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小学多元化改革及其启示_美国教育论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小学多元化改革及其启示_美国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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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10.13718/j.cnki.xdsk.2014.05.010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5-0081-06

       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兴起一股对统一的公立中小学校体制的批判热潮。人们认为,传统单一的公立学校体制缺乏灵活性,不能满足学生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学校效率不高。在此背景下,美国教育界以“学校重建”(school restructuring)之名发起中小学校多样化的改革。这一改革引发了美国公立学校体制深刻的变化,也对世界基础教育改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

       一、“学校多样化”思想的形成及其内涵

       “学校多样化”并没有公认的定义,在不同文献中表述的内涵也不尽一致。《英国1992年教育白皮书》指出,英国儿童受教育机会的性质出现变化,统一性越来越让位于多样化。其多样化的含义是指提供多种多样的学校组织形式,给家长和儿童以更多选择的机会。[1]美国学者卢宾斯基(C.Lubienski)也用“学校多样化”描述学校组织的多样性,强调的是学校教育的多样性供给(diverse educational provision),尤其是传统公立学校模式之外的替代性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如在公立学校教育中引进市场化因素等。[2]根据国内学者较早的研究,“学校的多样化实际上是无数学校办出其特色的自然结果”。[3]这里学校多样化被解释为学校特色化,关注的是在办学过程中学校逐渐彰显个性乃至独特的学校文化。虽然上述理解各异,但综合来看,学校多样化可以理解为一种学校组织形式由统一性向多样性发展的趋势。学校多样化思想正是在针对统一的学校发展模式进行多方位批评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由于其思想的来源较为复杂,因而概念本身蕴含着多方面的内涵。

       首先,学校多样化意味着对单一办学主体的突破。世界各国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建立了统一的公立教育体系和制度。20世纪初,美国将西欧多轨而相互脱节的学校机构连接成一个单轨而贯通的“教育阶梯”,特别是发展出具有美国特色的综合中学制度,通过设置一系列平行课程而将不同学习倾向的儿童集中于“同一个屋顶下”,这种统一的公立学校体制曾被标榜为“最佳体系”,[4]被看成是美国教育制度的重大成就和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可国家主导下的教育体制逐渐演变成了单一的办学主体,有学者担心这将危及人的自由发展。自由主义对统一的学校制度的怀疑由来已久。19世纪德国思想家洪堡(W.V.Humboldt)和英国经济学家穆勒(J.S.Mill,或译为密尔)都秉承自由主义思想。他们批评国家统一的公立教育就像是“用一个模子把人们都铸成一样”,而“人得到最为多样化的发展具有绝对且本质的重要性。”[5]现在看来,反对国家主办教育已经不合时宜,但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垄断学校教育的思想却在美国思想界引发共鸣。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von Hayek)指出,“将整个教育制度置于国家管理或指导之下,切切实实地隐含着种种危险,而人们能够不断地获得各种替代性方法以作选择,这一点在教育领域要比在其他任何领域都重要”。[6]哈耶克把接受教育看成是个人自由权利,他认为这种个人自由只有在市场机制中才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相应地,国家应减少对教育的干预和扶持。而他所谓替代性的方法,即在政府管控之外为教会、社区、家长及私立部门等保留儿童教育权提供支持。后来新自由主义推行教育劵和学校选择运动正是这种替代性方法在教育实践中的表现,其理念与传统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一脉相承。

