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嵌入区域价值链
——基于WIOD41个国家的实证研究*
刘文革 周洋
内容提要： 随着全球“碎片化”生产的深入，跨国企业在全球贸易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当前“谁也离不开谁”的世界经济格局下，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国家地缘政治事件的冲击，地缘政治风险因素对全球（区域）价值链的影响日渐凸显。本文从中国嵌入区域价值链的视角，重点分析地缘政治风险是如何影响中国嵌入区域价值链中的位置，并指出一国的地缘政治风险主要来源于极端风险事件和国内的制度环境，而参与价值链分工的本质则是跨国企业的投资和贸易行为。地缘政治风险对国际投资的影响主要是影响投资企业的固定成本，而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主要是减少母国对目的国中间品和最终品的投入，进而影响在区域价值链中的位置。实证分析表明，如果以出口的国外增加值所含中国增加值的比重为被解释变量，地缘政治风险指数越大，中国嵌入区域价值链的位置就越高。此外，如果以中间品出口国外增加值对中国的依赖度为被解释变量，地缘政治风险对它的影响更大。① 中间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比出口的国外增加值更能体现一国的技术水平高低，若该国的中间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在逐年增加，说明该国在不断进行产业升级，技术创新。 另外，选用不同计量方法进行验证，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嵌入区域价值链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但是回归系数不稳定，这表明影响地缘政治风险的因素较多且作用大小差异较大。因此在不同情形下，对中国嵌入区域价值链的影响是不稳定的。② 文中实证部分采用的是工具变量法和差分GMM法，从本质上讲都是“工具变量法”，区别在于后者默认的工具变量与前者不同。
关键词： 地缘政治风险；区域价值链；制度环境
一、提出问题
随着近年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剧变，自20世纪“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全球区域一体化也开始出现动荡的迹象，一时间地缘政治事件频繁。例如，近期特朗普对华的“技术冷战”加大对华为公司在软件和硬件产品上的打压力度，并以此来提高美方在中、美两国贸易谈判中的要价。此外，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日益紧张，俄罗斯与欧洲各国的关系也逐渐降至冰点。中美关系更是如此，似乎在2018年已处在最关键的历史节点之上，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为中美贸易战，将世界经济局势、大国关系推上了风口浪尖，极大地影响着经济体之间、区域之间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走向和选择，以及双边、多边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推进与组合，全球正进一步迈向新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大变动时期。
张丽娜(1985-)，性别：女，民族：汉籍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学历：本科，职称：助理会计，研究方向：财会。
目前看来，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对跨国企业而言，主要是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打击了各国企业之间经贸合作的信心，提高了避险需求；此外，频繁的地缘政治冲突① 这里的冲突不再局限于早期的兵器战，还包括价格战、贸易战等涉及经济领域的对抗。 更将引发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对抗情绪，迫使全球区域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各跨国企业间被迫减少贸易量，甚至断绝经济往来，最终影响到整个价值链体系的形成。因此，地缘政治风险的改善对一国的营商环境、企业的生产效率等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以中国嵌入区域价值链为立足点，分析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嵌入区域价值链中位置的关系。在世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大国博弈处于紧张的阶段，因此，本文将通过构建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测算中国在不同区域价值链中的地位，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嵌入区域价值链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评述
随着全球“碎片化”生产的发展，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受到了众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中间品贸易的研究。① Vanek J.,“Variable Factor Proportions and Interindustry Flow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77,No.1,1963,pp.129-142.目前，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已然成熟，乔小勇通过梳理近十年国内外价值链相关文献发现，学者大多从价值链指标测算、产业升级、全球价值链治理、贸易政策选择等四个方面着重展开研究，尤其在价值链地位指标测算方面文献颇多。② 乔小勇、王耕、李泽怡：《全球价值链国内外研究回顾——基于SCI/SSCI/CSSCI文献的分析》，载《亚太经济》，2017年第1期，第116—126页。 