规模、大众士气高低、社会耐久力和稳定程度等深层要素决定。战略动员有了对国家制度空前大的依赖关系。
美国内战之后，普鲁士在1871年开始实行比它先前更广泛的兵役和物资征收制度，法国、日本和俄国随后也颁布德国式的动员法令，造就了战略动员向社会全面伸展的军事制度基础。(29) 对其充分运作来说，必不可少的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大众意志”，它尤其通过喧嚣的公众舆论、社团纲领和政治集会表现出来，并由廉价报纸、小册子和图书广泛传播。1887年初，俾斯麦远非离谱地道出了由此对国家政策造成的压力：“我不相信任何国务家会蓄意点燃四处越积越高的火药堆，然而群氓的激情、政党领导人的野心和被误导的公众舆论——这些因素比统治者的意志潜在地更有力”。(30)
同一个时期里，欧洲国家政体发生了基本变更：大约从1870年起不足30年，原先少有例外的中上层有产者代议制因为选举制度的改革，成了全体成年男性公民的代议制。选民范围急剧扩大导致国家政治发生巨大变化。获得政治权力或参政影响的根本在于从社会大众获取尽可能多的选票，为此只能依靠现代政党，其主要特征在于大众基础，连同统一经久的组织结构和大众化的宣传纲领。(31) 不仅如此，“大众社会”内部必然产生形形色色的利益政治集团，它们利用政治家渴望获得或保持公选职位这压倒一切的心理进行政治活动。最后，由于政治机制的所有上述变化，加上随工业化而来的教育普及和信息传播加快，出现了现今意义上的公众舆论，它对公众认可的政府与其决策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总之，进入20世纪时，西方国家的政治已经是大众政治。不仅如此，即使在以后种种与自由民主制大为不同的政治体制之下，国家政治说到底一样是大众政治。
从此，国家动员方式进入“现代后期”或现当代，动员对象不再局限于物态的兵员、装备和钱财，还包括难以捉摸的大众意愿和国民士气。政治领导要征集和调动国家资源，就须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大众意愿规定自身目标，并且设法塑造这意愿。然而，政治领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到这些，多半首先由国家政治制度形态决定。三类典型政体即威权、民主和极权政体在国家动员方面从事了截然有别的历史实践。
五 威权、民主和极权：几大现当代强国的国家动员实践
威权政体是指一个并非代议的国内最高权力主导国家决策，同时一定程度上受宪法、议会和其他种种力量的制约。威权政体的当权者虽需利用大众，但也必然压制大众，因而难以充分动员后者的物质资源和效忠精神，在战略动员上有其先天的不足。
德意志第二帝国是威权国家的典型。皇帝是帝国最高领导，控制着官僚体系和军队，但受到宪法、议会、政党政治和各邦权力限制。(32) 议会分两院：帝国议会和联邦参议院。前者由全体男性公民选举产生，后者则由各邦委派代表组成，它甚至有权解散帝国议会。保守党是帝国议会内第一大党，代表保守的贵族和大地主；此外，还有代表重工业的自由保守党、代表自由贸易产业和小农场主的左派自由党、代表所有天主教徒的中间党和代表产业工人的社会民主党等。联邦参议院分58席，按各邦大小分配，普鲁士占17席，按照任何修宪议案需要2／3多数通过的宪法性规定实际上拥有一邦否决权。
尽管第二帝国的军政领导们早就认识到总体式战略动员的必要，(33) 但帝国政治体制设置了结构性障碍。原先，霍亨索伦王朝治下的人口构成大致为容克贵族、农民、新教徒和少量城市人口，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合并了北方海港、莱茵工业区和南部天主教区，致使社会性质、政治文化和宗教信仰颇为不同的西部与东部并存在一国之中，西部以城市工业为特征，社会风貌相对开明，政治诉求倾向自由，后者却由乡村农业占压倒性优势，保守成性，青睐专制。与此同时，皇帝和把持政权的保守势力与其他阶层之间关系的紧张，更难真正凝聚全国的资源。
