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行为论文,中国论文,城乡居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下，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弱，消费率呈持续下降趋势，2005年降至历史最低点52.14%，远低于经济持续发展所需的60%消费率。通过对最终消费率的分解发现政府消费率一直保持在11%-15%之间，是居民消费率的持续下降造成了中国最终消费率的下行态势。从居民微观消费行为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城镇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降，分别由1978年的90.61%和 86.87%下降到2004年的76.23%和74.40%。针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但是居民消费启动乏力。究竟有哪些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会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呢？本文从二元经济结构下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分析入手，探询这些深层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以便得出促进消费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消费函数理论为解读消费行为提供了非常好的分析工具。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开创了消费函数理论的先河，第一次将收入因素引入宏观消费分析中，讨论了短期内消费行为的短视性。杜森贝利相对收入假说修改了消费行为的假定，认为消费行为存在“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莫迪里安尼生命周期假说(LCH)和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假说(PIH)将预期收入纳入考量，分析消费者如何在一生中平滑消费， LCH-PIH奠定了之后消费研究主要理论框架。霍尔在LCH-PIH的基础上应用理性预期方法分析认为消费者在充分利用一切可能信息进行更为高瞻远瞩的消费决策，其消费行为服从随机游走假说。弗莱文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消费与劳动收入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这种关系被弗莱文称为消费行为的过度敏感性。对过度敏感性的解释开启了消费函数理论研究的新篇章。流动性约束假说、预防性储蓄理论分别从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角度解释消费者对随机游走假说的偏离。流动性约束假说认为现实中并不存在标准消费理论所假设的完善的资本市场，难以获得信用、非对称借贷利率、体制性障碍、消费信贷市场不完善等都将使消费者面临流动性约束。流动性约束使得当期收入对消费的重要性比LCH-PIH和随机游走假说所预言的更大。同时，一些学者认为不确定性因素也可解释过度敏感性。收入不确定性使消费者的行为更为谨慎，使消费对当前收入更加敏感：预期收入增加将降低预防性储蓄，而增加当前消费，反之则相反，这就建立了当前消费与当前收入的正相关关系。
国内许多学者对上述理论进行了研究，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存在对随机游走假说的偏离，存在过度敏感性，然而对过度敏感性的解释却存在一定的差异。欧阳俊等利用总量数据和城乡住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流动性还没有对中国居民消费行为构成有效约束；王合绪等的实证研究则认为流动性因素是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重要原因。龙志和等采用广义矩法分析了我国城镇居民的面板数据，结果发现城镇居民存在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近来更多的学者从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两个角度同时对居民消费行为进行解释。袁志刚等从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等角度出发，研究了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的原因；万广华等研究发现流动性约束型消费者所占比重上升及不确定性增大造成了中国低消费增长，且两者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其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申朴等利用与万广华相似的方法也得到了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导致消费疲软的结论。
从国内外文献对消费行为的研究总体看，可将影响消费行为的因素归结为收入、利率、物价、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其研究方法大多是在效用函数为齐次凹函数的假设下，通过跨期最优消费选择进行消费行为的理论模拟，即在简单消费函数的基本解释变量中逐步加入其他解释变量。许多学者通过大量篇幅的数量推导得到一个理论模型，而在实证分析阶段将理论模型简化为一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采用OLS、TSLS或GMM方法进行估计。消费函数研究的关键是要挖掘影响消费行为的各种因素，继而进行实证分析。因此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实证分析部分，采用计量经济学中成熟的协整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各种因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程度，同时进行各种因素的长短期影响分析。
二、分析模型
由于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是非平稳的，直接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很可能造成虚假回归。实际上非平稳经济变量间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协整分析可以反映出非平稳变量间的长期动态均衡路径，而且根据 Granger定理，如果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必然可以建立短期误差修正模型，该模型通过引入非均衡误差项，分析短期非均衡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
在本文的分析中，为了消除序列异方差，消费和收入取对数形式，如果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那么长期协整关系式中的参数将赋予弹性意义；而在短期关系式或误差修正模型中，变量是以差分形式存在的，原始变量经过对数差分后反映的是原始变量增长率。因此对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中参数的解释更具有经济现实意义。除收入外，实际利率、流动性约束、物价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都会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影响，最优的建模方案是将所有因素都纳入分析框架，利用EG两步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第一步，利用如下的动态分布滞后模型进行协整回归，
