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科学方法论”思想与中国传统治学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方法论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思想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 （2000）04—0059—04
维特根斯坦曾说，时代的病要用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来治愈，哲学问题的病则要以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来治愈。在谋求方法论近代化的历程中，严复第一次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实测内籀之学”，但他偏于西学一隅，与章太炎侧重传统方法尤其朴学的整理形成显明对照；其后王国维将西方近代考古法与朴学考据法相结合而形成的“二重证据法”，虽可谓破中外之见，但也主要是侧重于史学而远未提到一般方法论层次。只有到了胡适，他上承三位古人，下开郭沫若等来者，将方法论的重构理解为传统方法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的会通。为此，胡适标榜西学，并于国学中寻求文化移植的土壤。然而在谋求中西会通的努力中，原始思维的影响又使他的所谓的“科学方法论”不自觉地陷入了传统考据学的窠臼。本文拟就胡适建构方法论的心路历程给以历史的分析和探讨。
与诺斯洛浦等西方学者及梁漱溟等东方文化派的论点相反，胡适坚持中国哲学具有理智主义的传统，有着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因而他重构方法论的起步做法一如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的文化沟通观论调：找一个新的参照系，在与其比照中，用一种非我的陌生眼光重新审视自己；同时沟通又是以理性批判为基础的双向过程，应互为主观，打破各自壁垒。胡适便是以西学来观照中国文化，在寻求两者相通处的过程中逐步建构其方法论的。
胡适从少时就极为重视思想的方法，他认为程伊川的“学原于思”是千古至言，为他日后同赫胥黎、杜威走向一路作了导航。1910年胡适留学美国后，通过研究中国汉学逐渐领悟到自己的治学方法，从而深深影响到他以后方法论的建构。1915年胡适师从杜威。出于改造思想需要而产生的对方法的过度重视，他不仅将输入学理的重点放在方法论的介绍和重构上，而且还将杜威涉及科学实验逻辑、民主主义教育、社会理性改革、艺术生产美学等门类的整体哲学化约为“只是一个方法”，并对其“五步法”做了突出介绍：“（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那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1〕（P73）
胡适认为，“五步法”是归纳与演绎的逻辑统一：前二步偏向归纳，后三步则偏向演绎。在对中西方逻辑思维的比较研究中，胡适最初和章太炎、孙诒让、梁启超等人一样，到先秦别墨中寻找移植西方科学方法的合适土壤，认为它是发展归纳和演绎方法的唯一的中国思想学派。在对《墨辩》一系列重要概念如“知”、“名”、“辩”、“辞”等作训释和评述中，胡适用西方哲学、逻辑学、佛学因明论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对墨学所包含的丰富的逻辑思想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挖掘。他明确指出，根据“故”找出物之所以然是归纳法的任务，根据“法”或已知的“故”进行推论是演绎法的任务，他又将《小取》所举立辞的七法：“或”、“假”、“效”、“辟”、“侔”、“援”、“推”，分别归于形式逻辑中评述，认为墨学能把演绎归纳一样看重，是真正的科学的方法，在世界逻辑史上都应有位置。胡适的研究开启了墨学近代化的研究路向，并对传统重整体直觉体认、轻逻辑分析的内向型思维有所补正。
文化族体心理学派认为，文化整体是为达到文化整合的目的才用某些文化元素的，“并且在其周围地区可能存在的文化特质中选择能为这个文化目的所利用的物质，舍弃那些不可用的特质，同时也改造了其他一些特质，使之合乎文化目的的要求”〔2〕（P45）。胡适则是因为受到徽州文化尤其清代皖学考据的耳濡目染，才将方法论的中西对接点从墨学又移到了传统考据学。
胡适祖籍皖南绩溪，其徽州文化背景可追溯至朱子理学。由于幼时秉承了家父的程朱理学遗风后又在学堂习读朱子注本，这为胡适开拓了治汉学的路子。而当时，皖学靠其乾嘉鼎盛之余势及学术传统和惯性，在社会上仍有很大影响。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观》一书便首次提到清代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精神”，此论奠定了胡适接受汉学的基础。留美前胡适开始正式接触汉学。留美期间，胡适阅读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章学诚等朴学大师的著作，并写成《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等考据治学的奠基作品，表明他在汉学的接触和训练中所领悟的治学方法已深受近300年来中国古典学术的影响。 胡适称：“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3〕（P109）
