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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以后，封建国家对土地失去控制，动摇了封建国家政权统治的基础。随着土地兼并的进一步加剧，手工业及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的出现，使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文学领域中以反对前后七子复古运动为核心，先后出现了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文学创作及审美趋向发生了变化。市民文学、传奇、白话小说、小品文兴起，成了这一时期文坛的大流。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陶珽《续说郛》中所说：“正（德）嘉（靖）以上，淳朴未离，隆（庆）万（历）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道学侈谈卓老（李贽），务讲祥宗；山人尽述眉公（陈继儒），矫言幽尚。或清谈诞放，学晋宋而不成；或绮语浮华，沿齐梁而加甚。著书既易，人竞操觚。小品日增，卮言叠煸。”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时期云南作家的思想没有离开传统的礼法，亦未卷入内地文学派别争论的洪流，文学创作没有离开传统的诗文阵地。张九贤的小说《枕中记》、何蔚文的戏曲《缅瓦十四片》等时新之作不仅数量可怜，而且出现很迟，影响有限。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云南作家，他们的身心更多的是关心封建王朝的兴衰和黎民百姓的苦乐，以诗文抒发他们的感慨，寄托他们的理想与愿望。
一
嘉靖以后，云南作家队伍进一步壮大，虽然其文学成就逊于明中叶前辈作家，但也有相当成绩。
在滇西，保山有薛继茂、闪继迪父子、王国治父子、腾冲胡璇诸人。薛继茂，少刻励力学，有大志，万历癸未（1583年）中进士，历官湖广道御史、贵州巡抚等职。他的作品主要是疏奏，情畅理达，婉而有力。闪继迪、闪仲侗父子唱和，颇为知名。闪继迪著有《羽岑园秋兴》、《吴越吟草》诸集，其子闪仲侗著有《鹤鸣集》（一作《鹤和集》）。《鹤鸣集》三卷，一为杂文，一为诗， 一为制艺， 《四库全总总目》卷180集部别集类存目。大致同时的父子作家还有王国治、王宏祚。 崇祯己卯（1639年）举人辛和国，笃行好学，长于诗文，曾与曹石霞作《怪石赋》，石霞为之搁笔。腾冲胡璇，崇祯甲戌（1634年）进士，博学能文，树帜文坛，明末动乱，隐居宝峰寺，有题联云：“行来地少天多处，坐到山高月小时”，与其后隐居此地的周东华所题“殿古含烟冷，楼空得月多”同工相映，心境清冷。胡璇所著《二峰文集》、《二峰诗集》、《南疆纪事》诸书散佚，李根源将其所存文四篇、诗二首取与玉溪雷跃龙之作合为《雷胡合刻》。
洱海周围地区，隆庆间大理有苏必达、李东等人。苏必达传诗仅六首，艺术上很有特色，《滇南诗略》称评他的《精卫衔石填海》“起结语质而意深，中段奇怪而理正，大手笔也。”李东文宗愚溪，诗法少陵，惜其作不传。万历以后，李嗣善、张相度、施心极等均能诗，但留存作品都不多。李嗣善的《吊杨升庵左史》写得明快自然，充满了对杨慎的同情：“燕台不见收骐骥，宣室徒劳问鬼神”，“消魂最是螳川水，流到巴江汇作春”。张相度被学政称为“筹画济粉榆之困，学问窥洙泗之源”，他的长诗《苍洱歌》一韵到底，采用具有白族民歌体特色的“七七”句式。施心极博学敏才，长于诗赋古文辞。浪穹（洱源）何氏作家群在文学创作上，影响颇大。从隆庆间的何邦渐而下，兄弟、父子、祖孙相继承连。何邦渐为隆庆二年（1568年）选贡，其文朴茂渊懿，诗格沉郁苍凉，也是继杨士云之后写词的白族作家，著述甚丰。