       其次,学校多样化是对整齐划一的学校管理模式的否定。在现代教育体制中,学校模式常有趋同的倾向,难以满足不同的教育需求,人们转而呼吁学校多样化。由于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提出的科层管理的“理想模型”广受批评,科层制的学校管理模式也饱受诟病。批评者认为,科层制学校的特点是标准化、模式化,不能适应不同的教育需要,因而也是机械的和低效的。学校常被比喻成工厂,学生好比流水线上的产品,失去了个性和主体地位,而学校之间存在着管理模式上的雷同。学校的这种同质化现象导致教育对人的个性的忽视与戕害,逐渐受到人们无情的批判。20世纪60年代,美国甚至出现了极端的全盘否定学校体制的“非学校化”思潮。与此同时,20世纪后期兴起的教育个性化思潮和教育中的后现代主义也为学校多样化提供了理论支持。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A.Toffler)指出,21世纪人类进入信息和全球化时代,组织模式出现了与之前阶段完全不同的特点,其核心理念是个性化和选择多样化。教育学者由此推断,教育的个性化正是这一时代特征在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的突出表现。[7]同声相应的是,后现代主义通过对所谓“现代性”的解构也提出了世界趋于多样化的观点,主张教育应具有更广泛的多样性。[8]他们虽然没有明确主张学校的多样化,但无疑的是,后现代主义在解构共同文化的同时,也解构了没有差别和选择的统一性学校体制。在随后出现的替代性教育方案和学校选择运动中,改革措施都提倡灵活的学校管理,强调对受教育者个性和需要的尊重,主张赋予学生和家长权利以自主选择适合其需要的教育,从而使得学校选择和多样化成为之后美国学校改革的重要策略。

       此外,学校多样化也主张办学形式的多样化。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L.A.Cremin)用教育生态学的观点阐述学校制度的多元主义。他用“多重性教育机构”弥补学校功能的不足。这种教育机构包括家庭、教堂、博物馆、工厂、农场、电视网等,它们与学校一起形成了一个“教育的结构型式”,影响人的一生。[9]这一观念重新定义了学校及其与社区的关系,学校不是唯一的教育机构,也不应只有单一的组织形式。这催生了“开放学校”、“无墙学校”、“网络学校”、“家庭学校”等新的学校形式的诞生。随着教育生态学的产生与发展,生态学理论被用于分析学校组织的多样性。对于学校组织而言,多样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通过组成单元的差别导致了系统的稳定,保护了系统本身”。[10]康贝尔(D.T.Campbell)等人将生态学中的“自然选择”理论移植过来,学校组织被看作是一个进化系统,如同生物物种一样,也有多样化的形态,并在进化过程中相互竞争。通过自然选择,成功的组织形式得以保存和复制,而其他的组织形式则被淘汰。[10]这样的组织竞争观念正是后来基于多样化的学校选择理论的灵魂。

       可见,学校多样化改革背后有形形色色的理论和动机,它们虽基于不同的理论流派,但都对单一性、同质化的学校制度进行批判,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实施多样化学校制度的原因和意义。“学校多样化”正是对单一的学校制度模式的突破,体现为一定范围和阶段内学校机构和管理模式上有差异的构成状态或发展趋势。学校多样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学校制度变革,美国中小学校形成不同的办学主体、办学形式和管理模式,呈现出互不相同各有特点的学校类型和发展格局。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小学校多样化改革的实践

       (一)“学校重建”的政策背景与学校多样化的探索

       许多教育史学家不约而同地把20世纪80年代视为美国教育改革史上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相比于50年代的课程改革和六七十年代对教育公平的追求,这一时期教育改革的重心在于通过对学校组织机构的改进以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由于几个重要因素的影响,美国将学校多样化的理念付诸教育改革实践。首先是政府治理理念的变化带来教育发展策略上的转折。里根政府上台,标志着美国政治上保守主义的复苏和经济政策上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就教育领域而言,保守主义反对教育中的平庸主义,坚持教育的高标准,而新自由主义主张减少对公立教育的扶持和干预,希望引进市场竞争机制。这使得学校多样化探索在政策设计上获得不一样的理论启发。其次,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的恶化再次引发人们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人们相信,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使得公立教育的现实表现再次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而引发教育改革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是,80年代人们对公立学校教育质量感到失望。数据表明,美国学生的SAT成绩在1964年达到最高,随后便逐年下降,80年代达到历史最低。不仅如此,美国中小学生辍学率居高不下。正如1983年的《国家在危机中》报告称:美国教育质量面临重要问题,已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发展的活力。因此,美国教育领域面临的首要挑战是“促进教育背景各异的学生成功学习”。[11]这样的批评引发了80年代美国“重建学校运动”。所谓“重建”,意味着结构的改变,是学校组织的体制性和结构性变革。改革者经历了80年代早期的“有效学校”运动的失败后认为,制度上的修修补补无济于事。因此,到80年代中期,席卷美国的改革运动将关注的重心从学校改进的努力转向了对学校机构和体制的重建。学校体制变革的动力异常活跃,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学校改革计划出台。改革者自下而上,或者由内而外,从各种可能的途径尝试变革,从而形成了多样化的学校模式。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小学校多样化改革的理念与基本策略

