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坚持先进文化的方向_先进文化论文

论坚持先进文化的方向_先进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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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来,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关于文化问题的争论,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与命运休戚相关。从清末维新派的“中体西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到邓小平的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经历过的从维护腐朽崩溃的封建清王朝到试图选择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到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历史脚步的回声。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化争论史,从一个侧面说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直关注文化建设问题,有过多次决议和采取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际措施。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问题占有重要地位,在论述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学说时,对什么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以及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结合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经验,高屋建瓴地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江泽民同志说,“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从旗帜的高度来看待文化,认为坚持先进文化是保持一个政党先进性的标志,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史上特别是执政党历史上的创见。它对于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和发展,顺利推进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兴旺发达的改革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提出先进文化问题,实际上也同时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判断文化的标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都是片面的。相对主义强调文化的多元性、相对性和等价性,认为任何文化形态对于它的文化主体来说,都是合理的,文化没有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之分。尽管文化相对主义有某些合理性,如它承认各民族文化存在的权利,强调各种文化中有合理的东西,但片面化必然保护落后,为一切不合时宜甚至反动的文化提供保护。而绝对主义是把某一个时期或某种文化因素的合理性绝对化,视为万古不变的东西,先进的东西永远是先进的,文化不必与时俱进。西方文化中心论者把西方资本主义时期文化对封建文化暂时领先地位绝对化;而东方精神文明优越论者把中国封建时代文化的领先地位绝对化。文化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在文化问题上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都不可能正确认识先进文化的本质和找到正确的评价标准。

先进文化或文化的先进性不是一个抽象的不可言说的论断,它有科学的和价值的标准。

所谓科学标准讲的是评价的客观性问题。当然,生产力的先进性,可以有一个公认的甚至量化的标准。因为生产力存在于人们生产的客观过程中,通过实际生产过程中的科技含量、生产工具的性质、生产者的科技素质、管理水平、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等等,可以作出判断。尽管生产力的先进性也有它的相对性的一面,即放在世界范围和历史过程中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但对生产力的先进性可以作出多数人可以接受的客观判断。

文化的先进性不同,它属于精神生产领域,体现在以物质载体出现的精神产品的内涵中。它不可能具有可见的直观的性质,更难以量化。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文化先进性完全是价值判断,不具有客观的科学的标准。

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文化的本质。文化,无论是作为以各种社会意识形式表现的理论形态,还是以人们日常生活方式表现的世俗形态,都不能脱离它借以产生的社会和时代。文化不存在于超社会超时代的精神天国之中。文化具有社会制约性和时代性,在阶级社会中它还有阶级性。因此通过文化与社会、文化与时代、文化与阶级的关系,就可以对文化的性质进行判断。

从客观标准看,文化的社会制约性决定文化的先进性,它表现为社会制度的进步性。因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社会形态为另一种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也就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文化取代与旧的社会形态不可分的旧文化。这当然是从文化整体性质说的,至于随着旧的社会的解体,原有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和合理的东西会被新的先进文化扬弃,成为新的先进文化中的有机要素。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但这个规律并不否认新社会的新文化较之旧文化具有总体的进步性。

从文化与时代的关系看,文化都具有时代性,即使是最荒谬最不具有可接受性的文化形式的出现,都有它的时代背景,都具有现实存在的可理解性。正如马克思说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P60)但可理解性不等于可接受性,更不等于进步性。在一个时代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潮。先进文化是反映时代的进步潮流,符合时代前进方向和要求的文化。符合时代进步潮流还是逆潮流而动,这是区分文化的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一个重要客观尺度。

当然,判断文化先进性还有它的价值标准。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文化有阶级性,站在不同的立场,评价可迥然不同。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后,拥护者、信仰者、实践者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学派无法相比的,而咒骂者、反对者之多也是任何一个学派无法相比的。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价值判断是等价的,是公婆争理,无是非可言。其实,价值判断是由利益支配的,而利益的合理性决定于生产关系的性质和不同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因而有剥削者利益与被剥削者利益之分,进步阶级利益与反动阶级利益之分,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之分。从历史发展进程看,一种先进文化,它的阶级基础总是比旧文化代表的阶级基础要宽,人数要多。这是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然后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利益主体变化的状况。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价值观念随着价值主体变化而具有可比性的依据。