其子何鸣凤，能继父学，为官江浙，爱钱塘山水，与名士酬唱其间，著有《半留亭稿》、《嵩寮集》。何鸣凤子何蔚文九岁能诗，志欲有为而所谋不就，处明清艰难之际，与其兄何星文隐居宁湖。何蔚文在何氏作家群中成就最著，其诗各体兼备，或沉郁顿挫，绝险为工，才情恣肆；或古拙渊深，自然潇洒，清新隽水。他的《缅瓦四十片传奇》（一作《缅瓦十四片》）、《年谱诗话》，就文学作品样式而言，更是滇人少有之作。何星文知音律，亦以诗文著述自适。何素珩为何蔚文之从子，明末布衣，读书自娱，隐居闲适，其高致不减乃父，有诗云：“湖头草绿雨初次，携鹤囊琴自放舟。朱弦不入时人调，一曲平沙天地秋”。剑川杨应科能诗，清石屏朱奕簪谓其近体清迥而自然，于唐诗中最近刘脊虚、常建一派。赵炳龙由明入清，前期作品对前途充满信心，有青云直上之慨；经明清动乱，其诗多寓君国身世之凄楚，清丽江李玉湛感慨评说道：“然读先生之诗文，渊原忠孝，取法诗骚，欲言难言之隐，以可解不可解之辞出之。黍离秀麦之悲，香草美人之旨，旷代以来，当与杜子美、元微之相似而哭”。词在赵炳龙的作品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在明代白族作家中写得最多、也最好。总之，赵炳龙的作品在艺术上相当园熟，民国间昆明陈荣昌称，其于风骚汉魏六朝三唐并涉，各体皆佳。蒙化（巍山）陈佐才喜吟咏，有风节，其诗别开生面，多血性语，不推敲而自有深情远韵，可赋奇才之称。
楚雄地区突出的是姚安陶希皋、陶珽、陶珙父子兄弟，其中陶珽成就最大。陶珽生有凤慧，但会试名落孙山。从万历辛卯（1591年）中举，至庚戌（1610年）才成进士，官至辽东、武昌兵备道。为官刚正自守，为人直言不阿。陶珽博学，虽多从军务，然其诗文海内称叹，文采著于后世。所著主要有《续说郛》、《续宗伯敬史杯》、《阆园集》、《四大家文选》、《姚安府志》等。《续说郛》四库全书总目卷123子部杂杂家类七、卷132子部杂家类存目九提要评介，瑕瑜并见。崇祯间楚雄俞联辉文词典丽。刘联声博通经史，尤工于诗，文辞典雅，然乾隆间以所谓“语涉悖谬”，数次缴毁。
滇池地区，主要有李玉素、朱皋、高应雷等人。昆明李玉素，万历丙辰（1616年）武进士，官至山海关副总兵，然其诗温厚和平之气溢于毫端，而少激烈奔放之辞，外刚内秀，著有《宜竹居集》、《看剑楼集》。朱皋是担当的外甥，曾随担当出家学诗画，后还俗，工诗善画。张履程称朱皋诗“古体高视阔步，出选入唐；近体气格苍浑，音韵沉雄”；江浚源谓其“性情神韵，皆得杜之宗旨；自然清晰，又兼王孟之胜，子眉真是大家。”高应雷是富家子弟，敏而能文，明末扶永历帝，失败后流寓淑浦。赵炳龙谓其诗“如击燕市之筑、鼓雍门之琴，湘累泽畔之行吟，皋羽西台之痛哭”，颇壮其词，亦重哀其志。此外熊才博古好学，诗效白乐天。安宁朱化孚曾结诗社，与亲朋故人为文字欢，著有《贲幽吟》、《阳城纪胜》。杨师程主要是散文，著有《道南疏草》。罗九有自幼聪颖，长于文词。陈玺被称为神童，后隐于邱壑，惟事饮酒赋诗，陶然自得。赵日享、迟光启均有所作。呈贡是文祖尧、文俊德、文化远父子祖孙三代相继，唐尧官、唐懋德、唐泰（普荷）、唐华祖孙父子兄弟同显。文祖尧敦崇实学，德粹学纯，张履程称其诗“凄清绵渺，寄慨遥深”；称其子文俊德诗“超逸蕴藉”。文俊德之子文化远，清初为滇中大家之一。唐尧官曾主讲梅谷书院，以诗古文辞倡导后进，著有《五龙山人全集》。其子唐懋德著有《十海诗集》。唐懋德子唐泰、唐华在文学上均有成就。唐华著有《顶莲集》，古奥渊博；其兄唐泰——即释普荷，被称为“云中一鹤”、“南中高士”，诗书画誉称“三绝”，在唐氏作家群中成就最高。此外，僧人读彻（苍雪）诗名亦盛，因听雪浪于甘露寺讲经，曾一夕赋诗惊众。与唐泰同时的晋宁方世瑜，诛茅种蔬，与樵牧为伍，歌哭兴亡，一概寄之于诗，著有《方山吟稿》。
