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浪漫主义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五四”时代开始，起源于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便同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一道输入中国文坛。但由于启蒙主义的社会需求所决定，现实主义以其深沉的历史厚重感和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逐渐被人们认定为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性思潮，而浪漫主义的潜质与影响，则被人为地忽视。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每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总是浪漫主义以其理想主义的激情因素和富于创造性的艺术魅力，激活着沉闷而压抑的中国文坛并赋予它全新的文学形象。仅就启蒙、反叛、个性解放等现代意识的传播而言，浪漫主义的历史功绩也决不亚于现实主义。故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浪漫主义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但同时，中国现代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因其缺乏必要的背景文化和哲学基础，缺乏独立的思想品性与明确的理想追求，一直又处于一种不成熟、不稳定的状态；它总是以强烈的扩张形态向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发散浸透，并最终走向了理性主义的英雄神话，从而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运动的交融性和复杂性。重新反省百年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运动并对其做出符合逻辑的理性解释，是我们准确把握和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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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考察中国现代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我们首先不能不提及后来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鲁迅先生。早在本世纪初叶，鲁迅便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详细介绍了18世纪盛行于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并对其思想艺术特征做了极为精彩的点评。鲁迅认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精神实质，是“去其面具，诚心以思”，其“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由于浪漫主义作家本身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最终达于“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社会变革目的。鲁迅在介绍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同时，也真诚地呼唤中国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并寄希望于他们能“别求新声于异邦”，掀起一场属于中国自己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鲁迅之所以极力推崇浪漫主义，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坛暮气横秋、“污如死海”的现状深感不满。在他看来，中国文学泥古太久积重难返，必须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借助西方的现代意识与反叛精神彻底冲刷掉其历史污垢，否则中国文学绝无更新前行的可能（鲁迅后来虽然没有成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运动的倡导者，但他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浪漫主义情愫，无疑与他早年受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应该说，鲁迅对于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做了一个非常准确的预测。我们不妨回溯一下历史：“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动，起始并没有引起全社会的广泛注意，尽管刘半农和钱玄同上演了一出“双簧戏”，其实际收效也不是很大。胡适的白话诗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其本意是带有新文学创作的示范效应，但却未能打破当时文坛的沉闷气氛。然而，自从郭沫若以及后来“创造社”的其他成员杀入“五四”文坛，局面才开始发生根本的改观。郭沫若的一曲《女神》，虽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过分张扬，但却以其狂飙突进的恢弘气势与反叛传统的时代精神，以其放纵个性的自我表现和丰富充沛的艺术激情，极大地激活了“五四”文坛的人气，点燃了青年一代个性解放的狂热情绪，不仅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顺利展开，而且也促进了思想界的空前活跃。
