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网络青年亚文化研究现状及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状及论文,青年论文,国内论文,亚文化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1）04－0005－07
上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中国青年文化开始呈现撕裂状态。一方面，认同和追随主流意识形态的青年文化依然在传统媒体和校园盛行，另一方面，更多新的亚文化现象在网络媒体的助推下恣意生长，从而使青年亚文化成为中国本土网络世界最活跃、最具生命力的文化景观。但纵观十多年来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我们不无惊诧地发现，与网络世界方兴未艾的青年亚文化现象相比，学术研究的落后十分明显，现有的一些研究不同程度地染上了“狂躁虚无”的时代病，满足于浮光掠影式的轻浅叙述，而鲜见发人深思之作。可以说，网络青年亚文化已经盛装开演，而与之对应的研究还只是撩开了帷幕，许多有价值的问题亟急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探讨。
一、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及研究概览
我们以期刊网为研究对象，以“青年亚文化”为关键词进行第一次搜索，以“网络”为第二关键词在结果中再次搜索，又以“网络文化”为关键词做更大范围的搜索，并从中筛选与“网络青年亚文化”相关的文章，有近百篇。由搜索结果得知，国内网络青年亚文化研究始于1997年，标志性的事件有二：其一，按月出版的《网上生活》（《Internet & Intranet》）杂志，作为互联网杂志在全国率先出版，但当时因为没有刊号，只作为《中国计算机用户》的刊中刊发行，直至2000年易名《数字世界》才正式出版发行。《网上生活》杂志象征性地开启了中国互联网生活方式之门。其二，是年，一些早期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和出版。既有从事互联网技术开发和服务的技术精英们撰文介绍西方互联网中的一些文化现象，譬如黑客亚文化、网络技术新语言等[1]，也有学者开始对国内网络与青年问题展开研究，例如卜卫对1995年开通的“瀛海威时空”网络用户进行实证调查，其研究成果《百姓、青年与网络》一文1997发表于《青年研究》期刊，这是国内较早通过调查表明青少年是网络用户的主体，具有实验性质。[2]同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一批青年编撰的、一套八本的《互联网络文化丛书》出版，其中，既有介绍互联网技术的《网络创世纪——从阿帕网到互联网》和《21世纪网络生存术》，也有对网络黑客现象介绍的《黑客：电脑时代的牛仔》，对网络时代人类精神生活方式变化进行描述的《生活在网络中》，以及对媒介传播在网络冲击下的前景进行展望的《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流》，等等。
这些研究共同的特征是从宏观层面、从全球视野介绍网络快速发展将对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总体文化结构产生的革命性变革，尤其对青年群体的影响的无远弗届。研究成果中，特别关注的青年亚文化现象是“黑客”和网络新语言，这与研究者队伍中技术精英参与，全球网络技术创新，以及黑客高频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1998年之后，在“政府、企业上网年”活动的推动下，网络使用高速发展，网络事件层出不穷，御宅族、辣奢族、视觉系、拇指族等网络青年亚文化类型如火如荼，蔚然成风，但是，网络亚文化研究却没有及时跟上，仅有的几篇文章虽然关注了网络暴力、网上黑帮、追星、网络写作以及DV自拍等，但研究者的价值倾向却惊人一致地指向网络文化对青少年群体的负面影响，以及网络传播中的信息垃圾、暴力、色情甚至反动内容将对青少年健康成长构成的威胁。《网络传播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一文认为垃圾信息弱化青少年的道德意识，网络的形象化妨碍青少年整体素质的提高，网络上瘾、网络孤独症、网络诈骗威胁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由此，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因网络跨文化传播而失范[3]。《网络对我国青年的影响评价》一文也特别强调，青少年将面临西方意识形态文化的渗透和潜在影响，将受网络色情影响而患上“网络性心理障碍”，高科技犯罪的危险程度在增大，而且信息泛滥，还可能使一些青少年成为“数字化人”[4]。《网络暴力与少年暴力：从涵化理论说起》一文更是认为网络环境将成为现实生活中青少年暴力行为滋生的土壤和温床[5]。网络的反文化现象在引起研究者高度关注的同时，互联网络本身也不同程度地被“妖魔化”，初露端倪的本土青年亚文化也被不加区分地盖上了“道德恐慌”的印章。