滇池以南，有通海葛中选，博极群书，著述甚富，有《泰律》、《外编》及诗文若干卷，李定国屠河西，共作多毁。焦竑称葛中选《泰律》得千古不传之秘，独成绝学；金声称其学悟精绝，跨越秦汉而上。其子葛慎修，精内典，善诗文，著有《拜石山房集》。玉溪雷跃龙博综经史，学贯天人，身许国家，极力复明；诗文多散佚，所存为李根源取与腾冲胡璇遣著刻为《雷胡合剑》。马明阳对天文、音乐、字韵等涉猎甚广，著有《异野文集》，文宗昌黎，诗摹少陵。宁州（华宁）王元翰所著《伯举谏草》、《凝翠集》为世人所重。杨纯武兼资文武，著有《翠屏诗集》。禄厚、禄洪父子能诗文，工书画，董其昌、陈继儒均称之。禄洪著有《北征集》及文赋杂著，诗文时有奇气，五、七言绝句尤多佳作。此外还有陆天麟，著有《烟坪诗钞》。建水包见捷八岁能为七言诗，博学能文，为董其昌、焦竑所重。谭继统与包见捷友善，互为诗文唱和。杨应桂著述甚富，惜不堪明清动乱，举家投环自尽，唯一幼孙逸出。石屏涂时相、陈鉴、刘芳、张一甲、张琮等都善诗文。其中涂时相的《养蒙图说》上半页为绘画，下半页以浅近文言兼白话说明其事，可能是滇中最早、也是少有的连环画；刘芳《砀山县志》为四库史部地理类存目。张琮品端行粹，不屑名利，悯黎庶之惨淡，疾世道之不平，其《仙人石枰》有云：“借大名山作一坪，上方诸老适闲情。撒开手眼争不让，看破兴亡负亦赢。着意弹敲盘几易，回头审顾势频更。当年自烂樵柯后，蹑足何人向此行”。
滇东地区，曲靖有朱家民，幼日诵万言，万历丙午（1606年）中举人，为官勤谨，操履纯正，著有《端俗约言》。其子朱服远性好学，日以考订经史为事，著有《北学稿》、《南旋草》等。李思揆及马龙阮近贤、阮元声、杜维馨及陆良朱朝藩、泸西陈玉廷等均善诗文。阮元声著有《阮吏部诗文集》，陈继儒为之序，所编《金华文征》、《金华诗草》均为四库总集存目。陈玉廷天姿高迈，文章特达，学博而精，食古而化，所著《菊谱新诗》绝句百首，寄托幽远。
丽江地区，有纳西族木氏作家群的木青、木增父子。木青能诗工书，其诗或清雅畅达，清新明快；或游意述作，寓意廓然。著有《玉水清音》，写景抒情，屡有佳句，钱谦益评价很高，谓其“清云不障千秋雪，曲槛偏宜半亩荷”、“含烟翠筱和秋瘦，啄麦黄鸡佐酒肥”、“堤柳绿销应有限，渚莲红褪岂无愁”皆中土诗句。木增好学，少时就能吟诗作赋，是第一个进行词曲和辞赋创作的纳西族作家，其诗清逸和谐，并具鲜明的地方特色，影响大而为世人重。鹤庆张宗载、张启贤、孙桐、赵以相均工诗文。
此外，在文化开发较晚的临沧地区，已出现龚彝、罗元佐这样有一定成就的新人。
二
晚明商品经济的萌芽与生长，货币经济的出现，固然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益处和方便，同时也给富人的物欲提供了条件。由于朝政的腐朽，社会风气日益败坏，清流浑水，漫延同域，不可免地浸染文坛。尤其在小品文中，一些文人从表现作家个性，变成蔑视世间一切礼法，极言傲诞轻狂的个人主义。这其间不能尽言是堕落文人，有的的确是非如此不足以表现对现时的不满。如徐青藤曾有国土之目，然“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圉”，“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袁宏道《徐文长传》）。而不管属何种类型，在云南文人中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气候。第一，资本主义的萌芽仅在个别行业主要是采矿业中有这样的因素，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还很低下，物质还很贫乏，云南不是享乐的地方。第二，到云南做官的人，向“以荒缴不欲往”，如果不得已来云南，只不过为钱财而已。正如嘉靖间华亭人包节为御史出按云南所说：“此曹甘投荒，非年迫衰迟则家贫急禄”。第三，由于印刷业不发达，书籍印刷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也差。即使在内地，得一部书也不容易，加上交通不便，云南人与外界交往困难，而内地人所描述和表现的清供、清玩、清赏等书籍，进入云南更有限。