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1]2003年在《元明北方汉语入声研究》文中认为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入声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方言中的发展状况是不一致的，不能一概而论。元明这一时期是入声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本文着重探讨的是这一时期中入声在北方话中存在状态。 元代北方汉语有无入声，学界聚讼半个世纪，尚无定论。明代北方汉语入声与元代有多少差别，至今尚未见深入讨论。以往的研究依据的材料主要是韵书。但是由于韵书自身的性质难于确定，研究者们对元明汉语入声的情况也分别做出了各自不同的描述。 本文所要做的工作就是绕开韵书所设置的障碍，系统地爬梳除韵书之外的反映了当时北方实际语音的代表性文献资料，重点讨论了入声在元曲、笔记、八思巴字、古朝鲜文献中的存在状况。本文在挖掘这些材料内在联系的基础上，通过统一而非割裂的研究，勾勒出当时北方入声的大致轮廓：元代北方汉语已无入声调，古入声字并入阴声韵中，无喉塞尾。明代与元代无大差异，惟古清音入声字调类有新的变化。 本文为至今学术界仍聚讼纷纭的《中原音韵》、《蒙古字韵》等元明韵书中的入声性质，给予明确的结论和有力的旁证；同时为北音入声史的研究得出了元明这一阶段的结论。
韩晓云[2]2015年在《明清河北方言语音研究》文中指出河北地区自古至今都是汉民族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战国时期的燕赵文化、中山文化曾在这里大放异彩。河北也是普通话基础方言——北方方言的主要分布区域之一,尤其是元明清叁朝,河北地区一直是首都“腹里”,是京畿重地,与北京话的关系非常密切。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接近”的缘故,河北方言的研究与邻近的北京话、晋语、中原官话和山东方言研究相比,显得较为薄弱,其研究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挖掘。从研究河北方言的材料来看,不仅有历代大量的韵书、韵图材料和诸多传世的文献语料如元曲、笔记小说、白话小说、俗曲、地方志文献等,还有丰富的现代方言调查研究成果,这些材料都直接或间接地记录和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河北地区的方音状况。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对河北方言进行断代方言史的研究就较很多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要把握并利用好这些优势,做好河北方音史的研究。近代河北方音史的研究是汉语语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河北方言语音的发展脉络,对于汉语史研究、北京话的历史形成、正音标准的确定以及燕赵文化研究,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很有必要对此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不过,河北方言史的研究是一个大型课题,考虑到研究的持续性和可操作性,我们选取明清两代的河北方音作为研究对象。明清时期,北方汉语语音在声、韵、调各方面都正在经历着重要的变化,声母、韵母分化合并,不断简化,声调也随着浊音声母的消失而调整变化,基本形成了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音格局。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河北方言,不仅可以上联中古《切韵》音系,还可以下系现代河北方言和北京话,不仅梳理了近代河北方言的发展轨迹,对探寻现代汉语共同语的来源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搜集整理明清时期河北方言语音资料和现代河北方言资料,在充分吸取和借鉴前修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河北方音史的研究进行初步尝试,试图梳理和勾勒明清时期河北方言语音的基本特点,并与现代河北方言进行比较。