在阶级社会中,先进文化不一定是主流文化,而处于统治与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不一定是先进文化。特别是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往往处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他们的思想被视为异端邪说、离经叛道而受到压制。明代的李贽反对宋明时期处于统治地位的道学,反对存天理灭人欲,主张男女平等,结果被捕死于狱中。在清末中国国势沦落以后,龚自珍、魏源、王韬、马建忠、郑观应、陈炽、谭嗣同以及早期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在清王朝和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守旧派的压迫下,同样不行于时。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国民党文化围剿时期的鲁迅,代表的是先进文化的方向,它向旧文化发起猛烈攻击。毛泽东曾高度赞扬鲁迅的这种精神。他说:“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P698)真理开始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先进文化也是一样。代表先进文化的开始是少数人,但它迟早会取代旧文化的主导地位。历史前进的方向是不可阻挡的,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真理。

江泽民同志强调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前进方向”几个字特别重要。因为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时代性和相对性,它只是相对于一定时代而言,不是永恒不变的,正如社会形态的更替一样。原来先进的文化可以变为不先进甚至落后的文化。关键是文化应该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才能保持它的先进性。能不能做到,既取决于文化的阶级性,又取决于文化中的科学性含量。

毫无疑问,相对于封建的神学的文化而言,文艺复兴宣扬的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是进步的,它在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以其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影响并渗进到道德、文学、艺术、绘画、音乐等几乎所有部门,代表一种先进的社会思潮。恩格斯曾经高度赞扬他们都是既拿笔又拿枪的第一流学者,是多才多艺的天才人物。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这种以抽象人道主义为校心的文化的先进性逐步为更先进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文化所取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和《反杜林论·历史》中对这个问题做过最精辟的论述。他在论述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学者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论之后说,“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3](P356)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资本主义文化的先进性逐步褪色蜕化,所以恩格斯又说,“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副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3](P607)恩格斯历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对立、商业欺诈、道德败坏等种种与人道主义,与自由、平等、博爱相对立的社会现实,“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3](P607)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启蒙主义的文化由理性主义转向非理性主义,由自然观的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转向抽象的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由崇尚科学转向崇尚宗教。至于发展到当代,醉心于物质享受、追求感官满足的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畸形的荒唐的垃圾文化比比皆是。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曾经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但并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无力进一步推动文化朝非资本主义文化方向发展,它的阶级利益把它死死地禁锢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当然,它所创造的辉煌成果不会丧失,会为处于更高形态的新社会和工人阶级所吸收。恩格斯一百多年前曾提出过,德国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失去了理论兴趣,但德国的古典哲学会为工人阶级所继承的论断,就预示了这种资本主义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前景。

无产阶级不同,它的阶级本性和阶级利益决定它不能中途止步,与此相一致,它的文化形态也不能够凝固化,必须与时俱进,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文化并最后发展到共产主义文化。这当然是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要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必须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文化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环境——文化环境。它与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相一致,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社会性质和总体状态。在当代中国,坚持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继承中国文化优秀传统和吸收外国文化的积极成果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形态。它立足本国,放眼世界,重视传统,面向未来。无论从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与时代进步潮流的关系、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关系来看,都表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的先进文化。如果说在文化上资产阶级曾有过给它们以光彩的文艺复兴时代,我们也可以说,当代中国正在从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比起文艺复兴毫不逊色,它力图把人类所创造的全部文化遗产中优秀的东西发扬光大,把在“左”的路线下特别是在所谓“破四旧”中被践踏的优秀遗产重新吸收到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之中。如果可以借用的话,我会说这是一次中国人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

当代理论家们都为人类生存环境恶化而忧虑。可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不仅是自然生态问题,不仅是自然界的污染,也包括文化环境的恶化,即社会风气的败坏,道德贬值,价值观念混乱,各种黄色文化、黑色文化、暴力文化、种族歧视充斥社会,西方有些学者称之为文化矛盾或文化危机。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污染。自然生态恶化损害人的肉体,危及人的生命;而文化生态恶化损害人的灵魂,危及人的思想和精神。我们要坚持先进文化,以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特别是要建立一个适宜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特别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长的优化的文化环境。