第四，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文人，即使出滇做官，少有追逐狗马声色之俗者，而守传统思想、礼法制度者自当多数。因此，出仕的云南作家文人，多是一心要作一个正直的封建官员，在朝匡正朝纲，在野守已利民，正如万历已末（1619年）进士、玉溪人雷跃龙引《孟子》中的话说：“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他们克己节俭，勤政廉洁。昆明人刘文征为官善理政务，谷禄无差错，赋租倘益锱铢，便使还民；任边官治甲兵、储粮草，人不敢犯，后以疾卒。万历庚辰（1580年）进士、石屏人涂时相任大名府知府五年，积粟至数十万，朝议推廉能第一，受到万历帝褒奖。万历已卯（1579年）举人、工部主事谭继统，石屏人，督修京城，省费巨万而坚固逾于往时。又万历丙午（1606年）举人、曲靖朱家民，为官勤谨，操履纯洁，不市恩，不修郄，孜孜行义，自奉俭约，有向时英杰之绩。他曾说：“吾以一介寒儒登朝食禄，当思树立，仰报国恩，毋使身后遗赀，上负君父，下累子孙。”
朝政松驰，武宗、世宗时已然，神宗万历时更甚。建水包见捷为万历已丑（1589年）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他在朝时深感国中苛税繁多，民不聊生，国势趋危，他屡疏谏其害，万历帝不纳而心衔之，谪官停俸。最典型的是宁州（华宁）王元翰，字伯举， 号聚州，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选庶吉士，曾在吏科、工科任给事中，后任刑部主事。王元翰意气陵厉，以谏诤自任，曾上疏极言时事败坏。时宦官弄权，党争不息，廷臣偷惰，法度尽驰。王元翰陈朝廷内外大事“可哭者”八条，皇帝均不理。王元翰等正直诸臣的谏言，天子尽斥不复，凡不合皇帝口味的疏奏均束之高阁。可悲的是王元翰本想以律令来振兴社稷，力持清议，但事与愿违，朝中大小臣工多是志期得官，以至不顾嗤笑，他们不容王元翰这样的人在朝，便不择手段地进行攻击陷害。王元翰因与吏科给事中陈治则不相能，被其门人郑继芳劾盗库金、克商人赀，奸藏数万金。王元翰愤怒至极，欲疏辨清白，但皇帝不理。于是王元翰尽出其筐箧，置之国门，让吏士查验，恸哭辞朝而去。王元翰被诬不仅未受到体恤，竟被吏部以“擅离职守”坐罪，贬湖广按察知事。真正是“挽天地洪水寇贼之变易，挽君心臣工之变难。”
一些作家文人，他们抱着为国为民的纯正思想，但当他们步入官场之后，深感与他们的初衷大相径庭。他们不堪朝政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正义难伸，守己不能，只得退隐。万历辛丑（1601年）进士、安宁人赵日亨为官不避权贵，时山东饥民乱，赵日亨请蠲赈抚恤；有监司恃其妻父为首辅重臣，横行殊不法，赵日亨劾之，并及首辅；出为四川兵备道，值奢氏判乱，率兵解省城围。如此有功于朝，可俟日而迁升，但他不久即请归。门人张星不解，谓归之何遽。赵日亨说：“年来中外在事者率植党营私，大乱将作，每思匡救，深愧不逮，忍逐浮沉乎！”赵日亨洞悉明王朝之弊，积重难返，气数将尽，无可救药，处不可为而不为。他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与认识，入木何止三分！崇祯朝国势岌岌可危，朝纲大坏，昆明熊之龙叹息说：“世乱亲老，何以仕为？”宾川朱亦文，有司曾强之出，以时政多故，抗章力辞，有“良禽择木，贤人择时”之语，亦是处不可为而不为。