对一些尚未取得共识的关键问题,如明末清初河北方言的入声问题,见组和精组细音的舌面化问题,提出新的证据进行说明；在大胆推测和小心求证的基础上,对一些语音现象演变的动因和机制尝试作出合理的解释。全文共分五部分。在绪论中首先介绍了河北省历史人文概况和河北省内方言的归属与分区情况。河北省的方言分属于官话和晋语,其中官话方言又分为冀鲁官话、北京官话和中原官话,冀鲁官话是河北方言的主体。之后回顾了河北方言的研究概况,包括历史文献的研究概况和现代方言的研究现状,并重点介绍了河北方言语音史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河北方言的研究进行了反思。然后交代了本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最后,介绍了本研究所使用的几类主要资料。第一章明清河北方言声母研究。重点讨论了明清时期河北方言在声母方面的一些特点,主要有五个方面：一、古知庄章叁组声母的分合情况。明清河北方言中,知庄章声母既有合一的,也有二分的,明清的几部重要韵书文献中,知庄章叁组声母已经合并为一组,如《等韵图经》(1606)中的“照穿审”,《元韵谱》(1611)中的“中揣睡”,《五方元音》(1654-1664)中的“竹虫石”。清代各地方志的记录也显示叁组声母已经合流。不过仍有一些地区保持着二分的状态,清代《宁河县志》记录“血读作舍”、“鞋读作蛇”,“血”是四等字,“鞋”随着见系二等韵的颚化也产生-i-介音与叁四等合流,“舍、蛇”都是章组叁等字,同音说明当时宁河一带方言中章组仍拼细音韵母,音值也与卷舌声母不同。现代河北方言知庄章声母既有合一型的也有二分型的,与历史上的分合情况相似,二分型方言受到普通话的影响,正逐渐向合一型发展。禅母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分析了禅母的两个特字“殊”和“晨”在方言中的读音情况,并讨论了禅母与日母混读的问题。二、日母字的读音。日系日母字在明清的河北方言中基本上保持独立,没有与来母相混的迹象,不过,在一些地方志的记载中已经可以看到日母字有[1]声母和零声母读法,出现了分化,如道光《内邱县志》(1832)记载：“如呼作虏；日呼作异。”日母字读[1]声母和零声母的现象在邻近的山东方言和东北方言中都存在。根据清末民初日本汉语教科书的记载,当时北京话中[z]一[1]这组声母的发音也容易混淆。日系字在河北方言中的分化大概是在19世纪初期到中期这段时间,而且零声母读法可能早于[1]声母。另外,河北方言中还有少数非日母字读[2]声母。叁、影疑母的读音问题。明清河北方言中疑母消失,《中原雅音》、《等韵图经》、《五方元音》中疑母字都已经与影喻母合流,读为零声母。尽管《元韵谱》中还有独立的疑母,但并不是对实际语音的客观反映而是一种保守的作法。与影疑母合流读零声母的现象相反,合并的零声母又在部分影疑母开口一等字前新增了鼻音声母[n]或[蚵。这种现象在《中原雅音》中已经显露端倪,随着语音的发展,清末民初的地方志中开始出现大量记载。四、微母的消失与保留。明清部分河北方言仍保留微母,《中原雅音》、《元韵谱》中都有独立的微母,《等韵图经》中微母消失,明人笔记和地方志资料显示明末的时候河北大部分地区的微母都已经消失。五、舌面音的产生与尖团问题。明代河北方言见、精两组声母各自独立,见系二等韵颚化,产生-i-介音。明末清初河北方言见组声母已经颚化,精组声母的颚化正处在词汇扩散的过程中。第二章明清河北方言韵母研究。重点讨论了明清时期河北方言在韵母方面的一些特点,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明末河北方言蟹摄见系二等字韵母已经出现[iai]→[iε]的演变,薛论道的散曲、《等韵图经》和《正音捃言》中都记录了这种音变现象,是[iai卜-[iε]演变的先声。这种演变在19世纪末期的河北方言中已经完成。二、果摄歌戈韵和山、宕摄末韵、铎韵见系字合流迭置,读开口呼,清代地方志的记载与现代方言一致。叁、蟹、止摄合口端系、来母字失落-u-介音读开口韵,与现代河北方言情况相同。部分方言蟹摄灰韵与哈韵仍同音,保持着中古以来的语音层次,不过大部分地区二者已经不同音,为[ei]韵,一为[ai]韵,与现代方言一致。