在西方文学的发展史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是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运动。浪漫主义是前工业文明的产物，它的使命是反封建反传统，主张回归自然，以情感的放纵代替理智的思考，以个性的解放蔑视教会的权威。而现实主义则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它的宗旨是以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对工业文明持否定态度，对人性“异化”及人性丑恶现象给予无情地揭露。现实主义已不再像浪漫主义那样，对未来充满着乐观向上的理想主义态度，它对人性全面而深刻的理性反思，为现代主义文学走向人类的精神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观目的，诚如陈独秀所断言的那样，是告别中国文学的古典主义时代，开启它的现实主义时代。可事实上，这种转型过程并不是那么简单。由于中国社会缺乏工业文明的背景文化，没有经过人文主义启蒙运动彻底地精神洗礼，现实主义运动的展开，就不可能是以人性自省的社会批判为己任，而只能是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来满足启蒙主义的客观要求。中西方现实主义运动的巨大差异，无疑为浪漫主义的同时介入，提供了生存发展的良好机遇。换句话说，“五四”新文学的人文主义启蒙精神，更适合于浪漫主义运动的发育成长。所以梁实秋认为，“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到处弥漫着抒情主义”的气氛，“无论是散文，或是韵文，无论其为记述，或是描写，到处情感横溢”，故其浪漫主义的成分要远大于现实主义的成分（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载《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版。）。梁实秋的见解不无道理。其实包括鲁迅与“文学研究会”在内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都明显注入了浪漫主义的情感因素。郁达夫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以“写实主义为基础，更加上一层浪漫主义的新味和殉情主义的情调。”（注：《文学概说》，载《郁达夫文集》第5卷， 花城出版社1991年5月版。）如谢冰心、许地山、王统照、 黄庐隐等人小说的浪漫主义倾向，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公认；鲁迅的许多小说如《故乡》、《祝福》、《伤逝》等以及他的杂文和散文诗所表现出的某些浪漫主义特征，也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正是因为浪漫主义的积极参与，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后来中国文学发展的独特模式。
“五四”新文学对于浪漫主义的看重和接纳，并不是少数作家的个人行为，而是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创造社”成员郑伯奇就曾说过：“我们的时代，是苦闷的时代，是激动的时代，是抗争的时代，是呐喊的时代。”（注：《〈寒灰集〉批评》，转引自许道明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237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启蒙主义、反叛传统、个性解放等浪漫主义运动的精神实质，完全迎合了时代变革的实际需求，其强劲的人文意识一旦与思想解放运动相结合，便会对现实生活产生最为直接且极具冲击力的巨大影响。鲁迅小说的思想内涵，要比郭沫若的诗歌深刻得多，但其对当时躁动不安的社会的正面效应却是滞后性的（人们对于鲁迅作品的全面认识有一个过程，随着时间距离的拉开，人们的认识也愈发深刻，其社会价值和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导向性作用才逐渐显现出来），远不如郭沫若的诗歌来得快捷、来得猛烈（宗白华、艾青、臧克家等众多后起的作家在谈到他们所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时，首先提及且印象最深的都是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因为说到底，“五四”新文学乃至新文化运动，终究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现代的青年总有些好异、反抗、易厌、情热、疯狂，及其它的种种特征”（注：郁达夫：《文艺鉴赏上偏爱之价值》，载《郁达夫文集》第5卷。），但他们思维敏锐富有激情， 容易接受新事物，敢于反叛传统。当由青年作家群体率先亮出革命的大旗，他们首先需要的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反思（他们在当时不可能达到像鲁迅那样成熟而思想深刻），而是需要寻找突破口，尽情发泄长期遭到压制束缚的个性意识和不满情绪。于是郭沫若的《女神》与郁达夫的感伤浪漫主义小说，便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青年人的主观愿望，代表了那个时代发自灵魂深处的声音。
作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应该说郭沫若是一个时代的宠儿。他本身所具有的浪漫主义诗人气质，与他所接受的柯勒律治、华滋华斯、雪莱、拜伦、歌德、海涅、惠特曼等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爆发力。他崇尚“文学是反抗精神的象征，是生命穷促时叫出来的一种精神”，这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直接演化为强烈的反叛情绪。他崇尚自我，认为“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载1922年5月《创造季刊》创刊号。 ）这又使他的诗歌创作始终处于自我扩张和个性张扬的颠狂状态。像《天狗》、《晨安》、《立在地球边放号》、《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等诸多诗篇，诗人以铺天盖地、震撼山河的气势与极为夸张的自我形象，以对传统的全面反叛和对偶像的彻底破坏，直接反映了“五四”时代的积极进取精神，以及已经觉醒了的青年一代的思想状态。与此同时，郭沫若的诗歌在艺术创新领域中也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典范。他完全打破了传统诗歌的审美观念，不拘形式，让情感自然流动，并运用一切外在的具体事物来表达内在的抽象的东西，开创了中国诗歌的新时代。