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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60(2008)01-0014-06
蔡元培(1868-1940)因主政北京大学(1917-1927)，以坚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而声名显赫，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其大学理念是什么，今人探讨的颇多；其大学理念背后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其哲学观及其导引下的大学理念之间的关系如何，今人考察、探究的委实寥寥。本文拟就剖析其大学理念背后的哲学基础。
一、哲学本义层面上的大学理念
1、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
蔡元培一直喜爱哲学。在20岁之前，他特别崇拜宋儒。在这一点上，他身受塾师王懋修先生的影响。王氏在思想道德方面给予蔡元培以深刻的影响。王氏深谙宋明理学，常向学生讲述绍兴名儒刘宗周的故事。刘氏为人刚正，因不满权奸魏阉而被排。回绍兴后，创立蕺山书院讲学，影响很大。后清兵陷浙江，刘氏坚决不愿做清官，绝食23天而死。王秀才十分仰慕刘氏，便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仰蕺山书房”。在母亲生病期间，蔡元培偷偷地割臂肉和药，希望以此为母亲疗病、延寿；母亲病故，蔡氏不顾家人劝阻，于夜深人静之际，挟枕席睡于棺侧；母丧未葬，其兄为其订婚，他痛哭，并要求取消，认为那是大不孝。这里，除对母亲的挚爱之外，可看出宋儒对其思想影响的痕迹。后来，他认识到宋儒的陈腐与不足，转而特别推崇黄宗羲、戴震和俞理初三人怀有的自由主义思想。他认为，“我国学说，则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自清谈家之浅薄利己论外，虽亦多出入佛老，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①就是说，自汉以来，历2000余年，我国学说的进步非常有限。但是，黄宗羲、戴震和俞理初等人“已渐脱有宋以来理学之羁绊，是殆为自由思想之先声。”②这是其旧学时代。蔡氏的新学思想深受严复和谭嗣同的影响，“侯官浏阳，为吾先觉。”③前者所翻译、诠释、宣传的进化论思想对蔡氏影响较大；加之此时的蔡元培开始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并深受维新派宣传的西学——新学的浸染，开始在思想领域里从固守儒家思想一隅而开始“面向世界”。后者“冲决网罗”的批判精神、言行一致的果敢品格以及献身维新的无畏勇气深深感染着蔡氏，使其在意识上能够批判性地对待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而倾慕西学。在这期间，蔡氏一度曾推崇无政府主义，1904年发表的小说《新年梦》表达其对未来无政府社会的向往，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赞赏并极力宣传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克鲁泡特金等人的互助论。他把倾向生存竞争的进化论解读为互助的进化论即是明证。后来，他主要接受了康德的思想，认为整个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前者是世俗的、功利的，后者是理想的、超越的。康德的美学思想对其影响尤为突出。因对美学的喜好而旁及民族学，故晚年的蔡氏开始倾心民族学。这些都是蔡氏向慕西学的心路历程。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彻底摆脱了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学说的影响呢？
2、融会贯通
回答是否定的。作为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饱学硕儒，接受西学的蔡氏的思想“学”脉中仍然跳动着华夏民族的文化因子。早在1910年4月的《中国伦理学史》中，蔡元培就明确指出，古圣先贤尧、舜、禹和皋陶都具有中庸精神，而孔子更是“标举中庸之主义，约以身作则者也。”④尽管孔子所言“多与舜、禹、皋陶之言相出入，而条理较详，要其标准，则不外古昔相传执中之义焉。”⑤就是说，在蔡元培眼中，儒家的祖师爷孔子早就坚守着中庸之道。蔡元培认为，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理想。蔡元培心目中的儒家思想——中庸之道因符合中国国情而延续久远。尽管蔡元培后来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他依然认为三民主义是中庸之道在新时代的具体运用与发展。蔡元培眼中的三民主义旨在结合中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优劣得失，扬长避短，尤其是试图避免欧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极度不平等现象和社会危机，借以预防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和社会革命在中国社会重新发生。这种中和性在空间上已经跳出了华夏这块土地的区域局限，把中国和世界连在了一起，而不是把二者截然对立；在时间上，它把代表中国的旧文明和代表西方的新文化结合在一起。这种中和性把古今中西的文化融合在一起，相互取长补短，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调和式的文化之路。
3、兼容并包
