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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拯救金融市场的苦旅中，美国政府的艰辛努力，因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下称AIG）的“奖金门”事件而遭受重重的当头一棒。
为了避免这家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破产，美国政府已经先后向AIG提供了180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并控制了其近80%的股权。
尽管如此，AIG仍然举步维艰。AIG今年3月2日的公告显示，去年四季度亏损617亿美元，创下美国上市公司史上最大的单季亏损。然而，AIG却仍然“履行合约”，在今年3月15日宣布，向其金融产品部门的员工支付了1.65亿美元的高额奖金。
美国人压抑多时的愤恨，终于不可遏制地爆发了。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正将全球经济拖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作为风暴眼的美国首当其冲，自去年10月以来，平均每个月新增50万个失业人员，2月的失业率已经高达8.1%。
失业、失去医疗保险、住房强制拍卖等一连串的事件，成为美国人当前挥之不去的梦魇。钱袋本来已经紧巴巴的，政府还要以各种方式从纳税人手里征收金融机构的救助款。这1.65亿美元的奖金，不啻引爆了一个火药桶。
“烫手”的奖金
一夜之间，AIG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AIG的缩写被改成诸如“美国保险骗子”“我是不是很贪婪”“傲慢、无知、贪婪”等。主流媒体和网络上更是骂声一片，而这种攻讦甚至殃及现任美国政府，抱怨奥巴马政府介入太晚，甚至要求财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引咎辞职。AIG的员工和国会议员的邮箱中，充满了谴责的信件。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成员、共和党人格拉斯利甚至大呼，那些华尔街不负责任的高管们应当要么辞职，要么自杀谢罪。
在随后召开的听证会上，AIG的首席执行官(CEO)爱德华·李迪(Edward Liddy)遭遇了充满火药味的质询。在被要求提供AIG发放奖金名单时，李迪称，这些人及其家庭可能面临死亡威胁，并以此为由拒绝提供名单。李迪还当场宣读了一封AIG员工收到的威胁信，内容为“所有AIG的高管及其家庭都应该被钢琴弦绞死”。
AIG曾经的金字招牌现在已经被视为耻辱。其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的财产保险部门，最近撤下了入口外巨大的“AIG”招牌，更名为AIU Holdings Ltd（美亚控股有限公司），此举是为了“将资本状况良好的业务与现在的AIG集团加以区分”。李迪称：“AIG这个名字已经背负太多耻辱，我们不得不换今名字。”
新近一款“向AIG扔番茄”的游戏正在风靡网络。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愤怒的美国人已经向游戏中的AIG大门扔出了超过2100万颗“番茄”。
舆论一边倒地认为，人们对于AIG高管的“贪婪”所表现出来的极度愤慨是“合情合理的”。在舆论排山倒海般的压力面前，美国的立法、司法、行政三大部门迅即介入。
司法机关对AIG进行调查的结果更是“令人愤怒”。康涅狄格州总检察长理查德·布卢门塞尔(Richard Blumenthal)在3月20日称，AIG所提交的文件显示，此次实际发放的奖金总额达2.18亿美元，比原来公布的1.65亿美元高出5300万美元。布卢门塞尔已发出传票，要求公司解释为何奖金总额与先前公布数额不符。
奖金名单中，有73人获得的奖金超过100万美元，至少有7人在400万美元以上。而AIG负责能源和基础建设投资的执行副总裁道格拉斯·波林(Douglas Poling)，所得奖金甚至超过640万美元。
此消息有如火上浇油。“向AIG扔番茄”网页制作者号召，所有美国人行动起来，向AIG的大门扔上640万颗番茄。