2005年，是网络青年亚文化及其研究的又一个重要年份。是年，中国网民突破一个亿，500万网民网上开博，MSN和QQ成为白领上班族最爱，网游无孔不入……网络爆炸性的发展不仅催生了一系列对青少年影响广泛的网络亚文化事件，同时也使青年亚文化本身成为中国本土网络世界最活跃、最具生命力的文化景观。在网络青年亚文化裹挟着喧嚣和浮尘高高扬起之时，研究工作开始摆脱此前碎片化的形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俯视角度，试图以更客观更冷静的视角趋近青年亚文化群体以及他们创造的文化。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葛涛的博士论文《互联网上的“作家迷”虚拟社区研究》，文章突破性地使用了网络民族志研究、内容分析、言词分析等与网络文化行为更贴近的研究方法，对互联网络上既存的“鲁迅迷”、“张爱玲迷”、“金庸迷”、“王小波迷”四个虚拟社区分别进行较为深入的个案研究，尽管所用理论囿于大众文化研究的藩篱，对网络迷文化的亚文化特性概括也仅仅停留在“抵抗”的单一层面，但是，毫无疑问，其对青年亚文化不带偏见的正视以及客观细致的研究方式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随着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的席卷而来，2006年以降，在此方面的研究工作全面进入。网络同居亚文化、同性恋亚文化、恶搞亚文化、搜索亚文化、御宅族亚文化、语言亚文化、播客亚文化、粉丝亚文化、耽美亚文化以及青春写作亚文化等成为网络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一些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主要有蒋原伦主编的《新媒体丛书》共四本，重点描述和研究了诸如在线聊天工具、网络动画、电脑游戏、短信等网络产品所带来的文化转型，虽然作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媒介产品其实是总体文化遭遇新媒体后裂变而来的亚文化现象，但其从文化研究视角所做的探讨无疑促进了网络文化的研究。王铮的《同人的世界——对一种网络小众文化的研究》聚焦国内“同人”群体——一群爱好者基于原作和原型所进行的再创作活动，对其源流、发展现状以及活动方式做了全方位的介绍和评述，对此类鲜为人知的青年亚文化进行深描，从而揭开了深藏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的一个庞大的族群。
二、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精神内涵
何为“网络青年亚文化”或“网络亚文化”？这是网络青年亚文化研究的起点，但大多数研究者都公认这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在绝大多数远离网络的人看来，网络文化的出现本身就是边缘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冲击，其开放性、去中心化、互动性的特点具有浓重的亚文化色彩，因此，在这样的传播平台上形成的以青年人为主体的文化类型都可以视为网络亚文化。
这一似是而非的看法，在以网络亚文化现象和个案为阐释对象的文章中得到集中体现。“美眉是网络亚文化中的亚文化，但全世界的美眉网站恐怕数以万计也不止。”[6]“数字化的技术浪潮和视觉文化的日益普及，为DV影像的个人化写作插上了起飞的翅膀，青年学会利用手中的DV来创造青年亚文化。”[7]“网络同居是一种以网络为媒介、以性吸引为基础的青少年亚文化现象”[8]，研究者们将网络美眉现象、网络同居、QQ聊天、DV拍摄等流行的网络现象直接等同于网络青年亚文化，仿佛这是天经地义似的，根本不去追问为什么这些网络现象就是网络青年亚文化。
换言之，在现行的研究中，何为“网络青年亚文化”还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界定，其内涵不明确，外延也模糊不清。经常被缠绕在一起的概念有“网络文化”、“大众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等。
