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与经济发展的人文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经济发展论文,人文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伦理的本性与现代中国市场经济的人文矛盾
什么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经济发展有没有一个人文动力的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两个基本的立论：经济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需要——社会的需要、人的需要，构成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显然，这是一种纯经济学意义的解释。只要承认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只是承认人是经济过程中的最活跃、最能动的主体，那么，就不可否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非经济的、然而又是对经济发展发生着现实的制约或推动作用的因素。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但它本身又是经济主体的自觉能动的推动，因而人的目的意志，经济主体的人文精神与人文能量的积蓄与激发，就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内在的人文推动力。在此，人们会想到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的一本著名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尽管它的逻辑出发点与分析方法存在一些不足，但其基本立论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很富有启发意义。韦伯认为，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新教伦理的推动，新教伦理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的人文动力，其中尤其是“天职”的观念形成的职业伦理，“蒙恩”的观念构成的经济合理主义，“节欲”的观念构成的积累精神，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的人文力量，它通过“资本主义精神”的中介，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人们发现，西方新教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新教伦理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层的和必然的联系，而儒教伦理以及其它文化类型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与它的伦理存在着这种联系。因此，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文化体系中，伦理已经不只是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规范体系的精神性的存在，而是与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现实的人文力量，是透过人的主体，潜在于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的现实力量。当人们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批判性地反思传统伦理时，当社会要建立新的伦理精神与价值体系时，所进行的实际上也就是为经济社会寻找新的人文动力的一种努力。无论如何，经济发展在理论和现实上都存在着一个人文动力的问题，人们必须在伦理中寻找和开发这种动力。
那么，从逻辑上考察，伦理是否具有构成经济发展的人文动力的本性？什么是伦理的本性？什么是道德的本性？一般认为，伦理道德是一种价值体系，规范体系，其文化与社会的功能是调节和制约人们的行为。这种理解当然有其真理性，然而仅是这种把握还不够，因为它在逻辑与现实上都可能使伦理道德仅仅成为一种制约甚至束缚的力量，只是一些“清规戒律”，从而模糊其整全的本性。从“文化设计”与社会系统的意义上说，伦理与道德的使命，是透过价值的引导，借助规范的调节，建立某种社会生活秩序与个体生命秩序。伦理建立的是尽性合理的社会生活秩序，道德建立的是尽性合理的个体生命秩序。因此，伦理道德就体现出多样性的本性：既是一种人伦原理，人德规范，也是一种人生智慧，更是一种人文力。作为“人伦原理”，它设计的是一种人伦关系的原理，人与人相处的原理，建立的是社会的伦理实体；作为“人德规范”，它提供的是引导社会伦理生活与个体精神生活的价值体系，以及调节人的行为的规范体系，当然还有人的道德行为的激励和制裁机制，建立的是个体的“道德自我”；作为“人生智慧”，它提倡的并不是那些远离世俗经济生活的教条和“存义去利”、“存理灭欲”的说教，而是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与经济生活中实现“义利合一”、“‘德’‘得’相通”的人文睿智，它致力调节的是人们间的利益关系，最后要实现的是社会的最大利益与个体的最真实的利益，建立的是富有意义和价值的精神世界和人生基地；作为“人文力”，它为社会与个体提供合理而又丰富的人文动力，形成和创造的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体全面发展的“文化力”。我认为，这四个方面的结合，才构成伦理道德的完整本性。其中，“人文力”是前三个方面本性的综合的、现实的、能动的显现，籍此，伦理道德便与经济社会相切合，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的、能动的推动力量。