四、明代河北方言效摄合口韵存在[uau]韵母,这种读音不见于清代文献的记载,但是这种读音在现代部分方言中仍残留。五、入声字韵母的文白异读问题。明清河北方言中入声韵已经消失,入声韵消失以后与相应的阴声韵合流迭置,形成文白异读。重点分析了宕江摄铎觉药叁韵、曾梗摄德陌麦叁韵、通摄屋烛韵的文白异读问题：宕江摄入声白读音为[au、iau]韵母,比较整齐,是河北方言特征之一；曾梗摄入声白读音不完全相同,曾摄入声白读主要是[ei]韵母,曾摄庄组字与梗摄入声白读为[ai]韵母,梗摄见系二等字“耕更耿坑”文读舌根音、白读舌面音的现象比较特殊,反映了方言不同的语音层次；通摄屋、烛韵入声字白读音为[0u、iou]韵母,通摄入声与流摄、遇摄、效摄的历史关系比较复杂。遇摄合口叁等字在保唐片遵蓟小片部分方言点存在比较特殊的语音现象,一些在普通话读单元音韵母[y]的字,在与n、1声母相拼时,韵母变成了[uei],如“女、驴、闾、吕、侣、铝、旅、缕、屡、履、虑、滤、律、率效率、氯、绿”等字。这种读音可能是唐宋时期北方方言的语音层次,不过也有可能与明代移民有关。蟹摄开口四等字在明清河北方言中残留着读洪音的层次,明清河北方言止摄开口唇音字韵母存在[i]-[ei]异读,这种异读在现代方言中大大减少。第叁章明清河北方言声调研究。明清河北方言入声正处在消失的进程中,入声韵尾[-p]、[-t]、[-k]已经混同并进一步消失。入声调在《等韵图经》中也已经消失,是入声演变的先锋,其中全浊入和次浊入分别派入阳平和去声,清声母入声字则派入平上去的都有。《灵寿县志》中可能还有独立的入声调,但入声舒化的演变从部分字已经开端,从其记载来看,全浊入声主要读平声,次浊入声读去声,清声母入声字大多数读上声,清代中后期清声母入声字读平声的越来越多,逐渐形成现代冀鲁官话的特点。清入字在这一时期完成了“清入归上”到“清入归阴平”的转化。这一时期可能也是北京话“入派四声”,从有规律变得无章可循的时期。第四章是余论,也是本课题的延伸性研究。揭示河北方言的发展演变还受到诸多语音之外的其它因素的影响,如历史上少数民族曾长期统治河北地区,民族融合可能会对河北方言的发展产生影响；明代洪武和永乐年间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河北省是移民的重点区域,移民造成的人口流动也会给语音的发展变化带来重要影响。这些因素对近代河北方言发展演变造成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马俊[3]2003年在《元明汉语入声与元明韵书入声的关系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汉语语音是汉语语音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一般以晚唐五代前后为其上限，清代前后为其下限。入声在这期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改原来的语音结构而朝彻底消失发展。要探求入声的发展演变轨迹，有必要搞清楚在某个时代某个方言的范围内入声的情况。 论文从一个新的学术视角来审视元明时期的入声问题。一方面以翔实的材料揭示出元明时期北方汉语入声的消变进程，另一方面分析了元明间七种以北方汉语为基础的韵书韵图对古入声字的编排。两相比较，充分论证了元明韵书的编篆滞后于元明汉语入声的消变进程。论文认为：元明间某些韵书保留有入声现象，不等于同时同地的方言有入声现象；北方汉语的入声在元代就已经消变，到明代则彻底消亡了。 论文共分五部分。序言交代了论文写作的基点和意义；第一章就入声的性质及其消变大势进行了概述；第二章分别探讨了元曲语言中的入声字、明代笔记小说中的入声字与《老气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的入声字；第叁章具体分析了元明间七种韵书对古入声韵字的处理方法；第四章从“元明汉语中的入声消变轨迹”和“元明韵书中的入声编排情况”两条线索出发，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赵安杰[4]2013年在《元明汉语语音规范研究》文中认为语言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语言规范也随着语言的产生而产生。