德意志第二帝国参谋本部一向要求扩军，以便一旦开战就能实施旨在迅速击败法国的“施里芬计划”，但如前所述，部分重臣深忧兵员出身和军队成分的异变，坚决反对增招“受共产主义感染”的城市平民以大规模扩充陆军，而皇帝站在他们一边。到1911年，占全国总人口42％的农村提供了兵员总数的64％，各大中心城市却仅提供了6％的兵员。(34) 一战爆发前夕，给世人以枕戈待旦的印象且人口基础远占优势的德军竟然显著少于法军。不仅如此，第二帝国的动员局限还显见于利益集团政治和党派斗争。一战前几年，在政治上占优势的容克地主集团不顾军方反对，将农产品大量出口，导致德国粮食储备不升反降。(35) 战时，随着对战争性质认识的转变，战前已掌握议会1／3议席的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其左派）逐渐展开反战活动，包括进行反战宣传、组织工人罢工、甚而鼓动士兵哗变，显著影响了德国的战争物资生产和战争士气。因此，第二帝国终告毁灭的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其动员局限。柏林的威权政体无法协调各阶层利益，有违保守势力意愿的政策得不到推行。政府虽然到战时不得不力图发动全民力量，但各种分裂和愤懑在德国再三遭受军事挫折后必然爆发，导致国家内外交困，战败瓦解。
民主政体基于公民选举，代议制政府与大众及其政党关系紧密，大众意愿有力地制约国家基本政策。这形成了战略动员方面的一个头等挑战：如果政治领导能够使其基本目标和方略取得大众认同，它就可以集中全国资源，否则它不但无法实行有效的动员和政策实施，而且有被扫地出门的危险。此外，民主政体在财政上较为灵活稳定，可行的政府合法更迭则提供了一种改变战略动员方式的替代选择。
英国的财政动员极大地受益于宪政制度和后来的民主制，它们一般保障了稳定的信贷和税收体系。1688年“光荣革命”后，凡遇重大战争，情形莫不如此。对资产者和多数纳税人来说，它们不是“国王的战争”而是“自己的战争”。在税收方面，民主体制的优越性戏剧性地反映在一战前的英德海军竞赛中。在因利益争议和党派斗争形成的海军预算长时间死结之后，1906年大选提供了解结契机，胜出的自由党基于税收问题上的主流民意，在1910财政年度预算案中大量增加直接税，几乎全都是向富人要钱。接着，经过上下两院间就此进行的宪法冲突，在1910年选举中再度获胜的自由党彻底解决了海军预算难题，英国由此取得对德海上霸权。(36)
二战前的美国在进行国家动员时经历了漫长的困难和周折。美国的民主政治发达，其对外政策与其说源于领导人的谋划，不如说“反映了千万人的冲动、利益、信念和有意无意的偏见”。(37) 众所周知，在美国的体制之中，根深蒂固和几乎普遍的孤立主义情绪导致政治领导在国家动员方面长时间羸弱乏力。1938年苏台德危机时，罗斯福总统告诉英国大使，倘若爆发战争，美国只能提供有限的援助；他同时告诫说，泄露他们的谈话将导致对他的弹劾。(38) 直到法国沦陷和日本向东南亚武装扩张、国内舆情迅速改变，美国的备战动员才得以步步升级。1938年，美国陆军总兵力不到30万人，1941年已超过100万人；1938年国防开支为9.34亿美元，1941年增至63亿美元；1935年军用飞机总数不足日本的一半或德国的1／6，到1941年已经超过德日两国。(39) 仅就战略动员而言，美国可谓在参战之初即已获胜。
极权政体指当权势力完全垄断政治资源和合法统治地位，以压倒一切的暴力机关和官僚机构对社会进行强力控制，辅之以大众性的基层组织建设、意识形态灌输和公共宣传蛊惑，其核心内容为极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它是工业革命、大众政治和民族主义产生的一种极端国家形态。极权政体在战略动员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总体性的社会控制，统治者可以相对自由地制定政策，操纵舆论迎合政策，根据需要近乎随时调整国家活动，在此限度内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可是一般而言，极权政体的一大根本弱点在于其国内声誉和地位有赖于对外政策的成功，一旦缺了这种兴奋剂，国内的极端不公正就会引起合法性疑问。即便政权能靠暴力暂时维持下去，整个社会也会效率低下、弊端百出。
纳粹德国是极权政治的头号典型，具有一套对社会全面控制和征集的国家动员模式。无论平时或战时，它都力求使整个国家始终处于彻底的总体动员状态。为了用暴力造就日耳曼种族大帝国，德国乃至被征服地区的社会结构和国民生活都要按照纳粹极权模式运转，全部物质和精神力量都要被征集起来，效忠“元首”和服务于邪恶的种族扩张目标。纳粹德国由此空前程度地动员了境内乃至被征服地区的资源，形成了爆发式的巨大国力，最后需要三大“洲级强国”美、英、苏历经数年全面战争才能摧毁之。然而另一方面，尽管依靠舆论宣传、极权管制和对数以万计的德国人的肉体消灭，纳粹政权在军事节节失败的背景下仍大致保持了“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的“内部统一”，可是在经济资源的动员方面，“多头的元首制国家的种种弊端太清楚了，甚至在战争的战略转折点到来之前也是如此”。(40) 纳粹德国首先因其体制内的固有弊端而未能把握经济动员的种种难题，以至到1941年夏天就输掉了对英美两国的“工厂战争”。(41) 然而，在包括国家动员在内的一切战略问题上，极权体制首要的致命弊端大概在于多半与之依存的个人独裁，它导致为所欲为的“基于情感的意识形态浪漫主义”，从而使战略决策者“脱离现实”，“强化了可以存在于最高层的无论何种堂吉珂德式的幻想”。(42)