应该说，现代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伦理的“人文力”，而且从某种意义说也缺乏这种“人文力”。六中全会的召开，是为了把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另一个意义上理解，也可以说是克服以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足的一种努力。“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缺陷，不仅直接造成精神生活中的诸种弊端，而且也给经济发展产生深层的影响。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经济腾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也不可否认，时至今日，它又面临许多难题，潜藏着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使得中国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困境之中。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矛盾与困境的根源何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后力何在？这些问题显然很难在经济自身中找到答案，必须跳出经济这座“围城”，在更广阔、更深层的视野中寻求解释。“健全发展”与“持续发展的后力”是现代中国经济在深层上必须解决的两大课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与社会的人文素质，尤其是社会的伦理素质，与经济发展的人文动力的寻找与开掘，有着深刻的联系。我认为，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人文问题，突出的是伦理问题，更确切地说，是经济—人文生态、经济—伦理生态的问题，或者说，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
在经济与伦理协调发展的意义上，伦理能为经济发展提供什么样的人文力？概括地说，可以提供三方面的人文力：经济运行的导向力；经济个体的激发力；经济组织的凝聚力。这些文化力，也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经济发展的道德的冲击力与伦理的持续力，它们可以构成现代中国市场经济健全、持续发展的人文后力。
2、伦理精神与经济运行的导向力
导向力是伦理对经济的人文力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体现。市场经济的特质是什么？人们在理论与习俗上接受了一种见解：市场经济是一个“看不见的手”。这种说法，在强调市场规律的客观性，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内在差别方面，当然是合理的。但这种熟知的观念的背后，也隐涵着另一种倾向或可能：承认、接受乃至放任市场规律的盲目性；放弃经济主体、社会的精神文化在市场规律面前的能动作用；最后，在观念与现实两个层面，把市场经济（包括经济本身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现存”当作现代中国的“现实”，经过理论的诠释，又把这种“现实”上升为“合理”。应当说，这是导致“一手硬”，“一手软”，导致许多负面社会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的理论与认识根源。不错，市场经济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是不是“应当”是“看不见的手”，“只能”是“看不见的手”，“永远”是“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作为一种从西方“引进”的经济学上的命题，是西方经济运行的规律的概括，既然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是不是也“必然”、“应当”是“看不见的手”？如果不是，又如何在精神文化的实质性内涵，而不是仅仅在制度层面上体现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看不见的手”，作为一种纯经济学意义的表述，作为对市场规律客观性的突显，含有真理性的因子，但如果突破经济学的视域，把它作为一种在经济、社会、文化大系统中对经济的把握，则具有内在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产生的直接的后果，在经济方面表现为发展的不健全，在社会文化方面，则表现为许多消极的甚至腐朽的社会现象的滋生，最后，则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人文后力的匮乏。