大批民众云集于AIG在康州的总部门前，高举“纳税人想要回自己的钱”等标语。一些低收入家庭组织数十人的抗议者，搭乘公共汽车到AIG高管在康州的住宅“观光”，其首站即为AIG执行副总裁波林的住所。来自美国国内外的大批记者“随团”参观，人数甚至数倍于抗议者。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惊悉“奖金门”事件后声称，AIG向员工分发巨额奖金和续聘津贴的行为让人“愤怒”，并要求美国财政部采取一切合法手段，阻止AIG发放这笔资金。
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们更是充当了急先锋。他们匆忙提出议案，试图以法律形式加以补救。3月1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迅速通过了一项惩罚性所得税法案议案，规定在所有接受政府援助超过50亿美元的企业里，如果员工年收入达到25万美元，其奖金将面临90%的惩罚性所得税。而在参议院提出的议案中则规定，在所有接受援助金额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中的员工，对于50万美元以上的奖金和任何数目的留职金，公司和员工将各被征税35%。
在民众的怒火和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AIG终于妥协。截至3月23日，获得奖金最多的前20名AIG高管中，已有15人同意退还全部奖金，奖金额最高的前10人中有9人决定退回奖金，大约8000多万美元的奖金将被追回。
别无选择的援救
在近期一次访谈节目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称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之情：“在讨论AIG事情的时候，我几次摔掉电话。”
伯南克称，民众对AIG的愤怒可以理解，因为用纳税人的钱去支持这些肆意乱为的企业并不公平，“但我们别无选择，因为不作为的话，受到波及的将不仅仅是金融体系，而将是整个美国经济。”
AIG在美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它不仅是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更为关键之处在于，AIG一旦倒闭，很可能引发新一轮更猛烈的山崩海啸，实为风雨飘摇的金融市场所不能承受之重。为了避免这一幕，美国政府一再施以援手，直至把自己也拖入泥潭。
3月2日，AIG公布了其2008年四季度出现677亿美元的亏损。这是一个创下美国历史记录的亏损。AIG称，亏损的最主要原因是信用市场的恶化，特别是商业按揭贷款支持证券的贬值。
然而，政府除了力度更大的援助，别无它法。在减轻其利息压力和各种财务成本之外，财政部还注入了300亿美元购买优先股。此前，自去年9月以来，美国政府共向AIG提供了1500亿美元救助，其中包括美联储提供的600亿美元贷款，财政部提供的400亿美元注资以及500亿美元债务援助。
此外，政府官员还与AIG一道，和穆迪、标普、惠誉等评级公司的代表进行协商，劝说其同意不在年报公布后立刻下调AIG评级。此前市场普遍预测信用评级可能成为压死AIG的“最后一根稻草”，若评级下调，将引发更多股票抛售、退保挤兑，将AIG进一步推向“资不抵债”的深渊，最终将无法避免申请破产保护。
财政部称，继续加大救助AIG的原因是，AIG仍然对金融市场构成巨大的系统风险，而放任其破产将给经济和纳税人带来巨大损失。AIG在美国为10万家企业承保。AIG在美国有3000万份保险客户，它还是退休年金的主要承保者。AIG在世界130个国家经营，在全球有超过7000万保险客户。
“AIG还是一些主要金融机构的重要交易对手(Counterparty)。”美国财政部称。许多分析人士指出，这最后一条，才是政府必须不断救助AIG的原因。自1998年以来，AIG为4500亿美元以上的债券提供了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DS)。可以想像，一旦AIG垮掉，其交易对手即失去了最后的屏障，其震荡远大于去年9月破产的雷曼兄弟。
此番AIG饱受抨击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美国纳税人惊讶地发现，他们辛辛苦苦缴纳税金援助AIG，这些资金最终的流向竟然大部分是欧洲和美国的银行。仅几家大型银行，就耗费了AIG超过50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高盛集团得到129亿美元，法国兴业银行119亿美元、德国德意志银行118亿美元，英国巴克莱资本79亿美元，美林集团(Merrill Lynch)68亿美元。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弗里·戈登(Jeffrey Gordon)对此却评价极高，认为这是美国负责任的表现，“1929年－1933年大萧条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国家负起相应的责任，这次要避免当时的过失”。