蔡氏一生对哲学思想的追寻没有间断，没有止境，说明他对哲学的持守既不局限于一家一姓又能与时俱进，既能持守又能吸收，既能继承又能发展。所以，他曾说，“故在昔哲学家，虽以其性质之偏胜，或迫于时势之要求，而有所畸重，而按诸哲学之本义，则故当兼容并包之。”⑥就是说，过去的哲学家，虽然各个人的特性偏于某一方面，或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有所偏重，但是按照哲学的本义，则理所当然地兼收并蓄。由此，他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产物，决没有偏取一方面而排斥他方面之理”。⑦在精神自由的王国里，没有独尊的学说，就必然标举兼容并包的大旗，任尔东西南北风，信马由缰，百家争鸣。蔡氏一生思想的流变就是对这种哲学观念的真切诠释。
基于此，蔡氏在大学理念上尤其是在主政北大的教育实践中忠实地践履了兼容并包的思想旨趣。在当时的北大，在学术研究上，蔡氏认为，“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⑧而且，在教育实践上，蔡氏不仅聘请新派人物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而且聘请旧派人物辜鸿铭、陈汉章、黄侃等；北大学术刊物既有新派主办的《新青年》、《新潮》，又有旧派力倡的《国故月刊》，旨在“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还有新旧文化杂陈、中和的《国民》杂志；学术上既能允许科学、哲学与玄学并存（只是比例分布不一样：科学比重最高，哲学次之，玄学再次之），又会允许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并存；既允许保皇派、无政府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有存在的余地，又允许马克思主义者有发展的空间，等等。
当然，蔡氏的“兼容并包”并非是那种没有明确价值取向的“和稀泥”与“万金油”。比如1917年暑假，他致信巴黎华法教育会同人，邀请法国专家来华讲授法国文学、哲学和美术等课程，要求其资格第一必是“新党”，还要“热心教授中国人，而不与守旧派接近者。”⑨同样，他聘用辜鸿铭、刘师培等人，是由于其学问为人师表，是重视正常的授课与学术讨论自由，但不允许他们假学术之名而作违背真理与进行复辟政治宣传的活动。“刘师培讲的是《三礼》、《尚书》和《训洁》，绝未宣讲过一句帝制；辜鸿铭教英诗，也从未讲过一声复辟。”⑩而且，蔡氏聘用新派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意图是明显的，就是为了扫除北大文科中顽固守旧的障碍，以整顿陈腐、僵化的北大，进而推进科学和民主精神的传播。此外，蔡氏立足于近代中国人才短缺、学术落后的事实，极为重视人才，取其长、避其短，不求全责备。他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11)他没有政治和学术上的成见，大胆起用各种有争议的人物，就是从中国的文化、教育进步出发，用这些人物之所长，以推进中国的社会进步。
二、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层面上的大学理念
1、两个世界的关系
尽管蔡氏信守兼容并包的哲学本义（前文已述），但是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比较推崇康德的哲学思想，典型的莫过于康德有关两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种思想认为，整个世界一分为二：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它认为，现象世界立足于时间和空间，重在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强调事物存在的相对性；实体世界超越了时空的界限，突出了精神自由，绝对性强。前者可以经验、认识，而后者只能直观、不可知。在承继康德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蔡元培认为，“现象实体，仅一世界之两方面，非截然为互相冲突之两世界。”(12)二者是相互联系的，而不是相互割裂的。在这一点上，蔡氏没有囿于前人的理论，而是打破了康德哲学的封闭性——把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划分成两个互不相干的部分，前者可以认识，可以把握，属于科学范围内的事，但受必然性的制约，人是不自由的；后者是理性所无法把握的，需要借助于直觉，属于世界、意识和上帝的范围，人的感情和意志可以自由的驰骋，是信仰，是思想自由。他说，“吾人之感觉，既托于现象世界，则所谓实体者，即在现象之中，而非必灭乙而后生甲。”(13)在蔡氏眼中，现象与实体二者共存，并非截然划分，势不两立，甚至你死我活。他承认现象世界对认识实体世界的障碍是存在的：一是人与我的差别，因而对于现象世界的认识就有种种的不同，也就背离了实体世界“体与物冥”的境界。二是对幸福的追求不一样。一方面，当生存欲望的追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产生无限的痛苦，没有幸福感；另一方面，当生存欲望的追求如愿以偿时，往往又是贪得无厌，物欲横流。以上两种障碍只会斤斤计较于现象世界中，而远离实体世界。如果能够调和、平衡两个世界的鸿沟，就会对于物欲的追求，任其自然，而急功近利的生存欲望追求就会泯灭，人我之间的差异也就会融为一体。这样，对于现象世界千差万别的意识就会走向大同、一体，从而与实体份界圆融无碍，合二为一。因而，他承继康德美学思想，希望借此来嫁接现象与实体、必然与自由之间的鸿沟，运用到教育上，就是要破除人的思想杂念，陶冶人的情操，提起人生的兴味。
2、思想自由
