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文学决议与中国五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文学批评论文,决议论文,中国论文,五十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11-0121-05
一
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在文学艺术方面形成了很多决议，例如20世纪20年代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俄共中央的信》、《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俄共（布）中央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的决议》，20世纪30年代有《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联共（布）中央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的决议》等。后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联共（布）中央又针对具体的文艺问题，先后出台了很多文学决议。但对中国50年代文学批评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苏联40年代末期的文学决议。
二次大战结束后，苏联进入了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全体人民为实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新的五年计划（1946-1950年）而奋斗。而从1946年至1949年，联共（布）中央就文学、音乐、电影和戏剧的现状及其发展作出了一系列的决议，这些决议先后有：《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联共（布）中央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的决议》、《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的决议》、《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办法——联共（布）中央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的决议》、《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联共（布）中央一九四六年九月四日的决议》、《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联共（布）中央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的决议》、《关于〈鳄鱼〉杂志——联共（布）中央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一日的决议》、《关于〈旗〉杂志——联共（布）中央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一日的决议》等，此外，联共（布）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日丹诺夫还就其中的某些决定作了专门的讲话或报告，如《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苏联音乐工作者会议上的开幕词》、《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苏联音乐工作者会议上的发言》等。
苏联的这些文学决议，特别是“二战”后发布的文学决议，迅速地引起了中国文艺界的注意，这方面的材料被大量译介过来。1947年至1949年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不计报刊上发表的，单单时代出版社和解放区的各出版机构出版的收集了上述材料的译著就有十多种。比较重要的有：《战后苏联文学之路》、《联共（布）党的文艺政策》、《苏联文艺方向的新问题》、《苏联文艺问题》、《论苏联文艺与哲学的方向》、《苏联文艺政策选》、《论文学、艺术与哲学诸问题》、《大胆公开的批评》、《论苏联文学的高度思想原则》、《论文学批评的任务》、《提高苏维埃文学底思想性》等①。建国后，这些书籍大都又重新出版，1951年文艺界进行整风学习时还将其中的主要决议和报告列为基本学习文件。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3年又出版了《苏联文学艺术问题》，该书分三编，分别收录了苏联二、三十年代、40年代以及50年代党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决议和相关领导人的讲话及文艺政策，其中包括联共（布）中央关于文学艺术的六个决议、《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的决议、马林科夫在联共（布）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以及日丹诺夫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演、1946年至1948年关于文学艺术的三次报告和演说。1959年《苏联文学艺术问题》重版。苏联的文学决议在中国传播很广，可以说是为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所熟知。
二
苏联的文学决议对中国影响之深的佐证之一，便是中国的许多文艺政策和文学批评都是对苏联的仿效。例如，1949年4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做出的《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就是苏联文学决议在中国的翻版。苏联文学决议对中国50年代文学批评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文学批评话语的政治化。