语音规范是语言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词汇、语法规范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古代语音规范属于历史语言规范的范畴。本研究将元明两代的汉语语音规范作为研究对象，以语言规范、音韵学研究的相关理论为指导，并借鉴前修时彦的音韵学研究成果，分别以元明两代中音系具有汉语共同语语音性质的韵书《中原音韵》、《洪武正韵》为切入点，从政策环境、学术背景、文化氛围、对外交流等方面考察元明两代的社会因素对当时语音规范的影响；从作者的语音规范意识、作品的正音音注及其传播和影响等考察作品的语音规范性质；从作品的音系、实际的语音根据以及将其与当时的通语音相比较等考察作品的语音规范标准；从语音规范的社会效用、规范标准和基础方言、文本规范体式等考察作品的语音规范转型、传承和创新等。基于对《中原音韵》和《洪武正韵》的多方面考察，总结出元明两代汉语共同语语音规范的特点及其价值，以期为现代汉语的语音规范化进程提供借鉴和启示。
孙伯君[5]2003年在《宋元史籍中的女真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女真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古代语言，是满语的祖语。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和蒙古语研究相比，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古代语言研究，近二十年国内研究成果很少。究其原因无非是人们普遍认为女真语资料极其有限且很难再有进一步的发现，这不仅使得女真语研究停滞不前，也阻碍了阿尔泰系语言比较研究的全面深入。事实上，古代女真语料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少，现有的资料远没有利用完全，宋元史籍中所保存的一大批汉字对音的女真人名、地名资料基本没人处理过，这批资料可以认为是古代女真语词汇的写音资料。重提女真语研究之必要性，除了可帮助我们认识并研读一批有价值的语料，使其价值获得应有的利用外，还具有语言学、文字学、文献学等方面的深远意义。首先，通过对写音汉字的音韵分析，能够获得女真语的语音系统，对所搜集的女真人名、地名等进行会注，考证出宋元时期女真语语汇；通过与满族人命名规律的比较，女真人很多名字由使动态、过去时等构词形态构成，由此我们又可获知女真语的词法形态，这些形态如与碑铭文献结合起来，无疑对推动金代女真语的词法研究大有裨益。其次，现存女真文在世界文字中可谓别具一格，它是在汉字和契丹字基础上，采用加笔、变形等方式创制而成的，女真文与汉字和契丹字的关系大体是意字取义，音字取音。由于女真字书传世很少，使得女真字源的研究困难重重，金代女真语音研究对探求女真字源、进一步了解女真制字规律定会人有助益。同时，推求女真文制字规律，也无疑会推进契丹大字制字规律的研究，从而加速契丹大字的释读。再次，女真文献资料最珍贵、最集中的是儿块石碑，凡是背面有汉文泽文的碑文大多得到了比较好的释读，如“大金得胜陀颂碑”，而像“女真进士题名碑”和“奥屯良弼诗碑”等均未获完满的解读。准确地构拟金代女真语音，考求女真人名字义，会大大促进文献的释读和研究。历代汉文文献凡涉及女真语的，注释时往往一带而过，主要是由于给不出明确的语音语义形式，有时还会给理解造成很大的麻烦，女真人名字义的考求，无疑也会对汉文典籍的注释提供帮助。 到目前为止，有关古代女真语的研究方向可归纳为两种，其一可名之为语音逆推法，其二可叫做音位拟定法。语音逆推法道尔吉、和希格《〈女真译语〉研究》和清濑义叁郎则 宋元史籍中的女真语研究府《女真音的构拟》为代表;音位拟定法以李基文的《中古女真语的音韵学研究》为代表。前辈学者通过这两种方法，利用有限的女真语料，对深入研究女真语音都做了有益而独到的尝试，而且得出了非常有价值的结论，无论从方法论还是从归纳的结论上看，都代表了当前女真语研究的最高水平。 本文采用音韵分析法，对宋元史籍中一批女真语汉字记音资料进行严格的音韵分析，然后参照《蒙古字韵》、((元朝秘史》这些经典的与女真语具有类型学和发生学关系的蒙古语写音资料，对汉字所代表的女真语音进行调整、归纳、分析，从而获得女真语的语音系统和音一竹搭配规律。