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国际战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战略论文,国际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4)01-0017-08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开拓者和探索者，他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不仅仅是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站在国际战略高度思考的。关于前者，近年来国内一些专家和学者谈及较多；对于后者，即从国际战略视角研究毛泽东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论著和文章尚不多见。因此，有必要对这方面给予特别关注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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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探索中国现代化[1](P8)，经历了从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最初提出“工业化”，到1964年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演变过程。它充分体现了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首先必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进而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发展规律。但不论是提工业化，还是强调四个现代化，都始终蕴含着国际战略思考。
关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早在1944年5月，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就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高度强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2](P146)这是毛泽东最初也是第一次提出工业化，以后又多次谈到工业化问题。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强调：“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3](P1081)1949年3月，即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P1437)建国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出要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方面来，以便逐步实现我国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952年，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954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5](P715)从以上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毛泽东的确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高度来思考的。
关于强调四个现代化 毛泽东基于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国际斗争复杂多变的形势，于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6](P268)。这里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科学文化问题，应该说距离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更接近了一步。1959年底到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他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的全部思想。显然，这是与毛泽东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判断有关，即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因此，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希望中国国防的现代化，以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毛泽东上面的谈话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我国政府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以上充分表明，毛泽东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设计更科学、更准确、更具有深刻的国际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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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者，他在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后，是不是将眼光面向世界，关注时代特征，从而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则将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这个政党的领导者，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胸怀和国际战略眼光。毛泽东正是以他的远见卓识和国际战略眼光，思考和探索中国现代化的。
（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需有工业”，“必需工业化”
一是，将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特别是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联系起来，从而给当时边区的工业建设赋予了国际战略意义。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分析了当时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并指出，无论是中国和外国都为了打倒法西斯这一目标而奋斗。而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也是为了实现在国际上打倒法西斯总的战略目标而进行的斗争。这样，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的重要意义就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范围。正如毛泽东所说：“它的数目很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都非常远大”，“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混沌无知”。在强调了边区工业建设的重大意义后，毛泽东还进一步分析了中国落后的原因，指出：“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这样地敢于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2](P146)为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二是，认为中国要强大，就必须实现民族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否则就不可能发展。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伟大的任务，需要做到两点：一是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是谋民族的独立。二是要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这是谋自由、民主和统一。这两个方面任务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即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而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际地位，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使我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站在国际战略高度，思考和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强烈意识和历史紧迫感。
（二）密切关注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认真思考和钻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防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对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和不懈追求，使他敏锐地觉察到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到来，因此更加产生了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紧迫感和责任感。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这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应当说，毛泽东此时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是顺应了当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的。不仅充分体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而且突出展示了他开阔的国际战略思维和战略眼光。正是由于毛泽东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的高度重视，准确把握，因而审时度势地抓住了中苏友好的有利时机，通过多种形式引进苏联的先进技术设备和智力，对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对国防科研工作的开拓和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我国一些新兴科学技术也从无到有，开始有计划地发展起来，并且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三）深刻记取落后就要挨打的沉痛历史教训，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技术在国际上落后的局面
近代以来，世界上一些大大小小帝国主义国家都曾侵略过我们，并迫使我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深重的灾难和屈辱。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1963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指出：“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们，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问题基本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也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否则我们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是关于中华民族强弱兴衰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建国5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特别是在科技发展水平上，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对加速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应当讲，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对发展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以及由此采取的一些重大决策。尽管其间也受过“左”的影响，发生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性错误，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但却始终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和科技事业，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胜信心。
应当看到，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同世界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正在逐步改变我国经济和科技的总体落后状态。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将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紧迫感，要求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科学技术
首先，毛泽东认为，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资本主义各国，以及苏联发展经济和科技的普遍规律，中国也不能例外。他还指出，只有在技术上掀起一个革命，把我国绝大部分在社会生产中还使用的最简单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甚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才能赶超英、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国防力量，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其次，毛泽东认为能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关键在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否有历史紧迫感，从而选择正确的科技发展道路。1964年12月13日，他在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规划汇报后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在毛泽东看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但要有历史紧迫感，还要有超常规做法。他认为，这并不是做不到的，也并非什么吹牛皮、放大炮，这已为新中国发展的历史完全证明了。中国人民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已经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方面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在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尖端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先后成功地研制和发射了“两弹一星”，资本主义能做到的事，社会主义也一定能做到。这里也需要指出，毛泽东当时提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思想是正确的，是有着深刻的国际战略思考的，但同时也有操之过急的倾向，特别是后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使我们在赶超过程中走了一段弯路。但无论如何，毛泽东提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思想的正确性和积极意义是不可抹煞的。
（五）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建设现代化国防的迫切需要，必须下决心发展尖端技术