毫无疑问，经济活动，是最基本的物质活动，是一切活动的基础；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但是，也不能由此而忽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经济运行的目的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中国现代化国策的基础，但当把经济本身作为最后的、最高的、乃至唯一的目的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宏观与微观上产生各种偏差，尤其是当市场的盲目作用，模糊经济发展的目的性的时候。世纪之交，西方社会的重要困惑之一，就是在经济科技发展中人的失落。在生活获得了巨大的提高以后，西方人困惑：我们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到底为了什么？当经济的发展与精神的失落、社会的堕落相伴随的时候，人们普遍感到经济发展丧失了自身的目的与意义。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经济，解决的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问题，这是生存与生活的基础。然而，另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决不是为了吃饭，人的经济活动与动物的谋生活动的最大区别，就是人除了物质的追求以外，还有精神的追求，在寻求物质生活条件方面的满足时，人们还追求超越于物质、越越于自身本能的意义与价值，最终达到物质与精神、利益与价值的和谐发展。因此，经济活动，从根本上来说，只是作为前提性的基本活动，而不是人的全部活动，更不是唯一活动，经济活动必须服务于人的目的，必须受人的目的性的引导，否则，只能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使经济活动成为人的谋种本能冲动。正因为如此，任何经济，从根本上说，都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的经济，它必须受社会价值系统的导向，其中政治的、伦理的导向是经济健全发展的必要条件，当然也要受文化的制约。现代中国经济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如《决议》中所指出的“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在某种意义上都与经济目的性的模糊，经济活动的导向力的软弱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经济的细胞，但如果企业的运营丧失了伦理价值的导向，就会失去甚至逃避对社会的责任，蜕变为“钞票生产机器”，失去其作为社会“公器”的本性，乃至成为社会的“公害”。正因为如此，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纷纷建立企业的“伦理宪章”，把伦理的目标作为企业的根本理念，伦理评价作为对企业评价的重要尺度，企业也从自身的社会责任与长远发展的角度，注意自己的伦理信誉与伦理形象。日本的“《论语》十算盘”的经营模式，就是突显企业运营的伦理导向的典范。个体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如果丧失了伦理价值的导向，经济活动、经营活动只能蜕变为动物性本能的冲动，成为“经济的动物”。“生意人”和“企业家”的根本区别，不只在于其在谋利方面一时的绩效，更重要的是其内在的素质，其中最重要的是伦理的素质，如果没有良好的伦理素质与人文涵养，钞票再多，也只能是一个目光短浅的“生意人”，而不能是“经”世“济”国造福社会民族的“企业家”。“生意人”与“企业家”界线的模糊，“企业家”桂冠的廉价，是以前市场经济发展中价值导向方面的失误重要的表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对经济主体素质的提高，尤其是企业家队伍的造就，有着直接的影响。应该说，经济运行的伦理价值导向的建立，经济发展的伦理的导向力的形成，是市场经济健全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市场经济成熟的重要表征。
3、伦理机制与经济主体的个体活力
活力问题，是任何经济体制、经济模式都致力寻找和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改革，其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基本方面，就是要调动作为经济细胞和经济主体的企业与个体的生产积极性，积极性就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活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经济改革与市场机制的建立，都是为了给中国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经济主体的活力在哪里？如何激发经济主体的内在活力？在这方面，传统的计划经济与现代的市场经济有着不同的文化逻辑，依循着不同的人文力。显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经济的巨大发展已经证明，后者比前者有着更大的经济活力，但这并不等于说，新的体制在激发经济活力方面就没有需要健全和值得深思的地方。因为，“活力”与“后力”是经济发展的两种不同的力，“活力”只有维持长久，才能构成“后力”，在相当程度上，“后力”比“活力”对经济发展更具有长远的意义；而且，经济主体的“活力”，也有个在多大程度上激发，以及如何开发和引导这种“活力”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方面，伦理体现出了它特有的文化力。