具体内容是:1、就目前女真文献及语言研究成果做综合评述，指出古代女真语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推进阿尔泰语系语言比较研究的全面深入。归纳此前有关古代女真语语音的研究方法，陈述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步骤。2、总结有关近代汉语音韵的研究成果，借助历史记载，认定宋元史籍记录女真语汉字的语音基础为“汉儿言语”;参照《蒙古字韵》、 《元朝秘史》的对音规律以及番汉对音的研究成果，归纳出汉语译音字和金代女真语的转写原则和对应规律;对所选词语的全部对音汉字做音韵分析，声母按照它们的发音部位归类，韵母按其等呼，利用学界对周德清《中原音韵》的拟音，参考《蒙古字韵》、《元朝秘史》的对音调整拟订汉字所对应的女真语音。3、对拟定的女真语音节进行语音分析，归纳出宋元女真语语音的辅音系统，概有双唇音*p、*b、*m，舌尖擦音、，舌尖塞音*t、*d，舌尖鼻音*n，舌尖边音*l，颤音*r，舌叶音气、与、*总，舌根音、、*g、*h、*D，小舌音*q、*Y，半元音*y、*w;元音系统有单元音*a、*o、*u、*i、*e;二合元音*ai、*ei、*au、*ui、*ia、*i。、*fo、*oi等，同时列出古代女真语音节搭配规律。、4、通过女真人名与满族人命名规律及女真碑铭文献所蕴涵语法的比较，得出女真人名构成中所德含的词法规律。4、利用《金史·国语解》、宋金元历代笔记、明代包括《女真译语》在内的文献资料、清代关于女真语汇的源流考证、清代、现代满语、满语人名汉义、女真人本族名与汉名之间的语义关联等，对从《金史》搜集又经过甄别的女真人名、地名及其他宋元史籍中记录的语汇进行会注，考证汉字记音女真语汇的含义，排出宋元时期女真语词汇表，为归纳女真语音系统、阿尔泰语语言比较及古代满通古斯语言史研究提供语料。
崔广利[6]2003年在《元明韵书入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选取元明时期反映北方方言音系的韵书，即《蒙古字韵》、《古今韵会举要》、《中原音韵》、《韵略易通》、《交泰韵》、《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和《元韵谱》，从韵书角度，探讨元明时期北方方言音系韵书中记录的入声的变化状况。 本文从宏观、微观两个方面着手，先排列各韵书的入声编排情况，而后采用比较的方法，分析其入声韵类及韵尾和入声调的实际变化情况。入声韵方面：发展趋势为，入声字不独立编排，入声字配阴声韵，入声字塞音韵尾混并，走向消失，入声字韵母结构逐渐同阴声韵；入声调方面：发展趋势为，入声字不单独成调，入声字派入或混入平上去叁声，全浊入声字归入阳平，次浊入声字归入去声，清入声字归派相对复杂，归入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总之，入声在入声韵和入声调两方面都趋于消失。当然，这只是针对入声变化总趋势而言，并不是所有北方方言中入声都全部消失，至今北方方言中还有一些地区保留入声。 入声变化在元明时期北方方言系韵书中既有系统性，但也呈现出多样性。出现这种状况，笔者认为主要是由方言的差异、方言的融合、读书音和口语音的差异以及二者的相互渗透、作者自身的原因和入声自身发展的层次性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吴波[7]2007年在《江淮官话语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迄今为止第一次对江淮官话的语音特征进行综合研究的尝试。论文的写作以自制的江淮官话语音数据库为基础，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类的比较和输出。既宏观地考察了江淮官话各声韵的地理类型分布特点，又从微观角度观察江淮官话历时和共时的音变情况。本文的研究方法将为汉语方言的整体研究提供典范。全文共分九章，讨论的问题主要有：江淮官话区域语言的发展与变迁、江淮官话的分区、江淮官话声母、韵母、声调的语音特点及其历史比较、江淮官话语音微观演变的状况等。第一章中，我们依据历史文献、行政和移民等材料，分析江淮官话区域在上古、中古、近古时期的语言更替和变迁。认为江淮区域从商周起就开始接受华夏文明的熏陶和影响；历楚语与江东语之后，它的语言系统经历永嘉、唐五代、南宋叁次的北方化，而成为官话的基础方言区之一；至明王朝而达顶盛，成为基础方言区的权威方言。