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对我国发展科技事业是极为不利的。一方面，我们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封锁；另一方面，苏联对我们重重限制，全面撕毁同我国技术合作的合同，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了对我国的一切援助，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科技工作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针对严峻的国际形势，1960年7月3日，当时主管国防科工委工作的聂荣臻起草了《关于立足国内发展科技等问题向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强调一定要争口气，在科学技术上力争独立自主，而不是指望外援。紧接着，毛泽东在同年7月18日北戴河会议上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当然，毛泽东强调独立自主，立足国内，绝不意味着自己封锁自己，相反，他强调一切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都要根据具体条件来学，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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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仅从国际战略高度提出中国“必需工业化”，进而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对在中国究竟怎样实现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同样站在国际战略高度进行了认真思考和探索。
（一）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学习和借鉴苏联经验，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这是毛泽东基于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做出的一个重大的国际战略选择
在中国究竟怎样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的确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就当时世界范围来看，主要有两种工业化类型供参考：一是欧美式（即传统型）。无论是工业化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和日本，都无例外的从轻工业开始，经过一段时间，重工业才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代替了轻工业的主导地位；二是苏联式（即追赶型）。它是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依靠集中体制具有的高资金和资源动员能力，实行高积累、高投资，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实现工业化。战后，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基本上是采取了苏联的追赶型实现工业化的战略。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的工业化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模式，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美国对新中国实行敌视、颠覆的政策。在政治上采取不承认主义，并施加压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支持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在经济上，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并冻结我国在美国的资产；在军事上，对我国实行威胁和包围，并利用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捣乱和破坏，企图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我国政府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只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实际上是确立了只向苏联学习，而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
第二，由于我国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搞社会主义工业化，只能沿用苏联的一些做法。这在当时来说是必要的，更是有国际战略意义的。其理由：从国内环境看，重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为它集中了一切科学技术成就，同时又是为其他工业部门提供技术装备的部门。而我国重工业情况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可见，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使轻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获得改造和发展的技术装备，从而为独立自主的工业基础创造条件。
第三，意识形态方面相近，也是学习苏联经验，照搬苏联模式的一个原因。中苏两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尽管存在某些差异，但在总的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而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是把中国革命看做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强调“以俄为师”。毛泽东强调主张“走苏联走过的道路”，从历史方向的选择来说，就是强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第四，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对世界上后来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榜样的作用，成为效法的样板。
（二）“以苏为戒”，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这是毛泽东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暴露出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后，做出的又一重要国际战略思考
这在当时来说是需要有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从1953年开始的。“一五”期间，总的看，执行情况是好的，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奠定了基础。但由于我们当时缺乏经验，曾一度出现盲目照搬的不良倾向，因此，也暴露一些苏联那样的弊病。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7](P23)。与此同时，毛泽东对苏联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总结，概括起来主要是：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更忽视农业；片面强调增加积累，忽视群众消费和群众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忽视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等等。毛泽东正是在审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中的问题和对苏联传统模式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中，才初步形成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做法。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了发展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辩证关系，同时提出了发展重工业的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他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对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做了明确阐述，他指出：“这里讲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1959年，毛泽东再次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此后，毛泽东进一步将农、轻、重关系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毛泽东这一系列论述，从指导思想上正确地解决了我国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之间的本质内在联系。这些正确的结论，尽管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认真贯彻，但在世界工业化历史上却是一个重大突破，对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不同模式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应当指出，在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苏联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口号是正确的，是符合苏联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也是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应优先增长的观点，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显著成绩。问题在于，苏联后来把这一思想加以绝对化，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致使人民必需的日用消费品非常奇缺。
我们吸取了苏联的教训，在发展重工业生产的同时，注意抓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也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人民的日用商品，同时物价和货币也是稳定的。“一五”期间，我们比较重视农业的作用，也比较注重农、轻、重的协调发展。这一时期，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农业总产值4.5%，轻工业总产值12.9%，重工业总产值25.4%。这种情况说明“一五”时期重工业发展很快，是完全必要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也不慢，基本上保证了人民生活消费品的需要，又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因此，这一时期农、轻、重比例关系是基本协调的。
总之，毛泽东对农、轻、重关系所作的科学分析，不仅正确地解决了苏联所没有解决好的发展重工业与发展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问题，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理论。
（三）实现中国现代化，必须进一步改革开放，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同样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现代化所进行的一个重大的国际战略思考。
关于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毛泽东主要强调了五点：一是要勇于放下架子。毛泽东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二是要学习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毛泽东强调：“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习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是发扬和创造本民族的东西，毛泽东指出：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的书。但这并不等于中国人写的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学习外国的东西，是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的独特的新东西。这样道理才讲得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四是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在谈到学习外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时，毛泽东强调了一个学习的原则，即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批评了有些人对待外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不正确态度，指出：对待外国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我们不要搞教条主义，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五是要吸引和利用外资。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就表示，民主革命胜利后，“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也谈到吸引外资的问题。他说，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于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1949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又进一步阐述了同外国人做生意问题。他指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毛泽东关于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思想不仅是很明确的，而且是一贯的。遗憾的是，这些可贵的思想在实践中没有得到贯彻。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从客观上说，当时的国际大气候不允许，帝国主义在封锁我们。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第二，从主观上看，当时的对外经济交往，还仅限于易货贸易，物物交换，对于吸引外国资金，缺乏必要的认识。同时，后来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干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及后来关于四个现代化所进行的理论探索，突破了苏联工业化的模式，为走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进而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虽然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影响，有些好的想法在实践中也未能贯彻始终，但是，我们不应苛求前人。毛泽东作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者，他的探索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是不应低估的，它将永远为后人所珍视和铭记。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8](P17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作为毛泽东思想和事业的继承者，他毅然肩负起了重新启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重任，从理论和实践上继续探索中国现代化，特别是从国际战略高度进行深入思考，做出一系列战略决策。可以说，这些无不凝聚和闪耀着毛泽东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光辉。这主要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世界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等等。正是由于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从国际战略高度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因而在他的理论指导下，中国现代化建设不仅在20世纪末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在21世纪初被推进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阶段，并将继续创造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辉煌。
［收稿日期］2003-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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