       “学校重建运动”并不是在一个统一思路引导下展开的学校改革运动,这体现在改革的策略上可谓是见仁见智。由于公立学校制度经常被攻击为“科层制度”,缺乏灵活性和效率,有学者在与韦伯“科层制度”理论相对立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后韦伯主义”的学校重建理念,包含四种取向:管理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新保守主义的,激进人本主义的。[12]管理主义强调有效的领导和管理,使学校超越外部环境的影响,比如通过权力分散使基层教学单位充满改革活力,因地制宜地改进课程和教学方式等,形成各有特色的学校文化;多元文化主义追求在分裂的社群中通过一系列整合达到和谐一致,比如双语教育,种族混合的学校招生制度等;激进的人本主义认为,任何专业性的管理都是某种形式的压制,因而主张去制度化。新保守主义的学校重建方案则是将学校完全向市场开放,即减少政府对公立教育的扶持和干预,在学校系统中引入市场机制。

       尽管上述理念所提倡的改革方案并不统一,但都从体制的开放程度与管理模式两个维度对学校模式进行创新。无论是管理的创新,还是体制的创新,均可看出私立学校对公立学校制度上的影响。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学校多样化的基本策略就是让公立学校分享私立学校的办学理念与管理模式。其主要方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1.学校管理模式多样化

       “有效学校”的研究指出,私立学校较公立学校效率更高,原因是私立学校以管理见长,特别是企业的问责机制和参与式管理机制发挥作用。这给公立学校带来启示,引发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校本管理就是美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强调教育管理权重心下移,把中小学校作为决策的主体,运用分权、授权、团队协作等组织行为学的原理和技术,构筑学校与外部及学校内部的新型关系。20世纪90年代,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开始颇受重视。这种源自企业界的质量控制和管理理念,其内涵强调以质量为中心,以全员参与为基础,目的在于让顾客满意,让组织成员和社会受益。通过管理模式的创新,学校变得与传统公立学校不同,呈现出多样化发展态势。

       2.学校经营主体多样化

       这主要表现为中小学校民营化趋势。所谓民营化,是在不改变学校公立性质的前提下把学校交给民营机构或个人进行管理的新型办学模式改革。美国的特许学校就是民营化的新型公立学校。它主要由公共教育经费支持,由教师团体、社会组织、企业或教师个人申请开办并管理,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学区的领导和管理。1991年明尼苏达州率先颁布特许学校法,1992年、1993年加州和亚利桑那州也相继颁布特许学校法。此后,特许学校迅猛发展,至2003年全美已有4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通过了特许学校法。[13]20世纪90年代还出现了民营化学校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即由营利性的私营公司管理的公立学校。这类教育管理公司一方面自己创办特许学校,一方面接受委托来管理经营学校。

       3.办学主体多样化

       随着新自由主义向教育领域的渗透,市场导向的教育改革席卷美国,公立教育向市场化方向发展。除了传统公立学校,原来就一直存在的私立学校与教会学校有加大发展的趋势,使得美国中小学校办学主体更加多元。私立学校大多数是经费独立的,但私学公助在美国也是屡见不鲜。由于对私人和教会学校资助颇有争议,近年来美国政府改变资助方式,倾向于通过教育凭证计划把公共教育经费覆盖于对私立学校的资助,这是当前美国私学公助的主要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学校成为私学公助的一种新形式。许多孩子通过政府公共经费资助在家上学,这也是美国基础教育体制中的一大特色。