苏联文学决议在评判文学问题时，惯用政治话语来代替文学的审美分析，从政治的角度来对文学作品进行价值评价。例如，《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就曾批评左琴科在二战时期“不但毫未帮助苏联人民进行反抗德国侵略者的斗争，反而写了像《日出之前》这样令人作呕的东西。对这篇东西的评价，正如对左琴科全部文学‘创作’的评价一样，已在《布尔什维克》杂志里刊登过了”②。决议用政治的标准，对左琴科的《日出之前》评价非常之低。但事实上，《日出之前》是一种体裁新颖的科学小说。作家在作品中回忆了自己一百多件往事，也记述了其他人间俊杰与平民百姓的一些事迹。左琴科说，《日出之前》这部书，“是以医学和哲学的形式写我个人的生活”，这是“一部科研作品，科学著作，诚然，是用浅显的，有些非论证性的语言叙述的”。左琴科自幼孤僻内向，从青春期起精神抑郁症便一直困扰着他。他到处求医吃药都无济于事，博览群书查找病因时，他发现曾经与他同病相怜者还大有人在，如肖邦、果戈理、福楼拜、涅克拉索夫、谢德林等等，于是他决心找出这种病因，给人们一把“幸福的钥匙”。《日出之前》之所以遭到批判，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人认为，没有读懂则是重大而直接的原因。有学者分析：“斯大林是位颇有文学造诣的领袖人物，他对《日出之前》不能容忍的态度，首先是因为对科研小说这种体裁不理解，对这种文学史上不曾有过的文学样式不习惯，不宽容。”③现在看来，对于艺术中的探索，即使是不成熟的或失败的探索，也不应提到政治问题上来，但是决议对日尔蒙斯基、艾亨包姆、托马舍夫斯基等一批苏联学者及其著作，斥之为反人民的形式主义、现代颓废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残余和反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认为他们“一直站在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的立场上”，接受19世纪俄国维谢洛夫斯基的资产阶级文艺学的“指导”④。这些都是苏联文学决议中文学批评政治化的典型案例，但它们都直接影响了中国50年代文学批评的话语方式。
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有人强调文艺工作者为党的政策服务的重要性，后来，周扬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文艺工作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上边的帮助，缺乏政治上的帮助，他们最需要政治方面的帮助，就是如何使他们注意政策问题，注意人民生活中哪些是正当的问题，哪些是不正当的问题，领导他们对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问题发生兴趣，帮助他们去表现。”⑤这一提法与日丹诺夫的提法是非常接近的。中国文艺界1951年底开始的整风学习，应该说是延安文艺整风的延续，广泛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普遍表现为或对权力话语的迎合，或因对权力话语的缄默而放逐批评。在此情景下，“文艺界领导人照搬苏联文艺界的口号，移植苏联文艺界的概念；其他人是发挥领导人的提法，演绎领导人的观念”⑥。例如邵荃麟在《论文艺创作与政策和任务相结合》中说：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和蔡特金谈起这个问题，指出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艺必须提高到政策的水平上来。1934年，斯大林和高尔基确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维埃作家的创作方法问题时，也特别指出这种创作方法的主要特征之一，即是必须与苏维埃政策相结合。前几年日丹诺夫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中，又重申了列宁与斯大林的指示，并且更肯定地说：“我们要求我们的文学领导同志与作家同志，都应以苏维埃制度所赖以生存的东西为指针，即以政策为指针。”⑦
现在看来，这种文学批评完全脱离了正常的文学秩序而走上了政治的轨道，它要求文学与临时的政策相结合，把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庸，可谓是后来愈演愈烈的文学工具论在新中国的发端。同时，我们很明显地看出，这种政治化的文学批评话语，主要就是来自于苏联的文学决议及其相关领导人的报告。
三
苏联文学决议的弊病，不仅体现在文学批评话语的政治化，更为突出的是解决手段的政治化，即用政治式的宣判来解决文学问题。苏联当时用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对待文艺中的思想问题和是非问题。例如，《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决议就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做出了无限上纲、狂风暴雨式的批判，骂他们是“文学无赖和渣滓”，结果左琴科被苏联作协开除出会；停止刊登他们的所有作品，连作协所发的食品供应证也被吊销了，而这在战后供应困难时期对他们来说可谓是莫大的打击。左琴科受到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打击，出版社和杂志不仅不再出版他的著作，而且还要逼他归还已预支了的稿费。他走投无路，只得重操旧业当鞋匠，并变卖家中杂物勉强度日。不仅如此，左琴科还不断受到各种形式的批判。在一次批判大会上他勉强带着有病之身毫不含糊地反驳对他的诬蔑。有人说他是“投机分子”，他回答说：“我是志愿参加红军的。”有人说他在战争期间逃离列宁格勒，他回答说：“我是奉命离开列宁格勒的。”他还提出在对德战争中苏联政府先后发给他五枚战斗勋章，表扬他的爱国行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无法为自己辩护，他只能悲叹说：“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文学生涯和文学命运已走到尽头。我已无法摆脱绝境。……我已经没有前途可言！……我的身心已远远超过疲惫！”就在这种完全绝望的心情中，左琴科走完了人生的道路，于1958年夏天去世。