，分别代表当期消费对当期收入和前期收入的弹性。对回归式两端取期望可以得到长期关系，然后根据长期关系计算非均衡误差项，并对非均衡误差项进行协整检验。
需要注意的是，衡量流动性约束最直接的指标应是居民的消费类信贷与收入的比值，以反映出居民通过借贷市场平滑消费的难易程度。但是中国的消费信贷市场仅在1997年后才开始发展起来，对消费信贷的统计更为滞后。由于缺乏消费信贷数据，因此本文从收入和利率两个指标间接测度流动性约束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而这两个指标也正包含在上述模型中。从收入角度看，大量证据表明，流动性约束有助于解释消费对收入的敏感性：当消费者面临收入暂时下降时，由于不能或只能较少地从信贷市场借钱进行当期消费，那么他们只能依据当前收入行事，所以，流动性约束使得当前收入对消费的重要性更大。而从利率角度看，对于那些能够进行信贷消费的居民来说，利率高低直接意味着还贷成本高低，利率上升将促使居民减少消费信贷或提前还贷，从而挤出用于当期消费支出的部分收入，因此，利率也可以从一个角度衡量中国居民所面对的流动性约束。
第二步，若变量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可以将长期协整回归式的非均衡误差项以
形式放入短期回归中，以体现居民短期消费对于偏离长期均衡消费路径时的调整情况，进一步建立如下的误差修正模型。其中，γ代表调整系数，取值为负，说明非均衡误差项对
有反向修正作用，使当期消费向均衡位置移动。
此外，在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存在很大差异，面临的消费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开放程度、深化程度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差距，而且农村居民对于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的主观感受也显著地不同于城镇居民，因此，在下面的实证分析中，将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进行研究，以便针对不同消费群体提出不同的针对性政策建议。
三、数据选取和初步分析
本文运用1980-2004年宏观经济数据对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对比分析。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以及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并根据以1980年为基期的 CPI（注：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仅在1985年之后才开始统计，而根据IMF的WEO数据库中通货膨胀率数据可以将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前推至1980年（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85年以来的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得到的通货膨胀率数据与WEO数据库中的相应年份通货膨胀率数据完全相同，因此可以作此推算）。有的学者将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作为CPI的替代，虽然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编制较早，最早可以追溯至1951年，但是由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统计口径不仅包括居民消费商品，还包括生产资料商品，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居民消费额进行调整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核算偏差。因此，本文用1980年以来的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全国城镇、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支出进行调整。）调整为实际数值，以进行可比性分析。名义利率为一年期存款利率，数据来源于2005年的《中国统计摘要》，一年中有多个名义利率值时根据执行时间取其加权平均值（注：加权平均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即一年的时间度量按财务年度计算，一年为360天，一月为30天。）。实际利率为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其中通货膨胀率为 CPI指数的年增长率。
对于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或收入波动性的度量至今还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方法。国外研究中使用失业率期望值作为替代变量，但中国缺乏类似数据。袁志刚等将基尼系数作为替代变量，但该变量更为直观的反映出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与不确定性相距较远。一般认为消费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收入波动，因此，很多学者以居民收入的标准差或方差抑或是收入增长的预测误差值的平方来代替不确定性。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HP滤波方法引入到收入波动分析中，将居民收入时间序列分解为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以波动成分作为衡量收入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该方法的优势在于同时考虑到居民收入的增长路径及对增长路径的偏离，而避免了对收入简单平均而忽视长期趋势以及进行预测模型要求估计精度高的问题。
表1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农村居民的实际消费、实际收入和物价水平都是一阶单整的，而其收入不确定性以及实际利率是平稳的。因此在建模过程中应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四、估计结果分析
在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逐步剔除非显著变量后，得到表2所示
表1 全国居民消费及相关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注：检验类型(c,t,n)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中包括的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项的阶数，加入滞后项是为了使残差项为白噪声。
表2 中国居民消费的动态分布滞后模型
表3 中国居民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内的数字为t统计量的值。的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动态分布滞后模型。
