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启蒙学校的文化出版实践--以青少年出版为中心_叶圣陶论文

论开明派的文化出版实践——以面向青少年的出版物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明论文,出版物论文,青少年论文,文化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开明派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理论阐发见长的思想流派。在开明派存在的二十多年中，他们除了就所信奉所坚持的“五四”新文化的健康发展发表大量主张之外，以更多的精力致力于文化实践，致力于将他们的文化主张贯彻在自己的文化实践之中。可以说，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并且自始至终毫不动摇，是开明派区别于几乎所有文化文学流派的最根本特征。如果不充分考察他们的文化实践并揭示其丰富内涵、基本理路和价值追求，就无法展现开明派作为一个文化文学流派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也无法真正揭示开明派在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的贡献和价值。

       开明派的文化主张有一个在探索中逐步明确的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开明派的文化实践也由朦胧而走向清晰，由四处开花而收拢战线集中在教育与出版两方面。具体而言，就是集中在办学、办刊、教科书编写、办书店等几个节点上。其中，有关青少年教育的书籍编写出版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方面。

       开明书店由章锡琛主编的《新女性》杂志发展而来。开明书店的老人对其创办过程有一个简括的介绍：

       《新女性》杂志出版后颇得好评，但是当时办杂志是个亏本生意，销路虽好，也维持不了章锡琛一家人的生活。于是有人主张出版几本书来卖，把杂志社改成书店，出杂志，也出书籍；主张最力的是胡愈之、吴觉农等；尽力帮助创办书店的有钱经宇、郑振铎等。开明书店这个店名是孙伏园取的，第一块招牌也是孙伏园写的。胡愈之为开明书店出谋划策，制定了规模。①

       从这个简单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这是一群新文化人的自然集合，是所谓的文人办书店而不是商人办书店，不以单纯的商业赢利为目的而以新文化的传播和建设为宗旨。叶圣陶曾经说：“开明书店是一些同志的结合体。这所谓同志，并不是信奉什么主义，在主义方面的同志，也不是参加什么党派，党派方面的同志。只是说我们这些人在意趣上互相理解，在感情上彼此融洽，大家愿意认认真真做点儿事，不求名，不图利，却不敢忽略对于社会的贡献：是这么样的同志。这些同志都能够读些书，写些文字，又懂得些校对印刷等技术方面的事，于是相约开起书店来，于是开明书店成立了。”②

       第二，在书店创办和运行的过程中，开明派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最明显的是，决定书店出版方向的编译所始终由夏丏尊、叶圣陶等开明派中坚主持，这保证了开明派的文化立场和事业追求在书店创办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这种立场和追求，后来在叶圣陶的一段话中表述得非常清晰：

       办书店原有各种做法。兼收并蓄，无所不包，是一种做法；规定范围，不出限度，是一种做法；漫无标的，唯利是图，又是一种做法；前一种做法需要大力量，不但财力要大，知力也要大，我们担当不了。后一种呢，与我们的意趣不相容，当然不取。与我们相宜的只有中间一种，就是规定范围的做法。我们把我们的读者群规定为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出版一些书刊，绝大部分是存心奉献给他们的。这与我们的学识修养和教育见解都有关系。我们自问并无专家之学，不过有些够得上水准的常识，编选些普通书刊，似乎能胜任愉快。这是一层。我们看出现在的教育继承着旧教育的传统，而新教育继承着旧教育的传统是没有效果的。我们也知道教育不是孤立的事项，要改革教育必须其他种种方面都改革，但是改革教育的意识不能不从早唤起，改革教育的工具不能不从早准备，这又是一层。③

       将开明书店的读者对象确定为青少年，源于开明派坚定的启蒙主义文化观念和平民主义文化立场。他们意识到，要巩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壮大新文化的力量，推动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唯有将现代科学民主的观念从少数受过完整教育的社会精英向普通民众扩展，使之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的思想观念。这不仅是中国社会能否真正进步的先决条件，更是一个亟待实现的时代任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开明派将启蒙对象确定为全国几十万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着重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方式、独立健全的精神人格和现代科学知识素养。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他们的前途命运关系到民族的前途命运，关系到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能否得到继承发扬。正如朱光潜所说：“我们的目的是争取青年中学生，因为他们是社会中坚。所以开明书店从开办之日起就以青年为主要对象。”④