反思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市场体制对经济活力激发的思路，主要是把生产绩效与利益分配挂钩，从而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概言之，建立和依循的是“利益驱动”的机制。“大锅饭”的铲除，管理权力的下放，承包制、股份制的建立，都是这种思路的体现。应该说，它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经济主体的内在活力。但是，这种思路如果贯彻到底，如果只是局限于经济的意义上使用这种机制，在理论上就必须有两个基本的假设。一是“经济人”的假设。必须把经济主体设想成是或主要是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经济的动机是它的主要的乃至唯一的动机，经济的激发力是其主要的激发力，经济的需要是其活力的源泉。第二，必须假设人的需要、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只有这样，经济的刺激才可能不断调动人的积极性，经济发展才有持续发展的后力。可是事实是，在理论上，我们发现了这种假设的内在矛盾；在现实的经济运作中，我们发现了这种经济逻辑的固有缺陷。很显然，人不只是平面的“经济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与其说是经济性，不如说是道德性。人与动物都有本能的冲动，但人的欲望的实现方式、人的经济活动与动物的谋生活动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受道德的规范与调节。人性的崇高与伟大，不在于没有动物性，而在于以道德性规范动物性，从而突显出人性的尊严。动物性与道德关系，就是孟子所说的“小体”与“大体”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动物性与道德性构成人性的基本内涵，而从人兽区分的角度考察，道德性更体现人的根本特性。人不只是“经济人”，而且也是并且必须是“伦理人”。人的需要透过动机的机制，构成人的积极性的源泉，然而人的需要，尤其是人对物欲追求并不是无限的，对这些需要的满足与刺激所形成的人的积极性，更不是无限的。西方的管理理论早就发现，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相反，如果人的需要完全满足了，也会形成同样的后果，“吃饱的耗子不想动”。所以西方的管理理论、经济理论都必须以各种需要理论为基础，从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到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都是如此。“市场疲软”、“经济疲软”，是现代中国经济面临的难题，直接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后力。经济的疲软根源于经济发展活力的疲软，而经济活力的疲软，又与人的积极性的刺激与激发机制的疲软有着直接的联系。在经济改革中，奖金是重要的刺激与激发机制，但现在我们也发现，奖金这样的“刺激机制”，正逾益转化为“保障机制”，成为工资的一部分，从而丧失了对人的刺激功能。而且，当人们受单一的经济刺激左右时，事实上也就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从而与动物在食物刺激下的活动没有本质的区别。经济活力的疲软，经济主体活力激发力的疲软，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可以肯定，与经济理念与经济运作中把人当作单一的“经济人”有着内在的联系，或者确切地说，与精神文化建设、与伦理建设方面的“疲软”有着深层的因果关联。当在市场运营中把人假设为“经济人”时，当然只能采用“经济人”的激发机制；当顺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盲目作用，放弃伦理精神对人的价值导向时，又只能造就大批平面的、不健全的“经济人”；而当社会在经济之外不能找到对经济主体的激发机制时，当经济运行的活力发生疲软或不能保持时，就标志着经济发展走进了“文化沙漠”。西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曾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和教训，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应当重蹈这样的覆辙，必须尽快出这个误区。其必由之路就是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人的精神建设，特别是伦理建设，在人文精神，尤其是伦理精神中积蓄并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之源，并使之与经济发展相整合，推动市场经济的健全、持续的发展。
在哲学理念中如何为经济主体的本性定位，与经济发展的活力的形成及其激发有着直接的关联。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伦理人”的假设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经济主体本性的假设与定位。八十年代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对主体的基本定位是“政治人”的假设，人的经济行为受政治的规范，经济活力受政治的激发。但从文化本性上考察，计划经济又与传统的经济保持着某种文化上的同一性。因为，从资源配置方式上说，计划的分配必须以“关系”即条块所属关系的认定为前提，这与传统家户经济的建立必须以血缘关系的认定有着相似之处，都是伦理的认定，从运行机制上说，“计划”分配的合理性及其落实必须以经济主体即分配者与接受者的人文素质尤其是道德素质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计划经济与传统经济有着共同的文化本性，都是“伦理经济”。市场经济以“经济人”作为经济主体的文化定位与理念假设，这种假设是市场运行的前提，也是其内在局限之所在，它所产生的泛经济主义与市场规律的盲目作用，不仅会产生许多社会负面，而且也必然对经济发展的活力与后力产生消极的影响。市场经济的改革，不是对传统经济体制的简单否定，而是辩证扬弃。应当吸受传统体“伦理人”、“政治人”假设的合理内核，并与市场体制的“经济人”理念相整合，形成经济主体的健全的人性认定，把伦理的机制与经济的机制相整合，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以伦理的精神、伦理的机制、伦理激励，培养与开发经济发展的文化活力，推动、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持续的发展。