万历以来，虽然明王朝日益腐朽，人民不堪奴役，愤恨不已。但由于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束缚，人们仍把封建王朝中央视为国家的代表，因而一但受到威胁，便又起而保护它。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绕道内蒙由长城喜峰口侵入明朝，进围北京。崇祯三年（1630年）远在云南的禄洪，曾率所部勤王北都。禄洪为宁州（华宁）世袭土官，颇具文武才。北进途中，所部纪律严明。后滇省不靖，还师滇中。他沿途写的诗，集为《北征集》，其中《春日北征途次有怀》写道：“千山迷故国，万里赴都城。夜夜闻鸡舞，朝朝祭马行。鸟啼乡思动，花拂剑光生。一洗腥膻净，齐歌奏凯声。”杨纯武为弥勒人，崇祯辛未（1631年）进士，官至兵部侍郎。他容貌过人，兼资文武，治兵有法，是一员儒将。崇祯十四年（1641年），明军洪承畴等三总兵军被清军围于松山，松山情势危急，杨纯武抱疾驰救山海关，卒于任上。昆阳人迟光启，清军入关后，曾随大司马李宗龙之副将孔师程北上勤王，至河南，北都陷落，便投南京福王弘光小朝廷，后以监军随师回滇。杨永言时任昆山知县，有治声，清军入北京，投福王，并荐诸生顾炎武于弘光朝。会清军南下，与顾炎武及参将陈宏勋、诸生归庄及吴其沆等起兵自守，致力抗清斗争，而事终不济，遂祝发为僧，名赖云。
三
对于深受封建传统思想浸染的士人，明朝覆亡，他们认为是“天崩地陷”的灾难。而这种恐惧还没有平静，接踵而来的是清军入关，民族矛盾使更多的人感到生存的危机。在这社会急遽变动，人心惶恐不安的状态下，远在云南边疆的作家文人，或效忠明王朝，积极追随永历帝从事“抗清复明”的活动，坚持抗清复明十余年；或看到清王朝的统治已不可阻挡，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趋势无力挽回，但又对清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或皈佛门，或避世山林，以保持忠于明的气节。
在前一类作家中，以龚彝、雷跃龙、赵炳龙为代表。龚彝字和梅，顺宁（今凤庆）人，天启乙丑（1625年）进士，官南京兵部员外郎、迁郎中。1644年清军入南京后，投奔在广东肇庆即位的永历帝，被命加兵部侍郎、户部尚书，随永历帝奔滇。永历帝命龚彝往蒙化、永昌、顺宁等地征兵筹粮以图恢复。时清军入滇，永历帝走缅，龚彝追至腾越不及，返顺宁，发动各土司起兵抗清，元江土知府那嵩起兵响应，军威颇振。后缅王执永历帝献清军，押解途中，龚彝从赵州尾随至昆明，具酒食进谒永历帝，痛哭不能成声，泪尽，触地以死。龚彝是顺宁地区少有的朝中人物，由于他的刻苦砺志和险难经历，为文奇伟峭折，惜多散佚，所遣顺宁飞来寺碑为人传诵。雷跃龙字伯麟，号石庵，新兴（今玉溪）高仓人，万历己末（1619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历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等职。1644年3月明亡，屡求死为人解救， 间道回滇，往元江征兵复明。时孙可望入滇，迫雷跃龙为官，雷跃龙力陈复明大义，于是奉桂王圣驾于贵州安隆。永历帝重雷跃龙学识，不呼其名而称“先生”。永历帝入滇，后退滇西，雷跃龙随驾抵广通，失散被执，解送清军，途中疾作而卒，年59岁。赵炳龙字文成，晚号楸园老人，白族，剑川人，崇祯壬午（1642年）举人。明亡，时滇南土司沙定洲与明镇守云南世袭黔国公木天波争权，滇乱。沙定洲攻楚雄，时赵炳龙任金沧道杨畏知记室，出谋画策，助杨畏知击退沙定洲，后随杨畏知往广东肇庆投永历小王朝，任文选司主事，迁户部员外郎。时大西军余部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滇平乱，抗清复明，支持永历政权。由于孙可望“日夜谋受禅”，1652年永历帝至贵州安隆时，孙可望派人杀了杨畏知、吴毓贞等18人。大西军领导人因争权分裂，赵炳龙于无可奈何中归隐剑川向湖村之楸园。吴三桂有滇，赵炳龙足迹不入城市，吴三桂逼他入仕，他逃到石宝山不出。赵炳龙谦谨好学，工古文诗词，并钻研经世之学。他的作品前期充满豪气：“横樱出远塞”、“天空任奔突”。随着政治命运的变迁，更多的是表现怨恨，充满骚愁。