胡适如是说建立在对中西治学同有格物实证精神的认识上。本来，发蒙于《大学》的格物致知论曾被思孟学派视为以心内求的修身方法，荀子虽对其外在方面稍有发挥，但遂又被秦汉神化哲学及其后“不待外求”的佛学淹没，直至宋明时才在本体论的论证中得到张扬。朱熹以“月印万川”之喻明其“理一分殊”之说，从“天人合一”观念出发，将人的道德自觉意识、自然审美情趣和自然万象流动出的生命美感合二为一，从而在理的本体建构中达到自然之理与道德伦理的合一。由此，格物致知的方法论也就具有了“事物上理会”（研求自然之理）和“切己处理会”（体察自家心性）的双重含义，这就在心性论人学的一旁开出了一条求知求真的知识论、认识论路向。尽管这一路向从属于心性修养的哲学本体论之中，但后起的朴学却显然继承了这种实证方法和精神，并直接又受到了当时西方考证学的影响。胡适对格物论的发微，正是通过对其本体论的剥离，即剔除其社会伦理的内在方面，而突出其外在即认知意义表现出来的。
当胡适为此而行时，他便从西学对中学的观照，开始转入在观照中又相互改造的互动过程。在西学参照下，胡适看到程朱的格物论虽有归纳精神，但存有追求绝对真理的被动态度，而且严重缺乏程序的规定而无下手的方法，故他引进并突出强调杜威的“五步法”以补救此弊。然而当这种作为实验逻辑的抽象概括的方法被移用于人文学科研究领域中时，便自然使人难以得心应手。因此胡适很快将其改造为“三步法”：“（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1〕（P182）再简单点， 就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1〕（P217）。胡适的这一理论与现代批判理性主义者卡尔·波普尔的有关科学知识增长的“四阶段”说有暗合处，即P1（提出问题1）——TT（尝试性解决）——EE（排除错误）——P2（产生新知，提出问题2）， 可以说胡适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然而，在胡适建构方法论时所始终突出的三个环节即问题或疑难、假设、求证之中，每一环节的指设都是中西治学方法融合的产物。
首先看疑问环节。当胡适接受杜学将疑难作为思想的起点时，他在徽州文化中接受的程朱理学及清代朴学中所具有的怀疑辨伪精神及赫胥黎的怀疑主义、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的批判精神，便与之发生了强烈共鸣。与杜威将疑难作为解决问题的心理状态稍异，胡适更倾向于赫胥黎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存疑原则，他说：“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1〕（P337 ）胡适对赫胥黎存疑论的服膺，不仅出于思想启蒙之需，还蕴含着徽州文化更深层的影响。程朱理学强调“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4 〕（P186），这使胡适少时就有了怀疑倾向。其后他所接触的汉学更是强调儒学贵乎“阙疑存异”，此阙疑精神也成为胡适接受西方怀疑论的文化底蕴。胡适受传统考据学的影响，将怀疑论立于无征不信上，强调要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表明他的怀疑精神在朴学实证的影响下，已超越一己之感觉，由赫氏自我的经验转向外在的事实。
但另一方面，由于有西方怀疑论为参照，胡适在承继朴学怀疑精神之时，又突破了它治经断不敢驳经的经学性质。他主张对经学应考而后信，敢于怀疑，而不可盲目尊经。这种扬弃经学独断论的理性态度，不仅克服了朴学内含的尊经与阙疑的矛盾，而且使清儒无征不信的存疑原则与启蒙思想结合起来并带有了近代化色彩。这样，胡适不仅在格物实证上强调怀疑，而且在通则定论上也力倡提出怀疑性的假设，从而使本属“五步法”前两步的疑难环节，在胡适的方法论中被提升出来，成为贯通整个方法论的怀疑主义原则。正是在此基础上，胡适提出了所剩两环节的“科学的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法。
作为胡适方法论的核心，“十字法”进一步体现了传统考据学对杜威学说的渗透。首先，它是在总结中国近300 年学术尤其清代学者治学经验的过程中提出来的。胡适认为，在传统格致学由理学到朴学一脉相承的发展中，虽然继小程子将“物”缩小至“穷经、应事、尚论古人”三项之后，朱子又进一步将它缩小至圣贤之书，但程朱归纳精神在陆王那里得到了其自动精神的解放。清代朴学正诞生于对两者精髓（即归纳和怀疑）的吸取中，它“先搜集许多同类的例，比较参看，寻出一个大通则来：完全是归纳的方法”，但这并非是将同类的例都收齐后再定论，而是以演绎法补证归纳所得的假设，即“由几个（有时只须一两个）同类的例引起一个假设，再求一些同类的例去证明那个假设是否真能成立”〔1〕（P200）。因而这一科学方法总括起来只是“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二点。