所以郭沫若诗歌从思想与艺术两个方面对于传统的反叛，不仅传播了现代人文意识的信息，而且也建立了新的美学规范。这是郭沫若在当时备受社会关注的主要原因。与郭沫若诗歌外在的放纵有所不同，郁达夫的感伤浪漫主义小说则更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悉心观照。他主张文学创作应“注意于描写内心的纷争苦闷，而不将全力倾泻在外部事变的记述上。”（注：《现代小说所经过的路程》，载《郁达夫文集》第6卷。）他同郭沫若一样， 都赞同卢梭提出的“返回自然”的口号，认为“山水，自然，是可以使人性发现，使名利减淡，使人格净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返回天真”（注：《艺术与国家》，载《郁达夫文集》第5卷。）。郁达夫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 完美地贯彻了他所倡导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他的小说如《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空虚》等，都是抒发现代青年情感压抑的苦闷的诗，是他们“受了伤的灵魂的叫喊”。（注：《卢梭的思想和他的创作》，载《郁达夫文集》第6卷。 ）而作品中主人公那种近乎颓废心态的绝望反抗，那种尽情的自我发泄、自我摧残，在一定程度上也深刻反映了“五四”时代的某种极端主义情绪。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总是将其作品中的人物，置于大自然的各种环境中，从而使其发泄的过程又转化为灵魂的净化与人格的重塑过程，最终达到否定“旧我”，创造“新我”的目的。
30年代以后，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日益加深，中国现代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我们仍可以从戴望舒、艾青等人的诗歌以及沈从文、徐訏、无名氏等人的小说中，发现许多作家依旧在以饱满的激情，讴歌光明，赞美自然，抒发个性，颂扬反抗。这无疑是“五四”浪漫主义精神的延伸和发展。尤其是在徐訏（代表作为长篇小说《风萧萧》）与无名氏（代表作为长篇小说《海艳》）的小说中，浪漫主义的人文精神佐以存在主义的哲学思考，使“五四”浪漫主义运动达到了它真正意义上的高峰。徐訏与无名氏都是编织浪漫主义爱情传奇的高手，他们同所有西方的浪漫主义作家一样，只是把爱情看作成一种苦苦追求的理念，它的全部价值在于过程，而不是结局。徐訏与无名氏也是大自然的崇拜者，他们热爱自然，回归自然，让作品的主人公在自然的怀抱里疗治身心的创伤，在自然的感召下体悟人性的本真。他们的作品，以流畅抒情的语言，优美动人的故事，风景如画的环境，以及富有哲理的人生思考，成为“五四”浪漫主义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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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何种角度去分析，“五四”新文学的浪漫主义运动，都不是一场成熟或真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由于发动者的思想幼稚和浮躁心态，它并没有持续多久，便出现了个性激情主义向集体理性主义、人文启蒙意识向政治理想主义转化的征兆。而这种转化的过程，恰恰又是由以倡导浪漫主义为己任的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等“创造社”成员，用“五四”的反叛精神对“五四”精神的再度反叛首发难的。 1925年以后， 郭沫若等人突然中止了个性主义的思想追求和非功利主义的艺术信仰，公开声称：“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注：《文艺家的觉悟》，载《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他们与同样富有浪漫激情的“太阳社”成员一道，发动了以无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为核心内容的“革命文学”运动，从而使“五四”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逐渐脱离了它原有的基本内涵。
中国现代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之所以会同政治意识形态结盟，表面上看好像是一种偶然，实际上却是一种必然。首先，郭沫若和“创造社”的成员，在其发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时，他们的潜意识里就带有浓厚的治国安邦的功利主义思想。他们视自己为变革社会的急先锋，是“时代的良心”以及“良心的战士”，（注：成仿吾：《歧路》，载1922年11月25日《创造季刊》第33号。）他们试图用自己的满腔热情去唤醒麻木愚昧的民众，可是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于是便对自己的人文主义启蒙理想产生了怀疑。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退潮，他们像“一只带了箭的雁鹅”（《星空·献诗》），发狠地诅咒着生的痛苦和“空漠的、冷酷的世界”（《星空·苦味之杯》）。他们迫切需要寻找一个新的精神支撑点，来重新点燃他们即将熄灭了的狂热激情；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萌生，正好以全新的面貌和时代先锋的特征，迎合了他们的苦闷心态，并再度激发起他们的英雄主义人格精神。这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自觉政治意识形态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均是以对旧的观念、事物以及社会制度的彻底反叛为起点，以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为归宿，由此形成了精神上的沟通。当浪漫主义作家的个性启蒙主义主张失败以后，他们的视角必然会回到现实批判的领域，自觉地加入到阶级意识群体启蒙的行列，成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文学代言人。他们的理由是，“中国传统的封建的意德沃罗基老早就衰亡了，布尔乔亚又没有力量，不能以它的意德沃罗基支配全社会，这时新兴的普罗列塔利亚，自然挟着锐气，主张自己的文学。”