胡梅尔斯（Hummels）首次通过构建垂直专业化指标（VS）来衡量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程度，但其包含的两个隐藏假设致使该方法存在较大的瑕疵。③ 两个假设前提分别是：（1）出口品所消耗的进口中间品比例与国内消费品消耗进口中间品比例相同；（2）使用进口投入生产并出口是一国参与GVC的唯一方式。很明显，前者与加工贸易的现实情况相违背。后者则忽略了一国参与GVC过程的多种情况。 而后库普曼（Koopman）等基于前人的研究，延伸提出了KPWW方法和两个评估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的指标：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GVC Position）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GVC Participation）。④ Koopman R,Wang Z,Wei S J,“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4,No.2,2014,pp.459—494；王直，魏尚进，祝坤福：《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第108—127页。从已有的测算方法来看，大多研究侧重的是一国参与价值链横向和纵向的情况，或是研究单个主体全球价值链治理、升级等问题，而鲜有学者从价值链视角来揭示双边贸易关系本质。就双边贸易关系的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外学者在通常情况下会选用经济相互依赖度、国际市场依赖度或更细化的某种经济行为依赖度。例如，李思龙用固定资产投资依赖度与市场化指数的乘积表示市场依赖度，并以此为传导路径得出了“企业资本错配程度在市场依赖度不同的情况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性”；⑤ 李思龙、郭丽虹：《市场依赖度、资本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载《宏观经济研究》，2018年第2期，第103—115页。 林珏认为，中美之间的非对称经济相互依赖加深能促进两国各层次对话增多，外交关系加强。⑥ 林珏，谢汶莉：《中美非对称相互依赖与权力变迁的实证分析》，载《世界经济研究》，2015年第10期，第44—53页。 笔者认为，与以传统计数的贸易总额衡量两国贸易关系相比，增加值贸易更能反映国家之间经贸合作的密切程度。因此，结合“经济依赖度”的内涵，本文提出“中国嵌入区域价值链”的概念，以反映一国参与价值链分工对另一国的依赖程度或是一国对另一国参与价值链的贡献程度。
另外，在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因素上，现有文献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类是基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所提出的要素禀赋、技术水平等比较优势，如苏杭从企业和产业层面考察了要素禀赋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效果，发现要素禀赋是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决定性因素，其中劳动力投入的促进作用大于资本投入和研发投入。① 苏杭、郑磊、牟逸飞：《要素禀赋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基于WIOD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分析》，载《管理世界》，2017年第4期，第70—79页。 另一类则是基于当下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家特征型因素，戴翔如等运用多种计量方法研究了制度质量对中国出口技术含量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制度质量对以出口技术含量表示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地缘政治风险因素对价值链贸易的影响是大多数学者所忽略的，主要原因在于地缘政治风险的突发性以及难以准确量化的特质。② 戴翔、郑岚：《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载《国际贸易问题》，2015年第12期，第51—63页。 目前，关于地缘政治风险的文献绝大多数仅限于理论的分析，郝晶晶等在研究中、蒙、俄大国关系时指出，当今科学技术与全球化替代了“冷战”结束后的两极格局，要正确的解释和反映大国关系就需要用新地缘政治理论体系，其中应至少包含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③ 郝晶晶、张素丽：《中蒙俄经济走廊背景下中国地缘政治格局的发展研究》，载《经济管理者》，2017年第2期，第5页。 而在与地缘政治风险评估方法相近的研究方面，国内文献也有涉及，如谢孟军基于52个国家选用全球治理指标体系下的7个细分指标作为政治风险的代理变量，并结合中国OFDI区位选择，得出了中国OFDI区位选择与目标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均显著相关且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向于政治风险小的地区的结论。④ 谢孟军：《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研究》，载《国际经贸探索》，2015年第9期，第66—80页。
从文献梳理来看，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国内外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目前对价值链的研究重要集中在动力机制、贸易地位测算、治理问题、产业升级、影响因素等方面。就现有文献来看，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深化：第一，关于价值链的研究大多基于全球视角，而区域价值链分析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但目前对区域价值链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地位指标的测算比较与演变分析，很少有学者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去解读一国在其他不同国家内部价值链中地位的变化；第二，现今多数研究价值链的文章反映的是一国参与价值链分工在全球范围的地位情况，能反映其地位的高低，却不能体现它所处地位是否有利，或是参与价值链分工所包含的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系不能清晰地从指标上反映出来。