早在1912年，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蔡元培就力倡哲学教育即世界观教育，“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就是说，蔡元培有坚守、偏重实体世界的倾向，也就是坚持思想自由。作为热爱哲学的蔡元培，自然也偏心实体世界，推崇心灵的自由绽放状态。他说，信仰自由不过只是“因各人哲学观念之程度而不同”而已，“随哲学之进化而改变”。(14)那么，哲学进化和发展的力量依靠的是什么呢？蔡元培认为，这需要怀疑精神。“哲学是从怀疑起来的，所以哲学家所得的解说，决不禁人怀疑。而同时怀疑的，也决不止他一人，就各有各的解说。”(15)在蔡元培看来，思想自由就是基于哲学的怀疑精神，这一点很典型地体现在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上。他曾反复强调，思想自由是大学所信奉的准则和标准；没有思想自由，大学精神将萎缩和夭折。他勇于顺应世界教育思想文化的发展潮流，极力推崇、介绍和实践当时大学教育发达的西方国家所贯彻的思想自由的原则。他说：“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16)他举例说，即使19世纪的德国在君主专制的情形下，它的大学也是非常自由的。他认为，虽然思想自由被近代民主国家称为公认的准则，但是能够完全贯彻思想自由原则的，只有在大学才能实现。他声称，“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17)其实，偏重实体世界，主张两个世界不是截然隔离的，与尊重学术至上的教育理念是一脉相承的。重要的是，蔡元培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主政北京大学期间，在北洋军阀政府进行言论控制的背景下，他身体力行，在北大推行“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的原则。他“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以及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表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18)在他看来，思想自由是民主共和政治的必然要求，政府绝不能进行言论控制和思想独尊。他说，“共和国家，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尤为绝对之原则。倘欲强人以同，不惜出于恫吓无理之手段，又岂道德之所许”。(19)思想自由是大学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进而，他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与大学应该信守的基准——思想自由联系在一起，借此推行自己的大学理念。思想自由与学术上的兼容并包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在于中庸之道。
三、中庸之道层面上的大学理念
1、中庸之道的内涵
如前所述，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饱学硕儒，蔡元培认同中庸之道，以为它足以代表中华民族性，且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新时代的中庸之道。那么，何谓中庸之道？蔡元培在不同的时间段对于中庸的界定基本上是一致的。1923年10月，他对中庸的解释是，“中庸是没有过、也没有不及”，(20)所以，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事物，“一到中庸的境界，都没有不可以调和的。”(21)1928年9月，他又一次谈到中庸，中庸就是中和，而中和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22)就是“不走任何一极端，而选取两端的长处，使互相调和。”(23)1930年11月，他再一次谈及中庸，关于善德，“用温、栗、无虐、无傲作界说，就是中庸的意思。”(24)关于个人的衣食住行、祭祀礼服和田间工事，“没有不及与过，便是中庸”。(25)关于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是中庸”。(26)而儒家的开山孔子更是看中中庸，他追求文雅和简朴的中和，追求是与非的调和，追求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的中道人生。进而，蔡元培认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创作《中庸》一篇，是继承祖训而来的。简言之，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意思。
2、坚守中庸之道的缘由
蔡元培为什么始终坚守中庸之道呢？首先，如前所述，他认为，中庸之道是华夏民族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实践中历练出来的，并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其次，蔡元培认为，世界总是相对的，其中心和标准也是具体的。他说，“我等所生活的世界，是相对的，而我人恒取其平衡点。”(27)这里的“平衡点”就是中介，就是相对双方都能接受的“立足点”，而不倾向任何一个极端。再次，中国人善于求同存异。他说：“中国人是从异中求出相同的点，去调和他们，不似欧洲人专从异处着眼。”(28)把求同存异看作是中国的民族性。这是儒家的中庸之道渊源两千多年的根源所在。