由于网络兴盛的历史仅十多年，依托此形成的文化形态在界定时也众口不一，如“网络文化就是网络时代的人类文化”[9]，如此宽泛的定义，抹杀了网络文化的特定性。又如“网络文化是指互联网络中以文字、声音、图像等形态表现出的文化成果，主要包括网络新闻、动漫、网络视频和音乐、网络文学、论坛等”[10]，显然它又过于狭隘地理解了网络文化的广博性。彭兰指出，网络文化包含了五个基本方面：网络文化行为、网络文化产品、网络文化事件、网络文化现象、网络文化精神[11]，其中，文化行为和文化精神更趋于宏观理解，而文化产品、文化事件、文化现象则偏向于具体考察。在笔者看来，上述概念的混乱就是由狭义、具体的层面引发的，大多数不加深究的研究，常常将网民的原创文化产品，诸如文章、图片、视频等随意地归称为“亚文化”、“大众文化”或“媒介文化”。
较早试图对“网络亚文化”进行定义的李梁曾将“网络亚文化群体”与“网络媒介文化”相提并论，他认为“前者指按不同年龄、个性、职业、思想观念、兴趣爱好聚集在一起的群体，后者则指传统大众媒介在网络上进行大规模信息传播活动而形成的文化现象。”在他看来，网络媒介文化是大众文化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和替代，是网络空间里最大的文化群体，具有“主流”和“支配性”地位，与此相反，“那些网上参与人数较少，影响也相对较小的文化群体我们把它称为亚文化群体”[12]。人数的多寡、影响力的大小，成为网络亚文化群体与网络媒介文化的区别指标，很显然，这样的划分标准具有形而上的偏差。而杨聪认为，文化创造的手段是甄别亚文化的关键，“在大众传媒的时代，年轻人是用传统的手段为自己营造亚文化的圈子和进行身份的确认，那么，在网络的时代，他们则是用‘比特’符号创造一种新的、专属于青年自己的亚文化。”[13]然而，手段并不完全等同于本质，将“比特符号”视为青年亚文化的内涵，犹如将吉他或打击乐乐器直接视作为摇滚乐一样不准确。更有一些研究者直接将网络亚文化与反文化画等号，比如“网络亚文化群体自始至终都陷于摧毁行为本身。”[14]因此，在该文作者看来，网络论坛、聊天室里充斥着的个体的粗鲁、暴戾、黄色的用语以及带有侮辱性、挑衅性的言语行为就是网络亚文化。
那么，网络亚文化现象是否就等同于网络亚文化呢？或者用“比特符号”创造的文化类型是否就是网络青年亚文化呢？甚至凡网络上出现的青年原创作品是否就是网络青年亚文化呢？对此，笔者认为，虽然试图为网络青年亚文化下一个严密而准确的定义不太可能，但其内涵和外延所必涉的关键词还是可以明确地加以提炼的。
关键词一为“青年群体”。亚文化具有社团的特性，因此，个体的、偶发的文化现象如果不能诱发一连串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行为时，并不能称之为“亚文化”，比如，无字贴“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尽管跟帖量超几十万，也引发了无数相似句式的口号产生，但无论如何这只是一个网络事件。只有将其纳入更具有群体性或社团性的文化类型时，比如网络恶搞亚文化、网络游戏亚文化等，“贾君鹏”才是某类青年亚文化的典型个案。
关键词二为“观点或主张”。亚文化青年不是散兵游勇，各自为战，他们被建构或主动构建成为具有天生的反抗性质、追求与主流成人社团相异的社会团体和组织，通过特定的风格或方式，告知自己的存在和传达自己的主张，获得彼此间的认同。无论是网络黑客亚文化，抑或网络恶搞亚文化，青年亚文化均有着鲜明的价值主张和文化理想，并通过极易识别的风格化方式加以表达。
关键词三为“新媒体”特征。这是网络亚文化与前互联网时代亚文化最为明显的不同。由于青年亚文化群体均为非官方社团和组织，在传统大众媒体时代，一般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自己，而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体无疑将青年的媒体话语权从主流文化手中部分地交还给青年人自己。在新媒体中，那些为青年人所熟知的新的技术呈现和表达方式，比如，媒介由语言文字符号、声音符号和影像符号向综合的数字符号转变，致使文化的表达突破了对单一媒介的依赖，实现了青年亚文化表征符号的“脱胎换骨”。网络青年亚文化表达类型也迅疾由单一向全面转向，不再拘泥于某一种表达方式，而是杂糅了文字、图像、影像、声音等多媒体手段，游刃有余地建构起具有独特性质的亚文化类型。在此，媒介不仅仅是青年亚文化传达的工具，而且还内化成为驱动力，乃至精神本质。
三、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言路和价值判断
网络时代的青年亚文化比任何一个时代的亚文化都显得纷繁复杂。各种类型的亚文化现象、青年族群、亚文化社区有着天然的联系，但也有着迥然的差异，然而，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研究的基本言路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大体呈现如下：