（注：郑伯奇：《中国新兴文学的意义》，转引自《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238页。）这样一来， 浪漫主义作家按照无产阶级唯物史观的逻辑，心安理得且轻松自然地为自己向集体理性主义的转化找到了理论依据，并再次充当了时代反叛英雄的角色。再者，浪漫主义作家与无产阶级革命者，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是以其年轻的生命朝气和饱满炽热的思想激情，去描绘未来社会宏伟光明的理想蓝图。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对未来理想世界的主观设想，是个性充分解放、人格绝对自由、人间充满博爱精神的文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没有压迫、民主自由、高度繁荣的共产主义社会。两者理念与目标追求的相似性，无疑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相互选择和相互融合。梁实秋最早注意到了这种倾向，他指出：“共产党的活动是否可以挽救中国大众的苦痛，姑且不论，不过这种运动足以震撼人心，尤其是知识分子及青年”，激发他们理想主义的想象力，“是不容讳的事实”（注：《所谓“题材的积极性”》，载《梁实秋批评文集》。）。从百年中国文学运动的发展轨迹来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曾一度接受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功能（这主要体现在三四十年代革命文学对现实制度的批判与暴露上），但主要还是接受了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精神和乐观抒情的艺术表现形式。
浪漫主义在其对革命文学的参与过程中，将自身理论主张的某些可以转化的部分，直接运用到革命文学的指导理论体系，从而使浪漫主义通过革命文学的中介，对“五四”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关于什么是现实主义的问题，左翼革命作家曾做出过这样的界定：“真正的现实主义——不做资产阶级‘科学’底俘虏的现实主义，应当反映到这现实世界之中的伟大的英勇斗争，为着光明理想而牺牲的精神，革命战斗的热情，超越庸俗的尖锐的思想，以及这现实的丑恶所激发的要求改革，要求光明的‘幻想’，远大的目的。”（注：瞿秋白：《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 载《瞿秋白文集》（二），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时代曾赋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巨大生命力的“科学”“民主”思想已被忽视，而浪漫主义的理想与激情却备受青睐。尤其是革命文学“真实性”与“典型化”等核心理论，更是浪漫主义理想精神的直接体现。左翼革命作家不承认文学的“真实”就是对社会生活所给定的既成事实的简单模仿，他们认为“艺术不是认识生活的方法，是创造生活的方法，不承认有写实，不承认有客观，……反对死的、冷静的、呆板的事实，注意人类的将来。”（注：钱杏邨：《评蒋光慈〈鸭绿江上〉》，载《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上海泰东书局1930年版。）因此，他们一再强调“真实”是一种代表着社会发展方向的时代精神，是尚处于萌芽状态但却暗示着历史未来趋势的某种存在因素；作家艺术家只有将这种因素进行高度的概括与提炼，使其具有典型意义和示范效应，它才可能成为艺术上的“真实”。当然，这种概括与提炼出来的“典型”，必须是出自于革命作家主观意识上的高度敏锐（寻找发现）和高度自觉（推广普及）；故这种以主观意志为基调而形成的指导理论，对三四十年代的左翼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建国后的文学创作实践所表现出的强烈的革命浪漫主义的主观激情特征，都不同程度地起到了严格的规范作用。
革命浪漫主义在其自身发展的历史上，先后经历了一个消褪西方影响、逐渐回归传统的过程。早期的革命浪漫主义作家，如蒋光慈、殷夫等人，他们都是沐浴着“五四”新文学阳光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也是西方浪漫主义运动的崇拜者，尤其是那些带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德国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更使他们钟情不已（蒋光慈在《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一文中，对歌德与海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将他们的作品视为无产阶级文化的宝贵遗产）。蒋光慈的诗集《哀中国》与殷夫的“红色鼓动诗”，其表现出来的激昂飞越的情绪、反抗叛逆的精神、乐观向上的理想和主观抒情的格调，我们既可以从中发现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特别是海涅作品的风采，也可以看到他们对于郭沫若浪漫主义精神的承袭。这充分说明，早期的革命浪漫主义文学，除了抒情主体由个性意识转换为群体意识之外，其它方面诸如艺术风格及表现方式等，均与“五四”浪漫主义的西化模式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就连那些“革命”加“恋爱”式的浪漫主义小说（如胡也频、洪灵菲、华汉等人的作品），只要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它们的感伤缠绵情调，实际上也与郁达夫的感伤浪漫主义小说有着某种精神上的沟通，只不过是增加了一些革命理想主义的亮色和革命英雄主义的豪气而已。早期的革命浪漫主义文学未能完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化，引起了左翼文学阵营的强烈不满。“左联”时期革命作家内部的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五四”新文学的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浪漫主义情调的否定与清算，进而彻底消除西方文学的客观影响。这种努力，终于在后来的解放区文学创作中，开始取得明显的成效。“赵树理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它对“五四”浪漫主义发展为成熟的革命浪漫主义，起到了极为关键的历史中介作用。