第二章全面回顾了江淮官话分区的历史，并对鄂东十九点方言的归属、《中国语言地图集》有关江淮官话下位分区的叁项标准等问题进行讨论。根据最新的行政区划，提出依“去声分阴阳，且阳去调型均为平调；入声有两类，且阳入调普遍高于阴入”两项标准将江淮官话划分为洪巢、通泰与黄孝叁片。叁至八章系统全面地分析了江淮官话语音的共时地理类型分布情况，以电子地图的形式进行可视化输出，更直观地展现了各声韵调的语音特征；并对声韵调中的若干问题进行历史比较和历史层次的分析。认为江淮官话的主体层是辽以后古官话层，最典型的特征是全浊声母的清化规则、入声韵的演变规则。少数非主体层可归属为唐宋语音层，如全浊塞音、塞擦音仄声送气层、覃谈合口白读层、宕摄后化元音层、曾梗摄的-n尾的源头等。第九章以最新派南京话作为调查对象，对二十多年来南京话的语音变化作出微观的讨论。
洪梅[8]2010年在《中古入声韵在明清韵书中的演变研究》文中提出古入声属于韵母结构形态的范畴,入声韵的演变是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历史音变。韵书作为古代反映实际语音系统现存的重要研究材料,留下了入声韵演变的轨迹。明清两代音韵学着作大量涌现,语音发展迅速,是语音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本文采用文献材料和活方言材料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明清时期有代表性的韵书,分为官话韵书入声韵研究、北方方言韵书入声韵研究以及南方方言韵书入声韵研究叁个部分进行探讨。详细分析韵书中古入声韵字在韵书中的分布,并分析入声韵与阴声韵和阳声韵字不同的相配情况,同时还联系同时期的对音材料、韵文材料等进行综合比较,探讨入声韵韵尾的演变以及入声韵的归并。此外,通过比较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韵书,分析中古入声韵在明清时期的发展趋势,探讨古入声韵在不同性质韵书中演变的规律及形成原因,勾画出入声韵明清时期发展演变的一个大体脉络。
刘明志[9]2012年在《《广韵》庄组声母在北方方言中的演变》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中我们以现代北京方言的中古庄组字声母分化不规则问题为切入点,以北方方言《广韵》庄组字为研究对象,对这一研究对象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声母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全面梳理,从而发现庄组声母大约从金南宋开始就存在南北发展不同步的现象。受到各种条件影响,这种南北发展的不同步,使《广韵》庄组字的声母在现代汉语北方方言中呈现纷繁复杂的面貌。本文通过分析明清韵书和现代方言,按庄组字的分化情况将北方方言划分为界限明晰的五个类别,并分别描述了各个类别的大致发展脉络。最终得出,《广韵》庄组声母,在元明时代的南京官话中消失较早,在北方官话中一直作为独立的声母,直到清代初年才真正消失。现代北京方言庄组字声母分化不规则是明代南京官话、明代北方官话和满清官话叁种官话交叉融合的结果。本文的引言部分主要指出了北京方言庄组字分布不规律中暗含的规律性,并肯定了现代北京方言受到南京方言影响的结论。第一章对《广韵》的全部庄组字进行了梳理并得出庄组字在《广韵》中二、叁等大致互补分布的特点。第二章纵向整理了中古庄组字从上古到明代的声母流变过程,并把元代以后的庄组声母分成北方官话和南京官话两个系统进行讨论。第叁章横向整理了《广韵》庄组字在现代汉语北方方言中的声母情况,细致地划分了演变类型,大致指出了不同类型的分布范围。第四章把纵向和横向结合起来,以明清韵书为桥梁,连接《广韵》音系和现代汉语方言,对方言中庄组字声母的不同演变类型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并适当作出解释。在本章第六部分,我们对全文结论进行了总结,综合描绘了《广韵》庄组字声母的音值流变和与其它声母字的分合情况,并对“知庄章合流”这一说法提出怀疑。本文的第五章对论文判断声母分合的依据进行了说明,补充了《广韵》知组声母发展的脉络,解释了部分特殊变化和例外变化的庄组字。总的来说,从《广韵》至元代以前,庄组声母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音值上上而明清庄组声母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因章组声母介音逐渐消失而导致的庄组字发生的各种变化上。