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长期关系式中残差项AEG统计量的值分别为-4.51和-4.68，均小于5%水平的临界值-3.29，说明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与其相关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根据Granger定理可以进一步建立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逐步剔除非显著变量后的结果如表 3所示。
根据上述经验分析结果，可以发现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不同特征。
1.城镇居民消费持续性弱，农村居民消费惯性较强。从城镇居民消费情况看，在长期和短期回归结果中，前期消费及消费增长率对当期消费及消费增长率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在估计过程中被剔除掉了。而在农村居民长短期消费估计结果中，前期消费及消费增长率分别对当期消费及消费增长率产生显著正面影响，说明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一定惯性，全国农村居民前期实际消费每变动 1%将引发当期实际消费增加 0.4465%；前期实际消费增长率更是以0.9991的比例影响当期实际消费增长率。这一对比结果说明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消费品供给的多样化发展，城镇居民消费的选择范围在逐步扩大，消费意识逐步趋向多元化，消费惯性减弱，随意性增强；而农村居民消费则遵循惯有模式，棘轮效应在农村居民中的作用较大。
2.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均存在过度敏感性，收入仍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城镇居民消费对于收入有很大的弹性，收入每增加1%会引起消费增加0.9885%；而收入的增长率更是以1.02的比率影响消费增长率。长短期分析表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对于当期收入存在过度敏感性，收入及其增长情况将会显著影响消费水平及其增长情况。过度敏感性的存在与居民受到流动性约束有很大关系。我国的消费信贷市场从 1997年开始逐步发展起来，之前城镇居民购买大件耐用消费品只能依靠自身的财富积累或“友情借贷”，流动性约束较强。1997年以后个人住房贷款、汽车贷款以及住房装修、助学、大件耐用消费品贷款等逐步发展起来，特别是个人住房贷款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2002年以后受不确定性预期、宏观政策调控和信贷市场风险防范的影响，消费信贷增速放缓，城镇居民的流动性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又被缩紧，对当期收入的过度敏感性仍然很强。
在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分布滞后模型中，当期消费对当期收入的反应弹性为0.5452%，如果剔除掉前期消费对当期消费的影响，那么从长期看，实际收入每变动1%，全国农村居民实际消费将变动0.9851%，略低于城镇居民消费的收入弹性。从短期看，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不仅受当期收入增长率的正面影响，同时还受到前期收入增长率的负面影响。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高，而且消费信贷市场很不发达，在流动性约束情况下，为了实现消费目标支出，必须对近期收入合理规划并进行长期的财富积累，因此，农村居民对多期收入变动较为关注。
3.实际利率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分别产生显著的负面和正面影响，且对农村居民影响仅限短期。实际利率在长短期内均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负面影响，利率的替代效应超过了收入效应，实际利率的提升会抑制消费。1996- 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对名义利率进行了8次调整，一年期名义存款利率由1995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而经过 CPI调整的实际利率则由-6.12%上升到2.82%。利率名降实升，不仅没有缓解消费增长乏力的局面，反而抑制了消费增长。由于利率变化仅以0.0023的比例作用于消费增长率，因此才没有出现消费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但这终究是与政策初衷相违背的。此外，利率变动对消费信贷产生直接影响。2004年10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2005年3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住房贷款优惠利率回归到同期贷款利率水平；2006年4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优惠政策取消后，居民出现持币待购、提前还款及全额付款比例上升等现象，这将进一步挤压居民其他消费支出。
在农村居民消费的长期分析中，实际利率并没有统计显著性。由于农村消费信贷市场还没有全面启动，实际利率变动不会给农村居民带来还贷压力改变的感受；同时，农村居民的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一直较低，农村的资本市场还不发达，与城市金融市场存在严重分割，金融工具的可得性比城镇低，为了抵御不确定性所进行的预防性储蓄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内进行大额消费支付所进行的目标储蓄绝大多数以银行存款的形式持有，而非有价证券、保险或外币储蓄等形式，因此形成了农村居民对实际利率的低敏感性。另一方面，农村居民金融意识较弱，短期内，消费与储蓄之间的替代效应不强，以银行存款形式持有的非消费性财富将对消费产生明显的收入效应。
4.物价水平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反向作用，而对农村居民消费仅产生长期影响。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同样会受物价水平的作用，消费水平随物价水平上升而下降。以1980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经历了一个逐步上升的轨迹，因而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同时，物价水平的变动会对消费增长率形成下拉作用，但是影响程度较弱，仅有0.05，且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
在农村，当期和前期物价水平对农村居民长期消费产生显著影响，特别是当期物价水平对当期消费有正面影响，说明在农村中还存在着一定的消费追涨心理，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农村消费的攀附效应。但是，当期物价水平对消费的正面影响力度低于前期物价水平的负面影响力度，因此，在农村居民消费的长期关系式中物价水平与消费的关系仍旧满足需求定理表述，说明农村居民之间的攀附式消费从长期看已经逐步趋向理性了。短期看，农村居民消费对价格反应弱，更多以价格接受者的形式参与市场活动，因此，物价水平对农村居民短期消费影响力不足。