首先，充满对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同情、理解和宽容，而不再是简单的排斥或批判。研究成果显示，研究者们对网络青年亚文化的价值判断随着互联网络的普及以及网络青年亚文化形态的多样化经历了从同情、理解到宽容的变化过程。比如，对网络火星文的评价，杨文虎认为，“电脑网民的用语，作为青年亚文化的表现，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新的时代特征。”[15]欧阳友权等人则进一步认为“这种新颖而富有创意的语言形式，有别于日常的语言规范，正契合了青少年张扬自我，突出个性的表意追求。”[16]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的研究者对网络青年亚文化持慎重的态度，采取不偏不倚的两分法原则，在充分肯定网络青年亚文化积极意义和价值的同时，指出其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对青年个体、社会、总体文化都产生了负面影响。比如，为数不少的研究者担心网络火星文的使用极有可能养成不规范运用语言文字的坏习惯，从而使正规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下降，不利于现代汉语的健康发展。网络恶搞亚文化的研究者在充分肯定这种亚文化类型的解构权威、颠覆传统及其创造性的同时，也认为“有些恶搞提供给我们的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而是闹剧，它们失去了对时代的深切体验以及社会责任，缺乏世界观性质的深度和力度。”[17]这种两分法的表述方式，折射的是研究者与青年亚文化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以及研究者个人的主流文化立场。直至如今，这依然是网络青年亚文化研究中最主要的研究言路和价值判断。
其次，普遍认为，青年亚文化一般不会对主导文化的现存秩序、规则构成威胁，更不会取而代之，因为网络青年亚文化是一种边缘的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反抗”，而仅仅是“对抗”，乃至是“补充”。董长弟在分析网络火星文时认为，“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就注定只能是一种处于边缘化的网络次文化用语，永远也不可能在汉语或其他语种中占据主导话语权的地位。”[18]易蓉在分析具有典型先锋性的摇滚亚文化时也认为“它既不单纯地是一种让青少年丧失责任感、使命感的游戏形式，也无法形成一股对既有意识形态具有实质性威胁的颠覆力量。”[19]正因为如此，多种多样的网络青年亚文化构成了社会总体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从而常常获得主导文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许可。不过，也有个别研究者在分析网络恶搞文化时指出，“网络恶搞文化必定与主流文化发生冲击甚至冲突。”[20]但是邱宝林则通过对DV影像网络传播现状的分析证明了亚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并不一定是“你主我辅”的平衡，“对抗”有时可能趋向“反叛”，但“反叛”的最终结果，同样不是“取而代之”，反而是亚文化自身的消泯。可以说，对于亚文化的命运，研究者们的看法高度一致，都认为处于边缘和次地位的亚文化，一旦突破政治边线，对主导文化形成压力和构成颠覆时，亚文化的命运便岌岌可危，“Q版文化一旦与主流文化发生冲突，势必会受到主流文化的抵制。”[21]“作为亚文化的恶搞一旦触动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雷区，那么它必将遭遇主流文化的整肃。”[22]
再次，强调风格表征和形构方式是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特征。青年亚文化区别于主导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类型的因缘之一是它有着风格鲜明、意蕴丰富的符号系统。一方面，这种特有的符号系统是青年群体自己的话语方式，是他们为自己编织的语言代码，以此证明他们自身有别于成人世界、父辈社会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亚文化群体刻意建构的符号系统是群体成员之间的约定俗成或共同创造，符号的使用和风格的形成，强化了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和价值认同，特定群体也通过符号系统与其他亚文化群体构成区隔。