文化的教化功能是文化诸多功能中最重要的一种功能。文化是人创造的,但人又生活于文化之中,不断孕育出受这种文化“化”出来的人。晏子说过,“桔生淮南则为桔,淮北则为枳。枝叶相同,味实异也。所以然者,水土异也”。晏子是以此喻人的。桔子与枳的不同,是由于水土的差异,即植物的生长环境不同,而人的不同也有自己的水土,这种水土就是不同的文化背景。这也就是苟子说的“越人安越,楚人安楚。是非天性,积习使然也”。越国人具有越国人的特性,楚国人具有楚国人的特性,正是长期文化适应的结果。有些人移居国外,最容易产生所谓文化适应不良,即无法在文化上融入移居国,最后又回到本国。这说明文化对人影响之深。那种认为人的特性和行为是由基因决定的,是先天的无可改变的观点,是一种宿命论的观点,完全无视社会和文化环境对人的制约作用。江泽民同志说:“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就是把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即把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作为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最根本任务。

一个人的一生与文化教养息息相关。一个人的生活目的、生存价值与生存技能,他的审美情趣和能力,人生境界和道德自律能力,都与他的文化素质不可分。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也与这个民族整体的文化素质不可分。个体的文化素质会影响整体,而一个民族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化积淀,最终要体现和表现在个体的素质上。江泽民同志是着眼于全民族的素质,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来讲文化问题的。高瞻远瞩,既立足现实,又放眼未来,把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看成是关乎子孙后代和民族未来的千秋功业。

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先进文化,会遇到许多矛盾,必须坚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予以正确处理。理论上的失误,实际处理的不当,都会严重阻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任务的完成。

例如,市场经济的利益导向与先进文化的价值原则之间会发生矛盾。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后,由自然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对文化的发展与传播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为宫廷、贵族、教会所独占,为少数人所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走向市场后,扩大了文化的传播渠道,改变了文化的内容。文化走向世俗化、平民化、商业化,有利于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的提高。社会主义更是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积极推动了我们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市场的启动有利于较多的资金投向文化事业,物质利益的作用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竞争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文化产业的出现,使文化的传播方式和手段更加先进和快捷,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人可以多渠道地接受文化教育。可是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与文化的先进性和社会价值存在着矛盾。有商业价值的不一定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相反有社会效益的东西不一定有经济效益甚至难以为继。有的论者提出,把经济效益交给市场,社会价值交给政府,只要合法就行。这种二分法,对于文化产业的经营在一定范围是可以的,但对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不可取的。文化中的合法经营只是最起码的条件,是文化产业工作的底线。而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的建设不能以此为目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力求出精品佳作,培养大批学术名人。有没有一些立得起的精品,有没有一批为世界公认的学术名人,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坚持先进文化的指导原则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如果发生矛盾,后者要服从前者。我们不能把商业经营的利益原则,作为整个文化建设的尺度。

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还有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的出现是必然的普遍的文化形态。在西方,大众文化是一种批量生产的、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它的特点是娱乐性、消闲性,但并不是超意识形态的。在视听娱乐的谈笑之中,渗透着西方世界观、价值观,其中包括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甚至种族歧视,黄色的暴力的垃圾文化。在我们国家随着改革开放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大众文化的崛起,是一种进步的趋势,不能笼统否定。但是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矛盾也随之尖锐化。文化市场为大众文化占领,高雅文化趋向萎缩,从而使群众的欣赏和审美水平平均化和表面化,没有深层次的文化意蕴。可是如果从商业竞争角度看,高雅文化抵不过大众文化,这是由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它们面对的不同人群的数量决定的。我们不能阻止大众文化的流行。我们应该扶植高雅文化,引导大众文化,不能简单以市场为尺度进行取舍。应该把文化消费的提高与普及相结合,大众文化应该提高品味,高雅文化应该跨出神圣的殿堂接近群众,提高群众的水平。文化消费与物质消费不同。物质消费是消耗性的,它营养人的身体;而文化消费是积累性的,它影响人的心灵。每次的文化消费同时也是一次“洗脑”,日积月累,耳濡目染,它的作用之大是无与伦比的,所以文化消费可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消费,它同时也是宣传,是教育。因此,要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不能不区分不同文化的性质、类型、状况,一概推向市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发展的矛盾与不平衡状态会进一步强化。工业需要自然科学和技术,这是关系到它们企业生死存亡的通灵宝玉。工业的发展强化了对自然科学发明和技术更新的需求。人文科学由于它的非生产性非赢利性和非直接实用性而遭到冷落。这一进程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至少已存在二百多年。当自然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更加快了这种倾斜。西方一些理论家们惊呼人文危机,纷纷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他们意识到这种片面倾斜对人类社会的危害,特别是生态环境的恶化,更强化了这种向人文精神回归的呼声。可是西方一些哲学家们没有正确理解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的关系,反对科技进步,鼓吹回归自然,返璞归真。这是错误的。

