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研究中国文化艺术思维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艺术论文,中国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427(2002)01-0088-04
一
中国文化艺术思维是中华民族在其生存发展的长期精神文化实践中所形成的、相对稳 定的、普遍起作用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等思维模式的总称。它是哲学层次上的思维方 式在民族精神文化艺术等活动中的反映，同时民族文化艺术思维自身的价值取向，也决 定着它的构成特质及发展趋向。
中华民族在远古氏族社会的群居中便形成的、使道德相会于心灵的具有极大潜力和极 强韧性的民族心理和精神，是我们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绵延不绝的生命内力，是我 们民族建构其思维模式的内核。而民族思维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又与民族的社会结构、观 念形态、自然科学乃至思维符号等要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社会结构模式上看，氏族社会延续下来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婚姻家庭为单位的 宗法制，是几千年来中国基本的社会结构模式。而与这种社会结构及社会制度相适应的 是以家庭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格局，它一方面导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的根深叶茂；另一方面却又使得商品经济始终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在这种结构模式中， 个人与血缘氏族的命运相关。同时在宗法制的以家、国为中心的家庭结构及社会制度中 ，有父、子、君、臣，也就有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而中国人对人生价值的定位 ，就是在认同这一有着不平等内核的等级秩序的合理性的基础上的“事君事父”、“忠 孝两全”。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沉溺于精研君、臣、父、子的极为现实的社会等级关系而 不能自拔，从而使得这一社会结构模式获得了超稳定的传承和发展。
从观念形态来说，由上述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及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中国哲学、伦理、 道德、宗教等社会意识，把对生命存在的理解付诸于切切实实的行为之中。最能体现这 一精神文化特征的，可以说是被称之为“大学之道”的“三纲八目”。[1]“三纲”的 “明明德”，首先规定了伦理哲学认识的基本对象为“明德”，“德”即人伦规范，人 能“明明德”而后可以“亲民”，而后可以“至善”，而“至善”既是道德的最美境界 ，又是政治的最高理想，亦是哲学的最终追求。“八目”中的“格物、致知”是哲学： “诚意”、“正心”、“修身”是道德；“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三 者不可分离。中国哲学与道德、政治的上述内在关系，早在《夏书》所言的“正德、利 用、厚生”的观念中就已存在了。而周代统治者的“以德平天下”的实践和注重“以德 治天下”的观念，开日后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以伦理为中心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先河。孔子 信奉周代的“德治”，他所建立的“仁”、“礼”结合的儒学，对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 构乃至思维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却一直未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教派。中国本土 宗教是道教。道教教义的最大特点，是以现实世界的人为本，这与世界其它宗教分裂灵 魂与肉体、划分此岸与彼岸的观念大不一样。道教最高境界的羽化登仙，也不是死后回 到天界，而是活着就修炼成仙，是人带着自己的肉体飞升成仙的。儒家从人格神的角度 出发，祭拜死去的祖宗并将之神化，这种神本质上也是人。而来自西域印度宣扬彼岸世 界西方乐土的佛教，最后被六祖慧能改造成为调节现实生活中人们心态的禅宗。可见， 注重现实的中国人即使在宗教领域里，也不追求彼岸世界的理想，而只对现实生存倾注 其全部的热情和智慧。