4、伦理原理与经济组织的整体合力
经济活动是社会性的活动，经济组织构成经济发展的细胞。当人们构成一定的组织从事经济活动时，马上就面临经济组织的整体合力的问题。在经济组织与经济发展中，个体的活力当然是重要的，但经济个体的活力并不一定就能形成经济组织的合力，组织合力与个体活力之间并不就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组织合力并不是个体合力的简单相加，它可以小于，也可以大于个体活力的总和。整体可以大于部分之和，也可以小于部分之和，关键是部分如何构成整体。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考察，个体活力、组织活力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与其说是线性相关，不如说更象一个平行四边形，最后的作用力并不直接取决于任何个体作用力的大小或方向，而是作为四边形的对角线所成的合力。在对日本式“儒家资本主义”的考察中，人们早就发现了组织合力对经济发展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当研究经济组织的合力时，视野立刻就突破经济本身的范畴，具有人文的性质。可以说，经济组织合力形成的直接目的是经济的，而其依循的原理则是伦理的，伦理的参与，伦理原理的运作，是组织合力形成、保持和开掘的必要条件，也可以说是其重要的源头活水。
从经济管理的意义上说，伦理的重要功能就是社会关系与社会实体的自组织，就是说，伦理有一种组织力。伦理与道德有联系也有区分。伦理是“人理”，是人伦关系的原理，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人与人相处的原理；道德是“得道”，是对价值规范体系的内化与践履。作为人伦关系的原理，它不只是一种意识、观念形态的东西，因为它透过人的情感信念发挥作用，必然要对人的行为并由此对社会关系、人伦关系发挥组织、调节作用，最终外化为一定的生活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伦理是社会生活秩序的自组织，道德是个体生命秩序的自组织。经济活动必须透过一定的组织实体，而组织有他组织与自组织两种形式，前者是客体性、外在性的，后者是主体性、内在性的。在对人的行为选择发生的影响中，后者比前者更为深层。西方近代管理理论的重大发现之一，就是“非正式组织”对生产的影响，“非正式组织”就是企业内部的自组织，它遵循的逻辑、不是经济的逻辑、行政的逻辑，而是伦理的逻辑，情感的逻辑。中国文化是伦理型的文化，血缘构成这种文化的范型与基础，因而在中国社会中，伦理的自组织功能特别明显，自组织力特别巨大。一方面，“人伦”本身就是一种自组织模式；另一方面，伦理的取向也决定了伦理价值、伦理原理对组织建构的特别重要的意义。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伦理在经济组织中的自组织功能、自组织力总是潜在的，问题在于是否能自觉把握，并引导其作用的方向。伦理价值、伦理原理不同，这种自组织力的大小及其作用的性质肯定是不同的，于是伦理建设在经济组织的建构中，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凝聚力是伦理对经济组织的作用的另一个重要的人文力。组织的存在及其运作，最重的因素就是其内在的力。凝聚力的有无，凝聚力的大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组织功能的发挥，决定着组织合力的大小，甚至也决定着组织的存亡。经济组织如果丧失了凝聚力，其内在的生命也只是名存实亡。凝聚力形成的过程，就是组织合力形成的过程，凝聚力构成组织合力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基础。凝聚力如何形成？在初期的市场运营中，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只要待遇好，薪水高，就能拢住人心，自然就能产生凝聚力。实际上，高报酬只能产生企业对个体的经济吸引力，它只是凝聚力产生的必要条件，并不就是凝聚力本身。或者说，它可以把经济个体吸引到单位来，并部分地调动他们的个体活力，但员工能否真正同心同德，同舟共济，个体活力能否最终形成经济组织的合力，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因为，无论如何，经济组织内部存在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对员工来说不仅存在利益的绝对性即工资的绝对量的问题，更存在一个相对利益，存在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对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认识与调节的问题。这些问题，工资、利益本身是无法解决的，必须借助人们的伦理价值、伦理原理进行导向调节，尤其是在发生个体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时，这种调节与导向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组织目标、组织目的，是组织合力的指向，但组织的目标、组织的目的如何转化、内化为个体的目标、个体的目的，这也不是利益至少不仅仅是利益吸引所能解决的问题，它与人们的价值取向，与人们对伦理关系的认识与把握，与人们对伦理秩序的态度，有着直接的联系。