       因此之故，开明书店出版图书有取舍有侧重。经过创办之初的探索，“一九三〇年，《中学生》杂志出版后，开明就确立了以出版中学教本和中学生课外读物为主的出书方针，直到解放为止，这个方针始终保持，没有改变。”⑤据笔者统计，从创办到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⑥，开明书店共出版各类图书1438种⑦。这些书，从使用功能来分类，大致可以分为社科著译类，如列入“开明文史丛刊”的《诗言志辨》、《周易阐微》，列入“妇女问题研究会丛书”的《妇女问题的各方面》、《中国妇女文学史纲》等共309种；古籍整理类，如列入“古佚小说丛刊”的《游仙窟》、《照世盅》，列入“宋人笔记小说”的《鹤林玉露》、《齐东野语》以及《六十种曲》、《二十五史》等共28种；文学作品(创作和翻译)类，如《子夜》、《爱的教育》、《缘缘堂随笔》等共475种；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类，如《国文百八课》、《开明英文读本》等共256种；实用及其他类，如《交际舞》、《家庭电器》、《丝厂管车须知》、《战时救护》等共35种；而青少年课外读物类，如“开明青年丛书”、“开明少年丛书”、“开明中学生丛书”等等，共有335种。将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与青少年课外读物简单相加，即为591种。从这种简单的分类中，不难看到开明书店主要以青少年读者为主的出版方向(参见表1)。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分类是极其粗略的，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除古籍整理类著作和社科著译类，包括实用类中的一部分以及教材类中少数大学教材而外，大量著作都是为青少年而写。譬如文学类中有占总数30％以上的100多种作品本来就是专门为青少年而创作翻译的，除72种的“世界少年文学丛刊”而外，朱自清的《欧游杂记》、夏丏尊的《爱的教育》、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等许多作品都是为青少年准备的，有许多也在《中学生》杂志上连载过。这种情况在社科著译类中同样普遍存在，如茅盾的《世界文学名著讲话》、李广田的《文艺书简》、曹孚译的《励志哲学》、千家驹的《中国战时经济讲话》等等，本来就是写给中学生的。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我们干脆从读者对象的角度以青少年为界，将开明书店出版的书籍简单地分为两类，则得到的结果是以青少年为读者的出版物有800多种，占开明出版物总数的57％以上。

      

       这一点，当时的人们就很清楚。储安平说：“开明书店这几年来经章锡琛先生和夏丏尊先生等的惨淡经营，已获得很健全的根基。……开明书店的读者对象是中学生，所以他们的出版计划，也是针对着中学生而进行的，他们出版的书，泰半都是给中学生看的，许多自然科学及历史地理，都成为了一般中学生很好的课外读物。”⑧

       开明书店出版的图书，当然是整个书店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这里无意将其完全归之于开明派名下。但显而易见的是，开明派在从书店的出版方针、选题设计，到组稿审稿、出版过程、市场推广等涉及书籍出版全过程的各方面，均起了主导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如此，开明派也热情响应书店的出版方针，不仅不断推出新的选题，四处组稿，而且积极为开明书店撰稿或将自己的著述交给书店出版，这些著述总数达285种，占开明书店出版图书总数的20％。除匡互生英年早逝没有在开明书店出版过著作外，其余开明派同人统统在开明书店出版过相当数量的著作。从这285种著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开明派对于开明书店出版方针的深刻影响。

       在开明书店为青少年出版的八百多种图书中，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教科书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也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它承载着文化，也传播着文化，通过这种承载和传播，体现着时代的趋势和要求，也蕴含着编者的立场和导向。就此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教科书成为了一个时代风气的凝结点，一种社会价值的风向标。对于开明派而言，在教科书的编写中彰显他们所坚守的文化主张并体现他们所意识到的社会责任，是他们的追求，也是他们的特色。