从自然科学来讲，中国的“五行说”，是远古祖先对自然界认识的最具体又最抽象的 理性概括，并由此产生了把宇宙万物的一切事物及现象按其不同的属性分别归类于这五 行之中，以其相生相克来说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此同时，中国的“阴阳”说，认 为在构成这一整体世界的各种事物中无不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阴阳两个方面，阴阳的 矛盾与平衡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阴阳说”从宏观整体上认识事物对立统一的辩证 规律，比较抽象。“五行说”则在高度程式化的同时，又以比较具体的方式把握事物的 构成、联系、对立和转化。中国文化的最大特征即是任何抽象出来的形而上的命题，一 经提出，无不很快地被赋予政治伦理内涵，并极迅速地将之贯彻到政治伦理生活中去， 本属于对对象世界认识的“阴阳”、“五行”理论也未能免于此，从而成为了民族思维 对宇宙社会自然人生的总体把握的基本要素。
从思维符号来看，我们中华民族在新石器时代前期的母系氏族社会，就进入了以农耕 为主的物质生产及其生活方式之中，这一时期正是我们民族祖先的思维、意识开始形成 的时期。而具体的农耕劳作及其生活促使了我们民族的先民将思维对象聚集在对天地自 然与人类关系的认识上——“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2]，便是中国民族思维在最初的思维符号创制中的体现。换句 话说，它是最早把对对象的感性体认和精略概括的民族思维方式用于思维符号创制这一 沃土之上的标志。在民族早期的文化艺术典籍的《周易》中，可见出思维有卦体和卦辞 、爻辞两套符号系统。这一民族思维的符号具有表意的双重性，即卦体是一套用形象来 表意的符号，而卦辞和爻辞则属于由甲骨文转化而来的以象形为主的文字的另一套表意 符号，这说明我们祖先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很早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两套表意符 号流传至今。其中用来书写《易》的卦辞、爻辞等甲骨卜辞的象形文字经过历代的演变 ，成为我们今天通行的规范汉字，而八卦的卦体则成了用来研究《易》和卜巫文化的另 一套符号系统。
上面我们从多个方面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归纳，而这几个方面的合力，将民族思维的路 径和视野导向了社会伦理及人际关系的研究领域，建构了以人为中心的以伦理政治哲学 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模式，同时决定了民族思维是一种以情感、形象、想象与 简略式归纳概括相交融的感悟式的诗意思维。由于民族思维方式贯穿于一个民族社会实 践的各个方面，把握民族思维方式，有助于深刻理解民族历史文化的本质、特征与内在 联系，有助于透视民族内在心理特质。中华民族文化的儒家学说注重现实生活的人生价 值；道家学说否定世俗人生价值而追求与自然精神相融合的生命体验；佛家学说则主张 以无区别之心对待一切，从内心消除现世人生的种种苦难，在心灵上建构彼岸世界的净 土。上述各家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和形成的理论观念虽多有不同，然在探索生命的存在价 值和意义这一根本点上却是一致的，因而都可以被称之为人的生存哲学或生命哲学。以 这一哲学为中心的中国诸文化现象在社会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民族心理的横向运动中，又 不断地立足于本学派而进行着相互间的抗争和分离、交流与融合，最终实现了在人的生 存理论上的“天人合一”观念及思维方式上的整体的、感性体认识的共性。从思维对象 上看，它是自然宇宙与社会人生合一的整体哲学；从思维方式上看，它是灵动的感性思 维与简略的理性概括合一的诗化哲学；从思维与实践的关系上看，它又是理论与实践合 一的实用哲学；从思维本质上看，它则是人的主体性与对象世界合一的生命哲学。总之 ，中国哲学为民族生存设制了以人的生命存在为终极目标的具有鲜明独特民族意识和思 维方式，毫无疑问，民族思维主要地集中地蕴涵于这一民族文化之中，这是中国文化艺 术的特质。因为任何民族的心理气质、意识观念、思维方式都将在民族文化艺术得到最 彻底的体现。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民族生存实践的一种抽象。换句话 说，民族思维贯穿于构成民族文化整体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及心理精神层面。它集中 表现于民族的心理精神层面，并对民族意识与精神的形成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研究 中国文化艺术思维，是力求探寻以人的生存为对象，以诗意的语言符号为传媒，以类比 隐喻的描述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中国文化艺术思维模式中内涵的中国民族精神。因为，认 识和把握一个民族的生命历程，最准确无误而又最简明扼要的办法就是用科学的眼光审 视并反思民族的思维。
二