赵树理是解放区的基层工作人员，他没有直接受到过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对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也读得不多，他对文学的认识，主要来源于中国古典小说（赵树理一生都没有谈及自己所受过西方文学的影响，但对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民间小说，却总是津津乐道）。这使他的文学实践，呈现出两种价值取向：作为党的基层工作者，他忠实地贯彻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原则，以表现政治理念或理想的未来人生为使命；作为一个古典文学的爱好者，他选择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表现形式。《小二黑结婚》就是赵树理革命理想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故事的原始题材，原本是一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由于受到恶势力的阻挠和破坏，最终酿成一场爱情悲剧。但赵树理在处理这一题材时，明确规定自己要“走在时间的前面”（注：转引自《〈山药蛋派作品选〉序》，载《山药蛋派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从典型化的原则出发，运用丰富而浪漫的艺术想象力，把现实生活中的“可能性”演绎成历史的“必然性”，让作品的主人公以革命的世界观战胜邪恶势力，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不可否认，小二黑与小芹的不屈不挠、敢于斗争，以及他们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的确起到了教育民众、鼓舞士气的积极作用。它所反映出的高昂的革命理想主义激情，很快便辐射到李季、孙犁等解放区作家的创作当中（如《王贵与李香香》、《荷花淀》等），从而使“左联”作家所渴望的革命浪漫主义文学，到此才成为真正的现实。用孙犁的话来说：“浪漫主义适合于战斗的时代，英雄的时代。这种时代，生活本身就带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注：《论战时的英雄文学》，载《孙犁文集》第4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革命浪漫主义文学，把“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的反叛精神和个性意识做了彻底地清除，将浪漫主义的理想与主观因素进行了充分地发挥，并注入政治意识形态的理念，它基本上奠定了建国以后各种题材作品的创作模式。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赵树理现象”无疑具有特殊的社会历史意义；但对其意义的无限夸大，则又为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某些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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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以对西方的认同为起点，以回归传统而告终。它没有像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那样，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承担起个性启蒙的历史重任，相反却很快就抛弃了对个性意识的追求，自觉地依附于源生于儒家传统文化的理性意识；在其艺术表现形式上，也逐渐冷却和节制狂放的激情，规范与限定无拘无束的想象力，并以中国文学传统的乐感形式消解了反抗叛逆的创造功能。我们当然可以说，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独特性，是中国社会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历史产物；但是这种特定历史产物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它究竟缺少些什么？长期以来，学术理论界一直未从正面给予解答。
我认为，20世纪的中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它虽然在外表上闪烁着浪漫主义的亮色，但却不是成熟的或真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运动。这种见解，主要基于以下两种理由：
首先，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不是中国文学循序演进的自觉行为，而是在外部因素的作用下强行启动的被动行为，因此它缺少必要的历史文化背景，带有盲目性和突发性。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是一场经过充分酝酿准备，又有着文艺复兴的启蒙基础和近代文明的物质条件，并迅速波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18世纪的欧洲，自然科学在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欧勒的应用数学、拉格朗日的分析力学、拉瓦锡的应用化学以及拉普拉斯的自然天文学等，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并推动了欧洲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自然科学的兴盛，也促使了唯物主义哲学的繁荣，先后涌现出梅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著名的哲学家。他们以自然科学的成果为武器，对教会神权和经院哲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口号，用“自然法则”与“自然权利”思想彻底动摇了教会的神圣权威。卢梭是欧洲浪漫主义哲学运动和文学运动的鼻祖，他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主张宇宙自我中心主义，认为“凡是我凭着良心不能加以拒绝的知识都是明确的，凡是我觉得与这些知识有必然联系的知识都是真实的，而对其余的一切都存怀疑。”