       开明书店所出版各类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在程度上，从小学到大学均有，但毫无疑问以中学教材为最丰富；在科目上，从国文、数学、英语到公民、博物、自然，涵括了中小学的所有科目，又以国文、数学(算术)、英语这中小学最基本的三大科目最丰富。其中大学和师范教科书均不成系统，高中和小学教科书也仅各出两套，这四部分相加有106种，而初中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则出版了6套，共150种。

       以初中程度的青少年学生作为教科书编写出版的主攻方向，蕴含着开明派对教育现状的深刻认识和对自身文化使命的深刻理解。尽管民国以后现代教育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比起庞大的人口基数，受教育人口所占比例依然非常有限。据教育部编《中国教育年鉴》(第一次)统计，在1930年代初，中国的高等教育仍然相当落后，为每万人口0.9人，不足总人口的0.1‰，而中等教育则获得较快的发展，在校中学生约为515000人，为每万人口11人，约占1‰强⑨。由此可见，大学生文化程度很高，接受能力强，但人数毕竟过于稀少，有能力进入高中程度的青年也占少数；小学的文化程度低，但心智尚未完全开发，唯有初中程度的青少年相对较多。他们求知欲强而对世界对人生对自我的认识尚未定型，可塑性最强，针对他们展开文化启蒙，可以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初中教科书中，种数最多也最能体现开明派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建设主张的无疑是国文教科书(参见表2)。这种状况，与国文在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作为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汉语言文字中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也蕴含着其固有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语言形式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必然带来整个文化形态的重大变革。从二十世纪初叶到三十年代此起彼伏的“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注音字母运动”、“文学革命”、“大众语运动”以及“文白之争”、“读经运动”等等，都在新与旧的辩驳问难中推动着语言形式的变革和国文教科书编写的进步。

       现代意义上的国文，作为一门独立的教育科目，始于1905年“废科举，兴学校”的新政热潮，此后到1935年叶圣陶、夏丏尊出版《国文百八课》时，已经有了二十年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国文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国文教育的根本宗旨和科学体系、当前任务和重点难点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认识上的模糊和错位。因此，在国文教科书的编写中，开明派的追求，着重围绕着语文教育与人文教育、白话与文言、阅读与写作、教学与自修等方面展开。在夏丏尊和叶圣陶编写的《国文百八课》的“编辑大意”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学校教育上，国文科向和其他学科对列，不被认为一种学科，因此国文科至今还缺乏客观具体的科学性。本书编辑旨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给予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

       这让我们看到，夏丏尊、叶圣陶等人教科书编写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要摆脱对国文教育的“玄妙笼统的观念”，纠正对国文教科书的错误认识，建构语文本位的现代语文教育体系，充分体现注重实用、发展语言能力的现代语文教育思想。具体说来，即通过训练，培养学生的语言和文字知识、文章阅读和写作知识、文学欣赏和文学史知识，以及熟练地综合运用上述知识表达自己思想和情感的能力。在这方面，开明派有着丰富的思想和认识，这里无法全部展开，仅仅简要地予以归纳说明：第一，反对国文教科书的泛政治化、泛道德化倾向，坚持融人文教育于语文教育之中，以达成人格素养和语文素养的平衡统一；第二，反对文言文中所包含的封建思想道德观念，同时尊重文言文中所包含的传统文化的精华，坚持以白话文为主兼顾文言的方针，达成完整地掌握汉语语言能力的目标；第三，在语文教育的听、说、读、写等多环节中，针对语文教育的核心和社会的急需，紧紧抓住读与写的中心环节，在读写的互动互促中，尽快提高学生的语言素养和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第四，在教科书体例的编排、内容的择取和语言的表达中，坚持语文教育的系统性和灵活性，以学校教育为主，同时兼顾失学和辍学青年的需要，以争取最大程度的受惠面和影响力。