不唯如此，胡适对这两点的侧重也先后有所不同。初期胡适与杜威一样强调假设的重要性。但杜威重视假设是由西方从穆勒到培根以来的哲学偏重归纳的惯性造成的，且假设是为解决疑难情绪，“并不以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和现有的正确理论为根据……不需要反映客观实际，而只是作为行为的工具”〔5〕（P571），因而具有较强随意性。而胡适注重假设，一方面是出于启蒙之需，故强调大胆假设以解除旧思想束缚；另一方面，在创造新思维中，胡适和严复一样，意识到中国“向来为学偏于外籀，而内籀之能事极微”〔6〕（P64），故极力推崇戴震具有建构哲学意义的“但宜推求，勿为株守”的精神。在朴学治学经验的影响下，胡适将假设视为归纳与演绎的中介，由此强调认识过程是归纳和演绎的相互为用、假设和求证的对立统一，从而使杜威“假设”的无目的性在朴学严谨求实的精神中有所限制。胡适注意二者的相互补充是有科学性的，恩格斯曾对西方哲学归纳万能论现象做过批评：“我们用世界上的一切归纳法都永远做不到把归纳过程弄清楚，……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必然是属于一个整体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7〕（P335），但是，严重的考据癖使他以后对求证愈来愈注重。晚年，他在其《治学方法》中一再申明，“小心的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者否证假设，比大胆的假设还更重要”，因而最后他将“五步法”中的最末一步加以突出：“治学没有什么秘诀；有的话就是：‘思想和研究都得要注意证据’”。为了达到严格求证，胡适强调“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强调“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证据走”的科学态度，强调科学方法的自觉即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自己修正自己，还强调将考证材料扩大至自然实物。胡适的此番强调已接触到了科学的实质精神，但此精神又绝非完全来自西方。
从“五步法”，经“三步法”、“十字法”，最后到“四字诀”，胡适重构方法论的思路已渐渐偏离西学文本。在论证方式上，他没有完全采用实验主义以效果为准的论证方法，也没有采用19世纪中后期以来由布尔施罗德在现代演绎推理中发展起来的数理逻辑，而仍以乾嘉学派所采用的历史归纳论证法来说明假设的提出和验证。胡适以之对儒墨释道等思想派别的源流、对《水经注》、《红楼梦》等古籍的版本、年代、真伪等详加考证，从而最终使其国故整理变成了国故考证，由此可见胡适治学对我国传统精神的深入承续，一如梁启超所言：“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8〕（P43）而另一方面，从论证目的看，胡适对国故的考证又是为评判国故价值服务的。本来考证是手段，评判才是目的，但受乾嘉学风的影响，使国故考证成为其一生之务求。在中西学的双向改造中，胡适通过沟通传统朴学与近代科学，不仅赋予朴学求真以某种内在的价值（善），又使实验主义融真于善的价值评判思维得到部分的修正。这种善与真之间的徘徊，表现了胡适欲克服二者之间的张力，在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谋拟新的思路。胡适将其用之于文史哲研究领域，从而与冯友兰等人一道，将中国哲学方法从传统的自在形态推进到近代的自为形态。
胡适建构的方法论是在其治学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在传统道高于器的潜意识影响下，胡适视方法为主义，欲将这一治学方法提升为哲学方法。很显然，当这一方法被胡适用于对文化、社会现象的把握时，它不仅使国故整理陷入国故考证，而且在文化整合的努力中，由于他对方法论的过度重视，又使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重视的永远是一家或一派学术思想背后的方法、态度和精神，而不是其实际内容”〔9〕（P20），由此使他的中西文化融合只限于治学方法领域而远没达到实质内容的精神层次，这种理论缺陷又进一步影响了他的社会实践。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胡适的方法论本身缺乏抽象思辨和宏观概括的能力，缺少社会学、经济学的内容，从而使其国故研究少有宏观的概括，其政治观望亦难有深入的把握。因此，胡适的方法论很快被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方法论所代替。
收稿日期：2000-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