与此同时，符号系统还是一种隐喻，通过特殊的生产手法制造出来，以承载特定亚文化群体的关于世界、社会、文化的集体想象。肖伟胜分析了网络语言生产的两种手法：拼贴和同构，从而发现语言生产本身便是青年亚文化群体的一种策略性抵抗，“亚文化的拥护者在一定意义上‘偏离了’主导文化，处于一种亚性状态，是社会中的‘异端’。这种‘偏离性’和‘异端色彩’往往通过仪式化（符号性）的抵抗彰显出来。”[23]王少磊通过对“西祠胡同”网络社区的跟踪研究发现。胡同“黑话”和“江湖”规矩，个性头版和编辑方针等元素和规则构成了“西祠胡同”一眼即可辨识的符号系统。“西祠胡同”借此独特的游戏规则和圈内语言，张扬自身典型的不同于精英文化的“小市民风格”。[24]
第四，对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未来走向高度关注，不过，所持的观点大同小异。研究者们预测的“出路”大致有两种，一是政治打压或温和些的政治收编，一是商业收编。蔡骐在他的文章中断言，作为网络时代激情反叛的表征，恶搞文化所代表的不过只是一种狂欢的仪式，它既可能消失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打压下，更可能淹没在商业利益的收编中。章曦元认为，DV的最终命运，可能是受主流文化青睐而被收编，可能是继续保持民间和个人化的状态，但是，令他不无担忧的是当DV影像被收编之风吹起时，DV影像“是否还能保持它的原创的纯粹个人化的色彩，是否会失去它之所以存在，之所以被人拿来探讨的理由？”[25]在蔡琪等研究者们看来，粉丝亚文化所刻意经营出来的所谓“风格”和“个性”，既是反叛，更是以反叛的名义生产出来的时尚，是消费主义狂欢的一种噱头。至此，青年亚文化的反抗性、独立性被完全消融，不复存在。
四、网络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再思考
互联网络的迅猛发展催生了青年亚文化的井喷，而长期以来，主导文化对青年亚文化的压制以及理论研究导向的忽视，导致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严重匮乏，既表现出研究数量的不足，更体现在研究理论的单调。可以这么说，前互联网时代亚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工具是国外社会学中有关“代际”、“偏离”和“越轨”的理论，在此理论观照下，亚文化被视作异类文化加以研究，研究者的立足点和视角是正统文化、主导文化和成人文化，亚文化则是需要宽容、引导、吸纳的小众文化和另类文化形态。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外亚文化理论尤其是英国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陆续译介，国内青年亚文化研究由社会学朝文化研究转向，伯明翰学派理论的术语和关键词，诸如“阶级结构”、“仪式抵抗”、“风格”、“符号化”、“政治收编”、“商业收编”等等便大行其道，甚至成为国内研究青年亚文化的单一理论话语。
理论话语的单向性意味着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窄化和僵化，这需要我们高度警惕。事实上，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社会文化语境与今天非同日而语，其青年亚文化理论体系能否有效地用来分析网络新媒体时代的青年亚文化，在国外已经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比如，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伯明翰亚文化研究过于激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它们赖于建构理论体系的“阶级”正从我们眼前活生生地消失，加之西方后现代理论话语在文化研究领域的迅速扩散，新一代的亚文化研究者们对此展开质疑，并试图发展新的亚文化概念和理论取而代之。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后亚文化研究理论认为，亚文化的研究需要从社会结构模式中脱离出来，更加注重亚文化的实践意义，包括亚文化个体和群体的商品消费行为，以及通过消费释放和建构起来的更具有创新意义的文化行为，甚至，我们还需要关注亚文化群体通过虚拟网络世界突破本土化的局限寻求全球商品消费中的个人力量。总之，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地域化被全球化取代，一元文化被多元文化取代，青年群体也不再反抗任何单一的主流阶级、政治体系或成年文化，因此，上世纪60年代产生的以“阶级”为理论基石的伯明翰学派的学说已经不能完美地用来解释今天网络世界的青年亚文化了，我们需要发展多样的、丰富的理论话语。