       在开明书店为青少年出版的图书中，与教科书具有同等意义的、规模和影响力更大的是他们编写出版的青少年课外读物。历年来，他们编辑出版了“开明青年丛书”(105种)、“开明少年丛书”(28种)、“开明中学生丛书”(23种)、“中学生杂志丛刊”(38种)、“世界少年文学丛刊”(72种)、“开明青年英语丛书”(17种)、“开明少年英语丛刊”(23种)、“开明英汉译注丛书”(8种)、“详注现代英文丛刊”(16种)、“简易英语丛书”(5种)、“开明英文详注丛书”(5种)等。其中，除英语类的几种丛书明显带有工具性，其余的也主要的是着重从各方面对青少年进行素质教育。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两种。

       一是“世界少年文学丛刊”。这套起步于开明书店创办之初、完成于三十年代中叶的丛刊，在适龄读者、体裁、国别、选材等方面，倾注了开明派同人的巨大心血，成为系统地向少年儿童推荐世界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重要丛书。这套丛书，就读者对象而言，涵盖了从学龄前到青少年的各个年龄段；就体裁而言，有小说、散文、戏剧、童话、故事、寓言、传说、神话等各种门类；就国别而言，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丹麦、挪威、苏俄、埃及、意大利、西班牙、古希腊、印度、波兰等等，当然也少不了中国，叶圣陶的《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谢冰心的《寄小读者》等均在其列；就作家作品选择而言，安徒生、格林、史蒂文生、保罗·塞缪尔、马克·吐温等儿童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自然不会缺乏，而《堂吉诃德》等一些原本并非纳入儿童文学范畴的作品，也通过改写的方式得以呈现。正因为如此，三十年代初，作为中国儿童文学早期主要代表人物的叶圣陶，对中国出版界的儿童文学书籍有一个评价：“起初商务印书馆有几本杂乱无章的西洋童话的翻译本，但也没有什么好处。后来开明书店的世界少年文学丛刊继起，算是对于西洋儿童读物有个比较有系统的介绍。此后，虽然北新书局出版过小朋友丛书，又有儿童书局专门刊行儿童读物，但都没有良好的成绩。”⑩这套丛书受到了少年的普遍欢迎，多少人在成年之后还撰文深情怀念《爱的教育》、《宝岛》等所给他们的影响。

       如果说“世界少年文学丛刊”专注于对少年进行文学熏陶的话，那么，“开明青年丛书”便全方位地对青年开展素质教育。这套丛书持续时间最久，从1927年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总量达到惊人的121种。这套丛书把青年完全从课堂教学和考试中解放出来，给予更加丰富更加鲜活更加精彩的内容。它有着鲜明的特点：第一，学科全覆盖。从语文、数学、英语，到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绘画、音乐以至于实用；从文学艺术、科学知识，到文化修养、动手能力；从知识到能力到人格熏陶，无所不包。第二，针对性强。开明派同人尽管大多有着作家、学者、编辑、出版家、翻译家等多重身份，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绝大多数是或曾经是中学教员，他们对中等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对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特点，对青少年培养的重点难点均了然于胸，因而在丛书内容的设计上，举凡成为一个独立健全的青年所需要的知识学习、能力训练和人格熏陶统统都有。为了适应青年的需要，他们甚至对名著进行改写。叶圣陶说：“作为中等学生国文科课外读物的文艺书籍，不但要估量它的文艺价值，同时还要估量它的教育价值。有许多好书，因为有一些不适宜于青年的部分，从教育的观点看来，是应该排斥到学校的门外头去的。然而青年不看这种好书，究竟是一种精神上的损失。为此，我们就打算出版洁本旧小说。所选的是《水浒》《三国》《红楼梦》等具有普遍性的作品，经过专家订定，把其中不适宜于青年的部分逐一删去，使它成为并不缺乏教育价值的东西。又由订定者撰作序文，对于各书本身既有公允的批评，对于阅读方法又作详细的指导。读者阅读这种本子，在理解与欣赏上自然比较阅读他种本子便当得多了。”(11)第三，活泼生动。开明派反对板着面孔训诫或作高头讲章，他们特别注重将知识的学习、能力的训练与亲切平易的态度、生动活泼的文字融为一体，在富于艺术气息和故事情节的形式中让学生易于学习，乐于接受。在这方面，叶圣陶、夏丏尊的《文心》、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贾祖璋的《鸟与文学》、周建人的《花鸟虫鱼》、顾均正的《电子姑娘》、刘薰宇的《数学的园地》、丰子恺的《绘画与文学》、宋云彬的《玄武门之变》等众多作品，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的努力，甚至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散文样式——科学小品。茅盾曾说，他应夏丏尊之邀为开明书店办的《新少年》写一部连载中篇小说《少年印刷工》，在写作下半部时因要满足夏丏尊提出的“通过故事能使小读者得到一些科学知识”的要求，“以致犯了大忌，没有把主要笔墨放在人物的塑造上，而且割断了与前半部中出现的众多人物和情节的联系，专注于技术知识的介绍”，造成了小说的“不成功”(12)。这种结果对茅盾自然是个损失，不过从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开明派在为青少年着想方面是如何地念兹在兹、不遗余力。