而关于地缘政治风险的文献起步较早，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体系也较完善，国内对地缘政治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且随着新地缘思想的兴起，新的地缘理论体系还未完全形成。因此，就现有研究来看，仍存在以下两个需要努力的方向：第一，关于地缘政治的研究大多数学者是从理论上分析现实事件、政策、战略等所体现的地缘思想，而忽视了地缘政治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具体影响，也即缺少相关实证性的研究；第二，限于数据的完备性和可获取性，如何准确量化地缘政治风险以及将其与其他国家性风险相区分是当前研究的难点和未来的研究方向。因此，基于上述总结，本文将尝试构建地缘政治风险指数，以及通过测算中国在不同区域（国家）内部价值链中的地位来分析双边贸易关系，并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地缘政治风险因素对中国嵌入区域价值链中地位的影响。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缺乏从价值链贸易的视角分析双边关系问题，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因素亦是影响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本文力图从地缘政治风险出发，以中国嵌入区域价值链表示双边贸易关系，结合理论、实证方法和博弈论模型探讨两者间的动态作用关系，这一研究是对现有文献的补充与拓展，所得结论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理论分析
参与价值链分工的本质是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活动。因此，本部分主要从理论上分析地缘政治风险对母国跨国企业投资和贸易活动的影响。随着“瓦尔拉斯模型”影响力的示弱，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而其中的交易成本理论为一国企业投资和贸易所面对的地缘政治风险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一国跨国企业的投资和贸易盈利能力取决于产品的生产和交易成本，而这与目的国的政权稳定性、制度环境、社会稳定情况密不可分。本文所讨论的地缘政治风险即是一国跨国企业进行国际投资和贸易活动所面临的非商业性风险，并且将其分为两个方面讨论：一是极端风险事件，二是制度环境。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对中国嵌入区域价值链的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对中国嵌入区域价值链的作用机理
参与价值链分工的本质是生产分工的跨境分割，或是跨国企业的国际投资和贸易行为。在频繁的产品贸易活动中，政治冲突、贸易摩擦升级等极端风险事件的发生会影响商品流动、提高跨国企业的参与成本，是一国参与区域价值链分工的重要阻碍，进而影响投资和贸易的正常运行。本文所研究的极端风险事件主要包括：政权更迭、战争冲突、恐怖主义、贸易摩擦等。极端风险事件对国际投资的影响主要是影响投资企业的固定成本，体现为阻碍母国参与区域价值链分工，降低母国在区域价值链中的地位，严重时前期投资会前功尽弃，可能出现中断价值链的情况；极端风险事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主要是影响企业的可变成本，主要为出口货物，体现为减少母国对目的国中间品和最终品的投入，降低母国在区域价值链中的地位。综上所述，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 当母国及其他国家条件不变时，目的国的极端风险事件爆发频率越低，破坏程度越低，则母国在该国价值链中的地位越高，即目的国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中所含母国增加值就越高。
如前所述，使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可能会由于遗漏变量、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等内生性问题而使得结果与真实情况相距甚远。而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在不同国家价值链中地位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原因在于：前者会显著影响后者；另外中国在其他国家价值链中地位的升高会逐渐引起“被投入”国的警觉，结果是一系列贸易壁垒政策接踵而至。因此，我们采用静态面板工具变量法对模型进行估计，采用的工具变量为来自国外难民总数，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由于难民主要为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等恶劣生活环境所致，来自国外的难民越多，接纳国所承受的经济、社会压力也越大，产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也越高，从而该指标与地缘政治风险显著相关（前文合理性检验也已说明），但与中国在不同国家价值链中地位的高低无直接相关性。另外，为了在实证上确保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我们还对工具变量进行了识别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工具变量是合适的。
