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工会中立”论及卢森堡对其批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卢森堡论文,普列汉诺夫论文,对其论文,工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63(2013)05-0036-05
第二国际时期，不仅无产阶级政党在欧洲各国得到迅速发展，而且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国家的工人罢工运动、工会组织和会员数量日益增长和壮大。整个欧洲工会会员达到1300多万人[1]。在这个背景下，如何正确处理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的关系就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争论的焦点。普列汉诺夫由于受倍倍尔思想感染并误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与工会关系的思想，系统阐述了“工会中立”论，反对社会民主党对工会的组织与领导。卢森堡对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对工会的绝对领导权。
一、普列汉诺夫“工会中立”论的形成和演绎
(一)支持曼海姆会议决议，阐述“工会中立”论
“工会中立”论是第二国际时期机会主义关于政党与工会关系的错误看法，它认为，政党与工会是两个任务不同的平等的组织。早在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党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派就有过“工会中立”论的萌芽，但由于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派与之作坚决的思想斗争，列宁十分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的绝对领导，才使这一错误思想没有形成气候，未能形成相关会议决议。
以1906年9月在曼海姆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为标志，“工会中立”论逐渐在党内产生重要影响。这次大会通过了曼海姆举行代表大会决议，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问题是其核心内容，决议反对进行群众性政治罢工。决议指出，当政党认为有必要举行政治罢工时，政党必须主动同工会总委员会取得联系，政党和工会在政治上是平等的组织。由于以倍倍尔为首的党的执委会屈服于工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压力，采取了妥协退让态度，提出了修正案：“当党的执行委员会一旦承认政治性罢工时，它必须与工会总委员会实行联合，并且为了有效地贯彻行动而采取一切必要的对策。”[2]这致使“工会中立”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占了上风，表明了党向工会作出了原则性让步，它是一小撮改良主义者篡夺党对工人运动领导权的结果。倍倍尔的表态在党内起到了导向性作用。“工会中立”论得到普列汉诺夫的极力支持。曼海姆举行代表大会后，普列汉诺夫在1906年第9期、第10期《现代世界》上，发表了《曼海姆》一文，这篇文章是普列汉诺夫系统阐发“工会中立”论的主要著作。普列汉诺夫指出：“曼海姆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是考虑到摆在德国无产阶级面前的十分严重的冲突以后才制订的十分严肃的实际行动纲领。”[3]111普列汉诺夫认为，当工会对工人罢工采取冷漠态度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应以一种谨慎态度去向工会做解释工作，向他们说明大规模罢工的条件性、冒险性。按照普列汉诺夫的意图，只能是削弱工人罢工的革命热情。
(二)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继续阐发“工会中立”论
1907年8月18日至24日，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德国斯图加特城举行。政党与工会的关系问题仍然是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议题。普列汉诺夫是这次代表大会的活跃人物。普列汉诺夫是这次会议的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问题委员会重要成员。在两次委员会会议及俄国代表团会议上，普列汉诺夫都作了主题发言，他表示坚决拥护工会完全中立的主张，宣称反对“工会中立”路线是对工会的致命危害。普列汉诺夫以俄国工会发展的特殊情况为由，反对政党对工会进行思想影响，认为那样会给工会造成思想混乱，从而破坏思想和行动的团结与统一。普列汉诺夫指出：“俄国存在着11个革命组织。试问，我们的各个工会应当同他们中间的哪一个发生组织关系呢?可以想象得到，工会运动的统一会给政治运动的团结做好准备。在俄国，大约有24.30万名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在他们中间传布政治上的意见分歧，会对工会运动的发展产生不良的反响。”[3]331俄国分散的革命组织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将之统一起来，这不应成为政党与工会分离的理由，两者是根本不同的问题。由于蔡特金、列宁、卢森堡等同志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普列汉诺夫的“工会中立”论并没有多少支持者。大会最后以绝对多数通过了第189号文件决议[4]。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表示：无产阶级应当极力在各国工人政党和工会组织之间建立并保持诚挚的相互关系；党和工会应当携手共进，并肩作战，相互鼓励，相互帮助。
虽然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被广泛否定，但他并不甘心，继续为之而努力着。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后，普列汉诺夫把自己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及其他一些人的发言集录成题为《我们和他们》的小册子，并且为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长序。在这本小册子里，普列汉诺夫重申保持政党同工会的分离，其根本目的在于使工会能够独立开展运动，保持统一性。普列汉诺夫指出，任何时候“不得损害工会运动的必要的统一”[3]331。普列汉诺夫在1907年第11期和第12期《现代世界》杂志上发表的《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和1913年第8期《现代世界》杂志上发表的《奥古斯特·倍倍尔》等文章中，进一步为其“工会中立”论辩护。普列汉诺夫的这一思想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二、卢森堡对“工会中立”论的批驳
在众多批评普列汉诺夫“工会中立”论的人物中，除了列宁外，就算卢森堡值得一提。卢森堡对“工会中立”论的批驳态度坚决，立场鲜明，观点系统。从1906年9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举行代表大会时起，卢森堡就一直强调政党与工会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组织，政党要强化对群众性罢工的发动和组织，工会要服从政党的领导，批驳了“工会中立”论，阐明了关于政党与工会关系的不同见解。
(一)必须正确认识工会的基本性质和意义