       在探讨开明派从事的为青少年服务的出版工作时，必须回答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开明派自身为青少年提供了哪些出版物以及这些出版物对于青少年的作用。

      

       统计显示，开明派同人在开明书店出版的285种图书中，专门为青少年编纂的图书共206种，占他们在开明书店所出版图书总数的72％，如果加上虽非为青少年而写却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图书，其总量则更多。这样一个数据，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如果把这一数据再展开一下，则可以看得更清楚(参见表3)：

       从上述数据中，我们可以获得两个信息：第一，无论是从青少年读物的总量还是从比例上，编纂适合青少年的读物，不是开明派少数人的自发的行为，而是他们集体的有意识的追求；第二，他们中不少人，把培养青少年作为终生的事业，并为此贡献了毕生的精力。由此可以判断，开明派对于自身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角色定位是非常清晰的，他们为此付诸实践的行动能力也是超凡的。因此完全可以说，他们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体现了全心全意为青少年服务的出版宗旨。

       在内容上，开明派同人为青少年编纂的读物，涵盖了上文所述的开明书店教科书和青少年课外读物的两大领域。在每个领域的许多方面，他们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譬如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王伯祥、刘薰宇、章克标等人的教科书编写，夏丏尊等人的文学翻译，丰子恺的艺术普及，顾均正、徐调孚的儿童文学译介，朱自清的散文游记写作，朱光潜、丰子恺的人文素质培育，宋云彬、周予同、傅彬然等人的历史知识介绍，刘薰宇、贾祖璋、周建人的科学小品推广等，都值得大书一笔。限于篇幅，这里仅从国文教科书编写和儿童文学译介两方面论述其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作品。

       在国文教科书领域，叶圣陶、夏丏尊是当之无愧的标杆。

       三四十年代，开明书店出版的国文类教科书和学校教科用书有47种。其中由书店约请作者编写的国文教科书，主要有王伯祥编写的《开明国文读本》，夏丏尊、叶圣陶、宋云彬和陈望道编写的《开明国文讲义》，叶圣陶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夏丏尊编写的《国文百八课》，夏丏尊、叶圣陶合编的《初中国文教本》，抗战胜利后由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等人编写的《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开明新编国文读本·乙种》、《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和《开明文言读本》(14)，还有被开明书店认定为教科用书的夏丏尊和刘薰宇编写的《文章作法》、夏丏尊和叶圣陶编写的《文心》等。