市场的机制，很容易造成人们在经济组织的建构中对金钱的迷信，可是我们每每发现，许多企业，缺乏竞争的韧性，也许在兴旺发达时应聘者如云，可一旦发展受挫，“跳糟”频仍，甚至作鸟兽散。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就在于凝聚力太脆弱，在困难时期，员工缺乏伦理意识作支配，未能筑起企业在精神上凝聚力的长城。也许正因为如此，日本式经济组织，特别强调团队意识与团队精神，努力以儒家伦理理念培养企业内在的凝聚力，这种意识与精神在相当程度上是超越经济的，当然不可能总是或永远是超越经济的，它是在共命运的意识支配下，形成的一种伦理的人文力。因此，在经济组织中集体主义精神、集体主义意识的培养，并不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精神层面的装饰，它是企业凝聚力、企业合力形成的价值基础，对经济组织的前途与命运休戚相关。
现在，人们很担心中国经济的前途，普遍关心这样的问题：“中国会不会私有化”？然而，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往往又不能跳出经济的围墙，似乎认为，私有化的问题，只是个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相联系的问题。实际上，改革的前途问题，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与伦理问题的解决相关。按照经济学理论，组织，尤其是公有制的经济组织形成与维持的概念基础是“共同目的”。而“共同目的”问题内在地存在着两个方面，一是组织是否具有形成“共同目的”的客观基础，也就是说，集体是否是“真实”的集体，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公有制就难以维持；二是对“共同目的”的认同，这是“共同目的”的自在状态，如果客观上存在“共同目的”或“共同目的”形成的基础，然而人们并不能认同并自觉地建设它，甚至与“共同目的”相背离，组织整体的维系也会发生危机。可以说，公有制的前途，在概念基础上决定于这两个方面，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行。前者可以说有待政治的改革、社会的公正、公有制本身的完善，后者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精神建设、伦理建设。当然，前者应当是后者的基础，而且，公有制的生命力，根本上来说，还取决于能否为它注入新的活力与持续发展的后力。在经济上我不主张私有化，乃至反对私有化，但同时也很担忧，如果不在公有制的完善方面作出更有效的努力，如果社会再在精神与伦理上放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盲目作用，俄罗斯的道路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已经说明，伦理建设的问题，决不只是精神问题，而是与经济的前途、政治的前途、民族的前途密切相关的严峻课题。
伦理与经济合力的关系，在理论上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经济组织、企业，到底是一个经济实体，还是一个伦理实体？在市场体制的转换中，人们接受并习惯于一个断语：企业是一个经济实体。实际上，“企业是一个经济实体”，只是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换中，在强调企业经济上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的意义使用的，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有真理性，它绝不是对企业组织的全部属性的界定，更不是说企业只是一个经济实体。从企业形成的意义上说，企业不只是一个经济实体，而且同时是、也必须是一个伦理的实体。毋庸置疑，企业是履行经济功能，完成经济使命的实体，但是，一方面，企业组织、企业内部人伦关系的形成，是企业动作的前提，而当讲到企业的人伦关系、组织关系时，它就是一个伦理的实体，是依伦理的原理建立起来的人伦关系的实体；另一方面，经济只是企业直接目的，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应当是服务社会，利民厚生，如果把经济作为企业唯一的、最高的目的，那“经济实体”就有蜕变为“经济动物”的可能。可见，在历史和逻辑上企业都不是，也不应该只是一个经济实体。“伦理实体”的概念，突显的是企业组织及其经济运营的人文原理与人文动力，强调的是企业对社会的伦理责任。所以，我们常常见到，不少发达国家，不仅把企业所有者称作“经济法人”，同时也称作“伦理法人”，体现的就是企业作为“伦理实体”的本性。
5、经济—伦理生态与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
