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术、文化与政治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文,文化与论文,核心论文,体系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突破性的重大决定，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提出并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新的论述本身就包含着多方面的价值。本文试图讨论这个问题，以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贯彻这一核心价值体系的各项原则。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术价值
我们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从生产力的发展到生产关系的改革、从经济基础的重构到上层建筑的更新，我国创新大业正全面铺开。在各项创新工程(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等)中，学术理论的创新是基础。学术理论创新是根源于已有实践的；然而，它又反过来引领着更具创新意义的新的实践。就是说：社会实践从旧的阶段向新的阶段成功跃迁，决定性的环节是学术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明显是以我们党领导人民从事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为基础的，它是从历史中走来的。没有历时80多年的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项原则都是不会有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会有吗？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会有吗？也不会有。更远地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是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中走来的。没有民族历史与文化精神的深厚积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会有吗？不会有；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会有吗？也不会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除了实践基础，还有理论的渊源。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中，价值论是基本的组成部分。因为“新唯物主义”是以实践论为核心的。人的实践，从一个方面说，它必须从先在自然界和既定的客观条件出发，这就要求揭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性，从而有了它的科学论；从另一方面说，它是人以自己为目的的活动，这就有了它的价值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归根到底是论证和指引人的自由的最终实现的，使每个人成为“全面而自由地发展的人”。[1]我们党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就是从这儿来的。
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经形成并正式加以论述，就对中国的价值哲学贡献了一系列新的思想。
(一)关于价值论必须同科学论相结合的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明确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中国人的富裕、幸福和自由的价值，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中才能逐渐实现，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具有鲜明科学性的理想，因为这种理想是以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运动规律的认知为前提的。这就证明，价值论与科学论是紧密结合的。毛泽东在全国解放之前说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2]这种极大的可能性，后来，变成了现实，展现了中国走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对这一规律的自觉把握的结果。
在社会的各阶层中，都有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持不赞成或不甚赞成，有保留或视为不必要的态度。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共同的一点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缺乏了解。有的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不可超越性曲解为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不可超越性，由此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虚浮的，只有像当年的俄罗斯那样，“由前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把中国改革塑造成为“布达佩斯学派”的“狭义转型论”的中国版，才是正道。[3]这些使他们竭力把英美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倡导为中国唯一应当遵循的价值观。这样做注定不能成功，其原因在于他们的这种价值观移植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二)关于个人本位的价值观须融入社会本位的价值观的思想
要求社会主义中国照搬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把他们的个人价值本位说绝对化，这是某些人的价值观脱离科学轨道的重要表现。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同业已成型、成熟的发达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有重大区别的。在前一类国家生活的个人，其命运依赖于国家整体上的发展和强大。假如国家失去稳定，发展缓慢，甚至出现经济社会危机，那么，个人的生存环境就会恶化，个人的价值要求也难以实现。所以，这些国家更需要把社会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引导所有的个人为国家的富强作出奉献。在后一类国家生活的个人，他们面对已经强大和富裕的社会，他们对社会整体的道德义务大为弱化；个人在严密的法律制约下享有自由，成为这一类国家的生存原则。
对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由于传统整体主义文化的哺育，由于长期的革命传统的影响，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经济体系中仍占主体地位，由于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根本改变需要长期的共同奋斗，由于这一切，社会作为价值主体的地位，更具优先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显然是社会整体发展优先的价值体系。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着力推进个性解放，确立个人对价值自由选择的原则；但是，又引导一切个人在作出价值选择时把它同社会总体进步联系起来，自觉融入社会本位的价值体系，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宗旨所在，也是中国价值哲学的一项基本原则。强调价值的社会本位，并不排斥个人本位，相反是包容个人本位的。
(三)关于在价值多元社会环境中确立核心价值的思想
在当代世界，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不独中国如此。在这些国家中，生产力的多元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多元，进而决定着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多元：这是客观必然性。已经失败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试图超越初级阶段；建立新的模式之后，又有另一个极端出现，否定这多元中可以有主导引领的一元，亦即否定多样性中有统一性，这就使社会处于价值混乱状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理论创新意义就在于：克服上述两种极端化和片面性，确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多元价值之中，存在着一元性的价值，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这无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都是重大的学术理论创新。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价值