       在这些教科书中，作为开明函授学校教材的《开明国文讲义》和《开明实用文讲义》针对特定的对象，对于普通全日制学校来说反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抗战胜利后编写的四种教科书，面世后不久新中国即诞生，影响也有限，《文章作法》更宜视为写作课的专门教材，难以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国文教科书。没有上述局限性而最能体现开明派的文化建设主张的，是叶圣陶编写、丰子恺绘图的《开明国语课本》(15)和叶圣陶、夏丏尊编写的《国文百八课》(16)。这两套教材前者为小学教材，后者为初中教材，正好覆盖了学校教育最基础的小学和初中阶段。

       叶圣陶说：“在1932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初小八册，高小四册，一共十二册，四百来篇课文。这四百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17)《开明国语课本》配以丰子恺的画，低年级课本并且以手写字体出现，亲切活泼图文并茂，出版后立即轰动了教育界和出版界。报纸的评论连篇累牍，称其“形式和内容俱足称后起之秀，材料活泼隽趣，字里行间，流露天真气氛，颇合儿童脾胃。材料亦多不落窠臼，恰到好处”。这套教材也成为“第一部经部审定的小学教科书”。教育部在审定批语中说：“插图以墨色深浅分别绘出，在我国小学教科书中创一新例，是为特色。”教育部评审专家也均予以好评。黎锦熙说：“此书价值，可谓‘珠联璧合’，盖叶先生之文格与丰先生之画品，竟能使儿童化，而表现于此课本中，实小学教育前途之一异彩。”其他评委也纷纷指出：该书内容新颖，颇多创新，它“依据社会生活与自然生活，编写童话、寓言、故事，每课中动物的或植物的人物的特长，均与人类生活相吻合。这样的结构与内容，在一般儿童读物中，实是不曾多见。”“全书组织，合每数课为一单元；而各单元之间，又互相联络，颇合儿童学习心理。至每课课文，字句活泼，图画生动，意义浅显，亦足引起儿童阅读兴趣。”叶圣陶作为“素负盛名之作家”，“以写《稻草人》的笔致着意到教科书上，所以课文能切近儿童生活”，“引起儿童丰富的想象”，“而且富有童话的意味”，“优美的情趣，随处可见”(18)。由于深受社会欢迎，这套教科书前8册至建国前共印40余版，后4册至1937年即印27版。1947～1949年间，该教材又拆分为《幼童国语读本》、《儿童国语读本》和《少年国语读本》由开明书店重新出版(19)。

       同样，《国文百八课》也因“体裁独创，编制尽善，适于教学，更适于自修。出版以来，好评如潮”(20)而影响深远。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志公回忆说：“五十年代末，我们曾经对十九世纪末叶以下四十年间若干种‘国文’教材进行了一次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当时发现，在多种教材之中，有几种是有显著的特色，比较突出的一种是《国文百八课》。”(21)吕叔湘也说“：现在也有以作文为中心按文体组成单元的实验课文，但往往是大开大合，作文讲解和选文各自成为段落，很少是分成小题目互相配合，能够做到丝丝入扣的。这就意味着，直到现在，《国文百八课》还能对编中学语文课本的人有所启发。”(22)

       半个世纪后，国人在新时期文化建设中向传统寻找精神资源的时候，依然痴迷于这些教科书的精彩，重印了《开明国语课本》和《国文百八课》，这充分见出它们的神奇魅力。

       在儿童文学译介方面，夏丏尊和他翻译的《爱的教育》是另一座标杆。

       《爱的教育》是19世纪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代表作，以日记的方式表现儿童生活，原名《考莱》。1923年，在春晖中学任教的夏丏尊开始动笔翻译《爱的教育》，每译出一部分学校同事朱自清和刘薰宇总以先睹为快，成为译稿的第一批读者。与此同时，译稿交给《东方杂志》编辑胡愈之，由他安排在《东方杂志》上连载。全书译成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因为商务推介乏力销售不好，夏丏尊干脆收回版权交给刚刚成立的开明书店，学校的同事丰子恺为新版设计了封面并画了多幅插图。开明书店的新版发行后风靡一时，成为最受欢迎的儿童文学译作和中小学生课外读物。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该书先后“再版三十多次”(23)，是开明书店的畅销书、长销书。