表4中报告的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其对LnCTB的回归结果显著性与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均为在10%水平上显著，但相关系数大小增加了约4倍。由此，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前文所述存在的内生性之后，地缘政治风险对LnCTB仍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大小尚不能确定。就控制变量而言，各列研发投入和基础设施对LnCTB的回归结果在系数和统计显著性特征方面基本与表4中结果保持一致。此外，对外开放程度和自然资源禀赋变量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后对LnCTB的影响变得显著，这一变化可以说明，对外开放程度和自然资源禀赋与地缘政治风险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假设二： 当母国及其他国家条件不变，目的国的政治制度越公平，经济制度越透明，法律制度越完善，则目的国的制度环境越好，母国在目的国价值链中的地位越高，也即目的国出口的国外增加值所含母国增加值的比重就越高。
大鼠进行脑缺血后瞳孔散大，眼睛由红变白，缺血前期呼吸加快变浅，缺血后期呼吸减慢变深；再灌注期间瞳孔由散大转为缩小，眼睛由苍白转为红润，且呼吸加深加快慢慢转为正常平稳呼吸。
四、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构建① 具体指数构建方法见：刘文革，周洋：《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构建及其跨国比较》，载《区域与全球发展》，2018年第2期，第5—29页。
地缘政治风险的量化不仅停留在政治的层面，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政治与经济已密不可分。应该说，上述指标能够反映一国的大致制度情况，但这是不够全面的，现有量化地缘政治风险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测度地缘政治风险的指标缺乏，涵盖面较为狭窄；第二，各细分指标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存在信息重叠问题，直接用传统量化政治风险的指标做实证时会存在内生性和共线性问题。为尽可能完善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选用美国PRS集团公布的国际风险指标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原理从政治和经济两大方面构造涵盖多维度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
结合算出的政治制度距离指数、经济质量指数以及美国PRS集团衡量经济体政治风险的计算方法如下：一国的地缘政治风险=0.5×政治指数+0.25经济指数+0.25金融指数。其中，政治、经济、金融三大指数的最大分值均为100。② 由于PRS集团并未对此模型（公式）做出详细的解释和说明，仅仅是进行了简单的加权平均处理，本文在此基础上做了少许的修正。 笔者在该公式上做少许修正，提出本文的地缘政治风险量化模型，即一国的地缘政治风险计算方法为：
唐以军告诉记者，2018年3月，一名尼泊尔留学生旅游时，在丹江口水库溺水，当地群众及其同伴边报警，边通过急救人员电话指导，对其进行救治。同伴在专业急救人员到现场前，争取到挽救时机，最后患者成功复苏。他表示，急救科普非常重要。
通过对上述计算结果的整理，代入地缘政治风险量化模型中，可以得到各国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
五、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与模型构建
在检验过程中，通过依次纳入其影响因素进行回归以使得结果更具稳定性。在表3的估计结果中，第一列结果仅将来自国外的难民总数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所得。检验结果表明，来自国外的难民数和国内的难民数与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呈负向关系，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地缘政治风险存在显著影响，也即难民数越多，地缘政治风险指数越小（地缘政治风险越高）。具体而言，邻国及本国的战争、饥荒、恐怖主义等均会增加难民的数量，显然，难民数的增加对一国地缘政治风险具有恶化作用。此外，高等学院入学率和市场监管质量的系数估计值为正，影响效果仍然显著，表明高等学院入学率的提升可以有效地减少国内社会动荡的发生，市场监管质量的提升则可以更好地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一国的地缘政治风险改善具有促进作用。
考虑到前文所构建地缘政治风险指数的合理性及后续计量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构建了如下两个面板计量模型：
其中，模型（1）为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合理性检验模型，LnGRRIit 为一国的地缘政治风险，也即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RPit 为来自国外的难民数，DRit 是来自国内的难民数，eduit 是一国的高等学院入学率，GEit 、MSQit 和corruptit 分别为政府效能、市场监管质量和控制腐败程度。
收集并记录每位入组高危孕妇的基本资料，每次由专业护士对研究对象进行血压测量并记录。对每位入组的28～34周孕妇收集血液样本并保存。随访每位孕妇的妊娠结局信息。子痫前期的诊断及分类标准依据谢幸主编的《妇产科学》第8版。所有的入组孕妇均填写知情同意书。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参考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二）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合理性检验