综上所述，“人文力”的概念，不只是一个伦理的或精神文明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的或物质文明的概念，而是一个伦理与经济相联系，精神向物质转化的概念。“人文力”的视角，不是在孤立的“精神文明”的范畴中考察伦理建设，而是把它放到整个社会发展的大系统中把握，突显的伦理建设如何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因而，“人文力”的视角，就是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视角。通过以上论述，“人文力”概念得出的逻辑结果是什么？就是要建立“经济—伦理生态”，由此实现经济与伦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到底应当如何理解目前的伦理建设？大而言之，如何理解目前的精神文明建设？我认为，必须突破一种思维框架的局限，这就是：就伦理谈伦理，似乎伦理建设只是为了提高人的道德水准，与经济发展并不相干；就精神谈精神，似乎精神文明建设只是对社会的精神生活的建设。顺着这种思路，伦理与经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永远只能是两个相分离的结构，伦理建设并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的和现实的力量，只是一种精神装饰，到最后，当这种切肤之痛消失后，当人们体会不到某种紧迫感的时候，“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又会重现。伦理建设要保持后劲，经济发展要保持后力，就必须在“生态”的意义上理解当今的伦理建设，在“协调发展”的意义上理解精神文明建设。从可操作性的角度分析，这种理解包括两个过程：一是在“生态”与“协调发展”的意义上建设现代伦理与精神文明；二是把这种伦理与精神文明整合到济发展与物质文明中，形成经济发展的内在的与现实的推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建设，具有精神与物质、道德与经济的双重价值与意义。可以说这种生态的建立，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的形成，才是伦理建设或精神文明建设的最后目标。
经济—伦理“生态”的内涵与特征是什么？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作出这样的概括：现代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伦理协调发展的生态的基本内涵，就是市场精神与伦理精神的统一；市场机制与伦理机制的统一；市场原理与伦理原理的统一；一句话，是市场规律与伦理规律的统一。实现了这样的统一，也就建立起了协调发展的经济—伦理生态。然而，强调二者的统一，并不意味着二元论和多中心，在这个矛盾统一体中，存在着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经济—伦理生态”的视角的确立，必须消除两种模糊的认识。一是所谓“代价论”，认为发展经济总要付出一定的道德上的代价。这种观点本身在逻辑上就难以成立，因为，如果这种“代价”是真实的，那么，以牺牲道德为代价的发展，并不是真正的、健全的发展，也不可能有持续的发展；如果这种代价指的是经济发展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突破，而不是社会道德素质的下降，那么，这就不是“代价”，而是道德上的进步。二是所谓“法制经济论”，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只要建立完备的法制，就会最终解决问题。不错，市场经济应当也必须是法制，中国的市场经济尤其呼唤法制的完备，但这决不等于说，建立了法制就解决了市场经济健全、健康发展的一切问题，法律可以规范经济行为，建立市场秩序，但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规范，它并不能解决人的精神生活、精神素质的问题，更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人文动力的问题。法律与伦理的区别在于：法律把人们的行为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而伦理把人们的行为调节在“理想”的程度上；法律是社会的他组织，伦理是社会的自组织；法制是一种强制，可以建立某种强制性的秩序，伦理是一种价值，可以转换为一种人文动力。因此，伦理建设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后力，并不是法制完备就解决一切的简单问题。
在经济—伦理生态的视角上，“人文力”的概念突显的是伦理“人文资源”的意义，“人文资源”是“人文力”逻辑地派生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的实质是：伦理建设不只是对人的精神价值的建设，而且是对“人文资源”的开发，其结果是在建立合理的伦理秩序的同时，开发出市场经济发展的人文动力。从宏观上区分，社会的资源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资源，一种是人文资源。前者是物的资源，后者是人的资源；前者的利用必须进行科技开发，后者的利用必须进行人文开发；前者开发的是自然力，后者开发的是人文力。与自然资源相比，人文资源具有更大的再生性、主体性和直接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开发价值。“人文力”的概念，“经济—人文生态”的概念，内蕴的意义就是要把伦理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当作“人文资源”来开发，使之转换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从而与经济社会形成完整的生态。同时，对经济来说，它也是一个新的视角，不是在经济的视野内，而是跳出经济的围城，在人文动力与人文后力的意义上透视经济发展，用一句套话，这叫“第三只眼睛看经济”。而在“人文资源”的意义上，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在人文资源，尤其是伦理的人文资源的积蓄、激发机制方面更为丰富，如果加以有效合理的开发，形成的人文力将更为巨大，经济发展也必将会获得更为巨大的人文推动力。当然，这里必须进行传统的现代转化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