正确处理政党与工会关系的前提是科学认识工会的性质，恰如其分地评价其存在的意义。卢森堡坚持辩证地看待工会的性质和意义。第一，反对过高地看待工会的意义。卢森堡认为，工会毕竟不能独立而直接地挖掉资本主义所有制，将其改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卢森堡认为，工人阶级往往不能正确估计自身的力量，过高看待自己，从而陷入一种虚幻的狂想之中，“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斗争中的最大敌人是它自己的幻想”[5]。第二，反对过度贬低工会的价值。与普列汉诺夫“工会中立”论主张不同，卢森堡充分肯定工会在教育和训练工人方面的政治作用。卢森堡把工会组织同合作社区别开来。她指出，合作社既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理想，也不是对合作社员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手段；工会则不同，虽然工会不能等同于直接的政治斗争，但是它却与政治斗争相联系，它是社会主义教育手段。所以，卢森堡认为，必须正确认识工会在此方面的意义，社会民主党决不能放弃工会。工会是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得以继续发展的力量源泉。放弃工会就意味着政治斗争必然遭到最严重的损害。工会是对广大群众进行无产阶级斗争教育的最好手段，通过这样的组织，使广大群众得到教育、锻炼、成熟。正因为如此，工会常常会受到来自于至少两个方面的反对：企业主联合组织和国家政权组织。即使像英国那样工会组织发展比较好的国家也不例外，在那里，企业主会联合起来反对工会活动。国家政权则通过法律、法庭、法官来反对工会组织以及工会组织所提出的任何要求。这两种组织都惧怕工会运动对资本和私有制的侵犯。就连考茨基都看到了这一点：“只要工会稍许对资本作出一点强制性的约束，国家政权就会采取什么行动。”[6]工会对资本和私有制起到了应有的遏制作用。
(二)批驳“工会中立”论的理论基础——“权利平等”理论
“工会中立”论的理论基础是“权利平等”理论，“权利平等”理论认为，工会同政党享有平等的权利。只有认清“权利平等”理论的实质，才能彻底认识“工会中立”论的根本错误所在。在卢森堡利用芬兰短暂避难时间完成的《群众性罢工、党和工会》著作中，她总结1905年俄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详细论述了群众罢工、政党与工会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分析了“权利平等”理论的错误。卢森堡指出，工会的斗争代表着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微小利益，政党则代表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和根本利益。工会只有同政党相结合，工人阶级运动的水平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卢森堡认为，“权利平等”理论不只是理论上的所谓误解，而是关系到如何正确理解政治斗争和议会斗争的实质问题，它割裂两种斗争相互转化的可能，以此否定政党与工会的结合。卢森堡指出，工会的经济斗争和议会斗争都是一种改良工作，但这种改良工作是通向政治斗争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通过群众罢工运动，随着工人群众的觉悟和成熟，经济斗争和议会斗争必定会转化为政治斗争，与此相一致，工会必然融入政党的旗帜之下，“同工会一样，议会斗争只是整个无产阶级斗争中的一个时期和一个发展阶段，这种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以同样的程度既超越了议会斗争也超越了工会斗争。议会斗争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也和工会工作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关系一样”[7]96-97。卢森堡认为，“权利平等”理论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事业的危险显而易见，这一理论是“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的那种众所周知的倾向的表现，这个派别想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在实际上也缩小为议会斗争，并把社会民主党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改良党”[7]98。
(三)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互转化的实践中介——群众性罢工
卢森堡认为：“革命首先造成一些社会条件，使经济斗争可以直接转变成政治斗争，政治斗争也可以直接转变成经济斗争。”[7]70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互转变的条件是什么呢?那就是群众性罢工。卢森堡指出，决不能局限于议会斗争，人民公开的政治斗争在客观上可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卢森堡讴歌俄国革命的意义。她指出，俄国革命修正了那种将罢工当做与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相对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她指出，俄国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第一次壮丽地实现了群众罢工思想以及……罢工本身，从而开始了工人运动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卢森堡既不同意关于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群众性罢工与政治斗争无关的论调，也反对德国党内机会主义者所宣扬的斗争方式是由“上层决定”、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论调。卢森堡认为，群众性罢工“是在一定的时刻以历史的必然性从社会状况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现象”[7]39-40，群众性罢工代表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它是“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条件发生深刻的内在急速变化的可靠标志”[7]40。俄国群众罢工的历史向人们表明，罢工是无产阶级群众的运动方式，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斗争的表现形式。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不是截然分开的，罢工是以两种斗争之间不停地相互影响为基础的。政治斗争可能激发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从而变成经济斗争的强大推动力，而经济斗争能够改善工人群众生活和工作条件，从而把一个政治枢纽同另一个政治枢纽联系起来。在这里，卢森堡阐明了群众性罢工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
三、普列汉诺夫和卢森堡关于“工会中立”论争论的评价
(一)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关于政党与工会关系思想的误读
普列汉诺夫自以为很高明，在实践上，他以俄国有众多党派为由，认为让工会完全独立，是出于不干扰工会独立思想和独立行动的目的。针对于此，列宁曾给予了严厉批评。列宁认为，在众多的党派中，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毕竟是极个别的，不能因为党派林立就否定工会与政党联合的重要意义，工会需要联合的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领导工会走向胜利。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党是否需要统一其他党派，那是另一个问题，列宁认为，这恰是普列汉诺夫的错误所在：“真正社会主义的政党的统一的问题，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普列汉诺夫把这个问题扯在一起，就把事情搅乱了。”[8]除了实践上的局限外，在理论上，普列汉诺夫以教条式搬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党与工会关系的言说作为理论支撑。普列汉诺夫时常引用马克思的一次谈话作为其有关工会问题的理论支撑，他指出：“如果工会想完成自己的任务，它们无论如何不应当同政治团体联在一起或依附于政治团体。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是说，它将受到致命的打击。”