前文构建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是否具备现实合理性，还须通过实证分析来检验。笔者认为，影响一国的地缘政治风险可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来分析。外部因素涉及的是传统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研究的国家之间的对领土及资源的争夺，或是笔者提出现今地缘新思想中所提到的、进行相互合作达到共赢以降低极端风险事件发生的频率；内部因素无外乎囊括的是一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环境等。基于以上的认识，选取了与之相关的解释变量，建立合理的实证模型来检验地缘政治风险指数的合理性。
表2 模型（1）实证模型选取检验
从表6中可以看出，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L.Ln CTB，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当期出口国外增加值贡献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另结合接下来稳健性检验中的结果可以说明中国对各国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贡献存在“持续性”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地缘政治风险指数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但估计值与前述两种估计方法得到的结果均不同，这一结果表明影响地缘政治风险大小的因素很多，并且产生的效果不尽相同。由此可见，地缘政治风险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它对本文被解释变量的确存在显著的影响，但影响大小是不固定的，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地缘政治风险具有突然性和不可预估性。控制变量方面，在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解决内生性后，回归结果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各变量对LnCTB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样的话一说，就硬生生地把常爱兰噎住了，常爱兰后来就再也不说什么话了。但周小羽依然等，天天晚上在门口等。
由图2可以看出，随着升温速率的增加，DTG曲线峰值向较高温度区域移动，并且挥发分析出的温度范围(失重第二阶段)也呈现增加趋势，这可以促进污泥内部有机物质的热分解反应的进行。同时，升温速率的增加可以明显提高污泥热解的最大失重速率。这主要是由于升温速率的增加缩短了热解反应时间，从而影响了污泥热解过程中化学转化反应的发生。同时，在较高的升温速率下，由于传热与传质扩散的影响，污泥样品与热重仪反应室中的温差也会变大，样品内部颗粒的温度和外部颗粒的温差增大，挥发分的析出释放峰滞后，从而使污泥的转化率降低。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提高污泥热解的升温速率达到提高污泥整体处理效率的目的。
表3 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合理性检验
前文关于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宏观机制分析，主要还是基于逻辑推演，缺少来自实证的合理性检验。鉴于此，本文选用国家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地缘政治风险是否显著影响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地位。
（三）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嵌入区域价值链的实证分析
通过数据匹配，样本容量最终确定为2000—2014年全球41个国家，分别对模型（2）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随机效应回归、工具变量法和差分GMM法进行检验；接着具体分析和检验极端风险事件和制度环境对中国嵌入区域价值链的作用效果是否符合理论分析中所提出的假设。
作为护理人员,首先要有一颗善解人意的心,对患者要有足够的同情、关心和耐心,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够心平气和的和患者交流,将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给他们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不要让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感觉到任何不适的眼光和对待,从而让患者将医院当作家,有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以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接受治疗。其次,护理人员也应该利用工作之余不断提高自己护理的专业水平,与患者交流时,如果有足够专业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就能够用非常舒适的技巧跟患者交流,并且用非常平易近人的态度给患者讲解更多关于治疗方案的专业知识,尽可能平复患者紧张的情绪,对患者的问题有问必答,治疗和护理时得心应手,找到一个最和谐的交流和护理方式。
表4 基本估计结果
表4报告的是以一国出口国外增加值中所包含中国增加值比重（LnCTB）为被解释变量、采用多种回归方法得到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结果中地缘政治风险的系数估计值为正，并且分别在5%和10%显著性水平以上对LnCTB存在显著的影响，可以看出一国改善地缘政治风险可以提高中国在该国价值链中的地位；一国的研发投入回归系数显著为正。需要解释的是，一国的研发投入无法直接影响中国对该国的贡献，因为随着该国的研发技术水平的上升，使用国外投入的总量会下降，其中也包括中国在内，但中国对其出口国外增加值的贡献度是上升的；① 一国研发投入的增加，使得该国使用外国的产品减少，从测算公式上表现为分母的减少，分子中国对其的投入量，同样也会减少，但减少的量小于分母减少的量，从而数值是增大的，因此中国在该国价值链中的地位是提高的，回归系数为正。 基础设施（INF）回归结果在5%水平上显著且稳定，表示一国互联网使用人数越多，中国对其出口国外增加值贡献率也越高，其内在传导机制与研发投入相似，故不再赘述。另外，对外开放程度（EX）、资源禀赋（AE和RC）的回归结果不显著与预期不符，原因可能是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等内生性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检验估计。