胡璇，字宝树，号二峰，腾越（腾冲）人，崇祯甲戍（1634年）进士，历官史部验封司郎中，太仆寺卿，曾随永历帝奔缅，至铁壁关失散，于是隐居宝峰山，绝意仕进。呈贡文祖尧为天启间贡生，官江南太仓学正。清军入南京，弃官遁吴郡西山中峰寺，后服僧服、食僧食，1661年还乡，至湖南桃源县，闻永历帝自缅被执，悲痛不食而卒。陈佐才，字翼叔，处明末乱世而负不羁之才，曾在沐天波标下任把总，后弃而发奋向学。明亡，吴三桂逼永历帝走缅，陈佐才追之不及，隐居山寺。清统治者令官民改装剃发，否则杀无赦。“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而陈佐才独峨冠博带，顾盼伟然，镇抚王永祚执之将刑，陈佐才毫不畏缩，严然责王永祚道：“尔无以清法绳大明遗民。”王永祚只得放了他。王佐才曳杖出官衙，守节不屈，气概顶天立地，此举堪与山阴王思任“社稷留还我，头颅掷与君”并论，仅因滇处边徼，有风节而不达于中士。陈佐才暮年凿石棺，曾作诗自挽云：“明末孤臣，死不改节。埋在石中，日炼精魄。雨泣风号，常为吊客。”
在后一类作家中，他们对明亡感慨悲愤：或对农民军采取敌视的态度，或对清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1647年3月大西军入滇后， 曲靖李思揆断左右手以示反抗，死而复苏；朱服远不食而死。楚雄俞观投泮水，人救之得不死。建水杨应桂举家投环自尽。河西（今属通海）向于宸，曾捐资筑城抗御农民军，后逃往昆明，为农民军俘获，不受官爵，逃脱后欲投水自尽，为其兄劝止。但是，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已无可阻挡，在这无可奈何之中，有的隐居田园，有的遁迹山林，有的皈依佛门。保山叶奕，明清鼎革后绝意仕进，与雷跃龙、肖道明、周东华等隐于腾越之雪山。鹤庆孙桐国变隐居，不尽故园之思，其《山居漫兴》云：“道人遁迹朝霞坞，读书悲泣当歌舞。剥得心尽似芭蕉，奇枝乱叶斗秋雨。青山照我两悠悠，坐卧相将无去取。有时双手摩风云，松间散发谈龙虎。龙潜虎变总由心，拈过六爻颠倒数。凭虚走马陆走船，动静随时自参伍。等闲长啸裂苍空，海度尘飞日正午。”浪穹（洱源）何星文、何蔚文隐居宁湖，以诗文著述自适。何蔚文说：“受明代恩不能忘，乞以布衣终。”楚雄刘联声逃隐琅井深山中，巡抚屡威胁之不畏，复礼聘之不就，卒以布衣芒鞋终其身。永历帝走缅时，姚安土同知、高奣映之父曾偕夫人护卫至腾越；永历帝死，义不为官，上昙华为僧，以印受其子，时高奣映才十岁。宁州（华宁）陆天麟在社会动乱中，携孥避地，转徒滇南，卧病山寺，乞食荒村，极人世间不堪之苦，晚年定居江村，剃发易服为僧，与僧侣倘佯山水间，同故友担当、陈佐才等互以气节相砥砺，不更仕新朝。张琮避居异龙湖山外假巴山，其《仙人石枰》一诗把官场名利、天下兴亡看透看破。晋宁方世瑜隐居清凉山（方家山），其《夕望有感》表达了他的悲苦：“一片残阳下大堤，那堪回首问征西。杜鹃爱管兴亡事，直过黄昏不住啼。”唐泰生于万历癸已（1593年），十三岁补博士弟子员，天启间廷试不第，遂南下遍游各地，受书画于董其昌门下，与陈继儒友善。后由南京返滇，值贵筑乱受阻。返滇后闻中原乱，未几明亡，愤世疾邪，毅然弃家为僧，结茅鸡足山，往来苍洱间，与陈佐才、何蔚文、赵炳龙交游酬唱。徐宏祖游滇，知其穷，赠金而别。唐泰虽出家，然未尝无用世之志，仅因明亡之遽，世道不畅，激楚隐忧，见于字里行间，正所谓“佛名而儒行”者也。唐泰诗出自性灵，不事雕啄，近于口语，富有感染力，是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作家。著述甚富，书画自成一家，有独特的风格。
当然，明清国变后，亦有审时度势之人，出仕新朝，为新的封建政权服务。随着清王朝政权的巩固及各项政策的调整，由明入清的作家不管在政治上持什么态度，客观上为清初文运的兴盛准备了良好的条件，云南与内地作家在这一点上大致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