最后，他认为，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他说，“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29)正因为如此，在蔡元培主长北京大学时，每一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只要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让它们并存，使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比如，当时激进的胡适和钱玄同极力提倡白话文学，而保守的刘师培、黄侃等人极端地维护文言的旧文学。让两派并存，乃至竞争。对此，蔡元培的做法和解释是：“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做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30)能够洞见到事物的发展趋势，并推波助澜，坚持进步的文化导向；自己坚持的，也不强人趋同，给他（她）留下自由选择的余地；看问题不一概而论，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既是蔡元培的智慧，又是蔡元培的胸襟。
3、中庸之道的理论运用
不走极端，坚持中庸之道；坚持学术派别的相对性，不片面地坚守某一个具体的学说，不盲目地排斥其他不同的声音，不一味排斥旧说，不纯粹趋奉新潮，而是让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想都有存在、展现、鸣放、争锋的舞台，任由人们自由选择。蔡元培在主政北京大学期间，极力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原则，一定程度上就是在坚守中庸之道。
如果说，兼容并包是蔡氏对哲学的一般概观，在思想层面上持守不分古今中西新旧的立场，只要合乎逻辑，言之有理，就有存在和发展的舞台。那么，也可以说，对于两个世界的划分及其理解是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吸收、批判、创新；对于中庸之道的继承与阐发则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持守与延续。三者又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一方面，蔡氏眼中的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不能截然划分的思考也是具体运用中庸之道这一中国传统思想的结果，显示出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另一方面，蔡氏坚守中庸之道的思想方法——不偏不倚，不倾向任何一种极端，正是他采取兼容并包的立场所在。这样，三者共同作为蔡氏大学理念的哲学基础，一并推衍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教育旨向。反过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大学理念又促进、强化人们对哲学本义与两个世界尤其是代表自由的实体世界的理解和把握，有利于人们不偏不倚地、理性地、开放地对待思想领域内存在的众多的学术派别和思想门类。进而言之，如果说蔡氏有关两个世界的理论源于西方文化，有关中庸之道的思想根于中国传统，那么也可以说，他的关于哲学本义的思想则是对古今中外思想遗产的吸收与综合。
四、结语
经由对哲学本义的理解、两个世界的划分、中庸之道的阐发，蔡氏的大学理念就有了自己的哲学基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导引和逻辑起点，这样就使得前者有了自身的理论假设和思想之根，因而也就不会沦为随意飘荡的浮萍，失去宗守与始基。正是这种哲学之根才催生出蔡氏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之花。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作用于前者，二者共同推动、服务于近代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收稿日期：2007-09
注释：
①②③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④⑤高平叔编：《蔡元培哲学论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⑥(12)(13)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1997年。
⑦(28)(15)(19)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1997年。
⑧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⑨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1984。
⑩周天度著：《蔡元培传》，北京：人民出版社。
(11)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卷），1998年。
(14)(16)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1997年。
(17)(22)(23)(20)(25)(26)(27)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1997年。
(18)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29)(30)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