成岩后影响鲕粒的主要为重结晶作用。形成鲕粒的碳酸盐在结晶时为文石，后期已转变为方解石，部分方解石切穿泥晶层，为重结晶形成。且重结晶现象越靠近核心越强烈。鲕粒核心也已重结晶为细晶方解石，在核心附近泥晶层纹已很难分辨，并有两粒自形白云石晶体结晶。
表5 工具变量识别性检验
地缘政治风险从跨国企业的视角来看，这种不确定性被解释为本土能否为国外的跨国企业营造一个优良的营商环境，除去上述所讲来自国外的极端风险事件所引发的地缘政治风险外，来自本国内部的制度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同样至关重要。制度环境的作用主要是改变企业的交易成本，进而企业主体产生经济行为预期。从政治层面来看，政府效能的提高，可以有效降低母国企业在参与价值链分工中的成本，腐败的控制也保障法律的正常实施，端正社会风气，给母国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社会的动荡；从经济层面来看，国际市场制度是保障跨国企业之间进行良性竞争和信息交流的重要前提，一国政府实施有效的对外制度可以避免在未来合作中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从法律层面来看，一个国家的产权界定、保护和实施比另一个国家更有效，那么这个国家的运转效率就越高，从而能更有效地促进出口，贸易伙伴国的信用制度越完善，出口企业在评估、授信、收回款项的过程中所花费的交易成本也越低，出口企业也更偏好与信用制度健全的国家进行经贸合作。
另外，企业的出口行为往往具有持续性特征。笔者认为，中国在不同国家价值链中的地位可能也存在相同特性。因此，考虑在原模型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作为解释变量。然而，当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变量加入方程后可能会产生新的内生性问题。为此，我们将采用差分GMM法(Difference GMM)对原模型做进一步的估计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① 差分GMM法从本质上讲是工具变量法，是用被解释变量的所有滞后阶数作为工具变量。而使用该方法必须通过扰动项自相关检验和过度识别（Sargan）检验，从回归表格中看，AR（1），AR（2），AR（3）分别表示一阶、二阶、三阶自相关检验，检验的原假设为“扰动项不存在相关”。Sargan检验的原假设为“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 另外从自相关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结果来看，结合脚注中描述的检验条件，扰动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并且通过了过度识别检验。② 下文中所用到的差分GMM方法，检验方法和过程完全相同，因此在后续是实证中检验方法、过程和结果不在赘述。 因此模型（2）可以使用差分GMM估计法。
表6 动态面板差分GMM可行性检验
从表2中结果可以看到，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分别与混合效应比较中，P值均为0，显著地拒绝了“使用混合效应”的原假设。最后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4795，接受了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的原假设。因此，在后续对指数合理性检验回归中应选用随机效应模型。需要说明的是，前文笔者提到地缘政治风险具有不可预测性和突然性，这与上述检验结果是相符的。
模型（2）为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参与各国价值链分工贡献度影响的面板模型，Yit 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LnCTBit 和LnCTB_INTit ，也即出口的国外增加值贡献度和中间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贡献度；RCit 和AEit 为资源禀赋控制变量，分别表示可燃再生资源占能源总量百分比、可替代能源和核能占能源总量百分比；LnRDit 为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表示一国的创新能力；LnINFit 为互联网使用人数，表示一国的基础设施情况；LnEXit 为货物和服务进口占GDP的比重，表示一国的开放程度；i表示国家个体，t表示年份，ɛit 和ϵit 为随机误差项。
为了验证前文理论分析和假设是否成立，下面将分别实证检验极端风险事件、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不同国家价值链中地位的作用效果。其中被解释变量仍是一国出口国外增加值中所包含来自中国增加值的比重LnCTB，极端风险事件的代理变量选取的是来自国内的难民总数DP和来自国外的难民总数PR，而制度环境的代理变量则选取的是政府效能GE、市场监管质量MSQ和法律法规LS，分别表示制度环境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三个方面。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极端风险事件与制度环境估计结果
从表7中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中，来自国内的难民总数和国外难民总数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一国极端风险事件的发生会抑制中国在该国价值链中的地位，从而验证了假设一的合理性。从制度环境方面看，政府效能、市场监管质量和法律法规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一国政府效能的提升，市场监管质量的提高以及法律法规的完善对中国提升在该国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而也验证了假设二的合理性。此外，研发投入和基础设施回归结果与表4中结果一致，表明一国的研发投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的提升都对中国在该国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8 分时间和国家差分回归结果