5.收入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长短期消费均有负面影响，而对农村居民长期消费影响显著。收入不确定性及其变动会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及消费增长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90年代以来，城镇居民所享有的优厚补贴政策和住房、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制度被逐步打破，加之机构改革和就业制度改革的全面展开，城镇居民面临的收支不确定性在增加，这将吸引居民增加相当数量的预防性储蓄，从而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受到抑制。
而农村居民长期消费仅对前期的收入不确定性有显著反应，存在反应滞后，这是由农业市场风险和气候因素引起的：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需求收入弹性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比较低，而农产品的供给价格弹性尽管短期较低，从长期来看相对较高。农产品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使得农产品经常处于买方市场状态；二是农业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还比较弱，受气候影响比较大，而且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农民农闲时外出打工挣得的收入很不稳定。两方面因素造成农村居民消费不可能对当期收入不确定性产生即时反应。从短期看，农村居民收入在短期内波动很小，“以工补农”政策使得农村居民适应了承受工业化发展的成本负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其收支的波动影响程度不大，因此，收入不确定性并不能对农村居民的短期消费产生作用。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协整技术和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多种因素对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城镇居民消费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城镇居民前期消费对当期消费影响不显著，消费持续性较弱；二是当期消费对当期收入较为敏感，收入仍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三是实际利率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四是物价水平及其变动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反向作用；五是收入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同样具有负面影响。而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如下：一是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棘轮效应在农村居民消费中作用较大；二是农村居民对于收入变动较为敏感，特别是在短期内关注多期收入变动；三是实际利率对农村居民长期消费影响很弱，在短期内具有显著正面作用；四是物价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长期消费影响显著，而对短期消费的作用力弱。
鉴于我国城乡居民不同的消费行为特征，提出以下旨在启动居民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
1.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是增加城乡低收入者收入。处于消费结构升级的城镇居民对于收入非常敏感，收入增长将引致消费更快增长。农村居民消费对收入敏感度虽然没有城镇高，但是消费持续性和棘轮效应更强，持续性消费增长仍以收入增长为支撑，因此，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成为启动消费的首选策略。
2.建立健全消费信贷制度，缓解居民流动性约束。建立健全消费信贷制度可以放宽流动性约束，提高当期消费水平。在城镇，消费信贷应通过银行和商家联手把分期付款范围从目前的住房与汽车扩大到装修、助学、大件耐用消费品等更多领域，支持居民消费逐步升级。而对于农村消费信贷市场，应大力宣传信贷消费观，使居民逐渐认识和接受多领域的信贷消费，同时，努力拓展农村金融机构提供消费贷款的种类，缩短农民积累购买力的时间，以促进全国消费结构升级的连续性并扩大农村市场吸收经济过剩的能力。
3.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疏通利率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渠道。利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机制不畅，利率传导机制受阻使得农村居民消费没有有效启动起来，降息政策效果因而大打折扣。因此，疏通利率政策在农村居民消费中的传导机制应成为启动农村消费的一项主要工作。为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和深化，提高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必须建立一个多层次、综合性、网络化的农村金融体制，积极鼓励和扩展多元化金融主体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实行倾斜性金融政策，对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和农村信用社重新进行功能定位和调整，加快创新扩展农村金融多元化体系。建立资金“反哺”机制，让外流资金回归“三农”。
4.进一步稳定物价，降低居民涨价心理预期。物价上涨一方面会直接抑制消费，同时，居民也会在物价上涨过程中形成涨价预期，从而进一步抑制消费。在稳定物价方面，政府应进一步稳定 CPI，特别是稳定近两年直接拉动 CPI上行的食品、居住类价格指数。在调整价格预期方面，除了控制CPI各分类指数的价格走势外，同时对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价也应进行合理调控，如商品房价格、学费等等，以免在“价格幻觉”的心理作用下对消费产生抑制影响。
5.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减少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提高居民发生意外时的收入，降低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从而起到减少预防性储蓄和启动消费的作用。目前我国虽然已打破了传统的福利保障体制，但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起来，使社会多数成员对未来收入、支出和消费预期悲观。因此，应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使养老、医疗、就业、住房、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尽快到位。此外，在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同样存在二元特征。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覆盖全体公民，应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确保在不同工作和地区之间的平稳连接，构建城乡结构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