六 结论
现代历史和某些典型实例表明，政治制度对国家动员的方式和效能影响巨大。大致而言，整个16世纪期间浮现、到18世纪后叶臻于成熟的王朝专制体制主要依凭中央集权的强制征兵征税，其动员能力虽然远胜于中世纪政治实体，但仍然相当狭窄和甚为有限。其后，更为现代的政治制度大大扩展了国内社会的政治参与范围，从而变更了国家动员方式，提升了国家动员能力。法国大革命开启了主要由民族主义和政治革命驱动的全民动员，并且导致了基于政治改革的“基干制”，可供国家动员的民众巨大潜能由此显现。19世纪中后叶起，工业革命、民族主义和大众政治这三大动能变更了欧美社会和国际体系，现当代动员方式由此兴起，政治制度与国家动员间的关系也变得空前紧密、复杂。简言之，就其主流而言，其历史进程经历了特征鲜明的三大阶段，即现代前期、中期和后期（现当代），民族主义和大众政治参与构成其首要的演变动能或主题。
几类现当代典型政治制度（即威权、民主与极权体制）显现了动员方式和动员能力方面的重大差异。关于威权政体的很有限的实例似乎提示，它难以充分动员社会大众的物质资源和效忠精神。按照实例考察和常识性历史经验，关于民主与极权政体的下列命题大概确凿得多：民主政体导致了动员方面的一个头等挑战，即政治领导若能使其基本目标和主要方略取得大众认同，它就可以集中全国资源，否则它无法实行有效的动员和政策实施；极权政体在动员方面有独特的重大优势，但同时也有巨大的、最终是致命的弊端，包括其国内声誉和地位过度依赖对外政策成功，难免的个人独裁必然导致效率低下，统治者缘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浪漫主义”甚易脱离现实。
［来稿日期：2008-02-23］
［修回日期：2008-04-18］
注释：
① 《苏联军事百科全书》，转引自刘鸿基：《战争动员学》，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Mobilization,”http://www.britannica.com/eb/article9053114/mobilization。
② 在动员问题的研究方面，国内已有的研究值得称赞，如李力：《战争动员学概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刘鸿基：《战争动员学》，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羽：《战争动员发展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特别是张羽的著作展示了翔实的数据并表现了较开阔的视野；然而，这些著作的缺陷主要在于分析尚浅且升华不足，没有较充分地揭示更基础的战略动员与其历史动能演变。在国外的动员问题论著中，罗斯克兰斯和斯坦合编的《大战略的国内基础》一书强调理论与史实并重，同时较多地涉及政治制度的作用，应该是一部比较优秀的著作，但缺陷在于，该书所研究的历史跨度过小（仅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初），史例选择较少，且其理论论辩和实践考察未能免于论文集常有的松散性。具体参见［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主编，刘东国译：《大战略的国内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意］路易吉·萨尔托瓦雷利著，沈珩、祝本雄译：《意大利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24页。
④ 张羽：《战争动员发展史》，第56页。
⑤ John Elliott,Imperial Spain,1469－1716, New York:Mentor,1963,p.90.