表8体现的是分时间和国家的差分回归结果。从分时间估计结果看，金融危机前后，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提升在一国内部价值链中地位的影响都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从回归系数上看，金融危机前相较于危机之后影响更为明显，但差距不大。原因可能是金融危机对各国的营商环境以及参与价值链分工的冲击都较大，冲击范围较大。从不同的国家来看，相较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发达国家价值链中的地位受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更大。从前文可知，近十年来，中国国进出口的贸易伙伴国均以发达国家为主，从价值链的视角看，中国给发达国家的投入远超给发展中国家的投入，因此，回归系数相差较大。从控制变量看，所有控制变量在危机之前对中国嵌入区域价值链的影响更大；从分国家的估计结果看，只有研发投入对发达国家影响更大，其余控制变量均对发展中国家影响较大。这里可以解释为，发展中国家科技水平仍未有新的突破，增加研发投入并不能马上提升生产效率，而其余控制变量的变化能对贸易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四）稳健性检验
在计量经济学中，稳健性检验主要是考察评估方法和指标解释能力的稳定性。通俗来讲，也就是当改变某几个参数时，这种评估方法或指标解释是否仍然合理，并保持一致解释。一般而言，稳健性检验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法：第一，从原始数据着手，将数据的分类标准调整然后再进行检验，结果是否依然显著；第二，从变量出发，用相类似的变量进行替换，然后进行检验结果，如公司规模可以用总资产或是总销售额来替代；第三，从不同的计量方法着手，如可用OLS、FIX、双重差分法及倾向得分匹配等，看结果是否依然稳健。
从上述实证过程看，通过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动态面板回归来消除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另外，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健，还通过不断纳入控制变量的方式看回归结果是否稳健且显著。因此，在本部分将使用第二种方法，选用不同变量即使用“一国中间品出口国外增加值中所包含来自中国增加值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以确保上述实证结果是否可靠。
实验测试在正常运行的线路上进行，车辆状态及线路条件均满足标准相关要求。实验测试过程中，测试车厢内处测试人员外，无其他人员，同时车辆的设备均处于正常开启状态，所有车门均处于关紧状态。数据采集过程中，避免鸣笛、制动以及通话等异常因素的影响。分别测试70km/h、90km/h、100km/h车内噪声。试验现场照片如图1所示 。
表9体现的是以中间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贡献率（Ln(CTB_INT)）为被解释变量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第一列至第六列回归结果中地缘政治风险的系数估计值为正，但回归结果不稳定，其中模型（3）、（4）、（5）均不显著，与表6—4中结果大相径庭。与上述结果相同的是，研发投入与基础设施两个变量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且较稳定。
表9 Ln(CTB_INT)静态面板OLS实证结果
（续表）
值得注意的是，表4中两个资源禀赋变量AE和RC结果均不显著，表9中AE和RC结果出现显著的情况。首先，本文选用的资源禀赋变量是可燃再生资源占能源总量百分比、可替代能源和核能占能源总量百分比，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也代表了一国的综合科技水平；另外，一国的中间贸易品出口不断增加，说明该国产业正在进行升级，国内从事高技术生产的企业越来越多，而最终品出口则更多的代表从事低端加工组装的活动；就此比较两个不同的被解释变量的内涵，Ln(CTB_INT)的提升更能代表中国在他国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Ln CTB包含了最终品和中间品，因此，当以中间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中所含中国增加值的比重为被解释变量，AE和RC影响作用更为明显。
表10 Ln(CTB_INT)工具变量法实证结果
（续表）
表10体现的是以Ln(CTB_INT)为被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后，与表4中得到结果不同的是，在依次纳入控制变量后，各列地缘政治风险指数估计结果均在5%水平上显著，系数值比表4中得到的系数增加了4倍，且比对Ln(CTB)估计得到的估计系数值略高，这可以看出，地缘政治风险对Ln(CTB_INT)确实存在显著影响，且比对Ln CTB的影响更大；研发投入和基础设施估计结果显著且稳定，对外开放程度在选用工具变量法后回归变得显著，估计系数较稳定，均与表10结果相似；自然资源禀赋估计结果显著且不论是在估计系数^还是统计性显著性方面均比表9中的估计结果更显著，这也印证了前文所述，本文选取的自然资源禀赋比变量更反映了一国的综合科技水平，因此对Ln(CTB_INT)的影响作用更大。
这件事后来我们岭北人都知道了，大家都觉得驮子说得有道理，这个周小羽性格孤僻，目无尊长，读书一点读不来，乱七八糟的涂几张画有什么用，还不如弹棉花来得实在，直接挣钱了。如果再这样放任周小羽乱涂乱画下去，指不定什么时候再让李老师上门来，而且还指不定弄出什么大事来。
六、结论及启示