       《爱的教育》从翻译到出版，可以从中发现两个重要信息：第一，开明派的不少同人介入了该书的成书过程。夏丏尊曾专门说到此事：“《东方杂志》记者胡愈之君，关于本书的出版，曾给予不少的助力，邻人刘薰宇君，朱佩弦君，是本书最初的读者，每期稿成即来阅读，为尽校正之劳；封面及插图，是邻人丰子恺君的手笔。”(24)所以，它实际上蕴含了一种集体的力量，体现了一种集体的文化立场。第二，表面上这部译著是由于商务印书馆的“托大”而“偶然”成全了开明书店，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它之归属于开明书店是必然的，因为它深刻契合了开明派对于教育的理想，直接回应了二十年代教育界对于教育改造的呼声，充分体现了开明派的文化追求。这一点，夏丏尊在《译者序言》中说得非常明确：

       我在四年前始得此书的日译本，记得曾流了泪三日夜读毕，就是后来在翻译或随便阅读时，还深深地感到刺激，不觉眼睛润湿。这不是悲哀的眼泪，乃是惭愧和感激的眼泪。除了人的资格以外，我在家中早已是二子二女的父亲，在教育界是执过十余年的教鞭的教师。平日为人为父为师的态度，读了这书好像丑女见了美人，自己难堪起来，不觉惭愧了流泪。书中叙述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虽是幻影，使人读了觉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于是不觉就感激了流泪。

       这书一般被认为有名的儿童读物，但我以为不但儿童应读，实可作为普通的读物。特别地敢介绍给予儿童有直接关系的父母教师们，叫大家流些惭愧或感激之泪。(25)

       《爱的教育》固然是一部成功的文学译著和教育译著，但把它放到开明派整个文化思想体系和文化实践活动中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不仅具有一种轰动的社会影响，甚至形成了一种放大的社会效应。这从它的两种衍生产品可以看出。

       一是《爱的教育实施记》。开明版《爱的教育》问世后，受到中小学生的广泛喜爱，也得到不少学校教师的重视，把它当作教材或补充教材，甚至运用《爱的教育》原则在学校具体实施。“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私立尚公小学是一所名校，该校教师王志成运用《爱的教育》中的原则，在尚公小学里实施起来，效果竟意外的好。”(26)王老师将他的教育笔记整理成《爱的教育实施记》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本书提供了教师来自教学一线的最鲜活的观察和感受，因而受到教育界的重视，到1932年就印了4版。二是《续爱的教育》。由于《爱的教育》的成功，许多读者写信希望夏丏尊翻译更多的类似作品，有人甚至把作品也寄来了。夏丏尊在湖南一师时的同事孙俍工便特意从东京寄来了《续爱的教育》的日译本。《续爱的教育》是《爱的教育》的姊妹篇，书中人物与《爱的教育》相联系，作者孟德格查也是《爱的教育》的作者亚米契斯的好友。承接了读者的厚望，夏丏尊又翻译了《续爱的教育》。它不仅在《教育杂志》上连载，而且于193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与《爱的教育》一样，《续爱的教育》也大受欢迎，到1949年3月共印26版。夏丏尊在《译者序》中说：

       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是感情教育，软教育，而这书所写的却是意志教育，硬教育。《爱的教育》中含有多量的感伤性，而这书却含有多量的兴奋性。爱读《爱的教育》的诸君，读了这书，可以得着一种的调剂。

       学校教育本来不是教育的全体，古今中外，尽有幼时无力受完全的学校教育而身心能力都优越的人。我希望国内整千万无福升学的少年们能从这书获得一种慰藉，发出一种勇敢的自信来。(27)

       《爱的教育》和《续爱的教育》，作者不一，内容有自，但它们从情感和意志两个侧面切入教育的本质与核心，体现了开明派对于教育的完整性及其对于青少年全面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也体现了夏丏尊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