       (三)当代美国多样化的学校形式及其特征

       由于对传统公立学校体制的不满意,“替代性学校”(alternative school)、“学校选择”(school choice)、“新型学校”等词汇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学校改革计划中。由于新的学校形式不断涌现,中小学校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格局。这些新型学校有些以课程特色见长,如磁石学校、基础学校等;有的教学风格和学习方式有所创新,如不分级学校、开放学校、自由学校、社区学校、无墙学校等;有的在管理上别具一格,如特许学校、私营学校等;有的组织形式异于传统的学校,如家庭学校、网络学校等;还有些其他个性化的教育选择,如开展宗教教育、多元文化教育、职业技能培训或满足特殊儿童教育需求等。这些学校类型异彩纷呈,打破了单一的同质化公立学校为主体的发展模式,令人耳目一新。从功能上看,替代性学校的办学目标是多方面的。比如作为“问题”学生的补充教育,天才儿童或学习障碍儿童的特殊教育,或者延续进步主义教育传统开展以儿童中心为指导思想的个性化教育等。尽管种类和名称各异,这些学校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与传统公立教育强调统一不同,它们强调个性;注意营造家庭式的相互关心的文化氛围,强调合作胜过竞争;注意教育过程中对社区生活的关注与参与等。此外,这类学校还有一些明显的特征,比如规模小,积极进取的氛围,选择性(随学生的需求和兴趣而变化),家长和老师共同参与,教学方式多样,课程注重创新,以及在管理上独立运营,实行学校自治等。[14]就形式而言,它们往往以校中校或独立的小型学校的形式出现。前者以依托公立学校改制而来的磁石学校、特许学校居多,后者以独立学校、教会学校为主。至于一些新的学校模式,如家庭学校、网络学校(虚拟学校)等,虽有学校之名,却并无物理意义上的学校环境。

       美国学校多样化改革反映了美国统一的公立学校制度向多元形态发展的趋势。在这一总的趋势下,公立、私立学校系统相互影响。一方面是用私立学校管理模式对公立学校进行改造;另一方面,给私立学校施加公共教育的价值观念,使之在办学目标和理念上接近公立学校。由于公立与私立元素的相互影响与融合,从办学主体上区分公立还是私立中小学校则变得没有意义;从管理模式上看,中小学校大体分属于科层管理和自主管理两个不同的范畴内,不过这两极间并非是断裂的,而是存在一条变化光谱,不同学校居于一个连续的层级化轴线上。这为我们研究学校系统间的多样化提供了一幅有意义的图景。

       三、美国中小学校多样化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美国中小学校多样化改革的实践探索丰富和创新了方兴未艾的学校改革研究,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基础教育改革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面对复杂的学校改革问题,多样化是一种有意义的价值追求。借鉴美国学校多样化改革的思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反思教育公平理念,提倡有差异的平等

       美国学校多样化是在对统一的学校制度的批判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组织制度创新成为了改革的动力。卢宾斯基指出,市场化、私营化的学校组织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官僚主义习气浓厚、千校一面(one size fits all)的传统公立学校的垄断局面。[15]不过,学校多样化也容易引起人们对教育公平的担忧和对学校体制改革的忧虑。美国教育史学家斯普林(Joel Spring)将学券制、特许学校、私有化等教育事件视为公立学校的终结[16],这是基于公立学校倡导公共教育理念,并支持教育机会均等,而上述教育改革似乎是对这一价值的背离。根据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报告,在改进公立学校的最佳方式问题上,3/4的公众支持维护传统体制,只有1/4的人愿意选择特许学校等替代体制。[17]这反映了人们对公共教育和教育机会公平理念的坚持。斯普林的看法过于悲观,其实,学校多样化并不是取代公立学校制度,而只是对单一的公立学校制度的调整与平衡。在教育政策的强力推动下,主张自由选择的学校多样化政策在美国逐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上述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报告显示,赞成特许学校理念的公众比例逐年稳步上升,从2000年42%上升到2007年的60%;还有近40%的公众支持在家上学和通过网络在线选修课程。