（注：转引自《欧洲哲学史稿》第37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修订版。 ）卢梭站在欧洲社会发展的对立面，把工业文明中出现的不平等现象视为人类文明的倒退，是对人类原有自由、幸福的破坏，所以他提出了著名的“返回自然”的口号，并把这种哲学思考直接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由此而掀起了文学上的浪漫主义运动。在卢梭那里，人与自然是对立的，人性的丑恶与自然的纯真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还把艺术和科学视为破坏人性本真的东西，因此崇尚情感而蔑视理智。可以说，卢梭的哲学思想带有对社会全面反叛的意味，它对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回归自然、重新寻找或塑造自我，以及放纵情感的群体倾向，起到了决定性的理论引导作用。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五四”前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没有真正启动，科学技术处于原始水平，近现代哲学几近于零，整个社会都处在严重滞后的愚昧状态。出于社会变革的需要，我们只能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而这种引进过程又因社会的浮躁心态和功利主义目的，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也不例外。郭沫若及其“创造社”成员，他们的反叛不是从本质上认识到个性解放的真实意义，只是为了宣泄长期压抑的情感而反叛；他们回归自然的目的也不是真正出于对人性缺陷的深刻感悟，而是借助自然万物张扬自我、美化人性。
其次，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由于没有经受充分的、彻底的和大规模的人文精神洗礼，其对个性解放的理解与认识相当模糊，其对传统的反叛动力又来自于传统文化的本身。所以，中国浪漫主义作家的思想状态一直徘徊于个体与群体之间，最终又以个体对群体的妥协而结束它的使命。从“五四”时代起，中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就对自己个性启蒙主义的理想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他们一方面倡导个性解放、反对功利主义，一方面又将自己视为时代解放的战士与社会民众的拯救者；他们既狂热地宣泄着被压抑的苦闷情绪，同时又将其理解为“由个人的苦闷可以反射出社会的苦闷来，可以反射出全人类的苦闷来”（注：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载1922年8 月《时事新报·学灯》。）。这种替社会、替人类承担痛苦并自愿成为社会良心的义士行为，其实质正是中国封建士大夫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正统思想的现代表现。因此，中国浪漫主义作家暂时冬眠了的传统文化意识，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便会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当他们对个性激情的发泄感到疲倦时，恰逢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遂无一例外地放弃了个性主义的启蒙理想，而以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态度，转变为阶级群体或民族群体的一员。郭沫若在对其往事的忏悔中，为自己信仰的重新选择做了这样的说明：“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的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注：《文艺论集·序》，载《郭沫若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因此主张“文艺青年们应该做一个留声机器——就是说，应该克服自己旧有的个人主义，来参加集体的社会运动。”（注：《留声机器的回音》，载1928年3月15号《文化批判》第3号。）郭沫若的忏悔，清晰地表明了这样一种意识：个体不能脱离群体而存在，社会群体不获得自由解放，就根本谈不上个体自我的自由解放。当他们将“个人的痛苦与欢乐”，“融合在时代的痛苦和欢乐里”，并“传达一个时代的感情与愿望”（注：艾青：《诗论》第210、1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时，才在儒家积极入世、参与现实的思想里，寻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后来大多数人都成为了社会革命家或政治活动家的原因所在。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运动，同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一样，都没有完成它们本应承担的历史使命，这是一种遗憾。我不赞成那种简单地用“中国特色”的标签，机械地将百年中国文学运动打上“现代”标记的做法。我们应该拿出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落后于世界的事实。如果说“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训条是永恒不变的真理，那么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确是“民族的”，但却不是“世界的”。对此我们又该做何种解释呢？早在30年代，就曾有人以盲目乐观的态度扬言：中国的新文学虽只有“短短的十余年，却抵得西洋的几个世纪。”（注：王丰园：《五卅运动在文学上的影响》，载《新文学概要》第80页，上海亚细亚书局1936年版。）难道历史真有捷径可走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我相信，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未能完成的人文主义启蒙使命，必将在21世纪的中国文学运动中得以延续，不论它会以何种艺术表现形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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