在危机未显现之际，众多世界大型金融机构疯狂购买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为了对冲持有风险，在购买相关产品的同时，多会同时购入AIG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DS)。而随着危机的进展，AIG作为信用担保的对手方，需要履行合约，支付大笔的资金，否则这些机构将陷入更深的危机。 。
一旦AIG倒闭，其所发行的CDS产品自然变成废纸，而持有这些衍生产品的金融机构必然出现更大的风险。虽然AIG已经对很多CDS产品进行了清偿，但仍然有近3000亿美元的风险敞口。兼之金融机构彼此间复杂如蛛网般的持股结构，没有人能预料，AIG一旦倒闭，对于金融市场会产生何等冲击。
AIG实际上是纳税人前的最后一道屏障，美国政府无论如何不能坐视。但一些专家也开始质疑，如此不断注入资金，救助的成本是否超过了一开始即任其倒闭的损失。只是注资的选择一旦做出，现在只能源源不断地对其进行“拯救”。
只是这一次，AIG带来的不只是资金成本，还有更多更大的麻烦。
后果难测
AIG的高层试图向公众解释，AIG与员工的薪酬协议是在AIG受政府注资之前就已经签署的；AIG的员工并非没有道德的员工，至少获得奖金的多数员工都并不是AIG危机的“罪魁祸首”。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去年11月，在美国政府已经接手AIG并成为控股的大股东后，AIG的确曾就分红一事通告政府，也就是说，到“奖金门”事件爆发前，政府实际上有四个月的时间来处理好这个问题，但政府什么也没有做。
《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显示，AIG的“分红”早有预谋。早在2008年初，AIG就感觉到金融危机的逼近，并为此拨出专款成立巨额奖金池，其中给予金融产品部的有4.5亿美元，目的就是在危机爆发后给员工重奖，鼓励其留任。
而在危机爆发后，AIG并没有放弃分红的打算。李迪在给财政部的信中称，根据合同，AIG应该在3月15日之前支付1.65亿美元的奖金，其中5500万已在去年12月发放。而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部分官员的回答也证实，有关奖金事宜，AIG曾经与之进行过商谈。
舆论顺理成章的指责，不免令政府焦头烂额：AIG和员工固然签订了薪酬合约，实际上埋单的纳税人却没有签这份合约，至少并不知道这份合约；作为纳税人委托人的政府听任这份“令人愤慨”的合约签署乃至生效，其执政能力理应受到质疑。
评论家认为，“奖金门”事件或许会成为盖特纳的“滑铁卢”，而奥巴马坚定支持盖特纳的表态，亦有可能对其产生不利影响。
奥巴马更多的是呼吁美国人“向前看”，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防止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所引发的动荡，而不是对过去所犯的错误进行惩罚。“美国政府之所以态度缓和，是要避免过分干预市场之嫌。”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对《财经》记者说。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若政府强行废除AIG合同，则是政府违法；但任凭合同生效，则无以平息“众怒”；甚至国会修改立法对奖金征税也有溯及既往的“违宪”之嫌。这也是为什么“奖金门”事件后，华盛顿政界一片混乱，彼此之间相互指责，美国财政部却无能为力的根由。
这一事件更为直接的后果是，可能影响美国政府向国会索要新的金融市场救助资金。在奥巴马政府于2月26日递交国会的最新预算案中，包括了一个7500亿美元（净现值2500亿美元）的专项资金，以备救助金融市场的“不时之需”。
在AIG薪酬事件前后，美国国会两院正在密集讨论该项预算案，奥巴马的金融救助资金已被国会去除，这就需要通过单独立法获得资金，这预示着政府与国会间还会有一番激烈的“较量”。此时“奖金门”事件将给未来对金融机构实施救助带来更多负面影响，分析人士指出。