       17世纪夸美纽斯提出“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但由于人与生俱来的差异性,这事实上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就制度设计而言,学校多样化是为照顾到每一个人的个性化需求,即“给不同的人以最适合他的教育”。多样化意味着差异,而人们习惯上将差异理解为不公平。其实,真正的教育公平并非是无差异的平等,而是使每个人得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组织学的观点认为,一个成熟的组织系统必然是由多样性的单元组成。多样化会造成各单元间良性竞争,使得它们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形成和谐的互补关系,这就是生态学上的“共生”。这种多样性的学校组织有可能使每个人找到最适合其发展的教育机会,将教育公平引向人的多样化发展。无疑,学校多样化是个有意义的探索方向。

       (二)反思教育评价机制,提倡多样化的教育质量观

       学校多样化是针对公立学校的不足而提出的。为改进公立学校,各种替代性的学校形式和改革方案付诸实施。美国学校多样化改革的基本策略正是通过引进不同的学校模式,鼓励家长和学生自主选择,从而形成学校之间的竞争,提升学校教育质量。由于人们认为私立学校和市场竞争是改进学校的根本出路,因而美国学校改革中市场化、民营化呈现出强劲趋势。然而,学校选择和市场化改革的成效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学校选择和竞争改进了学校质量和效益。由于改革的基调是强调“优异”,因而改革中出现对于市场竞争的过分鼓吹和迷信,而“选择”和“多样化”几乎成为中小学校向市场开放的代名词,这使得当前美国学校多样化改革违背了多样化理念的初衷。有研究表明,虽然很多选择性学校建立起来,但市场竞争并没有能有效地促进学校多样化,相反,很多按市场模式建立起来的学校不断复制扩张,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了类似于快餐店连锁经营一样的“波纹效应”(ripple effect)。而这些所谓的新型学校由于市场竞争的需要,在考试和成绩的压力下纷纷向传统公立学校模式回归。[15]这反映了当前美国学校多样化处于指导思想混乱和无规划阶段。学校多样化不仅是办学模式的多样化,更是办学理念的多样化,通过多样化的学校组织形式来满足不同人群多样性需求,这才是学校多样化的真正旨归。

       什么是好的教育和好的学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显然,单一的学业标准不能取代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学校多样化首先要有理性的教育评价机制,保证学校有自身发展的独立性,进而走特色化发展的道路。如果评价制度这一“瓶颈”不解决,即使教育权力下放,也很容易使改革在价值观上受到诱导而偏离方向。因此,学校改革首先应该是反思教育的本质和目标,从建立多样化的教育评价机制入手,探索统一性与多样性协调发展的学校教育体系。

       (三)反思学校改革策略,尝试多样化的学校改进路径

       经验证明,学校改革并非简单地用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美国学校多样化实践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使学校成为自身改革的主体,因地制宜地推行改革措施。正如古德莱得(John I.Goodlad)所言,“没有一个通用的指南是可以用来指导所有学校的工作的。当这些互相联系极为松散的学校被当成是一个互相紧扣的一个大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时,若给它们统一输血,那就像是给所有刚从街上走进医院的病人都输AB型血一样,后果不堪设想”。[18]美国学校多样化改革有其自身特点,由于国情不同,其改革经验难以在他国全盘复制。比如,赵中建教授认为,美国方兴未艾的小型特许学校难以成为目前我国公立或民办学校的学习样板。原因在于太小规模的学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不经济的。事实上,美国特许学校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财政问题,缺乏开办费和日常的维持费。因此,了解和学习美国的特许学校,主要在于其精神,而不在于其形式。[19]应该看到,我国各地教育状况十分复杂,期望用一揽子的改革方案一劳永逸地医治所有的教育病症是不现实的。多样化的学校改革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思路在不同环境下试点推进,这对传统教育改革模式无疑是一种健康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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