⑥ 张羽：《战争动员发展史》，第57页；参见Garrett Mattingly,Renaissance Diplomacy,Baltimore:Penguin Books,1964,pp.125－131。
⑦ 关于三十年战争中的军队，参见James Breck Perkins,France Under Mazarin with a Review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Richelieu,New York:G.P.Putnam's Sons,1902,pp.145－190。
⑧ ［美］彼得·帕雷特主编，时殷弘等译：《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里到核时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⑨ B.H.Liddell Hart,The Decisive Wars of History:A Study in Strategy,London:G.Bell & Sons Ltd.,1929,p.74.
⑩ ［美］戈登·克雷格、亚历山大·乔治著，时殷弘、周桂银、石斌译：《武力与治国方略》，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6页、第49页。
(11) Geoffrey Parker,Grand Strategy of Philip II,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Chapter 6.
(12) 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里到核时代》，第118页。
(13) 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里到核时代》，第91页。
(14) 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里到核时代》，第91页。
(15) 1791年法国宪法规定参军士兵必须有一套华丽的军装，武器亦须自备，实际上将广大平民拒于军队门外。见刘祚昌：《世界通史》近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
(16) 引自张羽：《战争动员发展史》，第67页。
(17) 以后，它又源源不断地为法国提供对外扩张所需的兵员：拿破仑从1800～1812年共征召了130万义务兵和数量更多的志愿军人。参见Robert O.Connell,Of Arms and Men,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85。
(18) 刘祚昌：《世界通史》近代卷，第246页。
(19) ［法］福煦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作战原则》，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
(20) 就此所做的最好理论总结和阐发是克劳塞维茨的《论战争》。参见John A.Lynn,“Nations in Arms 1763－1815,”in Geoffrey Parke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arfa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189－216。
(21) 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518.
(22) ［美］阿彻·琼斯著，刘克俭等译：《西方战争艺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页。
(23) ［美］威廉森·默里等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263页。
(24) 在第二帝国如日中天之时，行将退休的军界领袖老毛奇实际上就预感到后一选择及其致命危险。参见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里到核时代》，第295～296页。业余研究战争和备战的波兰银行家伊凡·布洛赫做出了更明确的预断，他可被称为深切理解时代和准确预言一战的天才。参见Geoffrey Blainey,The Cause of War,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8,pp.209－211。
(25) 本文沿用英国大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理念，以“当代”指19和20世纪之交以来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时代；据此，本文将这以前的过渡时期即19世纪中后叶称为“现当代”。见Geoffrey Barraclough,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Harmondsworth,Middlesex:Penguin Books,1967。
(26) 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27) 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第123～124页。
(28) 数据皆引自张羽：《战争动员发展史》，第96～101页。
(29) 法国1872年颁布《征兵法》，日本1872年颁布《全国征兵诏书》，俄国1874年实行不分阶层的征兵制。
(30) 转引自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第157页。
(31) 对这一政治体制变更的最佳历史概论为Barraclough,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Chapter 5。
(32) ［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和阿瑟·斯坦：《大战略的国内基础》，第72～80页。
(33) 例如，老毛奇在美国内战后不久断言：“内阁战争的时代一去不返了，现代战争要求全民、甚至每个未受到伤害的家庭参战。”转引自戴耀先：《德意志军事思想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页。
(34) ［美］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258～259页。
(34) 张羽：《战争动员发展史》，第163页。
(36)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大战略的国内基础》，第85～91页。
(37) Walter Russell Mead,Power,Terror,Peace and War:America's Grand Strategy in A World at Risk,New York:Alfred A.Knopf,2004,p.15.
(38) Robert Dallek,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230.
(39)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大战略的国内基础》，第5章。
(40) 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409～411页。
(41) 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410页。这与希特勒为维护极权制度内他的个人绝对独裁而做的一项核心安排密切相关。用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的话说，“1933年获得政权后不久，阿道夫·希特勒就在纳粹国家内精心造就一套由相互竞争的各机构组成的错综复杂的体系，以便维护他自己的核心作用，驱使人人都听命于他的决定。”参见Parker,Grand Strategy of Philip II,p.290。
(42) 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