       注释：

       ①⑤唐锡光：《开明的历程》，《我与开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290页，第296页。

       ②③叶圣陶：《开明书店二十年》，《叶圣陶集》第6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第226页。

       ④朱光潜：《回忆上海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上海]《解放日报》1980年12月2日。

       ⑥新中国建立后，开明书店适应新的时代而出版的书籍，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故这里不列入统计。

       ⑦因大量书籍未能见到实物，中国青年出版社也无完整档案，只能依赖《民国时期总书目》等各类专题书目以及当时出版物上的广告介绍或回忆文字，故进行这种统计非常困难。这里的统计方式为：1.以单独出版(有独立的出版时间和定价)为算；2.再版或重新出版时书名、作者署名与初版或有差异，不重复计算；3.有些书籍在多次出版中有分有合，同主题如一书的上下册则记合订方式，不同主题如“开明算学课本”分代数、几何、三角、算术则记分开方式；4.一般的内容修订不重复计算。莫志恒说：“开明书店自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书籍，先后约计一千四百数十种。”(莫志恒：《说说开明书店及其出版物的装潢艺术》，《我与开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页。)因不知其统计方式和具体书目，这里无从比较。

       ⑧储安平：《一年来的中国出版界》，《读书顾问季刊》1935年第4期。

       ⑨详见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开明书店1934年版。

       ⑩见贺玉波：《叶绍钧访问记》，载《读书杂志》1931年第3期。

       (11)叶圣陶：《洁本小说：〈红楼梦〉茅盾叙订〈水浒〉宋云彬叙订〈三国演义〉周振甫叙订》，《叶圣陶集》第18卷，第283页。这三种名著改写未收入“开明青年丛书”，但其基本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12)详见《茅盾全集》第35卷“回忆录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7页。

       (13)这里的著述包括个人与合作的著、译、编、校，以版权页的作者项下署名为准，故与通常列入他们名下的著述统计略有差异。因其中有的著述为合作，故列到作者名下有重复，其总数大于285种。

       (14)具体为《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叶圣陶、郭绍虞、周予同、覃必陶编，1947年出版，6册)，《开明新编国文读本·乙种》(叶圣陶、徐调孚、郭绍虞、覃必陶编，1947年出版，3册)，《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6册，实出2册：第1册，朱自清、吕叔湘、叶圣陶编，1948年出版；第2册，朱自清、吕叔湘、李广田、叶圣陶编，1948年出版)，《开明文言读本》(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编，1948年出版)。

       (15)该套教材1932年出版8册，为小学初年级用，1934年出版4册，为小学高年级用。

       (16)《国文百八课》原拟出版6册，每册18课，共108课。从1935年到1938年先后出版4册，后两册因抗日战争爆发未能继续编印，实际只有72课。因先期出版时已使用“百八课”名称，故以后出版仍沿用原名。

       (17)叶圣陶：《我和儿童文学》，《叶圣陶集》第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87～388页。

       (18)《新课程标准颁布后最先蒙教育部审定的——开明小学课本》，《中学生》第36号，1933年6月1日。

       (19)《开明国语课本》初小8册的前4册更名为《幼童国语读本》于1949年1月出版，后4册修改为《儿童国语读本》于1948年8月出版；高小4册修改为《少年国语读本》于1947年7月出版。

       (20)《初中国文科教学自修用〈国文百八课〉(夏丏尊、叶圣陶合编)》，《中学生》第57号，1935年9月。

       (21)张志公：《重温〈国文百八课〉再谈语文教学科学化》，[北京]《中学语文教学》1986年第6期。

       (22)吕叔湘：《三十年代颇有特色的国文、英文课本》，《我与开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198页。

       (23)欧阳文彬：《夏丏尊先生年表》，载《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

       (24)(25)夏丏尊：《〈爱的教育〉译者序言》，《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第42页。

       (26)王利民：《平屋主人——夏丏尊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27)夏丏尊：《〈续爱的教育〉译者序》，《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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