苏联文学决议解决文学问题手段的政治化，对中国50年代文学批评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1951年6月《文艺报》发表的冯雪峰批判萧也牧的小说，用的就是政治斗争语言，显示出用政治手段解决文学问题的倾向。文章认为萧也牧“对于我们的人民是没有丝毫真诚的爱和热情的”，“如果按照作者的这种态度来评定作者的阶级的话，那么，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的阶级了”，“这种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态度”，“我们如果把左琴科照片贴在牌子上面，您们不会不同意的罢？”⑧后来，对胡风等人的批判，更是建国后用政治手段解决文学问题的典型案例。1952年舒芜先后在《长江日报》发表了《从头学习〈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1953年《文艺报》又发表了林默涵的《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等文章，展开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为了应对来自各方面的种种指责，全面阐述自己的文艺思想，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在其支持者的协助下，写出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报告分四个部分共27万字，通称“三十万言书”。但是，事情出现了人们没有想到的结果，1955年5月18日胡风被捕，先后被捕入狱的达数十人，并以武力搜查到135封胡风等人的往来信件。胡风等人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株连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最后78人被确定为“胡风分子”，其中23人划为骨干分子⑨。一场本是正常的文学批评理论的论争，大家彼此对某些文艺理论问题的观点有些不同，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政治化的手段来加以解决，并且酿成了一场巨大的悲剧，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但现在看来，中国当时用政治手段解决文学问题的方式，无论是潜在，还是显在，都可以追寻到苏联文学决议的踪迹。
四
苏联文学决议助长了文学创作中“无冲突论”的发展，给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设置了许多人为的禁区和清规戒律。苏联的“无冲突论”思潮由来已久。1941年1月31日，苏联作家巴甫连柯、列文在苏联作家协会党组举行的一次公开会议上，曾指出苏联文学中存在“无冲突论”的倾向：“冲突消失了，它已被偶然的和暂时的误会所代替”，“在我们这里开始形成了一种无冲突的特殊理论，把生活看得如同呼吸一般轻松，冲突变成了陈迹”，作家“害怕描写某些反面的、有害的和有罪的东西”。但是，联共（布）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一系列决议，以及日丹诺夫的多次讲话，更加妨碍了文学家、批评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得他们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敢描写生活的反面形象，不敢表现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作家对现实的缺点与困难采取回避态度，似乎除“好”与“更好”的冲突之外，苏联社会中的其他冲突已经烟消云散。结果导致文艺作品不仅不去塑造反面形象，不去把批判锋芒指向落后的和腐朽的事物，而且连幽默、讽刺、悲剧这样的形式和体裁也给取消了。同时，由于片面地强调写本质、写光明、写正面人物，抹杀生活本身发展的辩证法，“使文艺创作越来越概念化，公式化”⑩。
中国在50年代初期，对于如何描写新中国的生活和人物，是当时许多作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1951年4月22日陈荒煤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后又在《解放军文艺》（1951年第4期）上发表了《创造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典型》。1952年，胡耀邦在《解放军文艺》（1952年第1期）发表了《表现新英雄人物是我们的创作方向》。这些文章引起了人们对新英雄人物创作的关注，对此，《文艺报》在1952年5月开辟了“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专栏。许多文学批评理论家“对文艺作品要创造英雄人物是没有疑义的，但对能不能在矛盾冲突中写英雄人物，能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如何正确处理英雄和群众的关系以及写落后到转变的问题，却有不同的意见”(11)。后来，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报告中，明确提出表现新的英雄人物是“当前文艺创作的最主要的、最中心的任务”，并且指出“决不可把作品中表现反面人物和表现正面人物两者放在同等地位”。中国文学批评界之所以会发生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一是因为当时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把日丹诺夫式的用政治手段干预文艺工作看作加强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必要途径，这就导致了许多作家，尤其是一些老作家不得不或真诚地或诚惶诚恐地校准自己的创作方向”；二是因为当时苏联文艺界的“无冲突论”正被中国文坛密切关注，苏联文艺界的不能塑造反面形象、不能批判落后和腐朽的事物的文学理论，影响和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对写英雄人物问题的探讨。
五
苏联文学决议影响了中国50年代的文学批评，这种影响体现在批评方法、批评手段、批评内容等方面。但是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反思其中的经验教训，即苏联文学决议为什么会对当时的中国文学批评产生强烈的影响，这个影响分别有什么正面和负面效应。
中国借鉴苏联文学决议来解决文学问题，其中的原因肯定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则是当时的“全盘苏化”的历史大潮所致。毛泽东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回忆中国的革命道路时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后来，麦克法奈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认为：“在1949-1957年期间，中共领导集团普遍赞成接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提供了国家组织形式、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现代军事技术以及在各个专门领域的政策和方法。”(12)历史学家是从社会的各个方面来总体说的，事实上，在文学艺术这个专门的领域，“全盘苏化”就是当时的政策和方法。1952年周扬应苏联文学杂志《旗帜》之邀，写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周扬援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走俄国人的路”的话，并且发挥说，“政治上如此，文学艺术上也是如此”。