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研究的路径所关注的是观念意识，且将它置于中心地位，从而使 得中国文化学术理论从来就没有形成研究方法论的学术领域，更谈不上形成关于思维的 理论体系了。恩格斯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 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 有限的”[3]。正因为思维的两重性充分地表现于民族精神的物化形态的文化艺术理论 之中，因此，从民族的文化艺术理论中去寻找民族思维的轨迹，则是一条必由之路。中 国的儒、释、道各家理论，都十分重视对其理论体系的建构，而对如何通过思维形成其 理论的问题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道学创始人老子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4]，庄子也认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5]，儒家创始人孔子说： “辞，达而已矣”[6]佛学禅宗的开创者六祖慧能则强调禅学佛法是“以心传心，皆令 自悟自解”[7]虽说诸家理论也都谈到了思维及其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这一 问题并没有引起创立诸家学派的大家以及后来的学者们的更多地关注，更不用说将之作 为与意识观念同等重要的对象来研究，这是使得中国文化艺术思维方式一直处在一个以 自身所具有的生命力绵延不绝，空灵、隽永却又停滞、封闭的状态之中，古老气息浓郁 、当代氛围淡薄的根本原因。
在人类文化史上，诗是最古老和久远的文化艺术。作为民族最初的心理意识，它包容 了先民的宗教、哲学、审美等意识的发端，是各种意识相互交织的混合体，这种意识首 先的和根本的是对人自身的意识。如果从以劳动为中心的人的生存活动中所发生的有节 奏的呼声算起的话，似乎可以说，自有人类的那一天起，也就有了文化艺术。中国是一 个诗的大国，诗的样式之多、数量之大、成就之高，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之正宗，其影响 旁及散文、小说、戏曲等。可以说，以诗歌为主体的中国文化艺术是民族生存历程的史 册，它在表现民族的生活历程、心理历程、情感历程的同时，表现了民族对生存思考的 思维历程。它们是民族思维的艺术化表现，也是民族思维的符号化形态。因此，从表现 民族心理、情感为对象的文化艺术中，我们可以探寻到民族思维的轨迹。法国人列维一 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一书的撰写动因，即源于布留尔认为司马迁《史记》中所表现的 中国民族思维是一种原始思维[8]。笔者在拒绝接受这一观点的同时，认为中国民族思 维即是由原始思维积淀而来又与其有着质的不同并处于不断发展更新中的一种用诗意的 符号予以表达的诗意思维。这一思维具有的重形象兼有抽象，重体验兼有理智，重实用 兼有思辨，重圆融兼有发散的特征，而这一特征又体现于构成这一思维整体的主、客体 诸要素中。总之，以人的生存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人主体性为中心、追求天人合一的生 命一体化，并以精神生命的涵养来调节情欲生命，是中国文化艺术思维的本质。
从思维的角度看，中华民族的历史便是在对这一思维模式的不断继承与反思的历史。 一部近代史，更是一部剧烈的思维反思史。在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 辛亥革命”等运动后，人们在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反思中，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危机根源在 于缺乏近代的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即是“国民性” 的这一传统思维及用传统思维所形成的观念意识的深层问题。如果说二十世纪初的那场 倡导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还仅仅是在文化圈内对传统文化的审视和反思的 话，那么，二十世纪木，西方文化则几乎是全面地进入了民族生存的各个领域，它来势 之猛，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无抗争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中外文化对垒的不平衡态势 和格局，不仅表现在西方人的生存观念乃至于方式和习惯已渗透到我们民族生活的方方 面面，更表现在中国人尤其是年青一代的生存意识、价值观念、人生取向的变异上。随 着电脑网络的飞速发展，高科技时代的到来，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金融证券化的 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给民族文化及其思维带来巨大的冲击将是不可估量的。民族生存既 要有科学技术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也需要有道德人格来提升精神生活水准，既需要民 主法制来保障人的自由，也需要高度融合的哲理智慧来疏通和启迪人的心灵。因此，吸 纳人类文化的结晶，以重塑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就必须促使民族文化的当代转型，其 中民族的思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本质问题。