基于近些年地缘政治事件频繁爆发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本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测算出双边中国嵌入区域价值链，理论加实证分析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嵌入区域价值链的关键作用。从理论上讲，价值链贸易的本质是企业的进出口行为，而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主要是对未来经济活动造成不确定性，从而影响企业家的决策。为了规避风险企业会减少对极端风险爆发国的出口，或者是一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提高贸易壁垒而使得企业被强制减少出口。据此，本文采用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测算出中国嵌入区域价值链的位置，结合此前构建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并分别采用静态面板OLS回归、工具变量法和差分GMM估计，对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影响中国嵌入区域价值链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相关检验结果表明，当以出口的国外增加值所含中国增加值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对中国提升在区域价值链中的地位产生显著且稳健的正向作用；而以中间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所含中国增加值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对中国提升在区域价值链中的地位仍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但作用效果更大。通过使用工具变量法、差分GMM法来消除内生性后发现，使用不同计量方法回归，得到的结果依然显著且稳健，但回归系数有较大的差异。此外，在分别检验极端风险事件和制度环境对中国提升在价值链中地位的作用效果后发现，极端风险事件发生频率的降低，制度环境的改善均能有效的提升中国在区域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而验证了理论部分所提出的假设。另外，在进行分时间和分国家回归后发现，地缘政治风险指数仍对中国提升在区域价值链中地位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但不同于此前的结论是，当以LnCTB为被解释变量回归后得到金融危机前的回归系数要大于危机后的系数，此外，地缘政治风险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相较于发达国家作用效果更大。综上所述，实证结果表明：一国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越大，地缘政治风险就越低，中国在该国价值链中的地位就越高。
换个角度看上述结论，可以理解为“降低对中国的贸易壁垒，中国可以为各国贡献得更多”。地缘政治事件作为贸易壁垒的具体形式，地区稳定、文化差异、宗教问题、信任分歧、制度质量等都是导致地缘政治事件爆发的主要因素，从多方面影响双边甚至多边的经贸合作，针对影响区域安全和稳定的重要因素，各国都要引起重视，严厉打击“三股势力”，积极推动区域合作、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多边外交，为有着相同利益诉求的国家搭建符合实情且能为其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平台，减少贸易摩擦，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技术的传播带来的不是竞争，而是更优质的中间品和更丰富的实践经验，进而使得多样化的商品更容易在世界各国间流通。同时，大量中间品的流入可以优化本国的产业结构，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共赢”策略的优势在于，各国生产自己擅长、资源禀赋好的商品，并出口到其他国家，也从其他国家进口本国所需商品，这样使得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优化。当下是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时代，各国经济发展彼此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只能导致贸易关系破裂，合作共赢既维护了大国友好关系，节约了交易成本，也能为双方及多方创造效益。
作者简介： 刘文革，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钱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商务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地缘政治经济学等；周洋，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国际商务研究院研究助理，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地缘政治等。（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 F113
文献识别码： A
文章编号： 2096-4536(2019)06-0094-19
*本文获研究和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18VSJ024）、中英发展知识伙伴关系项目（CIKD）的支持。全文研究中国在区域价值链中的地位情况，界定区域的大小为每个国家所占的区域，在后文分析中也会用“各国内部价值链”等词来替代。因此，本文实质上是研究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在不同国家内部价值链中地位的影响。
（责任编辑：任康钰）
标签：地缘政治风险论文; 区域价值链论文; 制度环境论文;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钱江学者”论文; 国际商务研究院论文;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国际商务研究院论文;