这一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为了建设我们的“和谐文化”；而“和谐文化”的建设，又是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价值，吴邦国同志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纲领性文件》一文中作了概要的论述。他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也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当前，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条件下，面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艰巨任务，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任务，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巩固和发展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我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说明它的文化价值。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新文化的根本
所谓“文化”，广义地说来是人类在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制度成果、生活样式的积存与总和。文化是人创造的，也是人的生存方式；文化不仅是静态的成果，尤其是动态的指向。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不断超越。这样，在全部文化体系中，作为“超越”指向的价值观就成了核心。它决定着一定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发展方向。在当代世界，有各种形态的文化并存。除了现代性、开放性这些共同属性之外，还各有其特殊本质从而相互区别，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价值观的区别。西方世界以文艺复兴、个性解放为当代价值观的发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崇尚个人独立，自利为先，以此为基础来选择“社会福利函数”，强调个人自利会自然导致社会协调和整体利益的满足。东方世界特别是中国则以民族解放、儒学复兴为当代价值观的发端，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相适应，要求个人具有社会责任感，以国家的富强为先，以此为基础来选择个人价值，强调整体利益的增进是个人利益的基础。同样处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同样实行市场经济，但价值观上却有明显区别。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的原理具体化到中国就引申出“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当代新文化的根本”的原理。这仍然是因为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价值观已经多元化。这时只说“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那只能说明当代中国的各种价值观乃是各种文化形态的核心；只有确立“核心价值观”，包容和引导各种价值观，方可造就和谐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整合中西文化先进要素的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选择，是一次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文化选择，解决了三个重大的文化问题：其一，是社会主义文化还是别的什么文化？无疑，当代中国所需要的文化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其二，是和谐文化还是着力进行文化批判的文化？同样无疑，当代中国所需要的文化是社会主义的和谐文化。“和谐”是对立面之同一的一种状态——双方相互吸引、相互合作、相互协调的状态。所谓“和谐文化”就是说它是以“和谐”为宗旨、目标、归宿的文化；是在“和谐”宗旨下，化解多种社会矛盾的文化。其三，是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的文化，还是只讲先进性、不讲广泛性的文化？无疑，当代中国选择前者。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孤立地讲先进性，那么这样的核心价值体系就会脱离人民大众，对其他的文化及其价值观没有吸引力，因而也就不具有核心价值的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既然是一种选择，那就会有分析、有取舍，但分析、取舍的目的在于整合。我们对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是这样做的。我们没有也不可能照搬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但“民主”、“个人自由”作为有普世性的价值原则，也包含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中。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是尊重并保障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同时，这一社会主义又是改革创新的产物，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经济体制，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模式的政治体制，以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为观念形态的精神文明建设逐步推进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将日益完善和发展。我们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也是在分析基础上加以吸取和整合的。“和谐”的价值观来源于先秦诸子。但是，那时不可能有科学的社会学说作为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也没有现代意识和社会主义思想。我们把“和谐”宗旨同科学发展结合起来，使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成份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因此，当代中国的和谐文化是古代和谐文化的发扬和发展。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同建设和谐世界相衔接的价值体系
新中国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是一致的。中国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同时，向全世界各国倡议共同努力，建设和谐世界。全球和谐是一种的价值观，因为当代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正存在着矛盾以至冲突。全世界人民都希望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化解冲突，努力实现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和谐相处。这样的倡导是有必要性与可行性根据的。第一，人类面临共同的问题是：消除环境污染，实现全球的生态平衡；保持并合理开发资源，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胜吸毒、贩毒、爱滋病流行等社会危机，实现生存方式的合理化。第二，人类需要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南北之间加强合作，谋求经济的共同发展；东西之间协商共事，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第三，人类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用战争和暴力手段非但解决不了国际关系问题，反而引发更多难以解决的问题。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不成功的，美国一些当权者承认：伊拉克战争已经失败。
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面上看是与西方价值观相矛盾的。然而，中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引下，成功地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是会对和谐世界的变成现实作出巨大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政治价值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的主要内涵是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集团的关系的正确处置，其中包括以下各种政治关系的正确处置：执政党同各参政党的政治关系；执政党对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关系；社会民主政治体制的构建创新；全体人民民主和自由权利的保障和运用，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正确处理这一系列政治关系问题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改善和加强党的思想领导