因此，研究有关民族思维的形成、特质、结 构、符号，从而为再造一个内涵民主科学意识的有着高度理性特征又不乏感性智慧的新 的思维方式提供一个参照系数，则无疑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李泽厚先生说：“思想史研究所应注意的课题之一是去深入探究沉积在人们心理结构 中的文化传统，去探究古代思想对形成、塑造、影响本民族诸性格特征(国民性、民族 性)亦称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关系”。“面临二十一世纪工艺——社会的人类外在结 构将发生巨大变革的前景，如何清醒地变化和改造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彻底抛弃 和清除那些心理的历史陈垢，以迎接和促进新世纪的曙光，我以为这正是今日中国哲学 要注意的时代课题”[9]。蒋孔阳先生则更为明确地说：“从思维方法上来看，西方美 学更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康德把人的思维能力分成感性、知性和理性三种。 感性是以客观对象为根据；知性是根据逻辑的顺序进行具体的分析；理性则是指对整体 的把握。因为西方的思维方法，着重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所以他们着重从客观的对 象出发，经过逻辑的分析和综合，以达到体系的建立。逻辑分析和体系建立，也就成了 西方美学思想在方法上的一个显著特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今天，莫 不如此。我国古代则不然。我们看重感性，不是看重客观对象，而是看重主观对于客观 的感受；我们看重理性，强调道与自然，强调整体的把握，但我们所强调的，不是体系 的建立，而是物我两忘、天(自然)人契合。至于知性的分析，则我们不仅不重视，而且 认为是形下之器，不足为贵”[10]。应该强调的是，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我们应着 重研究的是思维的差异。在思维领域里，视野是思维方式的时空范围，亦是民族精神的 象征。思路是思维展开的习惯途径和大体趋向，亦是民族心理的体现。知识是构成民族 思维方式的基础。意志是思维品格形成的关键。情感是使思维得以展开的激发和调节因 素。表象以信息的形态存在，是思维展开的心理单位及基本形式，又是观念产生的基础 。观念既是思维的框架又是思维的结果。语言则是思维得以表现和传达的媒介，是思维 的物化标志。而以重人事、重现实为生存的出发点和归宿的中国人，一向不太重视对方 式方法的研究，尤其是对思维方式的研究，为此严重地阻碍了民族前进的步伐。
当今飞速发展的高科技所促使世界经济腾飞及精神文化的进步现实，再一次向中国人 敲响了警钟：思维方式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和因这种生存方式所带来的民族 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平，关系到这个民族在整个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和作用，关 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以科学的、先进的思维方式去把握这一社会的巨变，是摆在 每一个有头脑的中国人面前刻不容缓的事。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感受到民 族思维方式转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高科技是以对对象清晰和准确的认知为前提； 以人与自然的对立为前提；以人与人的关系上重个人的价值权益的存在和实现为前提去 认识对象世界征服对象世界的。这就需要民族思维对对象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具有高度的 理性精神，需要重视概念、范畴的准确性；分析归纳的逻辑性；需要在各个学科领域里 建立科学认知的理性体系。同时，似乎早已生存于一个地球村的人类，在现代科学和理 性精神的制约下，在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冷漠”的困惑之中，又在开始了对“人 ”的新的含义、新的概念的寻觅，以呼唤能够表达精神生命感受所需要的对象物。现代 派文化的那些荒诞的、原始的、抽象的艺术品中所蕴涵的“失落”与“绝望”，“召唤 ”与“回归”，如艾略特的《荒原》大声疾呼对现代人类精神的拯救，贾平凹的《废都 》以看似平庸手法在表现世俗的浅薄中蕴涵着对民族精神丧失的伤痛，都无不如此。人 类历史发展告诉我们，反思传统文化思维，促使民族传统思维的当代转型，吸纳优秀民 族的先进思维，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强化我们的理性思维，在社会生活中保留和纯洁我 们的诗意思维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适应今天世界格局的新思维，这是民族生存发展的 必由之路。而它又只能以对中国现有文化，包括深入到现今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 为起点，除此，我们别无选择。
收稿日期：2001-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