董建交[10]2007年在《明代官话语音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代是近代汉语共同语发展的重要时期，现代官话方言的格局在这一时期基本确立。明代官话语音史料十分丰富，且种类多样，性质复杂。不仅有大量的传统韵书韵图，而且出现了朝汉对音等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的译音材料，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明末还出现了西方传教士用罗马字记录的官话音材料。近几十年来，学者利用新的材料和新的理论对明代官话音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使我们对官话的演变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如明代官话基础方言的问题上，学者产生了分歧。这个问题关系到整个近代官话演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语言演变本身出发，对音韵结构的演变作深入的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元明时期的音韵材料，尤其是朝汉对音材料和传教士记录的官话材料，结合现代方言的情况，对明代官话的声韵调系统进行了系统研究。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简要介绍明代官话的概况，前人研究的一些基本共识及本文的研究材料。本章提出：元明时期的官话存在叁类地方变体，即早期中原官话、早期北方官话及早期南方官话，同时官话音又有读书音和口语音的差异。明代官话的研究必须建立在这一认识的前提上。无论从当时的音韵材料看，还是从现代官话方言的情况看，这个前提都是合理而且必要的。第二章研究了明代官话声母的演变。主要讨论的问题有：(一)中古全浊声母清化的过程及官话各变体在浊音清化上的差异。(二)知庄章组声母的演变。本文提出：元代知庄章叁组声母已经合流，知二、庄组字与知叁、章组字的对立在于是否存在i介音，这是元明时期南北官话的共同特点。只是止摄开口知庄章组字的归并上明代中原官话和南方官话有差异，《蒙古字韵》和《中原音韵》代表的类型分别与现代南方官话和中原官话方言一脉相承。(叁)近代影疑喻母的演变。我们认为中古影、疑母的音值在元代已经变为零声母，《西儒耳目资》同时表示影、疑母的“g额”与现代一些官话方言零声母开口呼前的节首辅音γ等相应，它与零声母不构成音位对立。(四)微母的演变。微母独立是明代官话的一个特征，到十六世纪北方官话中微母才消失与影喻母合口字合流。(五)床、禅母的演变。指出：船、禅母平声的读音在早期南方官话和北方官话中存在差异，船、禅母平声字在早期南方官话中没有分化，都读擦音；在早期北方官话中一部分读擦音，一部分读塞擦音。第叁章研究了明代官话韵母的演变。重点探讨了中古宕、江、曾、梗、通五摄入声韵的演变。提出宕、江、曾、梗、通五摄入声韵尾在不同的官话变体中有不同的消变模式。或者变为-i、-u尾，或者经过喉塞尾?的中间阶段而后消失。这两种演变模式有重要的分区意义，早期北方官话经历了第一种演变，而中原官话入声韵的消失经历的是第二种演变。第四章讨论官话声调的历史演变。主要讨论了入声调的归派问题，和明代官话调值的拟测问题。最后第五章对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明代“官话”是指文人的读书音而言，它是超方言的，具有很强的保守性。它的主体部分应是汴洛地区传统的读书音。
参考文献：
[1]. 元明北方汉语入声研究[D]. 张静. 河北师范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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