抗日时期，毛泽东在谈到党的领导权问题时说：“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5]这里说的是当时根据地的领导权，但领导权的道理仍是相同的。党的领导权不是行政命令权(让别人“服从”的权)，而是思想引导权或话语权以及政策指导权(用正确政策说服人)、模范行为权(即现代领导科学所讲的“非权力影响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宣传和发挥作用，正是找到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行施思想引导权的最好方式；同时，也找到了党的组织、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领导干部发挥模范作用的着力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所以必能发挥对全体人民的价值引导作用，是因为它在设计和选择上总结了历史经验，考虑到多元价值中的同一方面，贯彻了“广泛性要求同先进性要求”相统一的原则。此项原则是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制订《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提出的。《决议》说：“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连接和引导不同觉悟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6]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在制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仍运用了这个原则。我的学习体会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论”属于“先进性要求”。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理论同实践紧密结合，因而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已经现代化，在中国则不断中国化。在今天它仍然是最先进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学说。在中国学习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只能是少数先进分子，因此，这是一项先进性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辈梦寐以求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的理想。在这个问题上，具有自觉意识和坚定信念的，仍然是较少人数，所以应当仍属先进性要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属于“广泛性要求”。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具有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改革创新则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每天都在进行着的基本实践。“八荣八耻”是当代中国的道德规范，它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在一起，融合为一个规范体系。
有了这样的一个“结合”，人们既可以遵奉先进性要求，同时实现广泛性要求；也可以遵奉广泛性要求，进而，这样或那样地接近于先进性要求，使全国人民组成一支浩浩荡荡向美好未来挺进的大军。
(二)促进和实现全国人民的政治团结
中国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团结问题历来十分重视，因为这是党的事业能够成功，民族得以独立自主，国家得以富强壮大的根本保证；在长期实践中也已经积累了并总结出系统的经验。归结起来，一是共产党自身在正确思想、正确路线基础上的坚强团结；二是人民群众在其内部矛盾得以正确处理基础上的广泛团结；三是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原则基础上的合作共事；四是各阶级、各党派、各团体在革命建设总任务(当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基础上的统一战线；五是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更加广泛的海内外中华同胞的统一战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目前，在人民团结方面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从经济上说，是市场取向的改革造成了各社会阶层在利益关联上的矛盾，特别是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从政治上说，是各社会阶层基于利益关系而发生的围绕改革发展路线在政治见地上的矛盾；从思想文化上说，是对外开放条件下，各种观念以至“主义”上的矛盾。在这样的新条件下，要促进人民内部的政治团结，除了在经济利益上全面贯彻既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要达成社会公平正义的方针，用发展市场经济、适度宏观调控的方法，充分兼顾各阶层利益，在政治上进一步发扬人民民主，强化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监督，以改进政权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外，提出并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措施。它的功能在于：
——从多元中寻找一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多元化是必然的、进步的现象。但是，多样性中有一元性、差别性中有同一性，这是辩证法的普世真理。价值观也是如此。在具有优良文化传统和光荣革命历史的中国社会中，人民在价值观上有着统一性，这就是民族复兴的方向、爱国主义精神、改革创新的观念、传统美德的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在研究并把握了中国人民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制订的，因而，必能发挥它对人民的引导作用。
——从现实中把握理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现象是不会令人满意的。因为这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型阶段。从动态来说，转型阶段就是传统向现代化演变；从结构来看，转型阶段就是旧与新、贫与富，保守与创新、外化与内向等等倾向并存的阶段。这就造成了许许多多令人民不满以至极端不满的社会现象，造成了某种冲突以至严重冲突。单从这样的现实看，人民团结中存在太多问题，社会要齐心很困难。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靠正确的价值观。“价值”的本意在于对现实的超越。所谓正确的价值观。也就是正确的越超观。避世的超越观是不正确的；移植外物的超越观也未必正确；唯有从现实出发、遵循规律、逐步改造现实的超越观才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其先进性要求而言，正是一种正确的超越观。
——从包容中实行引导
刘云山同志在他写的《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一文中，描绘了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现状：“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先进文化、有益文化、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同时并存，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各种思想文化有吸纳有排斥，有融合有斗争，有渗透有防御”。[7]面对这种复杂情况，我们在思维方式上要有所更新。一是以“求同思维”取代“求异思维”，即在内涵上把握多种思想主张的同一性，承认相异之点的存在理由；二是以“包容思维”取代“排斥思维”，即在外延上尽可能将一切可以接受的思想主张包入我们的价值体系之中，然后加以引导，促进社会思想的不断进步，而不是搞对各种非主流意识的批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一定的宽度。对于某种社会力量来说，也许只可接受其中的某一个方面，而不能接受其中的另一方面。例如，可以接受“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但不赞成强调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又如，可以接受爱国主义，但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等等。但是只要你接受了某一点，你就进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有可能作为向中国现代化伟大目标进军队伍中的一员，跟着这支大军共同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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