在后亚文化时代，媒介技术的力量和意义显得寻乎异常地突出，卡曼纽尔·斯特说：“我们个人和集体存在的所有过程都直接受到新技术媒介的塑造。”[26]（Manuel Castells,2006）以新媒介为主要载体的青年亚文化与传统媒介时代相较，结构性转化已经显现。然而，现有的研究，仅仅看到了网络作为传播工具的价值，认为其开放性、去中心化和互动性的特征使青年人获得了部分话语权，从被动接受者跃升为主动参与者，但是，很少有研究者进一步去考察媒介之于青年亚文化的真正价值。事实上，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媒介对青年亚文化发展的影响力比此前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要广泛、深刻和迅捷得多——这不仅包括影响到青年亚文化的多样性和传播方式，也包括它所提供的亚文化文本的存在形式和功能模式，还有亚文化生存成长的整个生态环境和文化语境。毋庸讳言，网络新媒介的无深度感、暂时性、分裂性和全球化特征促使在其基础上生成和传播的青年亚文化不再坚持抵抗任何单一的政治体系、主流阶级和成年文化，他们甚至不同程度地弱化了某些“抵抗”的特质，也不再囿于某种风格鲜明而固化的文化类型，相反，诸如身体、性别、种族、民族、时尚、图像等却不断进入当代中国青年亚文化的内核和意义场域，许多特征明显不同的青年亚文化类型共时性地陆续呈现，甚至此起彼伏，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不断出现、繁盛，直到消失，终而复始，生生不息。在新媒介建构的虚拟世界中，青年人也不再仅仅将自己执著地归属于某一种亚文化类型，他们经常从一种亚文化类型转向另一种亚文化类型，或者同时属于几种亚文化类型。这完全不同于此前伯明翰学派所关注的青年亚文化，也不同于国内前互联网时代的青年亚文化，那时候看起来似乎就只有两种文化类型——主流的和反叛的。事实上，不同阶层、教育、社会环境中的青年人总是分属于各种明显不同的群体，他们在观念、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都有着极大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需要分别加以研究。
有关青年亚文化与主导文化、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的关系，在网络新媒介语境中也迫切需要重新审视。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用政治“打压”，还是政治或商业的“收编”来描述青年亚文化发展的归宿都是一种简单乃至粗暴的处理方式。首先，何为“打压”？何为“收编”？在研究者的话语表述中，政治的“打压”和“收编”是指主导文化对异己文化的整肃和招安，前者意味着强权、暴力施压之后的宰制，后者则是温柔分裂、拆解之后的吸纳，两者的目的均是为了替异己文化画上句号。与政治强权相比，商业利益是一种典型的操纵型权力，往往以一种蓄意的、他人并未感觉到的方式施加影响。对青年亚文化而言，一旦形成鲜明的风格，商业之手就会随之而来。问题是，“打压”和“收编”是否就一定意味着赫伯迪克所说的青年亚文化的“死亡”呢？受到宰制的亚文化是否可能换一种语境，换成另外一种呈现方式而复燃呢？商业利益吸纳之后的亚文化有没有可能在商品生产和消费中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呢？在亚文化群体有所选择的消费行为和生产性收视行为中，是否有可能颠覆、改写商品原初的意义，从而重新定义、定型并且改变商品生产者的本意呢？
在新媒体传播语境下，主导文化、商业利益与青年亚文化之间的关系模式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形，或者说，主导文化对亚文化的招安，商业利益对亚文化征用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导文化在分众化、参与性新媒介和多样化文化形态的前提下，更多的是通过主流媒介的融入来影响和操纵亚文化的走向，商品消费的“触角”也超越了对亚文化既成“风格”，诸如新潮流、新款式、新音乐的利用和改造而延伸至亚文化产生的源头，商品成为亚文化现象的催生和形塑者。在此，网络青年亚文化与主导文化、与商业利益不再泾渭分明，他们彼此互为对象，互为存在。如果无视这一变化，如果不能做进一步的深究，我们就无法逃脱伯明翰学派“收编”与“被收缩”的樊篱，将很难深入而准确地把握当今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