[3]357普列汉诺夫断定：“因此有理由认为，马克思要是还在的话，也会主张德国工会中立。”[3]350马克思的这次谈话发生于1869年9月30日，他在接见以约·哈曼为首的拉萨尔派五金工人工会代表时，发表的有关工会问题谈话，同年11月2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歪曲地报道了这次谈话[9]。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会和政党的产生都有其必然性，它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必然产物，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方式和联系载体，工会和政党各自承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历史任务。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经典文本《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等文本中主张，社会民主党要支持和联合工会，但社会民主党决不强求工会接受自己的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说明了西欧工人运动由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他们一贯主张无产阶级政党要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工会和广大群众，学会用正确的思想工作方法宣传自己的理论和主张，最大限度地把广大群众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之下。然而，普列汉诺夫的“工会中立”论片面性强调了政党与工会在性质、任务、组织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从而忽视了两者的联系与统一。
(二)“工会中立”争论背后蕴藏着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观点的分歧
从更深层次看，普列汉诺夫与卢森堡关于“工会中立”论的争论关系到如何看待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纵观普列汉诺夫和卢森堡一生，他们致力于在工人运动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为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运动中起主导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总体说来，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严重偏差，认为工人群众可以通过日常生活经验接受马克思主义，因此，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把工人阶级训练成为自觉阶级。崇拜日常生活经验(自发性)、迷恋一般民主(合法斗争)，使得他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方面陷入了被动地位。既然工人群众能够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认清自己的使命，那么他们就不需要更高的理论武装；既然一般民主训练就可以使工人阶级觉悟，那么资产阶级国家就可以和平地加以改造。只不过他们没有像伯恩施坦那样极端，伯恩施坦把普列汉诺夫和卢森堡的认识偏差推向了极致，走向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运动不依赖任何理论”，“运动并不取决于向它提出的理论的革命运动，意识到了这一点，精神自由就有了保证，只有这种精神自由才允许对各种传统教义进行无拘无束的检验”[10]。过分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运动的“自发性”是整个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思想倾向。他们不懂得在资本主义和平时期，恰恰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和训练工人阶级群众、积蓄革命能量的大好机会。难怪无论是普列汉诺夫还是卢森堡，除了在翻译、出版、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但他们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群众的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阶级群众、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工人阶级群众的思想阵地等方面没有大的作为。因此，零星而非阶级的意识被帝国主义性质的世界战争冲刷得一干二净，在所难免。自发的工人阶级群众运动易于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有着自身的优势：“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11]328不同于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伟大就在于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了俄国社会主义的重大现实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11]285
卢森堡对“工会中立”论的批驳，对于社会民主党充分利用工会组织的优势，广泛发动工人群众，联系工人群众，做好群众工作，用先进理论武装工人群众，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卢森堡终究既无力彻底战胜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也不能阻挡普列汉诺夫走向沙文主义的步伐。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卢森堡缺乏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入学习与研究、应用。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其根本方法论，唯物辩证法是通往马克思主义精神世界的大门。比较而言，普列汉诺夫中前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法作过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来源作过探讨，试图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体系，但没有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灵魂地位。卢森堡干脆很少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把更多精力集中在党的政策与策略、民主、改良与革命等问题上，忽略了对这些重要问题的理论基础的研究。因此，机械性思维方式是普列汉诺夫和卢森堡的共同思维特点。他们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和方法。普列汉诺夫“工会中立”论造成社会民主党与工会、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分离，固然可恶；卢森堡批驳“工会中立”论，极力促成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但终因不懂得掌握和应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能正确认识帝国主义时代本质、解决时代课题，不能扭转第二国际中后期共产主义运动滑落低潮的势头。两者的命运同样可悲。
标签：工人阶级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工人运动论文; 企业工会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政治论文; 法国罢工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