我们国家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正确处理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的关系。我们必须大力扭转重科技轻人文的倾向,但也要防止不利于科技发展的错误的哲学观点,即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浪漫主义的充满神秘主义的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实现的,是一种历史的过程,而不能认为人类社会以往是和谐的,只是因为科技的发展破坏了这种和谐,人类才从与自然和谐的黄金时代逐步跌入人与自然对立的深渊。其实,农业社会时代的所谓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以社会发展的缓慢为代价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必然会破坏这种原始的和谐,为将来的真正的和谐开辟道路。而自然对人类的每一次报复,为人类应该如何对待科学和技术作了警示: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并非来源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来源于对科学技术应用的制度——私有制、利润和对物质消费的无限追求。需要停止发展的不是自然科学和技术,而是要有正确的科技政策和防止人们对财富无止境追求;不是停止对自然的改造,而是反对对自然的掠夺。

科技与人文不是势不两存,如同冰炭。事实上,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通过工业推动了生产和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质量,而且科学观念、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对人的人文素质的提高同样起着重要作用。爱因斯坦重视自然科学的这两种功能,他说:“科学对于人类事务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熟悉的:科学直接地,并且在更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已经作用于心灵。尽管草率看来,这种方式好象不太明显,但至少同第一种方式一样锐利”。[4](P135)因此,我们在先进文化的建设中,既要发展科学技术,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又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真正使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成为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互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形成的科技与人文的对立,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为我们预防和克服这种失衡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我们不应重蹈覆辙。如果把矛盾归结为反对科学技术,那先进文化的建设将成为跛脚,从而成为一纸空谈。

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先进文化建设问题,面临一个经济全球化与保持文化民族性的关系。处理失当,就会阻碍先进文化的建设。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但经济全球化不是经济一体化,在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社会制度的世界上不可能有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有两个不同方面:就生产力角度看,它是当今世界生产力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社会化寻求世界市场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已经出现的寻求全球市场的继续和新条件下的高度发展;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主导地位,它的最重要表现是跨国公司和各种垄断组织在全球的落户。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要发展不能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闭关锁国只能永远落后。尽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风险,但挑战与机遇并存,关键是我们的对策。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准备在世畀经济浪潮搏击中求得迅速发展。对我们坚持先进文化来说,更是考验和挑战。在经济全球化中,文化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文化交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间接的,即以贸易为载体的隐形的文化交流,如在进口美国的牛仔裤的同时也输入了美国人的一种服饰审美观念;可口可乐、麦当劳在中国的大行其道,特别是受到青少年的青睐,就是不知不觉地接受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另一种是直接的文化交流,如科技的传入,图书的进口,各种文化艺术团体的互访,等等。文化的交流是有益的,它不同于商品交易,商品是互通有无,文化是相互增加。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纯而又纯的本土文化,文化是杂种,或者如同一个哲学家所说的是“百衲衣”。可是,文化又是民族性的,它对异文化的接纳与吸收,如同人的饮食一样,变为自己的血肉。文化不会也不能失去民族性。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文化交流,但也有可能是发达国家凭借它的先进传媒,借助经济实力使自己文化在交流中处于强势文化的地位,成为文化霸权主义,而接受国的文化变为殖民地文化。这种情况是应该预加防范和采取有效对策,但不能因为这种风险而禁止文化交流。

总之,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在先进文化的建设特别是坚持文化的前进方向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工作者应该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人类的文化史表明,任何一种比较发达的文化形态都有相应的哲学水平。无论是西方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还是东方的印度和中国文化,无不如此。梁漱冥先生说过,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一种哲学作为它的中心和基础;金岳霖先生也说,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中坚思想。他们的意思都是一样,都是强调哲学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效地防止和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和各种错误思想观点对人们的侵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精神。在文化中我们主张“和而不同”,但对于腐朽文化和各种反动思潮,必须坚决抵制和进行有说服力的争论与批判。这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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