“群情汹涌可以理解，但关于薪酬合约还有许多事实并不清楚，包括接受对象、实施条款等。”杰弗里·戈登告诉《财经》记者，对“奖金门”的评论需要冷静。
从法律的角度看，AIG发放奖金并不违法。在今年2月17日签署生效的《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中，有对接受救助企业高管薪酬的具体限制，但只针对2月11日以后接受救助的企业，而AIG早在此前就已经接受政府注资。
AIG奖金事宜自去年就已确定，除对金融产品部门分发总计4亿美元，还将对其全球保险业务部门的4700名员工支付总额为6亿美元的奖金。在去年底与政府协商后，包括李迪在内的职位最高的七名高管今年放弃了奖金，金融产品部门370名员工中的一部分也在2009年设定1美元工资，换取享有奖金的权利。
美国金融机构管理层薪酬一般包含三个部分：工资、“留任奖金”及业绩奖金。其中，留任奖金是在同行业同等能力下，企业为避免人才“跳槽”所支付的费用。通常合同也会规定，若员工合同期满前离职需支付罚金；若企业违约，也要赔偿员工。而AIG目前声称的，正是与业绩无关的“留任奖金”。
由于已经对AIG注入了大量资金，美国政府有责任保证AIG的重组过程取得成功，而这依赖于AIG留住人才。“金融产品部门的业务高度专业化，而其他同行也在瞄准我们的员工。”AIG在此前发布的一份声明中称。
众参两院近似“复仇”式地提出对受援公司发放的奖金课以重税的提案，也受到很多金融从业人员的抵制。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潘伟迪称，法案将让稳定金融体系的努力“倒退”。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刘易斯亦称，这一法案“不公平”，会给经济复苏带来“预料不及的伤害”。
华盛顿的惩罚性尝试，也许会迫使活跃于纽约的银行家们改换门庭，离开美国银行业转投不受新税制度约束的国外银行，同时也会降低国外银行里员工的跳槽机会。
在曼哈顿，巴克莱资本、瑞士银行、德意志银行和野村证券应该正高兴地摩拳擦掌，等待着一批优秀员工的到来。英国的保守党也在谋划将高年薪员工的应付税率提高到45%，但仍显得比美国的惩罚性提案要具有吸引力。
正由于此，有人讽刺道，“对于引发金融危机的精英们，美国政府不但不能惩罚，还得嘉奖他们”。
“国有化”死结
卡托研究所副所长詹姆斯·多恩(James Dorn)认为，一旦政府注资企业，就很难避免市场问题“政治化”的倾向。
AIG“奖金门”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表明，除了意识形态上难以克服的障碍，现实的不可操作性也使金融机构的“国有化”进程走入僵局。
杰弗里·戈登对《财经》记者说：“如果说国有化是指向金融机构注入必要的资本，那么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但如果说国有化是指政府接管企业，并负责其运营，则是完全不可行的，只会使得金融体系更加不稳定。”
乔治·索罗斯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亦称，“国有化”是一个错误的标签，其实质是金融机构缺乏必要的资本，而私有资本此时又不愿介入，只能由政府注资，“但不能影响其业务决策”。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赫米·卡拉斯(Homi Kharas)认为，金融市场经过多年的放松管制(Deregulation)，美国政府内部缺乏具有专业管理经验的官员，因此不得不仰仗私有部门的人才。然而政府只能用奖金留住这些被指为金融危机“肇事者”的高管，这又面临浪费纳税人钱财的道德风险。“美国政府的处境，确实很难。”他对《财经》记者说。
一度被认为不可避免的金融机构“国有化”，看来至少已经暂时被搁置起来。分析人士指出，3月23日，美国政府推出的“公私合买”问题资产计划，其背景也可能与AIG陷入奖金风波有关。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研究员菲利普·利维(Philip Levy)对《财经》说，未必是“奖金门”事件导致新计划的出台，但最终选择“公私合买”问题资产的方案，有助于避免政府在掌握金融机构后，步入是否要干预其决策行为的两难境地。
本刊驻华盛顿记者李增新、本刊实习记者刘志洁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