苏联文学决议之所以会对中国50年代的文学批评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除了政治上的提倡这种外部原因之外，应该说还有其自身的文化传递或发展逻辑。一般来说，外来的思想文化能够被本土吸收和融合，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能够满足本土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二是能够和本土原有思想文化的发展轨迹相适应。”(13)因此，苏联文学决议能够被i950年代的中国所接受，首先为中国当时文学批评发展的现实所需要。建国之后，中国百废待兴，然而在很多领域却缺少必要的经验。文学艺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领域也是如此，那么，苏联文学决议的做法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所以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按照苏联的模式来处理中国文学批评中所发生的新问题(14)。例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萧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等，都带有苏联文学决议的影子。另外，苏联文学决议为1950年代的中国所接受，也与中国原有的文学批评发展轨迹相吻合。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历来存在着以政治功利为核心的文学工具论。无论是刘勰《文学雕龙》中的“原道”、“征圣”、“宗经”等(15)，还是柳宗元的“文以明道”主张(16)，以及众多文论家所认为的诗文可以观政，可以载道，等等，它们都带有重道轻文，夸大文学的社会功能的特点。到了20世纪上半期的革命战争年代，这种文学观在中国文坛表现得更加突出。因此，苏联的那种政治化的文学决议进入1950年代的中国，非常符合当时中国某些文学批评的套数，几乎没有遭遇任何阻力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应该说，中国照搬苏联的文艺政策，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势下，迅速解决和处理了某些新出现的文艺问题。但是，这种照搬也留下许多弊病，如被搬的东西是错误的，搬过来后又会造成新的错误。事实上，苏联文学决议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批判后来就证明是错误的，他们的作品没有多久就又被刊登在苏联的报刊上(17)。1958年5月28日，苏共中央作出《关于纠正歌剧〈伟大的友谊〉、〈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评价中的错误》的决议，1988年10月2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又作出撤销《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虽然对其他的决议，苏共中央长期没有发表新决议加以纠正，但是它们的那些错误内容、夸大之处和片面性，实际上早就被实践所否定了。这些错误的决议在苏联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传到中国来后，同样也酿成了许多的错误甚至是悲剧。另外，中苏两国国情不同，有些东西即使在苏联是正确的，但搬至中国后也不一定适应，这样也会造成错误。
苏联的文学决议影响了中国1950年代的文学批评，导致了某些错误的发生。我们梳理其中的接受关系，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分析其中的原因所在，对今天的文学批评建设，应该说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参见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
②《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4页。
③吕绍宗：《读20世纪文学名著中的奇书——〈日出之前〉》，《中华读书报》1999年10月28日。
④叶水夫主编《苏联文学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9页。
⑤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
⑥白烨：《现实主义问题在当代中国的争论》，《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91年第3期。
⑦邵荃麟：《论文艺创作与政策和任务相结合》，《邵荃麟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5页。
⑧李定中（冯雪峰）：《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1951年第5期。
⑨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页。
⑩叶水夫主编《苏联文学史》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11)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上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12)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13)代迅：《断裂与延续——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回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14)参见陈辽《写作事业是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15)张启成：《〈文心雕龙〉的诗学观》，《贵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16)周楚汉：《柳宗元的文章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17)参见陈训明《哈哈镜里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